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6日 星期三

梁漱溟为何鄙视冯友兰


  1985年11月,时逢冯友兰的九十岁大寿,梁漱溟也接到了寿席请单,但他拒绝出席。在一封没有上款的回信中,梁漱溟不客气地说,他的拒绝,“实以足下曾诌媚江青”。


  冯友兰回复说:“来书竟无上款,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相待以礼,复如是乎?疾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岂其然乎?譬犹嗟来之食,虽曰招致,意实拒之千里之外矣。‘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诗人诚慨乎其言之也。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真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


  冯的复信,可谓心情复杂。


  不久,这两位世纪老人相晤,交谈中,宗璞向梁漱溟说明:所谓“曾诌媚江青”,并非事实,因此,梁的回信,乃是“不问事实的主观妄断”,而且“这种态度很要不得”。


  这里所提到的冯友兰“曾诌媚江青”一事,是指1973年谢静宜代表江青访问冯友兰,此后有人建议他上书铭感,“信是写给江青的,但表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再后,江青“导演”“批孔”的闹剧,可怜一代“大儒”的冯友兰竟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所谓开会发言、外出参观,等等,当时冯友兰还在天津小靳庄见农民赛诗,诗兴大发,又在医院吟诗有《咏诗》25首,其中赫然有称道“女皇”武则天的诗句,如“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这在当时便被人非议为“诌媚江青”了。(何兆武先生的新作《上学记》提及冯诗有“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等,他以为:“这话说得毫无根据。现在有关汉初的史料主要是《史记》和《汉书》,可是这两部书从来没提到汉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赖’)吕后的智谋,捧吕后其实是捧女权,跟着江青的意思走。”他还提及当年西南联大的同学邹承鲁曾说:在西南联大的教师之中,“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的是冯友兰”,所以“最不欣赏”冯友兰,在当年倒不是出于学术观点的差异,而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即许多同学反感于冯“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如当年他那本《新世训》最后的《应帝王》,“是为蒋捧场的”,因而有失学者的身份。可见,人们对冯友兰的认识,也是其来有自。)


  1976年华北地震,江青又到北大的地震棚来看望冯友兰,事后冯友兰又“奉旨”献诗,所谓“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云云。不久,江青又赴清华讲话,再次招见了冯友兰。把这一系列的事情联系起来,就与所谓“曾诌媚江青”差几相似矣。


  对此,事后冯友兰曾为自己解脱,他说自己是从“批儒”的观点出发,以为武则天“反儒”最为彻底,却并不知道“江青有作女皇的企图”,尽管当时有许多人私下议论“女皇”的种种传闻,冯友兰说自己“向来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书房也听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我认为小道消息大概都是国内外的资产阶级编造出来的。我只信报纸上的消息,我对于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都是以国内的报纸为凭”,于是,局促于书斋中的冯友兰教授果然“毕竟是书生”,他大概不曾料到,“向来说,‘诗无达诂’,可以灵活解释,但是灵活也不能灵活到这样的地步”。说这话的宗璞还谴责道:“有些人惯于歪曲诗的本意,甚至在所谓研究文章中杜撰,把自己的揣测硬安在别人头上,这种做法甚不足取。”


  之后,经过了冯友兰父女的解释和辩白,梁漱溟得知了“批孔”运动中冯友兰的真实情况,此后,他们恢复了交往。


  1989年,宗璞又在对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订正中,详细叙述了冯、梁之间的误会,并认为所以会有这些“误会”,即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悲剧”,是完全出于“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不过,这又让人想到了梁漱溟。


  当年“批孔”之初,梁漱溟没有表态,后来他回忆说:“不料保持沉默也是有‘罪’的。在全组二十余人都纷纷‘表态’,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努力改造思想之后,我依然沉默,便有人说话了。有人在会上不指名地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紧接着有人又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和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我听罢直摆手,不禁脱口而出:‘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碰见他呢。我怀疑他文章所说的是否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反击,严厉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


  梁漱溟无权“沉默”,遂于1974年2月22日至25日,用了两个半天,发表了著名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其中有一句让人印象十分深刻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那么,同是“新儒家”的冯友兰呢?


  因此,后来的梁漱溟对冯友兰就不可能再如从前了,他对冯有了另样的眼光。如其回忆:“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不久,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里很不舒服,便写信批评他,要他答复我为何这么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不对。但他当面向我作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律己可以,何必强求于人呢!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了历史。我想某教授如今回过头来看看,应该说可以作出一个他自己满意,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了。”


  晚年的梁漱溟与美国学者艾恺交谈,其中还提到了冯友兰。他说:“有一个人叫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是我班上的学生,他是留美,在美国。他留美的时候还常常从美国写信给我,通信。从美国回来就做大学教授,很出名。写了三本书,特别是他有一部《中国哲学史》。这个人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情,个性不同了——他好像是儒家,好像是发挥中国传统思想,好像是这样,可其实呢,他的为人是老庄的吧,老子一派。老子一派,就是不像那个儒家,好像忠于自己,一定要很正直,他不是那样,他是有点……有点那个叫什么,‘什么世不恭’啊,有那么一个四个字,‘玩世不恭’,他不是那么本着自己的相信的道理,很忠实,不随风转舵,不,他有点像玩世不恭。后来不是那个江青很赏识他,到北京大学去看他,他还把诗词送给江青,后来江青失败了,所以他的名气也就不好了。”(《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

  由此看来,晚年的梁漱溟对冯友兰还是依然保持了他的基本看法的。

  散木,节选自《历史学家茶座》第9辑文章:“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几位学者(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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