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不是想要当“西北王”

杨奎松与网友对话：如何读中共党史（中）

　　主持人：民间钱文军先生认为3.24南京事件是斯大林从“极左”转到“极右”的决定性因素，炮轰事件使斯大林担心英美等“西方列强”改变了对北伐军的态度，大批军队正在调往中国。一旦他们武装干涉，必将导致北伐彻底失败，所以下了一系列命令“纠左”，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正是斯大林“纠左”的举措。如果没有这个变数，国共分裂也是必然的，所不同的是中共先动手，而不是“4.12事变”老蒋先下手。请问杨先生对此议有何高见？

　　杨奎松：我们看到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相关资料里看不到斯大林太多担心外国列强干涉的判断，而且，如果陈独秀中央有所谓“右倾”，最早也不是从南京事件开始，早在1926年12月就开始了。是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迫使中共中央改变了过去相对保守谨慎的策略，开始转向激进。这有1927年2月中共中央承认自己太拘泥于革命阶段性，不敢向前迈进的决议可资证明。但即使有这个决议，中共中央也并没有对农民运动完全松绑，还是怕出乱子，尤其是影响到北伐军的粮食供应。在这里还需要了解莫斯科这时正在发生的斯大林和托季联盟之间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话题，就是中国革命的政策策略。托洛茨基等人着力批评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右倾妥协，因此，斯大林这个时候也不敢太过退让。但当时情况下，共产党在上海领导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同时进占上海，双方都想取得对上海的实际控制权，为此，陈独秀等甚至下令不惜和蒋介石的武装力量直接冲突。斯大林是在这种情况下下令要上海工人暂时把武器埋起来，不要直接和蒋介石队伍发生冲突的。这是斯大林极其实用和精明之处，因为他很清楚，工人武装不可能是蒋介石的对手，何况一旦双方冲突起来，一定会把蒋介石逼反，上海是列强的大本营，列强会乘机和蒋携手，更没有共产党那点武装夺权的机会。他采取退让政策的重要考虑在1927年4月5日的一次讲演中解释很明白，就是要继续利用蒋介石，不要马上和蒋翻脸，把他逼到帝国主义一边去。他讲了一句后来被人反复引用的名言，就是对付蒋介石等人，要像挤柠檬一样，把他们挤干净了再丢掉。由此也可了解，斯大林这时担心的主要不是列强的武装干涉，而是蒋介石。

　　钱文军：1927年3月24日南京排外暴行，《“中间地带”的革命》P127介绍：“被打败的直鲁联军的散兵游勇以及刚‘易帜’的原孙传芳军阀部队的官兵发生了哄抢外侨住宅和英美日领事馆的情况，造成外国人6人死亡，6人受伤。”我们知道此说乃历来教科书规范描述，有根据吗？现在已经有其他意见认为蒋介石采信的“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更为合理。因为“直鲁联军”已于前一日逃出南京，北伐军已进占南京一整夜平安无事，偏偏次日才发生，且受害人回忆打劫者皆北伐军士兵；且开进南京的是北伐第2军、第6军，都是共产党人担任党代表的左派部队，没有“易帜”的北洋军阀部队开进南京，他们都被蒋介石收编了。联系武汉、九江共产党指挥下已经发生民众占领哄抢租界的事件，有连贯性。还有说法称肖劲光亲自阻止了对日本领事馆的抢劫，这也符合斯大林关于不许冒犯日本的指令。请问杨教授现在哪一种说法更准确？

　　杨奎松：我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史料，有切实史料证实这个事情我会按照这个说法调整我的说法。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从当年就开始有了，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比较扎实的史料和具体的研究把事情的真实情况搞清楚。因此，我没有特别着意改变过去的说法。当然，我在原书中其实应该加一个注释，说明目前研究中的不同说法和已经进展的程度。至少，多数学者已经比较认同是北伐军第2、6军里面一路上收编进来的旧军队的士兵哄抢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值得考虑的。至于说共产党有意策划了这次抢劫，我想我研究国共史这么多年，还从未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而且我也不相信这样的策略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制定出来。汉口、九江租界事件与南京事件也扯不上关系，两件事都发生在4月上旬，而且也不是中共中央计划的。既然前面讲说斯大林这个时候怕列强怕得厉害，共产党这时又怎么可能去组织冲租界、抢外国人呢？这不矛盾吗？斯大林是非常重视策略的，鲍罗廷是斯大林在中共中央的代表，他比陈独秀要保守和实用得多，他会不知道这种事情会给北伐带来大麻烦，会把本来就有异心反骨的蒋逼到列强一边去吗？何况，要去挑动这种事情，也要对自己有利才好。南京是被比较左倾的部队占领的，共产党为什么要把南京搞乱，让列强干涉，然后让蒋派人来占领南京呢？共产党有没有过冲击租界，挑动与列强冲突的计划呢？有。但那是在“四一二”事变后，是因为上海被蒋介石完全占领了。陈独秀逼不得已，提出应该考虑在上海冲击租界，因为这样可以让蒋介石陷于困境，并且引起列强干涉，使蒋反动面目大暴露。但即使这样的策略，也被党内和国际代表否定掉了。

