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4日 星期五

马勇:八国联军是来拯救外交官和教民的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5)


  马勇:1898年康有为捉拿慈禧改变历史

  中国在顺畅中走,应该是很容易地去解决大发展当中的问题,中国走出一个维新的路径,就像日本这么走,如果再走20年,大概中国走向君主立宪的体制应该不成问题。但是1898年发生了一个最不该发生的事情,就是康有为用想象的政治、想象的敌人改变了中国历史,他认为朝廷当中有一个保守的,因此他让在天津的袁世凯包围圆明园,捉拿慈禧太后。这样一搞,清廷的政治在1898年发生了积极性的变化,这个故事比较复杂,这个故事是好在哪儿,我有专门的书写了。

  这样一下子这就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中国政治在1898年秋天到1899年这一年,光绪皇帝被气死了,他就想:我怎么没有看懂康有为呢?他确实病倒了,我们都怀疑这个病,但他确实病倒了,因此1899年给他选择大阿哥。因为他结婚10年一直没有生孩子,他又不可能再生孩子,就选择大阿哥,选择了一个最弱势的端王家的孩子。为什么选择他?因为端王家谁都不得罪,但是端王家的孩子不服众,结果就闹出了义和团。利用民间的民粹思想,闹出了义和团。

  马勇:八国联军是来拯救外交官和教民的

  到了1900年,大闹一通,外国人在天津这儿住了。过去我们近代史解读,仍然弄不清楚义和团的目标是什么、八国联军是干什么的。八国联军不是对中国开展的,八国联军是拯救被困的外国外交官,最重要的就是藏在大使馆里面的中国教民。

  中国教民是什么呢?我们过去也不懂中国教民是什么,100年来我们其实都没讲清楚中国教民,而且是义和团战争当中都是围绕中国教民打的。义和团一直从山东追到北京,追的都是义和团,追的是谁?义和团究竟是什么人?

  他们这些人是最早认同西方价值观,但是认同之后没有足够的学理依据和文化依据,因此和村民相处也不是那么很融洽。教民和村里面的矛盾很深,但是外国人有觉得这些人很可怜,你们不能欺负他,因此他们就跑到大使馆去。

  教民在1899年和1900年,大量地藏在公使馆、领事馆和教堂里面,因为都是同村,包围公使馆、包围教堂,“把谁谁交出来!”“交不出来。”“美国人为什么不交陈光诚?”这种状态才引发了1900年的战争。

  八国联军到中国来,不是和中国开战,我们近代史的研究,我觉得现在应该越来越能够说清楚了。1901年,通过义和团战争之后,达成了近代史上最后一个重要的条约,也是决定中国最重要发展方向的条约,就是《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传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按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叙事讲,这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承认到最底了。

  马勇:《辛丑条约》想把中国拉上世界轨道

  我一看还觉得不对,我觉得它这是近代中国新政治的开端。因为《辛丑条约》里规定要改造中国,要把中国拉上世界的轨道。里面有一条最重要的约定:中国的各级政府、各级官僚不能再允许任何排外的事情;如果你们允许排外,这个地方就取消三次科举考试。

  这一招很厉害,因此1900年之后,为什么中国能很快进行新政?到了1905年就开始能走向宪政,都和《辛丑条约》对中国的政治改造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对中国近代的新认识、新看法,我解读的脉络从这几个影响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四大条约慢慢去体会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基本上我的想法就是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从中国的社会发展来讲的话,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可以作为近代史解读的、新的叙事框架了。

  这是我的一些浅见,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

  马勇: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宪政 无论怎么挫折

  学生提问:老师您好,刚才我认真听了一下您的这个讲座,观点特别新,感觉不虚此行。我的问题就是:您感觉我们当代大学生应该怎么面对未来呢?我们要以史为鉴,我们可以从您讲的角度来正确看待历史了,我们应该怎么面对我们的未来?

