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马关条约》的一条规定改变中国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4）


　　马勇：资本主义发展让近代中国阳光向上

　　这种状态应该怎么讲中国又往半殖民地半封建走呢？我就觉得，近代中国应该解读成一个阳光、向上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哪个层面讲？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如果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是《北京条约》比《南京条约》有一个更大的进步——中国对外更开放了。这种开放经过30年的时间，1860年到1871年这十年的时间，就形成了我们今天讲的“中国模式”。

　　马勇：李鸿章对日本说“中国方式最好”

　　“中国模式”是什么？1871年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四年，日本使团到中国来，跟李鸿章谈判，日本人说：“日本的方式转身向西还是值得李老师好好学的。”李鸿章讲：“你这个东西还是不行，我们中国制度、中国特色，东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式是最佳的。”洋务失败了之后，很多人不理解李鸿章的结论。

　　我之前写过一篇东西，其实李鸿章的解读我很能理解。因为中国在1860年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充分消化西方技术，这就不是日本用纯粹的资本主义方式能够做得到的。日本的经济从1867年一直发展到1894年，日本的经济是很强、很健康的，但是它的规模根本没有办法和中国比的。

　　中国在1860年开始发展，到1871年，李鸿章确实有底气告诉日本人：“我的发展模式是好的！”因为中国仅仅用了7年的时候，就消化了德国技术，让江南制造局制造出来当时最先进的远洋轮；就能够模仿西方的高科技，模仿德国的技术，在中国的工厂里面生产出西方的枪炮。这当然不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能够做得到的，李鸿章1871年就讲：“中国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应该说当时他的认识是对的。

　　马勇：1860年越缅背叛让中国“外交孤立”

　　中国发展的这种状况一直拖到了1884年，中国面对了一次外部危机的时候，中国没有选择好，南部的番邦发生问题了。这个问题其实和中国的问题是一致的，也就是面对西方，东方国家怎么办？面对西方工业化的压力、市场化的压力，东方怎么办？

　　越南、缅甸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的小兄弟，现在他们不是我们的小兄弟了，他们现在和中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如果1860年中国的外交不出问题，今天的南海就是中国的内湖，中国文明的边疆、政治的边疆一定比今天要大得多。但是1860年中国走向了“外交孤立”，已经背弃了原来中国王朝政治当中的王道主义精神，周边的小兄弟有什么事，我一概不管了，我顾不过来。因此南部番邦开始丢失，就意味着中国中番体制的解体。

　　1840年的战争导致越南脱离中国，缅甸这些南部国家脱离中国，但是中国在这种脱离过程中，自我发展确实很好。经过30年，没有外部巨大干扰的情况下，它确实改变了原来的模样。

　　原来的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国家，经过30年的工业化革命，我们很公平地讲，在34年的洋务运动中，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基本构成。基本构成就是一定有，而且在没有巨大外资支持的情况下，它确实建构了中国社会的工业基础。有点像我们改革开放之前，靠自己独立的力量建立了一个大概的工业化框架。

　　马勇：洋务运动导致中国士大夫虚骄

　　但是洋务运动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模式可持续性；另外，中国增长之后究竟是干什么？他失去了向。因此到1891年之后，我们就看，中国政治的发展，中国是强大的，1891年法国人有各报告，就报告中国海军的力量，1870年代开始建海军，1880年北洋海军成军，就在我们这个地盘了。法国人报告“中国的海军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这就使中国的军方有一种虚骄。

　　另外，中国30年微调、持续性的增长也导致了中国士大夫阶层虚骄的姿态。这时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也感觉到：我们原来丢掉南部番邦是有问题的。因此面对朝鲜这次又要出现类似问题的时候，中国选择了不妥协。1894年就选择不妥协，我去年写文章的时候就想，当时中国面临着和鸦片战争同样的一个选择，你不妥协也可以，但是你要想一想能不能打胜。打胜了怎么办、打败了怎么办。

　　日本人发动战争、和中国人对决的时候，日本人的军事方案我们今天可以在网上检索到，它有上中下三策：我出去打败了是什么样的、打胜了是什么状态、打得不败不胜是什么状态。中国没有这种方案，因为李鸿章是选择不打；另外，实实在在地讲，中国是没有力量打、没有办法打。

　　中国能够持续地发展下去，可能也会有其他变化，但是在李鸿章的概念里是没有“打”的。由于当时国家一个劲儿地讲“增长非常巨大、发展非常迅速”，打的情绪在军界和士大夫阶层非常厉害。

　　马勇：慈禧为何把中日战争指挥权给李鸿章

　　在不可遏制的时候，我们看清朝政府的选择、核心决策层的选择，当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慈禧太后把战争的指挥权交给一个不愿意打的人去指挥，这里面其实给我们今天留下了很大的解读空间，这个解读空间就是找准机会就不打了。

　　我们看李鸿章在甲午战争的战略选择上面选择了一个什么？找准了机会我就中止战争，战争就中止了。我们今天讲，“甲午战争被日本打得惨败”，其实清政府从来没有承认惨败，打的就是这个样子，没有承认“惨败”。

　　马勇：甲午战争证明洋务运动增长是虚假的

　　我们《马关条约》的全称叫《马关讲和》，根本不存在求和、我求你。中国在谈判的问题上，当时坚持的就是：我绝对不会找你求和。外国人就去协调：怎么折腾都不能讲我败了、我认输，不是这个事情。

