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的公布与开放并非一回事（下）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档案与历史的关系，那么或许可以这样说：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历史的见证。可见，历史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档案的解密和发掘。因此，历史研究者迫切希望中国档案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而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又会反过来促使和推动研究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表述。如此循环往复，经过档案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逐步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卷。
不久前俄国学者披露了一份直接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档案，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注意。1950年8月27日，斯大林要求苏联驻布拉格大使口头向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转达了如下内容：苏联“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强调美国政策的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在安理会中掌握的多数再做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斯大林进而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因为美国已经陷入朝鲜战争，其威望遭到败坏，且“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而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这一切都是对苏联有利的。公布这份档案的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斯大林已经预计到美国必然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而且并不想阻止美国这样做，目的就是有意为美国人创造武装干涉朝鲜的条件，以便使美国陷入朝鲜战争不能自拔，从而削弱它在远东地区的实力，破坏其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同时推迟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斯大林已经预计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有能力也愿意“帮助北朝鲜军队应付美国的干涉”，因为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安全，绝不会容许美国控制朝鲜，更不能让他们进入中国的东北边境地区。因此，毛泽东必然要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应该说，俄国学者对斯大林电报字面含义的这种理解是不错的，即苏联代表没有出席安理会阻止联合国通过美国的决议案，是经过慎重考虑和精心策划的一种策略，其目的就是要让美国陷身于朝鲜战争，然后再让中国出兵与之对抗，从而保证苏联在欧洲和国际力量对比中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斯大林这位“档案作者”想要人们理解的正是这个解释。按照这种看法，从1950年初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到莫斯科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再到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拒绝返回安理会，这一切都是斯大林预先精心设计好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的。然而，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与已知史实也相距甚远。
首先，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为了加强与中国的同盟关系，而不是出于应付尚未发生的战争的考虑。在毛泽东1949年12月访苏的开始阶段，双方在是否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的问题各执己见，谈判陷入僵局。由于毛泽东的固执态度，以及西方舆论对中苏关系现状猜测而形成的压力，斯大林被迫让步，同意签订一个新条约。此时，美国决策层正在激烈辩论如何处理美中关系问题，结果是国务院主张抛弃蒋介石而尝试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的意见占了上风。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演说，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在台湾海峡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那是中国内战，美国不会干预。在中苏谈判进入关键的时刻，美国的公开宣言显然刺激了莫斯科。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1月6日维辛斯基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个声明，说明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是不合法的，应该排除在安理会之外”。同时表示，苏联方面也将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主张，并宣称“只要有国民党分子在安理会中，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1月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成员国：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将其从安理会开除。1月10日苏联代表马立克提出了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安理会的提案。当1月13日苏联提案遭到否决后，马立克宣布苏联退出安理会，以实行抵制，同时指出：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非法的，对苏联不具有约束力。当天晚上再次与毛泽东会谈时，维辛斯基还指出，中国继续向联合国施加压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苏联拒绝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实际上将导致联合国事务的瘫痪”，而目前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国非常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由此可以看出，苏联退出安理会的这一举动是经过与中国领导人充分协商后采取的有准备的措施，其目的并非如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有意把中国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恰恰相反，斯大林这样做是进一步向毛泽东表示他对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重视：苏联将全力帮助中国进入联合国，从而使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对比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否则，苏联宁愿与中国“同甘共苦”，而让联合国陷入瘫痪状态。此时，如何实现朝鲜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列入莫斯科的议事日程。
