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4日 星期五

马勇:乾隆为何敢大言不惭拒绝英国使团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2)


  马勇:满洲人文明素养低造成中西文明断层

  利玛窦、徐光启那个时代,中国文明没有问题,完全可以走出新路,用加法把西方文明加进来,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最遗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明清一战。到了明朝晚期,内部的纷争引起了周边的族群不满,我们今天的概念中讲“民族”,但是我在研究古代史的时候,我始终不认为古代中国有多少民族,但是我们确实有不同的族群,这种族群是以中心文明为主导,再逐步扩大到周边的族群。就是你的文明落后一点,他的先进一点,慢慢规划过来,这就是孔子讲的以辖划异。但是周边的一族,就是稍微落后一些,开化程度不太高的族群。

  明代中晚期在这个时候面临着我们后来讲的满洲人,满洲人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大清王朝,就导致了一个最重要的结果,因为满洲人的文明素养比中国文明要低得多。他最初入关的时候,摄政王多尔衮,包括小皇帝顺治帝,他们都不懂汉语。因此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尽快地汉化。这种状况就导致一个很重要的结果:他和原来大明王朝走下来的路径发生了一种断层。

  原来的大明王朝这么走下去,就是中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对接的问题;怎么把西方文明怎进来、加进来。现在满洲人执掌政权,就导致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满洲人要完成汉化的过程。

  这个时间又发生了种族的不理解。我们到今天为止一直研究清史的人还很注意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在革命的过程中,满洲人在建国革命过程中的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就是对平民的屠杀。这个问题,本来在一个王朝建立的革命过程中发生这种事情,大家都会有。问题是你要在建国之后去处理,怎么来解决这个事情。

  我们研究清代的历史,我做学术史的时候,都注意到一个现象:我们看到清朝发展60年以后,到了康熙中期,差不多60年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方面觉得王朝在建立一个中心状态,一个盛世来临,就是康乾盛世,就是盛事来临。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的意识形态在文化政策的管控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最厉害的。

  第一次是东汉末年,东汉末年用一百年的时间政治上高压,但是这一百年导致了中国文化的畸形繁荣,就是东汉的郑玄、何修这一拨人,在禁锢十几年、二十年的状态中,他们真正用心学术,所以说,没有郑玄、何修、马融做的工作,,很多东西我们今天就不懂了。这是政治高压导致畸形的学术繁荣,这在东汉出现了一次。

  另外一次就是在康熙之后,年年开始。康雍乾这三朝表面繁荣,也修了《四库全书》,也修了大型典籍,但是文化的高压始终没有办法解读,我们始终弄不明白它的文化高压在干什么?其实我们的研究,他这一段时间的文化高压就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就是士大夫阶层认为满洲人建立王朝有六七十年了,你们总应该对历史问题有交代了,你们在革命当中的罪恶,总应该向人民、向汉人有个道歉。很简单,我们看《南山集》,看这些冤案,每一个冤案的背后都是要求满洲人对历史道歉。

  马勇:清朝文字狱把近代中国的路完全堵死

  中国的“王朝政治”,当然包括一直到今天的现代政治,其实都有怎么去面对历史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有这个问题,台湾面对这个问题,国民党面对“二八问题”,马英九每年都要去道歉。你道歉,人民就能原谅你;你不道歉,那就压制。

  清朝在康乾盛世当中制造出的文字狱,本质就是这个问题。这么一搞的话,就导致什么东西?就是我讲的主题当中,我们“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把我们近代中国的路完全堵死了。

  中国本来可以在明代中晚期,慢慢慢慢地和西方很融合地走进去,把西方的东西引进来,但由于发生了这么一种特殊状况,在清代早期、中期,中国的士大夫出现了一种很极端的现象:凡是领导者、统治阶层倡导的,我都不跟你合作。

  马勇:康熙推广西学得不到汉族士大夫响应

  康熙皇帝对西学的酷爱、熟练,是我们今天不可思议的,比我们今天领导人对西方的热爱要高得多了。康熙皇帝一直鼓励,“你们好好学西方的东西。”而且宫里面也养了一大批西方的画家、科学家,天文学、医学在宫里面都有,但是汉人士大夫恰恰对你的号召根本不回应。

  20年前我就在研究《四库》对西学的态度,我有一篇文章就讲,就讲四库强加汉学的这一拨人对西学究竟是什么态度,他们什么态度?他们在实际的研究当中是运用西方的道理,运用西方的东西,但是在表面上,他根本不去回应朝廷、回应康熙皇帝的号召,他完全和统治者背离。

  这样搞的话,到了乾隆年间,中国满汉之间没有这么大的冲突,但是心结存在。另外,中国和西方越走越偏,西方的东西根本不能堂堂皇皇地和中国的文明走向融合、交流的状态,因为中国的士大夫没办法认同统治者的这个东西。

  马勇:清政府没有完全遏制传教士来华

  但是西方在1840年之前,确实是从来没有中断过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主要是两点:一个是传教。其实从利玛窦之后,西方的传教士一直在中国活动。可能我们几天见到的传教士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不能理解,传教士就是对上帝服务的,他觉得这就是他的使命,他对这个东西看得很重。

  在利玛窦之后,传教士确实是一代又一代地到中国来,根本就没有去禁止,清政府也没有完全地遏制他,不让他进来。到了乾隆年间有一个短暂的禁教活动,那是因为罗马教庭要干预中国活动,你怎么祭祖、怎么和他的教义之间不冲突,这段时间朝廷发火了,禁止了一段时间。但是禁止是很有限的,他根本没有把传教士全部清除出去,没有像共产党那样,在1949年之后把所有的传教士赶出去,把所有的教会改造成“三治”,和罗马教庭完全脱离关系,这个清朝没有做到。宗教和文化的交流在这个层面还有,还在影响中国的思想和文化。

