马勇：乾隆为何敢大言不惭拒绝英国使团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2）


　　马勇：满洲人文明素养低造成中西文明断层

　　利玛窦、徐光启那个时代，中国文明没有问题，完全可以走出新路，用加法把西方文明加进来，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最遗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明清一战。到了明朝晚期，内部的纷争引起了周边的族群不满，我们今天的概念中讲“民族”，但是我在研究古代史的时候，我始终不认为古代中国有多少民族，但是我们确实有不同的族群，这种族群是以中心文明为主导，再逐步扩大到周边的族群。就是你的文明落后一点，他的先进一点，慢慢规划过来，这就是孔子讲的以辖划异。但是周边的一族，就是稍微落后一些，开化程度不太高的族群。

　　明代中晚期在这个时候面临着我们后来讲的满洲人，满洲人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大清王朝，就导致了一个最重要的结果，因为满洲人的文明素养比中国文明要低得多。他最初入关的时候，摄政王多尔衮，包括小皇帝顺治帝，他们都不懂汉语。因此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尽快地汉化。这种状况就导致一个很重要的结果：他和原来大明王朝走下来的路径发生了一种断层。

　　原来的大明王朝这么走下去，就是中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对接的问题；怎么把西方文明怎进来、加进来。现在满洲人执掌政权，就导致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满洲人要完成汉化的过程。

　　这个时间又发生了种族的不理解。我们到今天为止一直研究清史的人还很注意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在革命的过程中，满洲人在建国革命过程中的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就是对平民的屠杀。这个问题，本来在一个王朝建立的革命过程中发生这种事情，大家都会有。问题是你要在建国之后去处理，怎么来解决这个事情。

　　我们研究清代的历史，我做学术史的时候，都注意到一个现象：我们看到清朝发展60年以后，到了康熙中期，差不多60年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方面觉得王朝在建立一个中心状态，一个盛世来临，就是康乾盛世，就是盛事来临。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的意识形态在文化政策的管控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最厉害的。

　　第一次是东汉末年，东汉末年用一百年的时间政治上高压，但是这一百年导致了中国文化的畸形繁荣，就是东汉的郑玄、何修这一拨人，在禁锢十几年、二十年的状态中，他们真正用心学术，所以说，没有郑玄、何修、马融做的工作，，很多东西我们今天就不懂了。这是政治高压导致畸形的学术繁荣，这在东汉出现了一次。

　　另外一次就是在康熙之后，年年开始。康雍乾这三朝表面繁荣，也修了《四库全书》，也修了大型典籍，但是文化的高压始终没有办法解读，我们始终弄不明白它的文化高压在干什么？其实我们的研究，他这一段时间的文化高压就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就是士大夫阶层认为满洲人建立王朝有六七十年了，你们总应该对历史问题有交代了，你们在革命当中的罪恶，总应该向人民、向汉人有个道歉。很简单，我们看《南山集》，看这些冤案，每一个冤案的背后都是要求满洲人对历史道歉。

　　马勇：清朝文字狱把近代中国的路完全堵死

　　中国的“王朝政治”，当然包括一直到今天的现代政治，其实都有怎么去面对历史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有这个问题，台湾面对这个问题，国民党面对“二八问题”，马英九每年都要去道歉。你道歉，人民就能原谅你；你不道歉，那就压制。

　　清朝在康乾盛世当中制造出的文字狱，本质就是这个问题。这么一搞的话，就导致什么东西？就是我讲的主题当中，我们“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把我们近代中国的路完全堵死了。

　　中国本来可以在明代中晚期，慢慢慢慢地和西方很融合地走进去，把西方的东西引进来，但由于发生了这么一种特殊状况，在清代早期、中期，中国的士大夫出现了一种很极端的现象：凡是领导者、统治阶层倡导的，我都不跟你合作。

　　马勇：康熙推广西学得不到汉族士大夫响应

　　康熙皇帝对西学的酷爱、熟练，是我们今天不可思议的，比我们今天领导人对西方的热爱要高得多了。康熙皇帝一直鼓励，“你们好好学西方的东西。”而且宫里面也养了一大批西方的画家、科学家，天文学、医学在宫里面都有，但是汉人士大夫恰恰对你的号召根本不回应。

　　20年前我就在研究《四库》对西学的态度，我有一篇文章就讲，就讲四库强加汉学的这一拨人对西学究竟是什么态度，他们什么态度？他们在实际的研究当中是运用西方的道理，运用西方的东西，但是在表面上，他根本不去回应朝廷、回应康熙皇帝的号召，他完全和统治者背离。

　　这样搞的话，到了乾隆年间，中国满汉之间没有这么大的冲突，但是心结存在。另外，中国和西方越走越偏，西方的东西根本不能堂堂皇皇地和中国的文明走向融合、交流的状态，因为中国的士大夫没办法认同统治者的这个东西。

　　马勇：清政府没有完全遏制传教士来华

　　但是西方在1840年之前，确实是从来没有中断过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主要是两点：一个是传教。其实从利玛窦之后，西方的传教士一直在中国活动。可能我们几天见到的传教士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不能理解，传教士就是对上帝服务的，他觉得这就是他的使命，他对这个东西看得很重。

　　在利玛窦之后，传教士确实是一代又一代地到中国来，根本就没有去禁止，清政府也没有完全地遏制他，不让他进来。到了乾隆年间有一个短暂的禁教活动，那是因为罗马教庭要干预中国活动，你怎么祭祖、怎么和他的教义之间不冲突，这段时间朝廷发火了，禁止了一段时间。但是禁止是很有限的，他根本没有把传教士全部清除出去，没有像共产党那样，在1949年之后把所有的传教士赶出去，把所有的教会改造成“三治”，和罗马教庭完全脱离关系，这个清朝没有做到。宗教和文化的交流在这个层面还有，还在影响中国的思想和文化。