其次，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实现朝鲜统一的计划的前提是预计美国不会或来不及进行武装干涉。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当斯大林与中国协商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时，并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朝鲜战争爆发时苏联将如何在国际舞台上面对此事，甚至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战争的问题。实际情况是，苏联退出安理会6天以后，即1月19日，斯大林接到苏联驻平壤使馆的来信，说金日成在一次宴会中再次提出只有使用武力手段才能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并要求面见斯大林。对此，斯大林一直没有答复。1月26日，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向苏联提交了中国方面有关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协定的方案，这一方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联的方案。1月28日，苏联方面回复中国代表团，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但从反复修改的几个文本可以看出，这种选择显然是被迫做出的。1月31日斯大林答复平壤，表示同意朝鲜的计划，并要金日成到莫斯科面谈。待中苏同盟条约签订、毛泽东离开莫斯科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金日成于4月10日秘密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十几天的商谈。会谈中，斯大林反复询问金日成有无必胜的把握，美国是否会干涉，如果美国干涉将如何应对。在得到金日成胸有成竹的回答后，斯大林终于同意全力支持朝鲜的军事计划。最后，斯大林要求金日成去北京，征求毛泽东对这一计划的意见。金日成走后，5月3日，斯大林通报毛泽东，金日成来过莫斯科，具体商谈的问题日后告知。随后，在莫斯科的催促下，金日成于13日秘密抵达北京，讲述了自己的计划。毛泽东最初感到意外，便紧急与莫斯科联系。斯大林致电报答复，说朝鲜的计划已经得到莫斯科同意，但最后的决定权在中国和朝鲜。毛泽东只得表示同意和支持金日成的行动。
根据上述史实，笔者曾做出推断，斯大林很可能是出于对中苏有关东北权益的协定不满(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苏联将失去中长路和旅顺港)，为了保证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支撑点，才同意朝鲜的进攻计划的，而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金日成应在美国不干预或来不及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取得胜利。至于要求中国对这一行动的认可，一则是考虑到中苏同盟关系和中国在亚洲革命中的责任，二则是万一出现美国的干预可以指望中国对朝鲜提供支援。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断，但其基础确是已经掌握的史实。而根据上述历史过程，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出以下推断：一、斯大林早在苏联代表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时就计划发动朝鲜战争;二、斯大林在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时就预计甚至希望美国干预这场战争;三、斯大林当时就已经算定在美国介入战争后中国就会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
其三，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反应迟缓、平静并面临两难选择。战争爆发的当天，6月25日下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兰·柯克按照华盛顿的指示，要求紧急会见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得到的答复是：今天是星期日，外交部的领导人都不在莫斯科。6月26日晚(美国时间27日中午)，苏联驻联合国外交官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举行私人午餐会，这是苏联人在抵制期间定期的社交活动之一，以便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保持政治联系。当时，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坐在美国代表格罗斯和苏联代表马立克中间。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赖伊告诉马立克说，他同其他外交官将前往安理会举行会议，询问苏联代表是否准备参加，并说：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格罗斯听后脸色煞白，他想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赖伊示意别再扯下去，因为苏联代表出席会议，无疑将使用否决权。但此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6月27日一整天，美国大使继续设法约见苏联外长，但始终未获成功。下午5时，柯克派人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美国政府的备忘录，请求苏联政府向北朝鲜施加压力，停止军事进攻。6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向苏联通知了安理会27日的决议。直到这个时候，莫斯科才正式做出反应。同一天，苏联第一副外长葛罗米柯会见美国大使柯克，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关于朝鲜事件对美国备忘录的声明。声明说，对战争负责的应该是南朝鲜当局，苏联政府将继续遵循不干涉朝鲜内政的原则，而苏联政府无法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是因为美国拒绝中国出席，其结果使得安理会不可能做出具有合法效力的决定。同时，苏联政府还通知赖伊，奠斯科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27日的决议。苏联政府如此迟缓、平静的反应以及在此后所作的公开声明表明：第一，苏联对这场突发的战争并不感到意外;第二，莫斯科坚持认为苏联代表的缺席会使得安理会做出的一切决议都不具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说的是实话，尽管已经毫无意义);第三，关键的问题是，莫斯科只能采取置身事外的立场，因为如果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必将陷入两难选择的困境——不使用否决权就意味着对北朝鲜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使用否决权则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从而导致与美国和世界舆论的直接对立，而这都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结果。因此，苏联才会对返回安理会的“邀请”(赖伊)和“期待”(哥特瓦尔德)采取沉默和回避的态度。后来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只是现实让莫斯科意识到，苏联的缺席并没有对联合国成员国执行安理会决议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使自己因置身联合国之外而无法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
由此看来，斯大林的事后解释完全是言不由衷、掩人耳目、文过饰非。总之，档案文件中的白纸黑字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如果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完全相信档案作者或当事人的说法，那么就会掉入档案文献作者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因此，当研究者得到了他多年可望而不可及的印有“机密”或“绝密”字样的档案文件时，万万不可匆忙依据这些档案文件的字面含义做出结论，而忽略了追本穷源。
档案文献往往需要以口述史料作为补充
