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闪：苏联为什么必然会灭亡？（下）

　　国家直接强制推动经济发展 容易造成政治领域停滞

　　斯大林式的现代化、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是属于赶超型的。过去，我们总是强调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具有高速度的优势；的确，像俄国这类东方的和半东方国家，因为现代化起步较晚，要追上去，就得采取这种“赶超型”的发展模式，在其特定的时期内，速度优势确是明显的。但同时应该看到，这条“赶超型”现代化道路包含着的各种不平衡性和尖锐矛盾。对此，必须予以充分认识，否则，就会导致片面性而忽视这种类型现代化的缺陷。“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所以，为实现这种现代化而进行的改革，必然包含着许多不平衡的和十分尖锐的矛盾。

　　斯大林式的现代化、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是带有很大唯意志成分的、非理性成分的现代化。它在决策中缺乏民主程序，因此也往往缺乏科学态度，多是凭首长意志办事，所以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大失误。


　　因此，俄罗斯学界总结他们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提出了“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对我们有警戒意义，也有某种借鉴意义。可以说，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斯大林化的现代化、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的一种解毒剂。


　　在我国，总有那么些人，想把我国的现代化纳入斯大林模式的轨道。这是一种反改革的倒退行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斯大林式现代化的后果：农村30年间连续3次大饥荒


　　凤凰历史：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的经济迅速增长，成为欧洲强国，有人据此认为牺牲部分人的自由是可取的，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成长与个人自由是不可兼得的吗？


　　马龙闪：俄国的（包括苏联时期的）现代化道路对我们来说，主要是吸取教训而不是汲取经验。俄国的现代化道路，从17世纪初的彼得一世算起，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已经走过了300年；至今俄国的现代化还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迄今，俄罗斯还是被称为“新兴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这是为什么？


　　这要从它的现代化特点来回答。俄国的（包括苏联时期的）现代化的特点之一，是革命激进主义同俄罗斯专制集权和国家主义传统的相结合。


　　这一特点来源于它特定的历史传统。几百年间，俄罗斯从东方感到游牧民族的压力，在西方受到瑞典和日耳曼民族的侵扰。在同鞑靼蒙古、同西方入侵者斗争的历史经验中，俄罗斯民族体验并感悟到，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是极端重要的。因此，从彼得改革伊始，就致力于打造强大海军，建立造船和军事工业，以建设强大国家；同时，也着眼于加强专制主义的集权制度。所以，彼得时期是专制主义发展的时期。彼得既从事改革，向西方学习，又集专制主义和国家主义于一身。俄国激进主义则更多来源于下层。下层崇尚自然经济，多有反商品情绪，也看重公社的土地公有。俄国民粹派的激进主义就吸取了民间的这些思想观念，企图利用公社的土地公有制，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显然是承袭了历史上专制集权和强国强军、重军工的国家主义传统，又继承了俄国激进主义的反商品、反资本主义情结，推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超阶段思想。这种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漠视民生需要，片面强调国家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同时，也忽视民众和社会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漠视民主政治，片面强调国家政权的主导性。这样，便导致计划经济崇拜，否定市场经济的规律性。


　　主张重工业、军事工业优先，那么，这类工业的发展资金从何而来？就只有通过“集体化”掌控农业和农民，通过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进一步挖取和盘剥农民。加上斯大林追求超高速度，造成社会经济极度紧张；这就引起社会的不满、农民的反抗，也激起党内不同意见的反弹。怎么样对付这种局面？只有采用专制手腕进行镇压，这便发生一连串的整肃、清洗，于是镇压运动一波接着一波，而发生在30年代中后期和二战之后的大清洗，则最为酷烈。


　　苏联时期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和“大清洗”，保守估计也造成近百万人被杀害，几百万人受迫害，数千万人遭牵连。这也可以说是为经济快速发展，为斯大林式的现代化付出的惨重政治代价。同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摧残，引起农业长期不振，影响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民生问题。农村从1922年到1946、1947年，大饥荒大约平均每隔十一、十二年出现一次，连续发生了三次，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无以计数。这种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如此惨烈，不得人心，以苏联剧变解体宣告失败，应该说是并不奇怪的。


　　苏联解体无法避免 原因在于改革一直被拖延


　　凤凰历史：苏联在解体之前，赫鲁晓夫、柯西金、戈尔巴乔夫曾多次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为何不能避免苏联解体？


