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该再继续沿用“三次反共高潮”这种提法

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下）


    五、关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开始，很多学者认为明确提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不大能说服人，于是就改成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提法，一直沿用至今。但是细细推究起来，这个提法也是值得斟酌的。因为“中流砥柱”是一个文学语言，并不是含义明确的科学界定。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那么国民党是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流砥柱是一个还是两个或多个？如果认为中流砥柱只有一个，只有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就会垮掉，抗战就不会胜利，那就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即使没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也会领导中国抗战的，最后也会取得胜利的。因此，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也应该承认国民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因为它在抗日战争中也是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如果只讲一个，而不讲另外一个，就显得不够客观，不容易让人信服。

    1995年，我也曾宣传过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6]，但总觉得有些理由并不怎么能说服人。今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所列举的6条理由，有的也不怎么能说服人。例如第一条说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它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举起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第一面旗帜，担当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确实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发表了抗日宣言，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左”倾错误统治时期，主要是在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围剿”战争，首先起来抗日的并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是东北民众自发组织的抗日义勇军。因此，说中国共产党“举起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第一面旗帜，担当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队”，理由就不是很充分。第二条理由说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它倡导建立并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实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但很难说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因为国民党并没有接受、也不可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第三条理由说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它对整个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为坚持抗战和夺取胜利提供了基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敌后战场的战略指导确实是正确的，但不能说“对整个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因为国民党并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战略指导。如果真的接受了共产党的战略指导，就不会损失那么惨重。别的几条就不一一说了。文章中的一些话，也说得太绝对，因而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在网上招来了无数的帖子，有的甚至讽刺挖苦、嘲笑谩骂。例如有的说什么“你相信吗？反正我不信”，“爱吹就吹吧”；“谁掌权谁就是中流砥柱。”“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百姓心中自己有数！何苦标榜自己！标榜了，百姓就承认了？”“时间都（回）到了21世纪，怎么还在骗人！实事求是？实事球事也。”[7]从这些帖子可以看出，并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功绩说的越大越好，作用说的越重要越好，关键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让人信服。如果人们不信服，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连整个抗日战争史都不相信了。


    六、关于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长期以来，很多抗日战争史著作都说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就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敌后军民成为抗战的主力军。但有的学者如北京大学的罗荣渠等认为，正面战场一直是抗日战争主战场。

    说敌后战场从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就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主要是根据当时公布的国共两党分别抗击日军的比例数字。但我认为，当时公布的那些比例数字是值得推敲的。例如根据延安总部1945年12月公布的数字，八路军、新四军在1938年就已经抗击了日军的58．5％，国民党军队只抗击了日军的41．2％[8]（p．313），就很难令人信服。因为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虽然已经发展到181700人，但有的部队并没有开到前线，真正在前线同日军作战的还没有这么多人。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年接连进行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及广州作战等重大战役。其中徐州会战涉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省，中国参战的部队45万人，仅台儿庄战斗就歼灭日军1万多人；武汉会战更涉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中国参战的部队多达上百万人，日军投入的兵力也约有30万人，被歼灭2万多人。正面战场这么多的大战役仅抗击日军的41．2％，而十多万八路军、新四军却抗击了日军的58．5％，无论如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其他年份的统计同样是值得推敲的。例如说1941年共产党军队抗击日军的75％，国民党军队只抗击25％；1945年共产党军队抗击日军69％，国民党军队只抗击31％，很难令人信服。

    说正面战场一直是抗日战争主战场的根据，是日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始终是对着正面战场的。在1940、1941年前后，日军虽然加强了对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清剿”，但其主要军事目标还是为了摧毁国民政府。到1943年发动豫湘桂战役以后，日军运用于正面战场的兵力就更成为主要的了。

    我认为，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战场，都是中国战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做出令人信服的统计以前，如实地反映出两个战场的贡献就可以了，并不一定非要将两个战场分出主次不可。如果一定要分出个主次，那就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统计材料。


