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日战争的起点、时限和历史阶段

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上）



      摘要： 本文对影响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和说服力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抗日战争的性质与研究角度、地位、领导者、中流砥柱、主战场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更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陈旧观念、话语系统和那些不确切的数字，从长期以来沿用的国共斗争的模式中跳出来，站在全民族的角度研究和撰写抗日战争史，全面客观地反映各个阶级、阶层、政党、派别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以便使我们撰写的抗日战争史能够为各方面更多的人所接受。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抗日战争史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获得巨大的成绩。但是，至今还有很多问题困扰着大家，限制或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和说服力。在这里，我想就抗日战争的性质、地位及有关的一些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视。

    一、关于抗日战争的性质与研究角度

    对于抗日战争的性质，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例如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的角度，可以把它看作是其中的一个历史阶段。在现有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中，大部分就是把它作为其中的一个历史阶段来写的。在这样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第一，在内容上不是集中写日本如何侵略中国，给中国造成哪些严重破坏和中国如何反抗日本的侵略，而是用大量篇幅来写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或共产党如何正确，国民党如何错误，使人觉得抗日战争好像不是中日两国的战争，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之间“两国三方”之间的战争；第二，对于中国的抗战，主要以反映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战场为主，对于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正面战场，以及其他党派团体的抗战，则写得比较简略，甚至有意地贬低和否定，致使他们的许多重要抗战事迹没有能够如实地反映出来。这就使人觉得不够全面和客观。

    有的学者还为这种做法寻找政治根据，认为中国共产党写的抗日战争史，当然应该以反映自己领导的抗战为主，主要歌颂自己的功绩。为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那就必须写出国民党的错误。国民党写的抗日战争史也没有写我们的功绩，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做宣传呢？这实际上把自己降到了国民党的水平。他们没有看到，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在同国民党作斗争的非法政党或在野党，而是中国的执政党，是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和全体中华民族利益的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写出的抗日战争史著作，就不能只从一个党的角度，不能仍然囿于以往那种国共斗争的模式，而应该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角度来撰写。

    从抗日战争本身来说，它毫无疑问是一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反侵略战争，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民族战争。既然是民族战争、对外战争，就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站在国家对国家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样写出的抗日战争史，就不应该只着重反映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战场的抗战，而应该全面反映包括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正面战场的全体中国人的抗战，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对于国共两党和两个战场，就不应该突出它们之间的摩擦和斗争，而应集中反映它们之间的团结抗战，在比例上也不能畸轻畸重，应该按照实际情况来写，在抗战初期，正面战场所占的比例毫无疑问应该更大一些。

    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国共两党之间的差别和斗争。国共两党虽然都是坚持抗战的，但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主张是不同的，共产党的主张确实比国民党高明，国民党的主张确实存在很多错误。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国共两党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此消彼长，并导致了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但国共两党之间的差别和斗争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是中华民族自己家里的事情，在抗日战争史里边不应写得过多，而应集中反映各个民族、阶级、阶层、党派、团体英勇抗战的事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内部的差别和斗争无论如何是次要的，一致反抗外来侵略才是最重要的。

    胡乔木在谈到怎么写中共党史的时候曾说：“党史是要给人民看的，不要光讲怎么反‘围剿’。……不要有宗派观念，只看到我们自己，还要讲到全国的抗日运动”，要使读者感到共产党写的历史“是尊重人民的，并不是眼睛只看着自己，就像照镜子，只看到自己”[1]（pp．308、315）。写中共党史都要如此，写抗日战争史就更不能有宗派观念，眼睛只看着自己。

    总之，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和宣传，应该尽快地从中共党史的研究模式中跳出来，从以往那种国共两党斗争的模式中跳出来，真正把抗日战争史作为一场民族战争来写，使各方面的人都觉得我们写出的抗日战争史著作是客观的、科学的，是能够接受的。


    二、关于抗日战争的起点、时限和历史阶段的划分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时限，现在国家已经明确从九一八事变算起，中国的抗战是14年，而不是8年。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日本大规模地侵略中国，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在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以后，日本侵略者又不断地侵犯上海、华北等地，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东北人民、上海人民、华北人民及驻守这些地方的军队，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等时候起，就举起了抗日的大旗。这个时期的抗战从全国来说虽然还是局部的，但中国人民的抗战毫无疑问已经开始了。如果不承认中国的抗战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是14年，就会给人一种日本从七七事变才开始侵略中国的印象，有意无意地淡化日本侵华的罪行；就会给人一种中国是从七七事变才开始抗战的印象，认为在七七事变以前的6年中国并没有抗战，这对于宣传中国的抗战是很不利的。另外，如果不承认中国的抗战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是14年，就实际上把七七事变以前东北、华北、上海人民的抗战，以及十九路军的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等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都排除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之外，这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但是，现在有的学者仍然坚持七七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认为抗日战争是8年，而不是14年。为什么呢？因为习惯上把七七事变以前说成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如果抗日战争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原来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就成问题了。其实，历史阶段的划分是人为的，是可以随着认识的变化而变化的。既然抗日战争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是14年而不是8年，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历史阶段就应该重新划分。仍然把局部抗战的6年放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显然是不恰当的。我认为在中国现代史中，应该把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到九一八事变的4年多时间划为一个历史阶段，把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划为一个历史阶段。在中共党史中，可以把1927年7月15日到九一八事变的4年多时间划为一个历史阶段，把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划为一个历史阶段。至于每个历史阶段叫什么名字，可以进行研究。但不管怎么叫，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中都应该突出局部抗战的内容。例如在中共党史中，可以把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叫做“土地革命与局部抗战时期”。   
    这样划分历史阶段，是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中，国民党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抗战的准备，但总的是“攘外安内”，不抵抗；而中国共产党虽然主要是进行反“围剿”战争，但仍然派了很多人到东北抗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是那个时期抗日的主力。因此，这样划分历史阶段，更能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抗战中的作用。