  马勇:英国人曾是中国商品的海外总代理

  另外一个,中西之间在明代之后一直在交流的东西就是贸易,贸易急剧性增加。这个时候,西方就通过对中国的初级产品,就是我们的瓷器,我们的茶叶,我们的丝绸,最简单的初级产品通过英国人,英国人当时是做全世界的中国生意。后来我们讲中英之间的问题,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均衡,不是中英不均衡,是英国人在做着全世界的中国人的生意,他成总代理了。欧洲需要的茶叶、丝绸都是通过英国的商人去买,只要有商人活动的地方都是这么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导致了什么?中英之间的贸易一直没有中断。英国的商人一直在中国采集中国的初级产品。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最需要向世界推广什么东西?我们看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开篇就讲了:英国资本家最希望推广到中国市场去的就是他的纺织品。工业革命就是导致了纺织品这种东西,马克思说纺织资本家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穿上一双袜子,那英国人就发财了,英国的财富就不得了了!因为那时候我们中国人已经是一亿多、两亿人了。但是中国没有这种需求,这样就导致了中西之间的合法和非法的贸易一直拖到乾隆年间,他没有办法解决贸易的均衡问题。

  没有解决贸易的均衡问题,在乾隆年间康乾盛世的时候,基本上像汉武帝时候的盛世,完全是财富积累到……财富衡量就是真金白银,这些白银积累在朝廷当中,已经多得不得了,有巨大的贸易顺差。这种贸易是不可持续的。

  马勇:1793年英国为何忍无可忍派遣访华团

  我现在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领导人从乾隆、康熙以来,没有明白国际贸易的本质和意义是什么。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想了:你买我的东西,你给我钱,钱才是财富。因此中国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和我们今天的问题一样,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市场没有得到开发,中国的消费能力没有得到培养,中国人的消费习惯没有得到改善,也没有消费的冲动。

  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在讲:如果中国人都穿上袜子,英国人就发财。但是我们作为1950年代出生的人,到1970年代都不穿袜子。安徽、皖北这一代都是这样,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在老家,我们到十七八岁、我去当兵的时候才第一次穿袜子,我们当兵之前都不要穿袜子,因为农村里面根本就不需要穿袜子。安徽有个“窝子”,就是用麦草织的大的东西,山东也有这些东西,然后把麦子的麦秸打碎了放里面,越穿越暖和,不需要穿袜子。这就说明中国人没有消费冲动和消费的能力,也没有消费的习惯。

  因此贸易的巨大逆差到了1793年,在我个人的研究中,我认为它是近代中国一个巨大的关键点。1793年,英国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贸易的逆差使英国没有办法使贸易持续下去了,英国就以国王的名义派了一个访华团,就是马嘎尔尼使团。

  一百年来,我们中方学术界和西方学术界都是从文明的冲突解释,到现在也是这样。西方人不能够入乡随俗,到了中国来,不能够像中国人一样去三拜九叩拜皇帝,因此中国人觉得你对我没有礼貌,所以我不跟你往来。这个解读应该是我们对马嘎尔尼使团最经典的解读,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贸易的均衡问题。

  马嘎尔尼使团来的目标就是要跟中国建立近代的国家关系。1793年没有建立,等到1860年,差不多又过了半个多世纪,通过两次战争,英国人才实现这个目标,就在北京建立使馆,要求中国到伦敦、到巴黎也要建使馆。

  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的目标就是建立近代的国家关系。但是乾隆皇帝很坦然地讲:“不同意,我不愿意、不需要”。乾隆皇帝对英国使团讲:“你那些东西我都不需要。”

  马勇:乾隆为何敢大言不惭拒绝英国使团

  这个事情其实我思考了很久,也看了很多的材料,为什么乾隆皇帝敢这么大言不惭地说“我不需要”呢?这应该解读中国古典社会的结构。古典社会结构其实和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它不是我们共产党后来描述的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什么的,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中国的社会结构当中,按照梁漱溟的说法话就是“职业分途”。

  古典的中国就是“四民社会”,“四民社会”是什么?士、农、工、商,就是这四个阶级,这四个阶级当中中西之间的贸易一直往来的,往来的在广东有一口通商,一口通商明代也有,明代之前也有,到清代也是依然这样。

  一口通商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通过合法的贸易、有限的贸易、管制的贸易解决了宫里的需求,解决了士大夫阶层合法性的需求。西方的东西都可以,稍微有点年龄的可以讲一下中国最近60年来的状况,和这个一模一样。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贸易架构。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讲“毛泽东闭关锁国”,整个国家对外不开放,但是中国始终有一个广交会,广交会春秋两季的交流不是共产党创造的,是清代的时候一直就这样。清代时,广东的十三行一直是春秋两地交易,两地交易是合法交易,这个合法交易就解决了皇宫里面所需要的和士大夫阶层所需要的,也是统治阶层所需要的一些合法东西。

  很多人不理解,“文革”当中,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一概不知道,但是江青在中南海里面可以很及时地看到美国大片,她用的化妆品也都是法国的化妆品。乾隆皇帝讲“我们不需要”,乾隆皇帝是代表人民在说“人民不需要”,他宫里面都有。他讲的“不需要”,我觉得大家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才能够明白当时这么一个问题。(未完待续)

  马勇,凤凰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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