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到五四的社会思潮导致了中共统治的历史合法性？

杨奎松与网友对话：如何读中共党史（上）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的“共识在线”，请到的嘉宾是杨奎松老师，请他来解读中共党史。一位网友问由张启华副主任执笔的二卷党史真实吗？够格称作“史”吗？
　　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起草修改过很多稿，有许多人参与，恐怕不能说是张启华执笔。至于说到这本书讲的历史真实与否，我想里面还是有一些内容是真实的，毕竟经过十稿以上反反复复的修改，弄了很多年。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次的修改，不能说这里面没有学术上或准确性上的要求，然而更重要的是，这十多年来我们整个政治环境也在不断变化。这本书是官方读本，它的政治性极强，政治环境变动影响其内容的修改，也就不可避免。甚至，即使在政治环境比较稳定的条件下，这本书可以定稿了，因为审读人的单位、专业、对历史的了解和需求不同，对这本书也必定会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做为官修的读本，在众口难调、各方意见太多的情况，必定会寻求一种平衡。这样平衡出来的稿子肯定当然不可能简单以“史”相称，因为它不是符合学术要求的东西。

　　水何澹澹-芳草：杨老师，如今各种社会矛盾十分突出，腐败现象很严重，所以有一种现象就是否定、丑化共产党建国以来的历史，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公正、客观的评价共产党执政的这几十年？
　　杨奎松：我觉得首先是研究者对自己研究的出发点要有所要求。如果我们意在客观地研究，甚或是力图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我们首先就要做到出发点，亦或立场要尽可能客观，尽量少带我们今天自身的倾向、情感和价值判断来看过去。比如，我看历史上的事情，通常会抱着一种渐进的观点，即相信历史的发展本身是有特定的环境和条件的限制的，在某一个阶段总是有一定的条件局限，才会导致有那样一个结果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拿我们今人的看法和价值判断来评判处于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的人或事。就像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本身和我们期望的理想状态两者之间会有很大差别一样，这样的差别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别又是客观的社会现实条件所决定的。要改变现实的社会客观条件，达到期望的理想境界，又一定会受到导致现实的社会客观条件存在的各种其他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甚至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条件的限制，不是我们想改变就能按照我们的愿望来改变的。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他们都曾想要走一条改造或重建中国的捷径，结果都没能达到目的。历史主义的态度不是简单批判地看问题，那是不现实的。客观地看问题，就是要像陈寅恪讲的那样，要能够在保持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基础上，能抱一种同情理解的态度，努力与历史中人处于同一境界，争取对其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有所了解，而不是简单地批判和谴责。研究孙中山当如此，研究毛泽东也当如此；研究国民党当如此，研究共产党也当如此。

　　网友张锦祥：有句话这样讲“研究无界限，发表有纪律”。请问在当前纪律的限制下，在许多档案尚未解密的情况下，那些发表出来的学术论文可信度有多大？
　　杨奎松：我们在80年代刚开始触碰这方面研究的时候，单位领导就再三讲过这种话，叫做“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当时认为不管你研究什么，自己研究没有问题，但发表出来就不一样了。因为发表也好，讲授也好，就是一种宣传。长期以来，共产党，不论中国，还是苏联，都是把言论与政治直接挂勾的。毛泽东讲要舆论一律，就是这个意思。最厉害的时候，不仅公开言论被视为宣传，要管，就是背后的、私下的言论，都会入罪的。文革搞到后来，两个人私下讲话都有危险，因为万一对方告密说你讲反动话，没有第三者在场，你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从这方面来看，从80年代到今天，或者从文革到今天，我们社会的变化已经太大了，不能不看到这一点。我们今天能够在网上这样对话，能够直言哪些历史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就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所以不能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都没有真实的。何况，如果讲到学术研究论文，情况就更不同了。因为这位网友提到的学术研究论文大概指的是中共党史研究的论文，这方面的论文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发表在某些政治性比较强的专业刊物上的，一种是发表在比较坚持历史学学术标准的专业刊物上的，前一种或许会比较看政治正确的问题，后一种更为注重的是是否合乎专业学术标准的问题。因此，前一种刊物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可能会有些可信度不高；后一种刊物上发表的研究论文，相对可信度就高得多。只不过，即使是后一种杂志，也一定会受到一定的纪律方面的限制。但它影响到的，更多只是选题，有的题目可以发，有的题目不能发，如此而已。至于档案解密的影响，严格说来并不很大。这一方面要看学者的研究能力，有的学者这方面的能力强，档案解密与否并不能妨碍他读出基本的历史逻辑和大致的历史真实来。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像苏联解体后共产国际档案的大量解密，就进一步印证了我们过去在没有足够档案史料基础上所做的许多研究和史实判断，是准确的，新开放的档案只能补充一些细节而已。