    七、关于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方针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抗日战争史著作，都说从1938年10月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就采取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甚至还认为它积极反共就是为了对日投降作准备。这种说法来源于国共两党斗争的时期，在当时的情况下强调国民党反共的方面，贬低它抗日的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说法给人造成一种国民党只反共、不抗日的印象，实际上把它反共的方面夸大了，把它抗日的方面贬低了，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虽然加强了其反共的方面，接连发动了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一系列严重的摩擦事件，但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这就说明，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还是主要的，国民党的反共是有限度的。如果国民党真的全力“积极反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能不破裂吗？另一方面，在1939年开始，国民党虽然加强了反共的方面，但抗日还是比较积极的。有的学者就指出，在1938年—1940年底这段时间里，正面战场先后进行的大的战役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桂南会战、绥西作战和枣宜会战等。这七次战役的规模都相当大，地域涵盖华东、华北、华中和西南广大地区，每次战役日军投入的兵力均在8万—10万人左右，中国军队投入的兵力至少则在20万以上。特别是1939年“冬季攻势”和绥西作战，都是国民党军队主动对日军发起的进攻，先后有10个战区132个师、9个独立旅，共100多万人投入对日作战；仅枣宜会战，先后参战的就有第5战区55个师40万人，抗击了日军第11集团军8个师团10万余人的进攻，接近战略防御阶段四次大会战的规模。两年间，国民党军队共毙俘日军263，251人，同时也付出了1，019，911人的重大伤亡，与1937至1938两年的伤亡人数大体相等，这也是国民党在这一阶段抗战较为积极的一个表现[9]。1941年，国民党军队进行的大的战役还有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枣宜战役等，其中上高会战给日军第34师团造成重大伤亡，被称为“上高大捷”。据有的材料统计，日军从1937年7月到1945年9月，在华毙命的少将以上将领共98人，其中在1937－1938年被击毙的只有11人，1939－1941年被击毙的却有34人，而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师级以上将领共73人，其中从1937年7月至1938年牺牲25人，1939－1941年也牺牲24人。如果说这个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是消极的，就不会击毙把多么的日军将领，自己也不会牺牲那么多的高级将领。

    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虽然进一步依赖外援，但并没有停止对日作战，在这之后的很多战役仍然是打得很坚决的。这个时期先后进行的大的战役有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浙赣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作战和滇西作战、豫湘桂战役阻击战、老河口地区作战（豫西、鄂北会战）、芷江地区作战等。其中第三次长沙会战大败日军精锐第11军，日军自己也承认伤亡6003人（其中军官349人）。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历时近半年，转战1500公里，在许多局部战斗中，曾多次挫败日军，使日军遭到自南进以来少有的打击，给英军以及时、有效的支援，并创造了东吁防御战、仁安羌解围战以及斯瓦河沿岸阻击战等出色的战例，获得了中外人士的赞誉和钦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0]（p．1139）。在常德会战中，第57师固守孤城12昼夜，全师8000余人，除极少数人突出重围外，绝大多数官兵宁死不屈，全部牺牲。中国驻印军的反攻缅北作战和滇西作战，解放了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了云南西部失地83000平方公里，基本上歼灭了日军第33军的第18、第56两师团，打死其官兵41142人，并给缅甸方面军直属的第2、第53、第49师团以沉重的打击。“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唯一的一次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也是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援助盟国进入异邦国土作战并获得胜利的一次大规模作战”[10]（p．1308）。在芷江地区作战中，国民党军队取得彻底胜利，日军第20军当时说自己共死、伤、病29019人。即使在被称为“大溃退”的豫湘桂战役中，有的地区的作战仍然是很坚决的，如第10军进行的衡阳保卫战，就至为惨烈，重创日军。日军在华毙命的98名少将以上将领中，有53人是1942年以后在正面战场被击毙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73名师级以上将领，也有24人是在1942年以后牺牲的。如果说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正面战场就完全消极了，怎么还会击毙那么多的日军将领，而自己牺牲那么多的高级将领呢？

    至于说国民党积极反共就是为了对日投降作准备，更没有事实根据。反共和抗日是国民党同时奉行的两大方针，但如果国民党真的要投降日本，还要作什么反共准备？直接投降不就完了吗？

    如果说国民党在进入相持阶段后消极抗日是为了保存实力，共产党同样也在考虑怎么保存实力并发展自己。在平型关战斗之后，毛泽东就一方面加以表扬，一方面接连发出指示，说这样的战斗不能再打了，因为损失太大。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之后，毛泽东也一方面加以肯定，一方面多次批评，在后来的华北座谈会上，发动百团大战甚至成为彭德怀被批评的主要问题之一。所以在一个很长时期内，百团大战是被否定的，理由就是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来日军的大扫荡，造成了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在对日作战的方针上，毛泽东和军队将领们发生过多次争论，一直反对军队将领们希望打大仗的主张。其实，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清楚，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迟早的事，但抗战胜利之后必然是国共两党的决战，因此都在为最后的决战保存力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必互相指责，如果只指责一方，就显得不公平。



