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失败，决策上有四点原因

“大跃进”运动的决策问题研究（下）


　　三、“大跃进”运动方案的规划

　　“大跃进”运动的方案规划问题，是指对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政策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或方案的活动过程。它包括“大跃进”运动的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后果预测等环节。


　　(一)“大跃进”运动的目标


　　毛泽东所以发动“大进”，就是要以尽快的时间，赶英超美，使国家富裕、强大起来，摆脱目前这种被动的、在世界上无权的状况。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就将“十五年超过英国”改为“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再过二十年赶上美国”。［12］(P417)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将赶超时间提前，他说：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22日，毛泽东又提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具体地说，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常规地增长。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1958年6月中旬，由农业部门提出、国家经委汇总、薄一波向政治局汇报的1959年计划第一本账的指标是：粮食6000亿斤，比当时预计的1958年产量增加1300亿斤；棉花6000万担，比当时预计的1958年产量增加1000万―1600万担。在高产“卫星”的鼓动下，8月，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粮食产量指标8000亿―100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9000万―10000万担。1962年粮食产量15000亿斤，棉花产量15000万担。10月，在西安召开的九个省市农业协作会议的总结报告提出：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15000亿斤必须保证，并力争达到2万亿斤。会上还出现一种奇异的说法：我国粮食产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经过讨论，写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要求到1972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达5000―10000斤，棉花亩产达到500―1000斤，全国耕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和种植绿肥，三分之一种树种草)。12月，八届六中全会决定：1959年粮食产量指标10500亿斤，棉花指标1亿担，与钢、煤指标一起，合称为1959年的“四大指标”，并公开发表。

　　(二)“大跃进”运动的方案设计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早在1956年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毛泽东就多次谈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所以能够超过苏联，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群众工作传统，有群众路线”。“大跃进”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中共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发动群众冲击规章制度。


　　(三)“大跃进”运动的方案预测

　　预测是方案规划的前提。预测就是由过去和现在推知未来，由已知推知未来。对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其结果的正确与否做出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策的成败。没有预测或预测不科学，必将导致盲目或错误的决策。毛泽东预测：有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觉悟和工作热情，我们很快将赶上资本主义大国。他在1958年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说：“共产主义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13］具体的预测是：中共中央预计1957年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的目标可望实现，在钢的总产量方面2年赶上英国被认为“不成问题”。1958年11月初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还讨论了15年内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问题。据当时掌握的资料，估计15年后，即1972年，英国人均钢产量可能在500公斤左右，我国1972年按8亿人口算，人均500公斤，钢产量就要达到4亿吨。因此，这次会议拟订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规定：到1972年全国钢产量达到4亿吨。


　　四、“大跃进”运动决策的评估

　　1958年的“大跃进”，是毛泽东和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的一次严重的失误。“大跃进”运动对我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建国以来历史最高水平。3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原因，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粮食短缺，财政连续赤字，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身体素质下降，加上长期紧张的劳动和疾病流行，出现了大量非正常死亡。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3年经济损失为1200亿元。［14］(P272—273)这些后果的产生是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决策出现了失误：“大跃进”运动方案的规划违背了目标合理、信息全面真实、现实可行、民主参与和科学试点的原则。


　　(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立的“大跃进”运动的目标不合理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立的“大跃进”运动的目标是2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7年超过美国。这样的目标是不合理的，是空想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报告称，2001年中国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综合年代差距在100年左右，与德国等7个国家在80年左右，与日本等6个国家在50年左右，与葡萄牙等5个国家在30年左右。2001年尚且与美国综合年代差距在100年左右，更何况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呢？中国怎可能在几年或十几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美？


　　(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大跃进”运动信息的了解不全面和不真实

　　信息是方案规划的基础和依据。政策的科学性是与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成正比的。信息越全面、准确，方案规划就越具有科学性。“大跃进”运动以失败而告终，还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策前，根本没有搜集全面的信息，对超过资本主义强国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对钢产量和粮食产量未全面调查清楚，轻信基层干部的虚假数字。对于资本主义大国英美等工农业生产情况和经济状况，根本不了解，仅仅调查了英国的钢产量情况。人民群众更不知道如何赶超，英、美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更无人知晓。当时消息的来源只有一家官方的报纸，没有其他的渠道。既便是对英、美国家的报道，也是社会的阴暗面，至于全面的情况，群众更是一无所知。1958年6月8日，报纸率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放出亩产小麦2105斤的“卫星”；6月26日，又报道了江西贵溪县水稻亩产2340斤的“卫星”。随后，“卫星”越放越大。小麦“卫星”亩产最高的，为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的青海蹇什克农场亩产8585斤；水稻“卫星”亩产最高的，为《人民日报》9月18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130434斤。除了小麦、水稻“卫星”以外，《人民日报》和一些省报，还连续发表了玉米、高粱、谷子、番薯、芝麻、南瓜、芋头、蚕豆、苹果等28种农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产“元帅”。

　　10月1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让群众参观。10月8、10日，《天津日报》又分别报道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的特大消息，一时轰动全国，可称得上亩产之最。新立村的“试验田”，毛泽东亲自视察过。既然是领袖肯定的事情，因此，在全国也就名声大噪。事实是，新立村把几十亩的稻秧苗，快成熟的时候都移植到1亩地中，这样明显的造假行为，不但不加以批评，反而各大媒体却争先恐后的报道。粮食产量放“卫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获得的是真实和全面的信息吗？

