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一两件档案解密足以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档案的公布与开放并非一回事（上）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故事：而这些故事，自人类行为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大部分埋藏在浩瀚的档案文献中，什么是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就是把过去人类经历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现在的人们。历史研究者的基本责任就在于揭开历史真相，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地发掘，梳理和解读原始档案和文献。唯有如此，人们才能越来越接近真实的历史，了解自己的过去。这是一个自古以来被中国史家遵循和推崇的简单道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逐渐步入现代化的今天，这种信念似乎已经被许多人遗忘了，丢弃了，其实，人类社会越是走向现代化，走向文明，就越需要了解历史，了解文明的演进。这里就包含着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老生常谈”在此时也许还是必要的。

    冷战国际史(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是近十几年来的国际学界异军突起的一个研究领域，其最重要的标志和特点就是研究者广泛收集和利用各国的解密档案文献，努力重现以往被铁幕遮蔽的历史真相。而在目前中国的世界史和国际政治范围内，能够在同一水平与国外学者对话的，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笔者想结合这一研究领域的种种案例，谈谈有关档案解密开放与利用的感受。
   
    开放和利用档案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
   
    史学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即30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才能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这种说法的依据就是世界各国档案法规定的解密年限大体都是25-30年。因此，档案的开放和利用是历史研究的前提。

    10年以来，冷战国际史研究新成果之所以层出不穷，首要推动力应是俄国档案文献的大量解密和广泛利用。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尤其是曾作为冷战主角之一的俄国，在大范围内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已经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由于过去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资料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人们对于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以至对一些基本史事的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众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重新认识。近几年，俄国档案管理趋于紧缩，但东欧各国的档案馆又为国际学者的综合利用打开了方便之门。更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也于2004年对社会和国外开放了。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以1956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可以找到中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遗憾的是，在中国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描述和解释历史，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笑和担忧了。

    关于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公开发表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从而表明了中苏结成同盟的明显倾向。当时，留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正在与中共秘密接触，甚至接到邀请北上面见中共领导人。同时，在米高扬1月底访问西柏坡后，苏共同意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表明中共的立场?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刘少奇究竟是何时访苏的，但此事没有做过公开报道，研究者对此长期没有找到答案。1991年出版了师哲(刘少奇的俄文翻译)的回忆录，内称刘少奇一行是7月2日出发去莫斯科的。于是，学者们便推断，毛泽东在中共代表团出发前发表的这个宣言，就是为了向莫斯科表明中共积极靠拢苏联的立场，为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见定调子或做铺垫，以便取得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其结果，自然是放弃了与美国进一步接触的机会。但1996年有关档案文献的披露，完全推翻了这种看法。俄国公布的“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工作日志”和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记录清楚地表明，6月27日夜间，刘少奇与斯大林已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成功的会谈。会谈记录显示，斯大林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并且几乎答应了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甚至还主动建议中共提前进军新疆。所以，毛泽东是在了解到斯大林的积极立场后，才下决心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有了莫斯科的支持、援助和保护，毛泽东就不再关心和顾忌美国的态度了。由此可以做出的推断是：第一，在中苏结盟的过程中，中国在客观上处于更为有力的外交地位;第二，毛泽东公开指责美国和拒绝走第三条道路的前提是已经与苏联确定了同盟关系。

    如此看来，一两件档案的解密就足以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对档案文献必须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档案本身就是历史。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之初，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媒体。不少人以为，多年封闭的保密文件一旦开放，许多历史真相就会立即大白于天下，似乎档案解密本身就可以揭开历史谜团。这里包含了人们良好的愿望，也存在着极大的误会。殊不知，历史文献本身是不会说话的，且不说要在浩瀚的故纸堆中寻觅可以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如同大海捞针——这需要历史学家事先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付出辛勤的劳动，就是真找到了几件核心史料，也还需要研究者参照和对比其他已有的史料，进行认真梳理，缜密考证，如此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里也举一个案例。