    八、关于“三次反共高潮”

    与“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相联系，还有个“三次反共高潮”的提法。过去，一般把国民党发起的三次大规模军事摩擦，称为“三次反共高潮”。这种说法，也容易使人过分看重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而忽视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另外，这种提法把造成摩擦的责任完全归于国民党一方，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事实上，有的摩擦的发生，共产党一方也是有责任的。例如“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的发生，共产党一方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1940年10月，新四军在苏北发动黄桥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韩德勤部11000余人。11月底至12月，又发动曹甸战役，歼灭韩德勤部8000余人。国民党军队遭到这么大的损失，肯定要加以报复，而报复的最佳对象，就是这时仍然滞留在皖南的新四军。于是，在1941年1月初皖南新四军北撤途中，就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攻，9000多人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歼，从而造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固然是由蒋介石的反共本性决定的，但与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的进行也有一定的关系。据说在曹甸战役进行之前，项英曾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等皖南部队过江以后再进行，以免造成被动，但中央认为可以打。曹甸战役一打，皖南新四军部队的处境当然就更加困难了。

    另外，在皖南新四军北撤的时机上，中共中央也是有责任的，不能完全归罪于项英。毛泽东等虽然多次要项英等尽快过江，但又一再说不必着急，主张再拖一两个月，对蒋介石的报复估计不足。例如1940年11月2l日，毛泽东表示：“我除在文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上我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两个月），其他是寸步不让。”同日，毛泽东又指示叶、项：“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难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11]（pp．99～100）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项英等电报中又说：“他（指蒋介石——引者）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12]（p．586）12月16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陈毅并告叶挺、项英的电报中，虽然说“局部进攻是必然的”，但又说“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12]（p．591）。这必然会放松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对蒋介石报复的警惕性。实际上，当时中共中央是以皖南新四军的北撤作为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条件，以换取汤恩伯、李品仙20万大军停止向东进攻苏北新四军，减轻苏北新四军的压力，所以在要求皖南新四军做好北撤准备的同时，又一“拖”再“拖”，从而丧失了撤离皖南的有利时机。如果能早下决心北撤过江，蒋介石就是想报复也没有机会了。

    因此，不应该再继续沿用“三次反共高潮”这种提法，而应该直接将前两次摩擦称为晋西事变、皖南事变。至于“第三次反共高潮”，本来就没有形成，更不应该作为一次高潮。

    九、关于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

    对于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大家都是充分肯定的。但是，在这方面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对于抗日战争地位和作用的重视往往只是口头上、理论上的，实际上并没有把它放在那么重要的地位上。对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有关的纪念设施和影视作品就很清楚了。全国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现在经过整修、扩建好多了，原来的规模据说还不如仅仅各进行了几个月的三大战役中某个战役的纪念馆；抗日战争纪念设施的数量，可能也远远不如红军长征纪念设施的数量。即使在著名的接洽日本投降的湖南芷江、接受日本投降和审判日本战犯的南京等地，也没有像样的纪念设施。在影视作品中，红军长征和三大战役都拍出了长篇巨制，可是对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却没有拍出这样的影视作品，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影视作品至今只有一部《血战台儿庄》。台湾还拍了一部42集的电视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可是我们至今没有拍出一部这样的片子，这与抗日战争的重要地位相比太不相称了。

    在抗日战争著作编纂方面，中国不仅比苏联等国相差甚远，即使与日本和台湾地区相比，也显得逊色。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在战后集中力量编纂出了多卷本的《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等书，台湾也曾编写出多卷本的《抗日战史》（100册）、《抗日御侮》等著作。但是，大陆出版的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著作，有影响、有分量的只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撰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三卷本，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一卷本等，其分量都无法与上述著作相比。

    第二，在观念上，也往往认为解放战争特别是三大战役比抗日战争更为重要。这从上面所说的纪念设施和影视作品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说，解放战争特别是三大战役当然更为直接，更为重要。但解放战争终归是一场国内战争。国内战争与对外战争相比，当然应该是对外战争更为重要。抗日战争史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反侵略战争，它的地位无论如何都应该比任何一场国内战争的地位更高。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说，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一个关键时期，它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熟起来的，没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发展，也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

    因此，应该对抗日战争给予更多的重视，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国家和政府应该组织力量，把基本的史实调查研究清楚，把应该修建或恢复的纪念设施尽快地兴建和恢复起来，并建成能代表中国的纪念馆和纪念设施，编写出能代表中国的权威著作，拍摄出能代表中国的影视作品。

郭德宏（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