收集史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当事人进行采访，或广泛寻找当事人的回忆录。口述史料可以作为档案文献的补充，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口述史料的两个功能：第一，帮助研究者解读档案文献;第二，在档案文献缺失的情况下，填补某些历史链条的空白。
档案文献自然是最重要的历史记录，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仅仅查阅那些白纸黑字会让人感到不知所云。在这个时候，当事人的描述就能起到帮助研究者解读文件的作用。例如有关1956年10月刘少奇到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讨论波匈事件的情况，俄国档案公布的2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速记记录尚未公布)就非常简单，只有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文字，如“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形式上有时有匆忙做出决议的情况”，“他们带着准备好的决议来到这里”，“同苏共中央团结一致的保证”等。26日会议的记录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关于罗科索夫斯基一点是很关键的”，“哥穆尔卡太过分了”。在这个时候，当事人的回忆录就很重要了，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档案的文字记录。师哲在两次会议上都做刘少奇的翻译，根据他的回忆，刘少奇在会议上的发言长达两个小时，主旨是一方面在分析危机爆发的原因时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错误，一方面表示中共要维护中苏团结，无论出现任何情况都保证与苏共站在一起。最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至于26日会议的记录，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刘少奇和赫鲁晓夫的共同看法：哥穆尔卡要把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排挤出波兰党的领导核心是中共和苏共都不能接受的。
还有一件趣事更说明问题。笔者曾在新疆伊犁档案馆发现了一个文件：1962年伊犁自治州党委在全州开展“三一”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笔者当时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十几年，新疆的少数民族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档案文献本身没有提供答案。后经过采访当事人才得知，从上世纪40年代起至1958年，伊犁地区的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一直使用的是苏联版本的教科书，以至孩子们只知有莫斯科而不知北京在哪里，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如果没有当事人对历史背景讲述，研究者实在难以猜测个中的原因。
口述史料有时候还可以弥补档案文献之缺乏。有些重要事件，可能根本就没有留下档案记录，如1950年10月5日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据知情者说，当时为了保密，不允许与会者做任何记录，甚至用仪器检查了整个会议室。当然，更多的情况是相关的档案文献尚未开放。因此，研究者只能利用当事人的回忆来弥补这一缺陷，尽量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例如，在朝鲜战争研究中，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疗养地的会谈，是考察中苏对出兵朝鲜态度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但直到2005年之前，学者尚未见到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文献——中方当时没有做记录，而苏方的记录则一直找不到。好在参加会议的苏方译员费德林和中方译员师哲以及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都有关于这次会议的回忆录，尽管他们之间的说法各异，但毕竟给研究提供了考察的线索。否则，在描述中国出兵朝鲜这段历史时必然会留下令人遗憾的一页。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最终的判断还应该有档案文献做依据。后来，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给毛泽东的联名电报的公布，终于让研究者可以对黑海会议的结果做出正确的结论了。
总之，在研究中，经学者的考辨，把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结合起来，就会使二者相互印证，相映成辉。
档案的开放和公布是两个不同概念
在目前的中国，所谓档案开放，是档案馆公开向社会开放，任何公民都可以在那里查阅和复制历史文件;而档案的公布，则是经有关部门批准，把档案馆中的历史文件交给专门人员进行整理和编辑，然后在相关媒体上公布，或以档案集或文献集的形式在社会上出版。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在档案馆中自行查找和复印文件，固然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需要档案利用者投入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很可能劳而无功。但是，这仍然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要求，因为只有这样做才会在写作时感到踏实——该看的都看到了，没看到的或者尚未解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如何描述，如何落笔，作者心中就可以把握一个分寸。而使用经过整理和编辑的历史文件，对于研究者来说固然是最方便、最省力的，因而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但也存在一个弊病，即档案整理者的筛选未必是全面的、合理的，档案编辑者的解释也未必是客观的、正确的，因为在这里公布的档案受到整理者思想观点、知识背景、政治形势、专业水平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和影响，而历史研究者在文献中看到的只能是档案整理者想让他看到或认为他应该看到的。
笔者在2005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以下简称《刘文稿》)出版座谈上，曾经提出编辑档案文献的某些原则和规范问题。首先是挑选档案应该掌握什么原则。在笔者个人当时收集的俄国档案中，有关这一时期刘少奇与苏联交往的电报、文稿等共有17件(目前已增至26件)，而其中只有2件相同的中国档案被《刘文稿》收入并予以完整公布。其余15件多是刘少奇与苏方的谈话记录或往来函电，按说中方也应该存有文稿，即使会谈发生在莫斯科，而按照当时苏联的规定，是不允许中方记录的，但至少也应有会谈后的情况通报。笔者无法统计《刘文稿》公布的文件在中国保存的相关档案中所占的比例，不过，与个人收集的俄国档案相比，17：2(或26：2)的比例，差距似乎大了一些。其次是对档案进行删节应该掌握什么原则。例如1949年7月27日刘少奇与斯大林会谈的追记稿，本来有6个问题，《刘文稿》只公布了1个问题。根据第41页的注释所言，那几个问题“均为斯大林的谈话”，这应该就是删节的理由了。但1949年7月18日电也是斯大林的谈话，《刘文稿》初版是作为注释刊登的，而修订再版却列为了正文，这里似乎又不在乎讲话者是谁了。无论如何，刘少奇这次访苏与中苏结盟及新中国的未来发展之间关系极大，如果研究者能够知道斯大林谈话的详细内容，就会进一步搞清当时苏联对中共的选择究竟有什么影响，有多大影响。类似的删节，编选者或许并不经意，但往往会使研究者陷入迷宫。如《毛文稿》第一册公布的1950年10月13日致周恩来电，删节了“真日菲利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一行内容，岂不知这短短的几个字，恰恰就是当时判断10月11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电报是否存在的唯一证据。所以。这种删节真是令人十分遗憾。
沈志华，《档案春秋》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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