    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命令解放军炮击金门，在台湾海峡引发了一场危机，这是导致远东国际局势紧张的重大举动。作为同盟国，在此之前毛泽东是否征求过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或向莫斯科通报过信息，关系到如何评判莫斯科对此事做出的反应，以及当时中苏军事合作关系的状况。笔者查阅了有关研究著作发现，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中国事前向苏联通报了计划炮击金门的消息，但却都没有说明这个论据的出处。追根寻源，笔者看到，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刘晓1986年出版的回忆录。刘晓说，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问及炮击金门为何事先不通知苏联，中方答复已通过苏联军事顾问把此事通知苏联国防部了。后来，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记录公布了，经查证，刘晓的说法是出自10月2日会谈记录中毛泽东的说法。有了这样的档案依据，似乎就可以证明以往的结论的正确性了。但是笔者仔细考察后发现，还有更多的档案依据证明情况恰恰相反。吴冷西回忆录引证的毛泽东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的讲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引证的毛泽东在1959年9月30日与赫鲁晓夫的谈话记录都表明，毛泽东曾亲口说，炮击金门的行动事先没有通报苏联，更没有与之协商过。此外，在炮击行动开始前二十多天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与他进行过4次谈话。经查证这几次谈话记录，中苏领导人根本就没有谈起远东国际局势的问题，更没有提及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鉴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毛泽东在采取行动前没有向莫斯科请示和通报，但为了制约美国可能的干预，毛泽东又有意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是中苏协商的结果。至于毛在9月30日和10月2日两次会谈中的不同说法，则是因为不同的会谈气氛使然。

    这个案例说明，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克服一种心态，即当研究者发现了一件他长期寻找和期待的档案后，往往会感到兴奋，并迫不及待地依据这件档案做出相应的结论。如果不采取谨慎的态度，仔细进行对比、考证，即使利用原始档案，同样会做出与史实大相径庭的推断。

    除了对档案内容的解读外，鉴别档案的形式也很重要。档案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会议记录(又分为速记记录和工作记录)、电报、信函、报告、决议草案、条约文本等等。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文件都是同等重要的，不过由于研究对象不同，有时需要按不同层次区别对待之。例如，中国的许多论著都认为，1950年的中苏同盟条约最初是中方起草的，经苏方同意后形成了最后文本，其根据是1月25日毛泽东和2月8日周恩来给刘少奇的电报。尽管这里的依据也是原始档案，但是这两封电报所反映的只有当事人的说法，这显然是不够的。要确定条约的作者，最重要的当然是找到条约起草时的文本。而上述论著的研究者都没有提供中方起草的文本，笔者也曾试图在中国的档案馆寻找有关文件，但始终没有收获。与此同时，笔者却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大量条约的文本。这里不仅有苏方1月6日至22日共7次起草和修改的俄文文本，23日苏方交给中方的俄文文本，以及24日中方修改后又退还苏方的译本，还有关于31日周恩来与米高扬商议条约文本的情况报告。所有这些文件都证明条约最初是苏方起草的，而中方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两相比较，自然是俄国档案对于所要回答的问题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实际情况是，1月初中苏达成签订新约的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开始布置周恩来访苏及其他准备工作，斯大林则组织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并立即投入到条约及各项协定的起草工作。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言，在提交中国代表团之前，苏方共修改了七稿，1月22日得到苏共中央批准，并于1月23日双方会谈时交给中方;中方研究后做了一些文字性修改，于24日退还苏方，苏方基本没有再改动;此后双方又交换过一次文本(均未改动)，并加以确认。在笔者看来，除非中国档案能够提供中方最初起草的条约文本，否则这个问题就没必要再争论下去了，需要的只是解释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什么会坚持电报中的说法。
   