　　马龙闪：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深刻理解苏共是个意识形态化的党，苏联是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这个党和国家治理下的社会，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这里的一切，都是意识形态至上，都是以意识形态为依归，以意识形态为转移的。


　　弄清了这一点，再联系前面说过的，苏共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具有极端的封闭性，又是建立在一部伪造史实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上的，因此它又具有极端的虚伪性和虚假性，这样一来，就使这样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又带有极端的脆弱性；而历史上残酷的镇压和一波又一波的大批判，又造成这样的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成为金科玉律，触碰不得，谁要稍一触碰，就大祸临头。这种情况，使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柯西金等的改革，都不敢越出雷池一步，只能在斯大林和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打圈圈儿，改革都没敢触动斯大林体制，没敢突破斯大林社会主义的理论教条。所以，苏联的改革屡改屡败，一直拖延了下来，这就贻误了最佳的改革时机。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积重难返，积累的问题已经太多太大；加上，戈尔巴乔夫改革最初是在战略策略上出了问题，接着是改革的方向发生了错误；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掀起的风暴，使苏共的一套脆弱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经不起外来信息和历史真相的检验，一下子垮塌下来，这样，由苏共理论和意识形态支撑的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大厦便轰然倒塌。这样一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便发生了剧变，联盟国家也随而解体。


　　这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前，赫鲁晓夫、柯西金、戈尔巴乔夫曾多次改革，最终都不能避免苏联解体的原因。


　　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是俄国民粹主义思想


　　凤凰历史：俄国民粹主义认为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认为依靠公社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思潮是否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发生了变化？这种思潮对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何影响？


　　马龙闪：深入考察俄国解放运动的历史，深入研究俄国革命运动的思想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世纪的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到20世纪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各个革命阶段之间，各个思想流派之间，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其间隔着一道坚不可摧的高大的阶级的壁垒，横着一座高如云霄的白雪皑皑的高加索山脉，其实，它们之间是有相当紧密的继承关系的。我仅提供一个事实，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走向革命的第一步，他们参加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就是民粹主义团体，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是民粹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最初是民粹主义者），但可以说他们是由民粹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普列汉诺夫发起建立的“劳动解放社”成员，全是来自民粹主义的“土地与自由社”。就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许多骨干人物，早年都曾经是民粹主义者，这可以举出好多例子。所以，基本可以这样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源头就是民粹主义运动，它是由一部分民粹主义革命家接受马克思主义脱胎而来的。所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其胚胎中就带着民粹主义的基因。列宁对布尔什维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继承关系不仅毫不隐晦，而且讲得十分明白。他一向把“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即民粹主义革命家，称作“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经常以他们献身革命的“决心和毅力”鼓舞无产阶级，并以这些先驱者在当年国际革命中享有的荣誉引以自豪。（《列宁全集》，第6卷，第24、27页。）列宁明确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80年代曾做出种种努力，从民粹主义当中剥取“民主主义的内核”。他对此一向予以高度评价并坚信：“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4页。）


　　布尔什维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就是将德国马克思主义同俄国传统革命思想的结合。“超阶段”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是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核心；布尔什维主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过程中，也把民粹主义的这一思想当做“俄国的独特性”特征接受了过来，融汇进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很突出：列宁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一种“直接过渡”；斯大林迅速抛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1936年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是“直接过渡”；赫鲁晓夫1960年宣布20年即到1980年进入共产主义，是“直接过渡”；勃列日涅夫宣布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也属于“超阶段”，“直接过渡”。


　　这种思潮从俄国、苏联也传到了中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影响。1953年，我们宣布取消“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并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就标志着进入社会主义；1956年宣布“三大改造”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1958年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都是这种影响的反映。


　　今年年内，我马上就要出版一部著作，名字叫《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就是专门讲述俄国民粹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演进，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关系，以及对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影响的。这是2003年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有兴趣的读者不妨阅读一下，可以很详细地了解这个问题。


　　凤凰历史：有学者认为俄罗斯民族主义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就是“俄罗斯民族优秀论”，这种理论与德意志“种族优秀论”的产生原因有没有相似点？比如我们看到俄徳两国在君主专制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似乎都无法以现代化的政治制度来确认公民身份，于是诉诸民族文化、民族感情的种族优秀论就在俄徳现代化的过程中开始流行，可以这么认为吗？


