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为何鄙视冯友兰

　　1985年11月，时逢冯友兰的九十岁大寿，梁漱溟也接到了寿席请单，但他拒绝出席。在一封没有上款的回信中，梁漱溟不客气地说，他的拒绝，“实以足下曾诌媚江青”。


　　冯友兰回复说：“来书竟无上款，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相待以礼，复如是乎？疾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岂其然乎？譬犹嗟来之食，虽曰招致，意实拒之千里之外矣。‘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诗人诚慨乎其言之也。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真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


　　冯的复信，可谓心情复杂。


　　不久，这两位世纪老人相晤，交谈中，宗璞向梁漱溟说明：所谓“曾诌媚江青”，并非事实，因此，梁的回信，乃是“不问事实的主观妄断”，而且“这种态度很要不得”。


　　这里所提到的冯友兰“曾诌媚江青”一事，是指1973年谢静宜代表江青访问冯友兰，此后有人建议他上书铭感，“信是写给江青的，但表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再后，江青“导演”“批孔”的闹剧，可怜一代“大儒”的冯友兰竟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所谓开会发言、外出参观，等等，当时冯友兰还在天津小靳庄见农民赛诗，诗兴大发，又在医院吟诗有《咏诗》25首，其中赫然有称道“女皇”武则天的诗句，如“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这在当时便被人非议为“诌媚江青”了。（何兆武先生的新作《上学记》提及冯诗有“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等，他以为：“这话说得毫无根据。现在有关汉初的史料主要是《史记》和《汉书》，可是这两部书从来没提到汉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赖’）吕后的智谋，捧吕后其实是捧女权，跟着江青的意思走。”他还提及当年西南联大的同学邹承鲁曾说：在西南联大的教师之中，“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的是冯友兰”，所以“最不欣赏”冯友兰，在当年倒不是出于学术观点的差异，而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即许多同学反感于冯“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如当年他那本《新世训》最后的《应帝王》，“是为蒋捧场的”，因而有失学者的身份。可见，人们对冯友兰的认识，也是其来有自。）


　　1976年华北地震，江青又到北大的地震棚来看望冯友兰，事后冯友兰又“奉旨”献诗，所谓“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云云。不久，江青又赴清华讲话，再次招见了冯友兰。把这一系列的事情联系起来，就与所谓“曾诌媚江青”差几相似矣。


　　对此，事后冯友兰曾为自己解脱，他说自己是从“批儒”的观点出发，以为武则天“反儒”最为彻底，却并不知道“江青有作女皇的企图”，尽管当时有许多人私下议论“女皇”的种种传闻，冯友兰说自己“向来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书房也听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我认为小道消息大概都是国内外的资产阶级编造出来的。我只信报纸上的消息，我对于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都是以国内的报纸为凭”，于是，局促于书斋中的冯友兰教授果然“毕竟是书生”，他大概不曾料到，“向来说，‘诗无达诂’，可以灵活解释，但是灵活也不能灵活到这样的地步”。说这话的宗璞还谴责道：“有些人惯于歪曲诗的本意，甚至在所谓研究文章中杜撰，把自己的揣测硬安在别人头上，这种做法甚不足取。”


　　之后，经过了冯友兰父女的解释和辩白，梁漱溟得知了“批孔”运动中冯友兰的真实情况，此后，他们恢复了交往。


　　1989年，宗璞又在对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订正中，详细叙述了冯、梁之间的误会，并认为所以会有这些“误会”，即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悲剧”，是完全出于“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不过，这又让人想到了梁漱溟。


　　当年“批孔”之初，梁漱溟没有表态，后来他回忆说：“不料保持沉默也是有‘罪’的。在全组二十余人都纷纷‘表态’，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努力改造思想之后，我依然沉默，便有人说话了。有人在会上不指名地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紧接着有人又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和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我听罢直摆手，不禁脱口而出：‘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碰见他呢。我怀疑他文章所说的是否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反击，严厉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


　　梁漱溟无权“沉默”，遂于1974年2月22日至25日，用了两个半天，发表了著名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其中有一句让人印象十分深刻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那么，同是“新儒家”的冯友兰呢？


　　因此，后来的梁漱溟对冯友兰就不可能再如从前了，他对冯有了另样的眼光。如其回忆：“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不久，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里很不舒服，便写信批评他，要他答复我为何这么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不对。但他当面向我作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律己可以，何必强求于人呢！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了历史。我想某教授如今回过头来看看，应该说可以作出一个他自己满意，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了。”


　　晚年的梁漱溟与美国学者艾恺交谈，其中还提到了冯友兰。他说：“有一个人叫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是我班上的学生，他是留美，在美国。他留美的时候还常常从美国写信给我，通信。从美国回来就做大学教授，很出名。写了三本书，特别是他有一部《中国哲学史》。这个人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情，个性不同了——他好像是儒家，好像是发挥中国传统思想，好像是这样，可其实呢，他的为人是老庄的吧，老子一派。老子一派，就是不像那个儒家，好像忠于自己，一定要很正直，他不是那样，他是有点……有点那个叫什么，‘什么世不恭’啊，有那么一个四个字，‘玩世不恭’，他不是那么本着自己的相信的道理，很忠实，不随风转舵，不，他有点像玩世不恭。后来不是那个江青很赏识他，到北京大学去看他，他还把诗词送给江青，后来江青失败了，所以他的名气也就不好了。”（《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

　　由此看来，晚年的梁漱溟对冯友兰还是依然保持了他的基本看法的。

　　散木，节选自《历史学家茶座》第9辑文章：“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几位学者（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