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追击共军到松花江以南停下来？

杨奎松与网友对话：如何读中共党史（下）


　　主持人：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新民主主义又重提了？尤其张木生和刘源这些红二代。
　　杨奎松：两个原因，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都在提，特别是学术界，包括各种对中共历史比较了解的人，其中许多是老同志、老干部，大家都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恢复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即单一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三大要素，都已经变了，实际上已经回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条件之下，为什么不使之名实相符，公开承认中国还需要补上资本主义的课，因此还必须要再走一段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这样的讨论和疑问，从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一直没有断过。当年没有做这样的调整或改变，是因为邓小平不同意，中共中央最后决定还用“社会主义”来定性今天的社会，只不过，邓小平提议，要上一个“初级阶段”，以便说明今天的中国还不够社会主义，也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甚至还没有真正迈进社会主义的门坎。这样做，可以兼顾两方面的意见，并避免被人指责政治倒退或是走回头路。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想张木生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中国当今的社会现实与“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实在是相差太远了。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在、市场经济，连同多种分配方式同资本主义区别不大的问题了，而且在很多方面，资本主义早就进步到社会主义的政策层面，中国这些年来反而愈来愈不如当今的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步上早期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社会分化、金钱至上、贪腐盛行的老路。如果不正视当今的社会现实，继续漠视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名实严重背离，你说什么都没人会信，而且你继续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以为公有、国有真是公的、国的，却不知道它们中许多事实上已经成了既得利益者上下其手，方便占有、侵吞公有、国有财产的摇钱树。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下的好处是什么？我想张木生他们大概是想要在继续保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明晰各种权利关系，从而让社会各种不同的阶级、阶层及各种利益集团各明其利、各安其位，并能够相互监督，以堵塞权贵、官僚阶层国家引向崩溃的危险吧。这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出发点。
　　主持人：这个“主义”不是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而是一个适应于现实的制度指向。
　　杨奎松：对。

　　网友：文革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灾难，但是社会上还有一大批怀念文革，为什么会出现怀念文革的情绪呢？
　　杨奎松：文革是毛阶级斗争观念走向极端的一种表现，文革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很多人起来造反，造领导人的反，造官僚主义、走资派的反。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怀念文革，是因为很多人认为今天中国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有太多的新生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们怀念文革，认为中国应该回到毛的时代，把走资派打倒，重建一个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不少人认为文革那个年代才是中国最平等的时期，是最照顾和重视工农的时期，我想这是一些人，特别是因改革开放，地位、利益受损害的人怀念文革的主要原因吧。

　　网友：杨老师的简介很有意思，“一年务农，八年工人，半年坐牢，四年大学，五年编辑，三年讲师，十年研究，现为教授”。一个人的经历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杨老师能否详细讲讲您的个人史？
　　杨奎松：从我概括的经历可以看出，其实我的经历还不很复杂，很多同龄人的经历要描述起来就复杂多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很多人，他们吃的苦、受的罪比我多多了，我算比较幸运的。

　　网友：中共党史研究范围，您是如何看的？建国前的党史也可算作民国史研究，建国后的党史某种程度上又与新中国历史纠缠在一起。此外党史研究的具体内容，您认为应该涵盖哪些方面？
　　杨奎松：好像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共党史研究范围讲过一段话，我觉得讲得不错。他不认为中共党史是一个党的简单的历史，他说，研究中共历史的方法，就是要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或者叫古今中外法。长期以来，中共党史学界的人只重视研究中共党自身的问题，尤其是各种会议、各种决议、各个领导人的这个或那个思想，多半都不知道或不用这个古今中外法或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就是认为中共党史其实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至少是整个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一个部分，必须要放到整个中国近现代和当代史，放到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国际共运史，甚至是苏联史的背景中去考察和研究。中共党史本身，无非就是发生在这许多大历史中的一个比较关键的部分或一小部分人的历史罢了。

　　如果我们因为它对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弄不清它的人员的成长、组织的发展、政策的转换、政治的成败等等，都和它生长的时代、环境及其各种国内外条件密切相关，只是单纯从中共党史自身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其实可能根本就不读懂那个历史。不仅会把很多重要的历史及其作用因素忽略掉，还可能弄出许多似是而非的假历史来。因为历史的发生原因和呈现出来的结果都是多方面的，只研究党的决策史、政策史，是根本涵盖不了和反映不出真相来的。

　　主持人：研究者花大力气做研究，但是很多资料公开了，会推开很多原来辛苦的研究，资料公开后变成一种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事。
　　杨奎松：这个情况肯定存在，任何一段历史研究，比如我们今天研究秦汉史，很多东西因为看不到，你很多只能推测。一旦出土发掘或其他途径发现新的不同的东西，就可能证明以前的研究不成功或者错了，这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对于近现代史，特别是现当代史来说，这种情况发生的机率不是很大。这是因为近现代，特别是现当代，印刷术太发达，太便利，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太过丰富。有的是当时留下来的，有的是事后回忆留下来的，再加上其他各种影像、音像资料，东方不亮西方亮，如果你有足够的历史悟性和很好的分析研究能力，即使在档案不开放的情况下，也一样可以比较准确地描述历史事件的大致线索与原因。我们过去的许多研究，资料公开后仍被证实是准确的，就是证明。

