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中旬，杜任之得知傅作義因錦州陷落有些苦悶和憂鬱，因找到中共特工關世雄，說他準備策動傅作義與中共和談，要關向中共城工部彙報，並請城工部指示該如何進行。關即表示以後讓崔月犁親自指導這一工作。
此後杜找到了傅作義言聽計從的高級顧問劉厚同，對之進行遊說。劉告訴他，過去共產黨的劉仁曾經派人找過他，要他勸說傅作義效法吳化文，以“解放”濟南的方式“解放”北平。他回答那人說，吳化文是投降將軍，傅作義是殺頭將軍，不會投降，那人再沒說什麼就走了。杜乃說，與中共和談“解放”北平不是投降，是起義。劉最後說，他可以建議傅與中共和談，先在華北組織聯合政府，通電全國推動全國和平，想來傅作義也能接受。杜任之心想，只要願意和談就好辦，那“組織聯合政府”之類夢話此刻不宜多說。
劉厚同與傅作義談過後，告訴杜任之，傅有意與中共和談，但為了調和雙方意見與將來執行和平協議，他認為需要有民主黨派參加談判。這說明老傅還是留了個心眼，想讓“第三勢力”作證人，免得日後共黨賴帳。杜任之當即答覆說，這事容易，他去找民盟中央在北平的負責人張東蓀參加談判。次日他即找到張東蓀，問他是否可以代表民盟作為第三者參加和談。“張東蓀聽了，喜出望外，表示很願意參加雙方和談，促成和平解放北平。”但他也提出與劉厚同相同的願望，即在和平“解放”北平後，組織華北聯合政府。杜任之以同樣的伎倆對付過去，“我當時認為重要的是在於能開始和談，只要和談開始，事情是會朝著有利於革命方面發展的，所以也沒有再和他談和平解放北平以後的問題”，隨即打電話給劉厚同，介紹張東蓀去與劉厚同見面。
傅作義(左一)和蔣介石。
張東蓀與劉厚同見面後，“有了中間人，劉厚同放心了，他答應轉告傅作義”。此後杜任之向崔月犁彙報了上述情況，並說劉厚同認為與中共和談之後，應通電全國倡導和平，召開政協會議。崔說，只要和談一開，事情就會演變。至於他們提出要有個民主黨派作為第三者參加，“你已經找過張東蓀了，我很同意。為了鄭重起見，我再去與他正式接談一下，請他代表民盟參加談判。”次日崔月犁找了張東蓀談話，與張談話後次日即去見劉厚同。劉後來告訴杜任之，崔月犁和他談得很好。（注40）
傅作義之所以動念叛蔣，是因為私心太重。他覺得老蔣大勢已去，跟老蔣幹再沒前途了，於是想另投明主。這人對共黨毫無起碼認知（民國的軍人還真像職業軍人，不問政治，不是共軍那種具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宗教軍隊），卻拿民國那套“反正”醜劇來套時事，以為他只需發個通電“易幟”，便能如張學良當年一般，不但能保留私人軍隊，還能在新政府裏分一杯羹。他覺得若按蔣介石的方案部署，主動放棄北平，退守天津、塘沽一線，那就沒有“向共軍獻出古都之功”了。若是不能抵禦共軍，必須從海道南撤，到了江南後，他肯定要受到蔣介石的嫡系排擠，因此不如另投新主。
即使如此，傅作義仍免不得顧慮重重。據劉厚同說，傅作義老是懷疑中共能否信守談判協定（注41）。此話不假，他過去曾見識過中共的“和談花招”，有過沉痛教訓，因而對中共的德行有一定認識，有他在1946年大同戰役後給毛澤東的電報為證：
“延安毛澤東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們大舉進攻綏包，放出內戰第一槍，愚魯如我者，當時還以為這是你們一時的或一部分的衝動，決不會成為你們黨的政策，故曾於11月24日致電先生，作坦白懇切的呼籲。但一年來的慘痛事實，竟證明這是你們經過長期準備的計劃，並不是一個偶然的錯誤，因而和平商談永無結果，而全面戰事乃日益擴大。最近由於你們背棄諾言，圍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決的努力均告絕望之後，本戰區國軍才迫不得已採取行動，救援大同，但這是悲痛的，並不是快意的，其目的僅僅在於解救大同之圍，解救大同二萬軍民。”（注42）
就是為此，他才會特地提出要“民主黨派”作中人，以此為與中共和談的前提，而促使他最終下定決心的，正是民盟北平負責人張東蓀願意出面做這中人。他曾對杜任之說：“民主同盟是最大的民主黨派，在社會上有名望有威信，有民盟代表張東蓀參加談判很好。”（注43）
就這樣，傅作義終於下定了與中共和談的決心，10月30日夜間12點，他與心腹王克俊密商，決定“需要待解放軍圍城之後，利用內外力量的配合，才能圓滿地實現整部走上人民的道路的目的。”（注44）
其時東北戰事尚未結束，東北共軍尚未入關。共軍在華北的兵力極度空虛，周邊也就只有個楊羅耿（楊得志、羅瑞卿、耿彪）兵團。國軍要南撤並無太大困難，最起碼不會全軍覆沒，因為共軍根本沒有足夠兵力包圍之，頂多只能追擊騷擾。北平被圍是傅作義蓄意製造的，目的是挾持蔣系國軍跟他一道“走上人民的道路”。若是傅作義按國防部的建議行事，主動放棄北平，則古都根本就沒有兵燹之虞，並不需要張東蓀那位摩登魯仲連去“片言解紛”，“保全人民古物”。張東蓀寫成條幅“留示子孫”的，乃是彌天大謊。策反傅作義的戰略意義，根本不是什麼“保全人民古物”，而是使得國府60萬大軍被“抑留”於無用之地，未能在關鍵時刻投入關鍵戰場，贏得關鍵決戰，致使南中國人民難逃赤禍。
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極度賞識張東蓀“片言解紛”。的確，張東蓀等輩以“第三勢力”面目出現，其作用絕不是中共特工能起到的。（《新史記》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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