　　马勇：英国人曾是中国商品的海外总代理

　　另外一个，中西之间在明代之后一直在交流的东西就是贸易，贸易急剧性增加。这个时候，西方就通过对中国的初级产品，就是我们的瓷器，我们的茶叶，我们的丝绸，最简单的初级产品通过英国人，英国人当时是做全世界的中国生意。后来我们讲中英之间的问题，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均衡，不是中英不均衡，是英国人在做着全世界的中国人的生意，他成总代理了。欧洲需要的茶叶、丝绸都是通过英国的商人去买，只要有商人活动的地方都是这么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导致了什么？中英之间的贸易一直没有中断。英国的商人一直在中国采集中国的初级产品。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最需要向世界推广什么东西？我们看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开篇就讲了：英国资本家最希望推广到中国市场去的就是他的纺织品。工业革命就是导致了纺织品这种东西，马克思说纺织资本家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穿上一双袜子，那英国人就发财了，英国的财富就不得了了！因为那时候我们中国人已经是一亿多、两亿人了。但是中国没有这种需求，这样就导致了中西之间的合法和非法的贸易一直拖到乾隆年间，他没有办法解决贸易的均衡问题。

　　没有解决贸易的均衡问题，在乾隆年间康乾盛世的时候，基本上像汉武帝时候的盛世，完全是财富积累到……财富衡量就是真金白银，这些白银积累在朝廷当中，已经多得不得了，有巨大的贸易顺差。这种贸易是不可持续的。

　　马勇：1793年英国为何忍无可忍派遣访华团

　　我现在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领导人从乾隆、康熙以来，没有明白国际贸易的本质和意义是什么。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想了：你买我的东西，你给我钱，钱才是财富。因此中国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和我们今天的问题一样，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市场没有得到开发，中国的消费能力没有得到培养，中国人的消费习惯没有得到改善，也没有消费的冲动。

　　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在讲：如果中国人都穿上袜子，英国人就发财。但是我们作为1950年代出生的人，到1970年代都不穿袜子。安徽、皖北这一代都是这样，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在老家，我们到十七八岁、我去当兵的时候才第一次穿袜子，我们当兵之前都不要穿袜子，因为农村里面根本就不需要穿袜子。安徽有个“窝子”，就是用麦草织的大的东西，山东也有这些东西，然后把麦子的麦秸打碎了放里面，越穿越暖和，不需要穿袜子。这就说明中国人没有消费冲动和消费的能力，也没有消费的习惯。

　　因此贸易的巨大逆差到了1793年，在我个人的研究中，我认为它是近代中国一个巨大的关键点。1793年，英国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贸易的逆差使英国没有办法使贸易持续下去了，英国就以国王的名义派了一个访华团，就是马嘎尔尼使团。

　　一百年来，我们中方学术界和西方学术界都是从文明的冲突解释，到现在也是这样。西方人不能够入乡随俗，到了中国来，不能够像中国人一样去三拜九叩拜皇帝，因此中国人觉得你对我没有礼貌，所以我不跟你往来。这个解读应该是我们对马嘎尔尼使团最经典的解读，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贸易的均衡问题。

　　马嘎尔尼使团来的目标就是要跟中国建立近代的国家关系。1793年没有建立，等到1860年，差不多又过了半个多世纪，通过两次战争，英国人才实现这个目标，就在北京建立使馆，要求中国到伦敦、到巴黎也要建使馆。

　　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的目标就是建立近代的国家关系。但是乾隆皇帝很坦然地讲：“不同意，我不愿意、不需要”。乾隆皇帝对英国使团讲：“你那些东西我都不需要。”

　　马勇：乾隆为何敢大言不惭拒绝英国使团

　　这个事情其实我思考了很久，也看了很多的材料，为什么乾隆皇帝敢这么大言不惭地说“我不需要”呢？这应该解读中国古典社会的结构。古典社会结构其实和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它不是我们共产党后来描述的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什么的，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中国的社会结构当中，按照梁漱溟的说法话就是“职业分途”。

　　古典的中国就是“四民社会”，“四民社会”是什么？士、农、工、商，就是这四个阶级，这四个阶级当中中西之间的贸易一直往来的，往来的在广东有一口通商，一口通商明代也有，明代之前也有，到清代也是依然这样。

　　一口通商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通过合法的贸易、有限的贸易、管制的贸易解决了宫里的需求，解决了士大夫阶层合法性的需求。西方的东西都可以，稍微有点年龄的可以讲一下中国最近60年来的状况，和这个一模一样。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贸易架构。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讲“毛泽东闭关锁国”，整个国家对外不开放，但是中国始终有一个广交会，广交会春秋两季的交流不是共产党创造的，是清代的时候一直就这样。清代时，广东的十三行一直是春秋两地交易，两地交易是合法交易，这个合法交易就解决了皇宫里面所需要的和士大夫阶层所需要的，也是统治阶层所需要的一些合法东西。

　　很多人不理解，“文革”当中，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一概不知道，但是江青在中南海里面可以很及时地看到美国大片，她用的化妆品也都是法国的化妆品。乾隆皇帝讲“我们不需要”，乾隆皇帝是代表人民在说“人民不需要”，他宫里面都有。他讲的“不需要”，我觉得大家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才能够明白当时这么一个问题。（未完待续）

　　马勇，凤凰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