  马勇:我觉得中国的未来其实好多人都很悲观,但我是一直比较乐观的。我乐观的依据是什么呢?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宪政,无论怎么挫折,它都会走向民主宪政。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其实是不对的,我在公开的会议场合都说:“西方的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台湾的经验已经证明,那是一条中国人也可以走的路,除非你说台湾不是中国,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解读当中,还有近代史责任的解读当中,我们对1901年之后,我们一直走的是宪政路,这条宪政路被这十几年的因此完全给妖魔化了。其实我们有很好的研究1912年-1927年历史的老专家,我们这段历史把它妖魔化成北洋时代、军阀的反动统治,都是不对的。

  其实从1901-1927年,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宪政时代。我多少次讲:没有这个宪政时代,中国共产党就不能成立,鲁迅也不能存在,所有的自由都在这个时代没有问题。后来到了国民党的时候,1928年北洋结束,1927年国民党成立南京政府。

  我们应该很公平地进,我们也不能妖魔化,蒋介石在严格地按照孙中山的意见,军政、训政、宪政,按照这三条路走的。因此在1927年之后,蒋介石确实是用训政的办法,他不认为这个时候就还权于民是可以的。但是蒋介石有一个政治理念,很简单,就是孙中山的那套东西。

  经过10年的发展,1927-1937年这10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10年发展也使中国对日的时候产生一种抵抗的可能性。10年发展之后,中国遇到重大的问题就是中日发生战争,中日战争发生之后,我们一看战争爆发,中国的知识界,除了国民党之外所有党派,包括共产党,都提出一个口号——民主抗战。国民党很快就接受了“民主抗战”,1938年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一成立,民主就来了,共产党一成为合法政党,国共再一合作,紧接着到了1940年代初,全国就发生了宪政运动。

  应该说,这个宪政运动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向,战争究竟到什么时间结束,中国人并不知道,但完全有赖于国际社会,国际的反法西斯阵容只要能够反击,中国就有可能胜利。无论中国胜利不胜利,当时中国各大党派在1940年代都说:“我们要走向宪政。”

  这种状况对蒋介石个人的激励,领导人有时候也要表扬他,跟孩子一样,要夸他,蒋介石当时认为很好。1945年,中国被美国一托,成为“世界四强”了,成为联合国“五常”了,蒋介石认为这才是大国的气势、风范,可以和美国一起去讨论世界问题,战后安排,这种状况使蒋介石对宪政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你看国共打起来了,但是蒋介石坚定不移要走宪政的路。1946、1947是最关键的两年,如果蒋介石当时说:“暂时中止宪政,我就进入战时状态。”谁输很难说了。但是蒋介石仍然执著地说:“宪政的路一定要走。”

  我分析,他也有另外的背景,什么背景呢?美国人在后面支持他,也是有条件,美国今天支持伊拉克、阿富汗、缅甸,都是有条件的:你要往前政治改革,我的钱就给你,我就支持你。当时蒋介石确实也说:“我就冲着这个。”半推半就,中国的民主宪政就走下去。

  我对中国宪政的前景乐观的原因什么?中国有充分的宪政经验,中国并不是没有宪政的经验,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怎么解读,怎么把历史的经验转化为我们政治改革的思想资源,这可能是我们新一代的历史学家所应该做的事情,谢谢。

  学生提问:西方思想移植到中国能否生存

  学生提问:老师您好,我想问您这样几个问题,刚才您提到明朝中西文化交流的时候,也说到了西方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想问您怎么解释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中国是否有西方思想生长的土壤?假如它们移植到了中国,是否真的能在中国生存下去?第二个,就是您一直说西方在中国产生过一些影响,你是不是建立在西学和中学相比,是具有优越性的,也就是西学是否比中学更具有优越性?您刚才也提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并非中国本土文明所发生的,您认为在这种非本土文明发生的思想当中,这种外来的、国内的政治因素,还有国内其他的社会环境对它的影响,是否要小于西方传教士所带来学说的作用?最后,您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不是要与中国开战,那为什么慈禧还要和他宣战呢?这个有什么史实可以作为依据?还有,您所界定的宪政时期有什么标志?什么是宪政时代?您认为北洋是宪政时代,那您认为现在是宪政时代吗?