    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依靠不断发现新的档案
   
    历史没有终点，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未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指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逐步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的，而这种认识的基础就在于新史料的不断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研究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历史研究中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某些核心档案的缺失，历史学家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无法拼装完整的图像，无法讲述完整的故事，而只能等待新的档案文献的问世，因为他们必须遵守一个准则：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朝鲜战争是冷战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过去人们不能确切地知道毛泽东和斯大林对于朝鲜统一问题的态度，后来俄国档案披露了5月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访华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以及9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对驻苏使馆报告所做出的决议。由此得知，在1949年9月之前，苏联和中国都希望北朝鲜不要急于通过武力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但是，对于此后一个多月事情发展的进程，缺乏文献证据;后来又发现了一件俄国解密档案，即11月5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的一封电报，其中谈到：“鉴于您的10月21日关于朝鲜问题的电报内容，我们认为必须通报您，我们支持针对你们所说的问题的那种意见，同时我们将依照这种精神向朝鲜朋友提出我们的劝告。”不过，毛泽东来电究竟谈了什么意见，莫斯科将向朝鲜提出什么劝告，都没有说明，研究者也只能根据事态的逻辑发展进行猜测。直到2005年俄国学者又公布了一些解密档案，才把这一历史链条连接起来。在10月26日莫洛托夫为斯大林起草的一封以副外长葛罗米柯名义给毛泽东10月21日电报的回电中，讲明了背景情况：“我们赞同您的意见，目前，朝鲜人民军还不应实施进攻行动。我们也曾经向朝鲜朋友指出，他们拟组织的朝鲜人民军对南方的进攻还不能付诸实施，因为，无论从军事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这种进攻行动都没有充分地准备好。”“在我们看来，目前朝鲜朋友在争取朝鲜统一的斗争中，应该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开展游击运动，以及在朝鲜南部地区建立解放区和全面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工作上。”大概是出于谨慎的考虑，11月5日给毛泽东发电报时，斯大林没有采用莫洛托夫的草稿，而是使用了前引那件用语简单的电报稿。尽管如此，莫洛托夫的电报稿还是清楚地反映了当时中苏两国领导人对朝鲜统一问题的一致立场。当然，这里还有一处小小的历史链条的“断裂”，即10月21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无论中国还是俄国，都还没有予以公布。就是说，如何解释毛泽东给斯大林发出电报的原因和背景，历史研究者只能等待档案的进一步解密和发掘。

    所以，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档案文献进行考证和分析，并耐心地等待和发掘尚未被发现的档案资料，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越来越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史学家卡尔的名言的确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谨防落入档案文献作者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
   
    档案学家和历史学家经常会遇到有关档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质询，这的确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档案作者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思想理念和对历史过程的观察来“制作档案”的，有时出于某种需要，档案作者也会在起草历史文件时留下言不由衷的记录，即如卡尔所说，有些历史文件很可能是其拟定者“希望别人想到他所想到的事情”。这里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以至联合国连续通过了几个美国提案：1950年6月25日下午(美国东部时间)安理会通过的议案谴责“北朝鲜对大韩民国发动的武装进攻”，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动，北方军队撤回边界自己的一方，还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支持联合国组织实施这一决议。根据这一决议，美国决定对战争进行军事干预。6月27日安理会再次通过决议，责成联合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7月7日，还通过了派遣联合国军的决议案。那么，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以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显然是不利于北朝鲜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决议呢?在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中，这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研究者对此有各不相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的一次政策失误，也有人认为这是莫斯科有意为之;有人认为这是斯大林对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取得成功充满信心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一做法恰恰证明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发动没有关系;有人认为苏联这样做与中苏同盟条约有关，即坚持在联合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之前与其保持一致;也有人认为莫斯科这样做恰恰是出于对北京的不信任，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中国与美国的对抗。不过，由于缺乏相关的文献证据，人们大多是简单地发表一下议论，很少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1987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公布了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各国学者据电报的内容推论，中国领导人在这一天便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因为是中国官方正式公布的档案文件，一直没有人对这个结论表示怀疑。但是，1995年底俄国学者公布了另一封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在俄国档案馆里保存的这个档案原件显示，毛泽东提出了许多理由来证明中国不能出兵援助朝鲜。这件事曾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一番不小的风波。这两封电报究竟是一前一后，还是一真一假?经过认真的调查和分析，多数学者倾向于同意这两封电报都是真实的，只是中国档案馆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没有发出的电报，而俄国保存的则是苏联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实际情况是：10月1日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毛泽东便决心入朝作战，并起草了这封答复电报。但在10月2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决定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由于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只得连夜召见苏联大使，表示了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罗申以此作为10月2日电报于10月3日发给斯大林。原来那封电报自然就没有发出，而是作为档案保存起来。直到出现了问题，人们才注意到整理档案时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当时中共中央发出的电报都有杨 尚昆的签字和签发日期，而这封电报则没有任何签发的痕迹。

    这里丝毫没有抹杀档案公布的作用和功能，更没有责怪档案整理者的意思——他们的辛苦工作是得到研究者广泛认可和赞同的，即使10月2日电报的真相也是在他们的帮助和努力下才得以查明的，而只是想客观地说明：仅仅依靠官方公布档案而不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向研究者开放档案，可能会引出不小的问题。（未完待续）

沈志华，《档案春秋》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