　　主持人：中国革命的道路实际受苏联影响也是很大的。您也有专著来他这个问题，能否简单说一下各个时期对中共到底起了哪些决定性作用。
　　杨奎松：这方面的作用太大了。第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者的产生，很大程度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宣传资料，受到思想灌输。陈独秀他们所以会在1920年5月以后才逐渐开始转变成为初步的共产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在5月以后能够读到和听到来自俄国的代表介绍的情况和相关知识，没有这样一个契机，陈独秀他们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还不知道要经过多少曲折和多长的时间呢。第二，在中国最初要成立这样一个秘密组织，虽然最初还只是几十个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加入的小组织，但要开展活动，就需要大量的金钱。靠陈独秀、李大钊等两三位有些收入的编辑、教授自己出钱来从事组织上的各种工作，包括支付组织成员生活、工作的开销，根本就没有可能性。因此，莫斯科在财政上的支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共最初十几年几乎都是靠莫斯科提供经费来开展活动的，这对中共早期的成立、发展和壮大，意义极大。另外，1923、1924年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包括帮助它改组、派政治军事顾问、建军校、成立中央银行等，也使国民党面貌一新，从过去一直要依靠军阀力量，看将军们脸色，毫无成功希望的党，一举有了自己的军队和稳固的政权，甚至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就发动了成功的北伐战争，整个军事行动不过一年多，就取得了国民革命的成功。也都和苏联有密切关系。可以说，不论共产党、国民党，他们革命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正面、负面，几乎都离不开苏联的影响和作用。

　　主持人：《“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并未细说西安事变，杨教授另有专书《西安事变新探》作了详述。疑窦在于，相当多读者读罢之后感觉，杨教授的论述与所给出的结论正好相反，西安事变非但不是什么“逼蒋抗日”，跟“抗日”也毫无关联，张学良地地道道想当西北王。张学良误以为苏联会给他飞机大炮，中共也会诚心诚意拥戴他。直至捉蒋之后，亲耳听到南京广播的苏联强烈谴责他的一批文章，这才绝望，陪老蒋回南京，满以为还可以混个半独立地位的封疆大吏（芦笛兄有专文论说）。不知杨教授对上述异议有何看法？为什么这些读者会产生上述感觉呢？或者，杨教授现在如何评价西安事变？
　　杨奎松：我不是很同意这样的观点，研究历史一要凭借可靠史料说话，二要合情合理。这样的观点主观性太强，既没有史料做凭据，也不合乎常情常理。我的书其实最重要是要强调和说明当时张学良和中共的关系，这是过去大家不谈或谈却没有凭据，只能凭猜想来推测的。我的研究一是靠史料说话，一是在史料基础上尽可能将史实合情合理地描述出来。我的叙述和结论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我讲得很清楚，西安事变所以会发生，根本上是由于张学良与中共先前曾有密谋联合苏联，实现西北大联合的政治基础。这一计划虽然一度被莫斯科叫停，国共之间也秘密建立了商谈的管道，但由于红军全部集中到甘北来，被南京的中央军团团围住有全军覆没的可能，蒋决心大变，对红军坚持要么收编解散，要么彻底消灭；中共被迫准备再举长征，冒险突围离开西北；张学良在谏蒋停止剿共不成的情况下，被迫选择发动事变，根本目的是要重举西北大联合的旗帜，解救红军并实现联苏。只是因为苏联方面反对事变，力主和平，蒋又转而承认联红抗日，事情才走向另一种结果。我从不认为张发动事变的目的是为了“逼蒋抗日”，我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里对此解释得很清楚，即依张对蒋性格的了解，身为军人的他不可能不了解，把蒋抓起来，拿手枪对着蒋的头要蒋让步，蒋怎么可能服软？就算是蒋被迫答应了，回头也必定会反悔，他敢相信吗？因此，情理上、逻辑上，张学良发动事变都不可能是寄希望于“逼蒋抗日”，张必定是做了最坏的准备，他把事变在内部称之为“一二一二革命”，也即是如此。如他所说，他是准备兵败“上山”，甚至“杀头”的。