　　另外，历史研究中，资料未必都能不言自明。资料的解读往往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时至今日，人们对诸如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中的思想的解读都存在着很大分歧，对毛泽东文章内容的解读也是一样。不同的人常常会有很不一样的解读，越是党派立场或政治情感不同的人，这种解读的分歧也就越大。因此，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知道如何避免主观臆测和片面理解，非有相当的研究能力和技术不可。同样还必须要讲的是，历史问题光靠已经发现或公开的资料，永远都是不够的。因为你没有可能把历史过程中的每一块碎片都找到，你必须要具备足够的推理和分析的能力，能够像拼图那样，把注定是残缺不全的各种资料拼接起来，并运用你的推理、分析和想象力，填补上其中空白的部分才行。比如中共中央出兵朝鲜的决策，毛泽东怎么做的决策，什么时候他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吗？当时开会完全没有让记录，现在留下来的资料只是一些间接的个别人的回忆和毛泽东会前会后的个别电报文字。而且，最初决策的两封电报，一封主张出兵，一封不主张出兵，一前一后，态度完全相反。你没有对整个事件和毛及此前此后中共中央各种相关资料的把握和了解，你怎么判断和认定毛为什么会有这样矛盾的表示？
　　总之，档案开放不开放的问题，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常态，它决定不了整个历史研究真实与不真实的问题。看到材料，未必就能了解真实；看不到材料，也未必就不能述出真实来。

　　主持人：我听到一个观点，研究历史隔多长时间更合适。有人提出，隔20-30年或者30-50年最好，因为相关利益的人已经过世了，或者已经退下来了，就不会再干涉历史研究了。您觉得这种看法靠谱吗？
　　杨奎松：我觉得不靠谱。举个例子，中国80年代上半期，因为人大、政协正在讨论拟定档案法，中国的档案开放得最好。比如当时的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层人士的个人卷宗都可以查阅。后来突然就宣布不开放了。为什么？国民党那些人早就已经跟中国大陆没有什么关系了，隔的年代也够久了，按道理没有敏感性了，但是不行，问题在于他们有家属。因为某研究者从二档看到某国民党人的一个什么东西，发表出来了，这位国民党后人的家属就到处告状，二档怕惹事，只好把个人档全都封起来不让看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好几个档案馆都发生过，包括学术刊物和文章作者都有因此被告的。

　　如果说这是家属干涉的话，政治干涉的情况就更多了。而且不是时间隔得越远，开放就越好。比如，如果我们去看北京、上海等许多地方的档案馆，都能发现一个情况，就是那里的档案开放目录，今天比八九十年代许多部分都大大减少了。最有意思的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开放目录，记得几年前我去看时，十几册目录，几乎每册都满满地贴着白纸条。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曾经开放了很多目录，后来上面说这方面不能开放，下面就把这方面的目录一条条都贴起来不让看。过后上面又说那方面的不能开放，于是下面又赶紧把那方面的目录也贴起来。贴到最后，许多本开放目录里面就剩下没几条可能看的目录了。
　　由此你可以知道，在我们国家，虽然1987年通过了《档案法》，也明文规定了30年解密的法律条文，实际上权远比法大。实际管档案的机构，会给下面的档案馆下达哪些可以开放，哪些不能开放的规定。档案馆不是听《档案法》的，因为《档案法》管不了他们，上级主管机关是管他们的。因此，开放什么，不开放什么，全是管理机构说了算。这里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时间的作用问题，或是谁活着谁死了的影响问题了。

　　网友钱文军：《“中间地带”的革命》第248页，说到林育南已于1931年1月17日被捕；第249页又写道：“罗章龙、史文彬、林育南、韩连会、袁乃祥、张金保等就在1931年1月3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以史文彬为总书记，林育南为秘书长，罗章龙为组织部长。”请问，身陷龙华监狱的林育南如何参与成立这个委员会？
　　杨奎松：这个表述的文字应该改一下。事实并没有错。当时林育南还在，并且也一直是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因此罗章龙他们另立中央，策划这个非常委员会时自然就把林育南放进去作为当然的负责人之一了。林育南是在这次会议几天后被害的。

　　网友冰山一角：民盟研究者丙丁先生在《民盟为挽救政协成果奔走和谈》一文中提到：“关于四平、长春之役后的东北停战，现在的教科书和有些学者（包括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都说因为国民党‘无力进占北满’才停战的。杨奎松在书中还说‘马歇尔坚持必须让国民党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佳木斯、牡丹江……各战略要点’，毛泽东才极为恼怒，破天荒要求苏军出兵援助的（该书506页）。这些说法很难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就是说，丙丁先生对您的观点提出质疑。