　　马龙闪：按照俄国东正教的说法是，俄罗斯民族是“上帝选定的民族”，要他们担负“第三罗马”的使命来拯救世界。在苏联时代，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革命”思想，基本上脱胎于此。德意志关于他们“种族优越”的论调，具体说法叫做“雅利安人种优秀论”，认为他们的民族在世界上是最优秀的人种，是应该领导、统治其他民族的人种，他们有不同于别的民族的优良的血统。在第三帝国时期，这种论调极端盛行。


　　从德俄两个民族的民族优越主义来看，当然有非常相似之处，只是具体说法有所不同而已。这两个民族在由君主专制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都经历了曲折坎坷。从他们的专制传统看，都不可能顺畅地赋予人民以民主、自由，以充分的个性解放和言论自由来释放人们的能量，以发挥他们创造性和积极性，从而实现现代化。这样，就自然而然地，顺水推舟般地捡来了各自现成的民族优越性论调，用民族主义来激励各自的人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有其相似性的地方。


　　俄罗斯传统文化缺乏包容性 难使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


　　凤凰历史：从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之间的争论来看，在苏联解体前苏联的知识分子是否始终无法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这对苏联以至俄罗斯的未来走向有何影响？您如何看待中国知识界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


　　马龙闪：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各自所代表的思潮，以及他们之间的争论，在历史上由来已久。他们两个人的争论只不过是历史上类似的思潮和争论在20世纪80—90年代的继续。


　　早在100多年前，在19世纪30—40年代之交，随着俄国专制农奴制危机的加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知识界思想斗争的进一步激化，特定的社会政治倾向和思想流派，逐渐从社会中分化出来。最早从俄国思想界分离出来的是斯拉夫派。其奠基人是阿·斯·霍米亚科夫和伊·瓦·基列耶夫斯基。斯拉夫派的基本思想，是坚持俄罗斯独特的发展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要求俄罗斯走自己特殊的道路，并将其独特的制度设施，首先是农村公社和东正教会理想化。


　　西欧派作为斯拉夫派的对立面，也大体是在30—40年代之交，几乎与斯拉夫派同时产生的。它出现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两京”地区。西方派的莫斯科小组是在同斯拉夫派的争论中，于1841—1842年间形成的。整个西欧派所包括的人物很宽泛，按照当时人们的解释，凡是在思想论争中同斯拉夫派对立的，从持极温和派观点的如П.А.安年科夫、В.П.鲍特金、Н.Х.凯切尔，到抱急进思想的И.Г.别林斯基、А.И.赫尔岑和Н.П.奥加辽夫，都属于西欧派。西欧派认为，俄罗斯虽然是“后来者”，但也应走所有西欧国家那样的历史发展道路，因此，主张实行俄罗斯的西欧化：在政治制度上，否定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实行西欧模式的君主立宪和议会制，限制君主权力，保证言论和出版自由，实施审判公开，等等。西欧派赋予理性以决定性的意义，肯定作为理性体现者的个人自我价值，把他们所坚持的个性自由的思想，同斯拉夫派的共同性（或“集体性”）思想相对立。


　　在俄国思想史上，从19世纪到20世纪，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贯穿着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对立和斗争。20世纪80—90年代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历史上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关于俄国两种发展道路的争论的继续。一种坚持俄国独特的道路，一种主张俄国走西方道路。前者属于民族主义，后者属于自由主义。由于俄罗斯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中缺乏包容性和宽容性，而较多教派争端的极端性和非宽容性，因此，俄国知识分子中的两派很难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起来。这对苏联以至俄罗斯的未来走向，不可避免会发生相当程度的影响。


　　不过，在20世纪头一二十年代，俄罗斯出现了一个欧亚主义思潮，它像俄罗斯国旗上双头鹰的眼睛一样，既看东方也看西方，这种思潮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是可以加以研究的。


　　我们中国知识界，也存在着类乎俄罗斯知识界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分歧和争论，中国的具体叫法，是国粹派和民主派，就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不过，中国与俄罗斯的国情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中有中庸、和合的思想，两派不至于对立、分歧、斗争得像俄罗斯两派那样激烈。我以为，中国知识界中国粹派和民主派的分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它们二者各有其长，各有其可吸取之处，将它们的主张加以辩证的扬弃和吸收，将是可行之道。但说易行难，实际做起来，就是非常困难的了。

马龙闪，唐智诚/采访，凤凰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