　　同样的情况，说他发动事变是想要当“西北王”，这恐怕更是有些臆测了。张有什么资本相信他扣蒋造反就能取得苏联的援助？就靠中共过去的许诺吗？张如果相信中共单方面的许诺，他还会单独派人赴苏联络吗？1936年8月莫斯科不仅否定了中共的西北计划，而且也拒绝与张的代表发生关系，张又如何能相信苏联会支持他？中共发动宁夏战役，告诉张莫斯科援助红军的数目，要求东北军加入，张两度拒绝，并强调数量太少，装备几万红军尚有限，如何装备十几万东北军？宁夏战役失败，接取苏援不成，中央军大举进据陕甘，红军和东北军已陷入与中央军犬牙交错、腹背是敌的严重情况，张如何能预测扣蒋即能一举改变军事局面？张确实想再通过中共向莫斯科报告他的行动，争取苏联改变对他的看法，但这也只是破釜沉舟之后唯一的希望所系了，他讲得很清楚，即使与红军联手，如无苏联援助，顺利的情况下军事上也只能坚持一个月时间，他何曾有什么有把握的当西北王的计划？

　　过去国民党的史家一直从正统的角度，把张视为野心军阀，因而相信张发动事变不是为抗日，而是想要实现个人的野心。我的书揭示出张确曾考虑过接受中共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甚至想过要加入中共以取得苏联的信任与援助，因此，一些史家就更是认为可以坐实了张发动事变的目的，就是要当“西北王”。但是，如果这些人全面地研究和阅读过1933-1936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的各种档案文献、书信讲演等各种文字，深入了解过张赴欧期间及回国后苦恼和焦虑的问题，研究过东北军原东北籍官兵、家属、学生，特别是张倚重的年轻干部的激愤要求，应该就能了解到一个基本的常识性问题，即东北军官兵及其家属，没有哪个人会愿意留在关内，无论是鄂豫皖，还是陕甘。张学良想当“西北王”？他有什么资格，又有什么资本和条件？！我想，只怕是熟悉民国史的过去国民党的史家，也得不出这样的认识来。

　　为什么张学良去费尽心机想要按照中共的提议，经过西北大联合的办法来联合苏联呢？只要了解到张学良此前屡次找苏联被拒的经过，就不难看出来，这实在也是不得已的办法。我在书里讲得很清楚，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及其部下都明白，靠他们自己是回不了东北的，靠蒋介石南京政府也毫无希望。要想回东北，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找苏联人帮忙，因为唯一在远东不喜欢日本人占东北的大国，就是苏联。这也是为什么张学良不止一次到通过各种办法，包括在英国戒烟时通过苏联领馆正式申请赴苏，想要求得苏联的理解和帮助。他之再三被拒，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和他的父亲过去几度伤害过苏联。因为实在找不到联合苏联的途径，直到被派驻西北，接触到中共，这才让他再度相信有了新的联苏的可能性。张学良在和中共代表，以及和各方关键人物的谈话当中，包括几度告诉蒋介石，都在讲东北军有失控的危险，原因就在于退进关内几年来，完全看不到回乡的希望，官兵和家属都难以忍受了。当年的地方军队，靠的都是在自己的地盘上解决补给和兵源问题。离开东北，东北军只能派到哪儿补到哪儿。而它所派的关内任何地方，都是其他地方军阀或地方势力的地盘，东北军作为外来的部队和纯粹的外省人，要想雀占鸠巢，据山为王，哪儿那么容易？会有没完没了的麻烦。因此，张才会对国民政府不能及时帮助解决问题和削减军饷数目极度不满，因为他常常必须要动用他从东北带出来的银行里面的存款，来解决部队和家属的给养问题。