    三、关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评价历史事件、人物的主要标准

    与抗日战争起点是七七事变相联系，学术界长期以来也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斗争，直到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直到七七事变后民族矛盾才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观点，一是因为毛泽东等人当时就是这么说的；二是也受了中共党史研究模式的影响。因为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虽然发表过抗日的声明，但主要任务并不是抗日，而是进行反对国民党“围剿”的战争，如果明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就很难解释。

    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救亡就“成了全国政治生活的主流”，当时“虽然在江西中央苏区发生过‘围剿’与反‘围剿’的两次斗争，但是与全国人民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比起来毕竟不是主流”。当时“某些地区‘剿共’战争的激化，并不表明中日民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只是扭曲历史的一种表象。它并不像有人认识的那样，这是国内阶级矛盾为主的自然发展，而是悖国情违民意的倒行逆施”。有的学者还指出，那种认为九一八之后民族矛盾还是不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有意无意地把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割裂开来了”，“在我国30年代的历史上就把‘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视为一体的，而且特别明确指出不能以地方事件来对待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我认为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开始了日本企图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制约着中国的阶级动向和历史发展的进程。

    事实上，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以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互为依据的。既然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又怎么能说在这之后中日民族矛盾还不是主要矛盾呢？当时东北四省都丢掉了，日本又步步向关内进逼，怎么能说中日民族矛盾还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假如现在我国的东北被日本侵占了，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能不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吗？当时红军进行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虽然激烈，但并不能改变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状况。

    既然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那么对于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就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为标准来衡量，看他（它）是不是有助于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而不能再主要以国共斗争、阶级斗争的标准来衡量。这又对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


    四、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者

    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们的抗日战争史著作都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觉得这样说不能令人信服，于是就不明确提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只是说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么说并不是不可以，但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获得全面胜利的反侵略战争，作为中国从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点，没有领导者是说不过去的，对现在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不利的。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我曾经比较倾向于胡绳提出的关于着重分析争夺领导权的过程说[2]。但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也不一定恰当，因为它主要是强调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的过程和领导权的转移，并没有说明抗日战争到底是谁领导的。

    从形式上来看，抗日战争无疑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的。因为国民党是当时的执政党，国民政府是当时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直接领导和组织了全国的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经过国民政府批准建立的，是国民政府行政区划中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是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建立的，是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即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3]（p．158）。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很多方面和1938年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是一致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多次说过，“咸愿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3]（pp．278、606）。

    从实际领导作用来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则共同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例如在政治领导方面，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国各个民族、各个阶级阶层、各个党派团体团结到了一起，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拒不投降，也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起了重要的政治领导作用。1938年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就是一个对全国抗战起了政治领导作用的重要文件。后来虽然由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政策的错误和自身的腐败，这种政治领导作用明显下降，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但谁也不能否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自始至终对它领导的地区具有政治领导作用。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就曾说，国民党的影响现在“还相当大”[4]（p．314）。在组织领导和行政领导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限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而对国民党领导的广大地区，主要是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领导的。因此，应该承认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这也是中共中央的很多文件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公开承认并多次说过的。例如1937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中说：“为达到扩大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与各统一战线的地方工作当局协商，群众工作的进行，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他们的同意与合作，从抗战利益出发，说服他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万一不能同意时，不应勉强，而应暂时让步。”[3]（p．408）直到1947年2月1日，他在《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中还说：革命高潮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第二次、第三次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5]（p．219）。

    当然，国共两党在实际上谁也管不了谁，而是各自领导自己的党、区域和军队进行抗战。实际上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但从抗日战争中国是战争的一方来说，或者从中国战场是一个统一的战场来说，抗日战争毫无疑问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

    有的人可能担心，如果说国民党也领导了抗日战争，会抬高国民党的历史地位，降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第一，国民党也领导了抗战是历史事实，不是随便可以抹杀的。与其回避，还不如按照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不仅可以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宽大胸怀，也易于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第二，明确说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就旗帜鲜明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也领导了抗战，总比含糊其辞不说谁领导更好。这不仅没有降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相反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未完待续）

郭德宏（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