　　为何还要相信这些虚假的信息呢？

　　对1958年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盲目乐观的估计，并认为今后我国农业生产将不是以百分之几，而是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年复一年地增长的错觉，又引发了一个更重要的错觉，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从这个错觉出发，作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其中之一就是用农业逼工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放手发动全党全民大办钢铁。毛泽东等领袖人物对自然科学及其规律，包括对现代经济生产常识缺乏了解，急于求成，又太具罗曼蒂克式的幻想和唯意志论倾向，导致决策中失误不断。


　　(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大跃进”运动方案缺乏可行性分析

　　政策总是要付诸实施的，要实施就得具备实施的现实条件，即具有可行性。为此，要充分占有各方面的实际材料，根据现有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主客观条件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对方案进行政治、经济、技术、文化、伦理等方面的可行性分析，从而使方案建立在牢固的现实条件的基础上，使方案的实施具有可操作性并有成功的最大可能。否则，无视现实条件与可能，即使再好的政策也因无法实施而缺乏价值。

　　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只要苦战3年，再加上若干年，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任务的迅速完成，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群众运动的方法，就有了万能的法宝。此外，把“一穷二白”看成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也为低估我国根本改变落后面貌的艰巨性起了一定的作用。

　　炼钢需要专门的技术，全民炼钢，不依靠技术是行不通的。由于技术不合格，只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结果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的，引发了日后的天灾。为完成“一0七0”指标，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少地方矿产资源遭到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被砸光，但没有生产出多少合格的产品。冶金部原定标准，生铁含硫量不得高于0.1%。北戴河会议后，放宽标准，改为0.2%。即使这样，1958年第四季度和1959年第一季度，各钢厂调入的生铁，合格的不到一半。有些地区小高炉生产的铁，含硫量竟超过2%、3%，有的甚至高达6%。这种当时名叫“烧结铁”的高硫铁不能炼钢。如用于浇铸，也因铸件发脆、太硬，而无法加工。

　　为了搞到几百万吨基本无用或用处不大的生铁，使国家财政支付了巨额的补贴。当时每吨大高炉的生铁成本，鞍钢为85.4元，石(景山)钢为112.6元，国家规定的调拨价为150元。小高炉(容积在55立方米以下的)的炼铁成本，原设计为153元，实际都在200元以上，多数为250―300元之间，有的高达460元。为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国家规定，从1958年9月1日起，小高炉生铁调拨价提高到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当时估计1958年只补贴15亿元左右，但据1959年12月10日财政部的报告，实际补贴了40亿元(当年支付21.2亿元，第二年决算追加补贴18.8亿元)，而1958年财政总收入才387.6亿元，光补贴小高炉亏损就超过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这还不包括因提高调拨价格和土铁质量差，而使炼钢厂增加的支出和减少的收入。

　　抽调几千万农村劳动力搞“小、土、群”，严重妨碍了当年的秋收，使很多粮食作物和其他农产品没有收回来，丰产没有丰收。据统计，全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者人数同从事工业生产劳动者人数的比例，1957年为13.8∶1，1958年一下骤降至3.5∶1。1958年粮食实产量为4000亿斤，而征购任务的第二本账却按6000亿―7000亿斤的产量布置，从当年7月1日到下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共征购粮食1175亿斤。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更严重地削弱了本来就很脆弱的农村生产力，再加上人民公社化后吃“大锅饭”，更加剧了农村的灾难。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城市蔬菜定量供应按两计，北京市居民有个时期一天只能吃到一二两蔬菜，以致不得不用船经过台湾海峡从广东调蔬菜进京。


　　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术，就可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用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超过英、美等国家。用的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搞个大跃进。放手发动群众，在战争年代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但是，转入经济建设阶段后，再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现代经济是个庞大的复杂的结构体系，各部门之间，各环节之间，既有精密的分工，又彼此互相依赖，相互制约。在当时的情况下，放手发动群众，过分的强调发挥职工的积极性，打乱了各种规则制度。进入1959年后，各个工业企业废品增多，事故频出。

　　(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大跃进”运动的决策缺乏民主参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主人，让他们充分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本质要求。民主原则首先就体现在政策是否能真正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是否最终使群众获得利益和实惠。其次，保证广大群众直接参政议政，在参与政策制定的各个活动环节中，充分发挥主人翁的作用。特别要重视发挥专家智囊团的作用。

　　“大跃进”运动的决策缺乏民主参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大跃进”运动的决策，既未听取工人、农民的意见，也未征询相关专家的意见。高度集中的集权体制，使得千百万工人、农民群众上演了一幕幕闹剧。


　　(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大跃进”运动未进行试点

　　科学的决策首先需要通过试点工作，总结经验，再全面推广。试点是毛泽东和中共推行社会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但大跃进运动发动前，根本未进行试点。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原因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这种评价是科学的。1958年最大的失误，是农业的浮夸，由于农业的浮夸，导致了一系列决策的错误，而浮夸是从所谓“放卫星”开始的。可是，领导机关却没有任何一位负责干部对任何一颗“卫星”的真实性作过认真的调查。其实，那些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只要进行试点，就可以被揭穿。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而汲取“大跃进”运动决策的经验教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能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当今各级领导干部在进行决策时，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握好目标合理、信息全面真实、现实可行、民主参与和科学试点的决策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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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薄一波.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N］.北京日报，1979—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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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9］人民日报［N］.1957－12－03.

　　［10］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12］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13］红旗［J］.1958，(1).

　　［14］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张北根，《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