　　所以说，说张学良是军阀，这没错。说张学良想保持半独立的封疆大吏的地位，这也没错。甚至说他想当什么“王”，也说得通。只是，说他想在东北以外当“王”，就是对中国近代以来军阀割据史缺少足够的了解了。张学良为什么能进西北？这本身就蒋的一步妙棋。我们都知道，西北军阀势力一直很抗拒中央军进入西北。中央军早先因无力控制西南西北，也一直采取羁縻政策，扶植某个听话的地方军阀实际负责那些偏远的地方，只派个别党政官员担任省主席之类，以示中央权力所在。1934年把张学良东北军调进西北，一方面是蒋还派不出足够的军队进驻西北，另一方面也是他刻意掺沙子，让西北军阀不好拒绝。等到东北军进去了，中央军在条件许可时，也就很容易利用各种名目进入西北了。事实上也是，1936年中央军就以追剿红军的名义，先后从几个方面进入到山西、陕西和甘肃来了。而中央军一旦进来，整个西北也没有张学良东北军的什么事儿了。以东北军的战力，连红军都打不过，张学良能幻想去和中央军争夺西北吗？

　　张为什么要联苏？从根子上说，他是想要把他带出来的这支东北军保存下来，延续下去，这是人之常情。要想找到保存下来的根本办法，对张学良来说，第一位的是要维系军心，要让东北人看到他们有回东北的希望。而维系军心或让东北人相信他们能够回东北靠什么，只能靠举抗日的旗，坚定的主张打回去。他靠谁打回去？只能靠联合苏联，取得苏联援助。因此，张学良联苏，本身就包含着抗日的要求。他也很清楚，如果要想让苏联援助他，也必须要打抗日的旗，走抗日的路，否则苏联凭什么冒险去援助中国的一个军阀？

　　主持人：很多网友还是想让您再谈谈张学良这个事情。

　　杨奎松：我刚才讲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张学良本身到西北来是被动的选择，不是主动的。第二，张学良要想在西北长期待下去，基本没有可能。看当年的资料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1936年全年东北军内部的矛盾很深，青年军官甚至集体和张学良激烈争吵。张学良从来没有，也不敢向部下许愿说，他准备当西北王，控制西北几省让大家生活得很好。这是笑话。他唯一能够用来说服部下的只有一条，就是告诉他们：我一定会带你们回东北去。怎么回东北？当然就是要抗日。要抗日，所有人都懂得，必须联合苏联。他之所以会相信中共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可能行得通，则有一个很特殊的背景。就是1936年3月苏联和外蒙古签订了军事互助条约。这对中共、对张学良都是很大的一种精神激励。为什么？因为外蒙古按1924年中苏条约的规定，按中国人的观念，主权是中国的。苏联和中国的一个区域可以为抗日而缔结互助条约，那么也应该可以和中国抗日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缔结互助条约。他的想法很简单，只要举起抗日旗帜，得到苏援，就可以组成中共所主张的抗日联军。你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敢抗日，到时候我抗日联军在苏联援助下可以单独抗日。只要旗子举起来了，军心也就安定下来了。一旦找到机会能够从陕甘宁晋发动作战，有苏联支持，回东北也就有希望了。

　　总之，看这个问题要依据史料，并从常情常理出发，不要太主观地从个人好恶来看问题。没有哪个军阀没有野心，但野心都是要靠军队来实现的。如果连自己的军队都控制不了，整个东北军二十万人如何能统帅得起来？军阀的特点就是割据地盘，但也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割据的，像西北各省原本就有大批地方军阀存在着，你东北军跑来占山为王，想都别想，谁服你？而且东北军人心思乡，回不了家乡，张学良也就当不成他的东北王，也就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军阀了。所以我是不同意你说张学良跟着共产党和苏联的目的就是为了搞一个西北独立王国，要变成西北王，根本不想抗日，我觉得这种推理太武断、太主观了。

　　主持人：杨老师的研究里，有一段是关于国共和谈的，都在那本《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里了，能否简单谈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国共和谈的失败？