  马勇:这几个问题,我记得多少回答多少,说得太多了。

  其实前面几个问题归纳一下,就是中西文明之间有没有可能去嫁接与重构。

  我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书——《近代中国问题诸问题》,这个书后来重印了一次,那里面就解读了中西文明能不能够接受。因为我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我今年出了一本《中国文明通论》,我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时候,中国文明对外面的东西一直是处于包容、吸纳的状态,中国本土没有的,黄河流域没有的,走到了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文明就进来了,不存在我不能接纳它,中国文明的本质就在这里面。

  因此,中国面对西方文明的时候,我刚才讲了,黄宗羲讲了“非君思想”,顾炎武讲了“地方自治思想”,这是怎么来的,是复杂的学术问题,还有异端思想,这个东西能不能嫁接中国社会来?和我刚才讲的中国文明本质来讲是可以的。胡适1916年在美国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他那本《先进民学史的导论》也在谈这个问题,其实文明的嫁接不存在大的问题,无论是胡适、梁漱溟,还是陈独秀,都讨论过一个问题——什么是文明?文明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而人类面对最初的方式的时候,其实也都可以还原到最简单的问题,都是面对生老病死,这是最简单、最基础的问题,文明最深层的原因,中西之间是可以找到嫁接点的,并不存在文明的必然冲突。

  我们中国文明最成功的经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理解,今天中西文明好像还没有达到新融合产生新问题,但是中国历史上有一次最成功的中国本土文明,还不是来自中国境内的文明,和境外文明最成功的嫁接就是佛教文明。佛教文明绝对和中国没有关联的东西,佛教进入中国之前和中国文明毫无共同性。但是从东汉进来,经过800年的发展,它使中国文明产生了新的变化。

  它们的冲突也很激烈,在南北朝时期、唐朝后期,印度佛教文明和中国佛教文明冲突很厉害。但是不知不觉到了北宋开始,印度佛教文明就慢慢地渗透到中国文明当中,改造了中国文明的框架。现在我们讲宋明理学和中国文明已经完全改变了面貌。

  中国和西方接触,从利玛窦开始算起,800年的时间,从一五几几年开始,到现在800年的时间,一定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中西的冲突,800年之后,已经就没有问题了。可能中西之间,我觉得应该这么去理解。

  我刚才讲,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学,我们原来西方科学主义理论传来之后,我们历史都在讲证据。其实最近几年有一个人讲的东西很重要,杨建明(音)讲:“历史学的感觉主义非常重要。”我们要去体会黄宗羲、李贽他们这个时代的状态。你刚才讲有没有环境在变化?我当然认为肯定是环境在影响他,我们今天的思想也是因为环境在变化,所以我的思想才和我的老师不一样。我有我老师辈的思想,但是我们俩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思想也有变化。

  黄宗羲和李贽这个时代,他们和西方人的交往已经很正常了。我们后来研究李贽,他在寺庙里面,男男女女赤身裸体,好像是性解放、玩性游戏,其实他不是这个样子的,而且这也不是寺院,纯粹就是基督教、天主教过来的,纯粹是西方的东西,这里面肯定有环境的变化。

  但是我讲感觉主义,历史学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记录下来的东西总是要落后于实际发生的事情,特别是社会文化方面。你要找思想根源的时候,一定要找出证据来,我觉得解读思想史太难了。后来葛兆光写《中国思想史》,知识、经验、社会……那才是解读思想史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了。你这个问题,和当时的环境肯定是有关系了。(未完待续)

  马勇,凤凰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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