　　丙丁先生的看法是：“蒋本是决心消灭中共东北主力部队的，自5月22日中央军拿下长春，到6月7日开始停战，这半个月时间，中央不断追击，西线已经到齐齐哈尔，对哈尔滨已形成包抄之势，6月3日延安已同意林彪放弃哈尔滨的请求。而这时，蒋介石却被马歇尔以蒋曾许诺‘打下长春才谈（和）’为口实，着着逼迫，蒋介石终于怕断绝美援，被迫停战，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宋襄公。……马歇尔挽救了中共。”希望杨老师能回应丙丁先生的质疑。

　　杨奎松：这个看法不少人提出过，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也专门写过一篇回忆父亲的长文，认为白崇禧当时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要求打过松花江去，但是蒋介石没有采纳，所以他认为他父亲军事上比蒋厉害。我对这个说法是有质疑的，我专门写过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意不用太强调马歇尔的压力，蒋介石并不真的听马歇尔的话。马歇尔一直反对蒋介石在东北大打，特别是蒋坚持要打长春时，马电话、信函、谈话提过多次，但是蒋介石坚持要打，也就打了，可知他对马歇尔的话是可听可不听的。为什么这时候听，那时候不听，当然是有蒋的考虑的，6月初所以同意停战，是因为他认为军事上已经基本上达到目的了，必须要有所收缩，要调整部署，着手解决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了。

　　蒋介石为什么会在追到松花江以南停下来？最主要的问题有二，一是他知道北满历来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所在，进兵太北，引起苏联干预就麻烦了。这一点在蒋的日记里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说明他很担心外交问题。二是中央军到东北就那么几个军，从沈阳到长春、吉林，打了两三个月，占的地方太广，要保护的交通线太多，南满还有中共武装在牵制，5月25日就占了鞍山，30日又策反了海安的六十军一八四师。国民党军北进的部队推进最远的一部过了松花江，在拉法、新站却损失一团，被迫又撤回松花江以南，也是因为一时打不动了。因此，蒋的兵力当时是不够再推进到北满的。丙丁说国民党军已经追到齐齐哈尔，对哈尔滨形成了包抄之势，我在国民党军战史和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战史中，都没看到这样的记录。事实上西线的白城，包括乌兰浩特都在中共手里，国民党军怎么能西进追到齐齐哈尔？国民党军当时离北满最近的大城市就是哈尔滨，连哈尔滨都不能去打，派一支部队孤军北上去打齐齐哈尔，怎么可能？有关国民党兵力不足的情况，从当时副总长白崇禧以及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的报告中，也都可以看到。

　　网友：有的文章讲到当下的人心变乱不能怪辛亥。您觉得最应该追究的是哪段历史的？
　　杨奎松：人心变乱主要和社会革命有关。我把近代的中国革命分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来看，一般情况下，政治革命对社会人心的变化影响不大，改变也不大。但社会革命就不同了，因为社会革命要破坏整个社会秩序和传统关系与传统文化，结果就会破坏整个社会既有的很多价值观、伦理观，乃至传统的习俗和人际关系，如果没有新的东西能够替代，旧的东西被破坏掉以后，社会人心很容易发生混乱。辛亥革命不是社会革命，当下的人心变乱当然怪不到辛亥的头上去。

　　网友：有人认为从学科性质上把中共党史定位为历史学科，正是中共党史研究趋于成熟、形成规范、走向理性的表现。您的研究以史实翔实著称，目前现实中进行党史研究时还是过于强调其政治性，这无疑影响了正常历史学术研究，您如何看待这一现状呢？能针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给我们一些学子有一些建议吗？
　　杨奎松：现在的党史研究还是一门单独的学科，因为它是一个单独学科，所以跟历史学被人为地隔裂开来了，明明历史的东西，变成非历史的，连学位的取得都不一样，学党史的同学大概没有人是想研究党史的。我不知道今天党史的学科性质是怎么样认定的，我们那时候毕业拿的是法学学位，出来就可以考律师证。如果说真有同学想要学习和研究中共历史，我想最主要的办法还是要多读历史研究的著作文章，不要跟着老师总去是研究现实政治，不要去写什么张三的思想、李四的思想、王五的历史经验之类的文章。先尝试着从一个一个有疑问的，或比较微观的历史史实开始研究起，学着从查找第一手的档案文献史料入手来考察那些历史史实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开始不要试图去下什么结论，总结什么规律或经验教训等等。今天即使研究中共党史，也一样可以照历史研究的作法，比较多地把眼光向下，从社会的层面来找问题，做研究。即使是思考中共的政策如何形成，效果如何，也应该更多地学会从下往上看，不要简单地从政治史的角度，只把眼睛盯着上层精英人物和会议、决议等等。

　　网友：您是搞历史的，又非常着重实证，到今天为止，人类社会出现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吗？
　　杨奎松：至少从历史上考察，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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