　　中国实实在在通过甲午战争之后，检验了我们的34年的增长是虚假的，34年的路径可能是有问题的。因此，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我们签订了中国近代的第三个重要条约，就是《马关条约》。

　　马勇：《马关条约》里改变中国的一条规定

　　《马关条约》对中国近代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过去旧的对中国近代的认识是什么呢？就是殖民地进一步加深，那就加深到谷底了，为什么呢？其实我的解读就是：《马关条约》一个最重要的规定就是“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自由活动”，这一条改变了中国。

　　这就和我们今天的问题一样，我们今天对外国资本是管制的，我们的人民币出去也是管制的，美元进入中国也是管制的。《马关条约》之前，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是严格限制的，你不能到我这儿来投资、不能到我这儿来做，都是在政府的外汇交易管制下。

　　但是《马关条约》这一条明文规定，就是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办厂，享受进出口按的贸易优惠。从1820年代，中国就由外国在中国的双边谈判转化为多边受益，《马关条约》李鸿章谈判最艰难的就是这一条，李鸿章希望这个东西不愿意谈成，但是谈成之后，每个国家都享受这个待遇。

　　因此，1895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改变了中国的后来。我们近代史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中国人在1870年代就知道了西方的铁路技术，就像我们已经知道高铁20多年了，20多年前我们就知道磁悬浮了，但是一直没有引进。近代中国1870年代中国人就知道铁路，但是近代中国1880年代做了几次短的实验，但是仍然没有大规模修建。我们过去的解读是说铁路会破坏中国的风水，其实我在研究的时候发现这是不对的，不是那么回事。

　　马勇：为什么1895年中国铁路突然建起来

　　铁路破坏风水，为什么1895年铁路突然就建起来呢？就是没有钱嘛！就是没有资本！另外，中国的资源不能开发，中国没有物流、没有人流，没有物流、没有人流，你修什么铁路？没有修铁路的必要。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因此《马关条约》规定“外国资本可以自由进入中国投资”，一下子解决了这个问题。

　　从1895年-1903年，8年的时间，中国今天南北的两条主干线，就是现在的京九线和东部的京沪线，就是在这8年之间相继修完，而且资本主要是外国资本，没有中国资本。用8年修完，修到1903年的时候，外国人就硬把一个中国人看作是巨大投资、而且不可能盈利的产业，外国人做成可盈利，而且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产业，让中国民族资本一看，觉得这里面有利润空间。

　　马勇：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导致晚晴灭亡

　　因此1903年，中国的民间资本、中国的民族资本要求朝廷改变了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后来导致清朝灭亡的政策，就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铁路。这后来导致1911年闹事，就是把民资清除出铁路，因为民资把铁路搞得一塌糊涂，这也导致了一个王朝的灭亡。

　　还回到1895年，《马关条约》一下子把外国资本大规模引进来，修了几条铁路。但是这种急剧性地发展，也导致了要建大规模的铁路、矿山，像离我们这儿不远的开平煤矿、胶济铁路，也是这个时候建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我们今天社会所面临的有强拆、不补偿的事情。

　　我在后来的研究中觉得，义和团当中相当一部分流民就是因为大规模经济发展中给驱逐出土地的一些老百姓。因为我们去看中德之间的贸易补偿协议中、中国英国之间的贸易补偿协定当中，关于怎么修铁路、怎么补偿，都讲得很明白。你交给我德国人去修胶济铁路的地块，是中国政府负责合理安置老百姓，怎么安置是你中国的事情，你交给我的土地是没有任何其他问题的，没有其他节外生枝的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就和今天的政府一样，中国政府层层分解下去，总理衙门分解到山东巡抚，山东巡抚分解到各个地区再负责，到了地区之后再找一个承包公司，“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那就和我们现在的拆迁一样。因此，中国很多老百姓没有拿到这些补偿。为什么后来中国和外国人、电线杆、铁路过不去？实实在在的原因就在这里面。

　　当然，我解读的主要问题不在这儿，它导致了后来义和团的发生、排外事件的发生，这种民粹主义的也有他的根源。《马关条约》导致了中国正负两方面的东西。由于这种急剧性的发展，导致了这些问题，等到1895年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变革也开始了巨大变化。因为中国前面是向西方学习，洋务运动34年，结果34年中国打不过东方的日本小国，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就毫不犹豫地……

　　马勇：维新运动让中国公民社会释放

　　我们经常抱怨：中国为什么不改革？中国改革这么难？没有遇到困境嘛！遇到困境中国改革非常容易。1894年被打败之后，1895年中国没有经过讨论，没有经过什么思想解放运动，就可以自然地过渡到维新时代。1895年中国就顺顺当当地走上维新，经过3年的变化，我们的公民社会就释放了。你看看1895年时湖南的自治运动，到1898年的时候已经发展得不得了，公民社会的形成在长沙明显感受到就是城市的自治。

　　在这之前管制的报纸、杂志突然就释放了，全国的新报纸、新社团、新机构层出不穷；另外就是新教育，新教育在这之前也是很复杂的，搞来搞去，从1860年代都弄不清楚，后来还是南开大学有关的研修，1890年提出来怎么去改革教育，在改革过程中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了。（未完待续）

　　马勇，凤凰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