　　杨奎松：我的书写的是国共谈判，指的是1936-1949年十年里的多次谈判过程。其中称得上国共和谈的只有3次，即重庆谈判、1946年谈判和1949年北平和谈。因为不能次次都讲，我们这里只简单提一下1946年国共和谈失败的原因问题。这次和谈能举行，最主要的因素是当时的国际背景在起作用，特别是美国的直接干预，和苏联的默许。1945年底内战眼看就要打起来了，美国总统派特使马歇尔介入，直接来调处国共冲突，苏联又表示支持，国共就只好妥协了。毛泽东当时讲得很明白，即共产党背后站的是苏联，国民党背后站的是美国，打还是和，不是单凭国共自己能定的，必须要看美苏的态度。但1946年又是一个国际政治关系急剧变动的时期，美苏在国际上正在从战争期间的大国合作，转向战后势力范围的全面争夺。因此，年初的时候美苏态度比较一致，国共也很快就妥协下来了。包括通过停火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且通过了五项和平协议等，马歇尔都以为没有什么问题，很快就可以照美国的样子，在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彻底消弭内战危险了。想不到的是，美苏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很快就白热化，并且争夺到中国来了。导致美苏，特别是苏联态度改变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原来以为美国人已经承认中国东北地区是它的势力范围，美国人会尊重并不进入东北。因此，它一直很严格地遵守着不介入关内事务，赞同美国出面调处关内国共冲突的作法。它甚至准备让中共交出军队，到国民党的政府里去做官。然而，进入到1946年，美国政府不止一次地表明立场，要求东北应保持门户开放，反对苏联把中国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许第三国势力进入的态度。这样一来，苏联也急了。原本它很担心中共在东北地区的发展会影响到它已取得的这些国际承诺，几度干预过中共在东北的扩张。1946年2月下旬以后，它已不顾一切，支持中共在东北大打，并且希望东北能独霸东北。结果，就爆发了国共四平大战。战争打了一个多月，中共虽然打败了，但也控制了小半个东北，特别是取得了三面背靠苏军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由于苏军的援助，中共关内各根据地，也通过海路及陆路得到了大量的军事物资方面的援助，因而大大加强了抗拒国民党军进攻的能力。再加上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能完全接受政协五项和平协议，中共不愿交出军队，国民党不愿放弃独裁地位，和谈也再难进行下去了。最终美苏都放了手，让国共自己去解决，和谈自然也就失败了。

　　网友：1949之后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问题，今年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新民主主义又被重提了，作为一种主张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我想请问一下，当年毛泽东为什么主动放弃这一思想？今天为什么又被重提？张木生先生和刘源等人关系非常密切，这种思潮会不会在现在中共党内成为一种主流？

　　杨奎松：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本身的形成和放弃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这一政策思想的当前意义问题。关于前者，我写过一篇文章，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新民主主义的形成和中共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它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条件下革命分“两步走”的一个政策结果。

　　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也就是在1949年以前，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中国革命的任务，包括对当时形势下应该用什么样的口号，打什么样的旗帜，发生过一系列的变化。导致这些变化的一个原因，我们可以注意到，多半都是跟共产党自身实力的大小有非常密切关系的。它的力量比较强大的时候，它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或唯一革命力量，应该可以打败国民党，或必须靠一己之力和国民党对抗的时候，它对自身革命任务、革命口号，以及政策目标的规定就提得比较高；它的力量比较弱小，或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境地的时候，它就会比较重视和强调统一战线，强调灵活的策略方针，革命任务、口号、目标也会定得比较低。

　　但无论高低，中共自1922年召开二大，接受莫斯科的指导，将中国革命分为两步，规定第一步只能先搞民主革命之日起，它就一直存在着一个何时向下一阶段革命目标，即共产革命的终极目标--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比如，1924年与国民党合作，最初的革命任务和口号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建立一个普选的、民主的共和国。所以会这样提，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两步走”的规定所限，一是实力所限。中共当时有多少实力呢？从人数上讲，当时它只有400人左右，比国民党的数万党员，连个零头儿都不够。它虽然有苏联和共产国际做后盾，孙中山不得不承认接纳这几百人加入国民党，并担负许多重要工作，但它要马上打出自己的旗号、提出自己更高的斗争目标，还没有条件。

　　然而，两年后的情况就大不同了，中共中央就已经再三在考虑要不要国民党和要不要按照自己的革命愿望另立新国民党的问题了。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就是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革命才是最彻底和真革命的，并且希望早日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不愿被国民党人拖着，去搞什么资本主义，成立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国，大家想的是要在民主革命基本完成后就不停顿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去。就像俄国二月革命刚刚推翻沙皇，列宁就马上领导布尔什维克推翻二月革命成立起义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府，进行社会革命一样。为什么这个时候中共中央能或敢于提出这样的设想来呢？自然是因为它的力量已经大不同于1924年初，它的党员人数已经发展到一两万人，1927年初更发展到5.7万人了。它已成为除国民党外中国第二大革命党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莫斯科，即共产国际也修改了原来“两步走”的方案和规定，明确规定中共应该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就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当然，它并不认为小农经济的中国真的有条件搞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了，但它也不愿看到正在顺利北伐的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它主张马上把革命再向前推进一步，使之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努力让共产党及其工农阶级占据到革命的领导地位上去，避免出现土耳其凯末尔革命那样的后果，即革命的成果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占据，共产党和工农力量再度受到压制。

　　举这个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个革命转变问题始终在影响着中共的政治决策，它不是从1949年或1952年才开始的，早在中共成立后不久，这个问题就产生了。急于转变，或者叫“不断革命”，原本就是落后国家共产革命题中应有之义。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目标或革命任务，其实早在大革命过程中，即当中共力量达到相当强度时，从中共、从莫斯科，就已经都在考虑和设想中了。什么叫新民主主义？归结到一点就是：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的却是无产阶级共产党。共产国际1926年提出的中国必须走的那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讲的也是同一个意思，只是用的名词不同罢了。

　　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也可以了解，1927年以后的那个苏维埃革命，1931年成立的那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等等，其实也都新民主主义的。只是它更加彻底就是了，因为它连资产阶级都当成反动阶级来打了。因为它彻底得过了头，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最后它不可避免地失败了。等到1937年它放弃苏维埃革命，重新回归到统一战线政策上来的时候，它的力量已经变得非常小，不得不接受国民党改制改编的要求，委曲求全地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承认三民主义，把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并且准备与国民党一同建设“三民主义共和国”。这当然不是中共想要的斗争任务和目标，只是力量对比太过悬殊条件下它所采取的一种策略。也因此，等到它的力量再度壮大起来时，它的斗争任务和目标自然也就会发生改变。

　　中共自身的力量在1937年国共合作时，只有两三万党员和军队，国民党光是军队就有将近200万人。这是中共不得不做原则性重大让步的原因所在。但是，两年后，这种情况就改变了。1939年中共正规军已达到二十七八万人的时候，它的政治口号和政治目标就开始发生变化了。1939年发生过一个“真三民主义”和“假三民主义”的争论，中共当时还没有想到更好的斗争口号，但已经不想在蒋介石领导下建什么三民主义共和国了。怎么区分国共政治上的不同呢？这就提出了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中共当时主张要建“真三民主义共和国”，说你蒋介石要建的是“假三民主义共和国”。

　　但是，三民主义到底还是国民党的旗帜和主义，这个争论还是无法根本区别两党的政治性质。1940年，中共军队进一步发展到了47万，毛泽东已经在要求各地大扩军，准备1941年一举发展到100万人，争取几年时间发展到和国民党一样的200万人。实力变化如此之大，中共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举足轻重的力量了，毛泽东自然相信应该打出自己的旗号来了。这个时候因国民党搞“限共、防共”，国共摩擦很厉害，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共产国际已经在要求欧洲各国共产党全面反对资产阶级，再度否定统一战线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创造了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概念。这个名词20年代初是江亢虎提出来的，毛把它完全改造成了适合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新的东西。它的基本意思归结到一点，就是否定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必须以创立一个由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革命政权，这个政权应该由共产党来领导，至少共产党应该参加领导。在这个政权领导下的国家，就是新民主主义国家。为什么新？因为它的革命性质固然还是资产阶级的，但却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提出，其实就是中共再度下决心把要革命引向社会主义的一种宣示。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要不停顿的将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革命的斗争目标。毛泽东为什么到1949年时没有马上提出转变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阶段论的限制，苏联当年十月革命成功后还经过了12年时间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中国经济基础比当年的苏俄还差得远，理论上不能躐等，也必须先过渡，再转变。一个原因还是实力问题，刚进城的时候，中共中央领导人都担心20年在农村，干部基本上都是农村成长起来的，要学会管理城市、管理经济、管理偌大一个中国，将会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还必须要倚重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各种知识分子。再加上当时估计进城后能接受过来的资本只占很小的比例，资本家还控制着大部分经济和生产，要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包括培育和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因此，尽管进城以后大家都估计以后中共的主要敌人将会是资产阶级，实质上革命已经改变了性质，但还是没有马上提出转变的问题。

　　1952年，即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再加上几大政治运动，包括三反、五反运动极大地收拾了国内各个层级的资产阶级之后，毛泽东发现国有、公有经济已经大大超过私营经济，已经达到60%以上了。再加上整个商业全部为公家所控制，资本家离开政府完全没有活路，中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对整个国家的统治，这意味着实力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没必要再跟你资产阶级长期去搞什么“劳资两利、公私兼顾”了。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估计，毛泽东相信可以，也应该马上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了。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搞新民主主义，自然就不合适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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