　　网友sleepingforce：您和杨天石先生的诸多著作中确实还原了蒋介石的一些本来面目，在下冒昧的问下能否也还原一下毛？
　　杨奎松：一个历史人物有很多不同的侧面，而且在这么一个场合，简单地用三言两语谈毛，来恢复本来面目也没有条件。无论从毛的个人能力方面，还是从他个人的性格方面，都有许多可以讨论和介绍的地方。每个人的历史作用都是多方面的，历史上有很多好人，也有很多所谓的坏人，其实我们今天拍电影、写小说的人都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即人非常复杂的，在某一方面看起来很坏的人，在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一般人眼里非常好的人，如好丈夫、好父亲之类。同样，历史上的很多看起来伟大得不得了的人，他们的某些方面在今天人的眼里，却可能存在许多问题。说我们今天还原了蒋的一些本来面目，也仅仅是因为过去大陆太把蒋妖魔化了，导致我们从小到大看到的都是蒋如何如何不好的一面，不知道蒋还有非常复杂的其他方面。同样，包括毛在历史上的作为，也一样有从哪个角度来看的问题。假如你从中国这个国家及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肯定会注意到他有巨大的贡献。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从今天大多数人所看重的自由、民主、人权、富裕之类的角度来看问题，你也可以看到他在有的地方弄出了很大问题。所以这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可以讨论清楚和说明白的。

　　主持人：有网友问“能不能说是晚清到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思潮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历史合法性？”
　　杨奎松：这种看法太简单了，而且，存在决定意识，任何历史的形成首先都是之前的各种社会条件在起作用。这里的所谓条件是很复杂的，和社会思潮未必有什么样直接的因果关系。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的社会思潮也是一路在变的，包括我们所说的大五四时期，即1915-1922年间的社会思潮，都是变化得很厉害的。何况，五四时哪怕是最激进的社会思潮，也不主张共产主义啊！我们只要看一下中共最初成立过程的复杂就能了解这一点。1920年夏天筹备时的人和1921年开一大时的人，就有一多半不一样了。1921年开一大时，加入者全国也不过就50几个人，而且大都是大中青年学生和刚毕业不久的青年人。由此可知，中共成立本身就跟所谓的晚清到中国五四社会思潮没有什么关系，而有非常特殊的背景。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曾经讲得很直白，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才有了共产党。也就是说，就中共在中国当时条件下形成而言，如果没有十月革命，可能中国共产党的形成要晚许多年。

　　主持人：这是不是有历史偶然性的因素呢？有网友提出，从《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可以看出政治充满了偶然性，甚至几乎可以说是偶然性决定的。
　　杨奎松：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非常复杂，历史的进程确实存在许多偶然性或偶然的作用，但很多偶然性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会发展成为一种必然。同样，历史的发生偶然或必然，也还要看是从历史长程看，还是从历史的短程看。从短程来看，偶然性非常大；从长程看，必然的因素就会大得多。就是从共产党产生的问题看，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共产党，这肯定不是偶然的，不是因为德国出了个马克思，俄国出了个列宁，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好像都是偶然的。共产党的出现是和共产主义理论形成相联系的；共产主义主张乃至理论的形成，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没有马克思，也会有恩格斯，没有恩格斯，还会有别的什么克思会造出这种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以终极理想为目标的革命主义。这是因为，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如何改造，甚至推翻资本主义，另立新社会的问题，已经成了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理想家们的共同话题，大家只是方法、道路各有不同而已。整个欧洲各种各样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工人运动、社会运动此起彼伏，也对催生这一激进革命的主义政党的产生，起着极大的影响作用。

　　小烨：想请杨老师谈一下“思想斗争”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还有为什么自1949年起到现在的历史总是那么遮遮掩掩，其实在我国转型过程中，这个历史包袱迟早是要放下的，虽然逐步放下比一下子放下可能是有利于保护自身，不知杨老师如何看待我党历史的解密问题？
　　杨奎松：这个其实跟苏联过去的长期的历史经验有关。苏联从列宁时代开始就已经在限制言论思想“异端”化，不允许反对的声音出现。但列宁到底还是允许党内讨论，即使有分歧，也不会采取杀头的办法来解决，而是以团结为主。到斯大林时代就逐渐连党内的不同声音也不能听了，变成“一言堂”。所谓思想斗争亦即由此而来。斗什么，就是要把那些可能变成不同观点的思想消灭于萌芽之中。由此也就出现了制造“政治正确”，即“伟正光”的历史形象的需要，一切党和国家的历史都以领袖斯大林划线：所有功劳都是斯大林及其去世的列宁的；所有问题都是被打倒或被消灭的党内外各种势力造成的。根据这样一种需要编纂出来所谓的“联共党史”教程，自然也就成了政治宣传、思想教育的工具。在这种历史工具论的作用下，如何还能正视或还原历史？没有谁是永远不犯错误的，但你把自己弄成“伟光正”，你还可能认识自己过去犯错误的原因和根源吗？不仅不能正确认识，而且谁敢把真实的，哪怕只是部分真实的情况还原出来，谁就冒了大忌，就有掉脑袋的危险，因为你这是“抹黑”，是危害党和国家的敌对行为。苏联这样做的结果，受苏联影响并在苏联党的政治模式下发展起来的其他各国共产党，大都也都照搬了同样的作法。中共就是在抗战以后沿着这个思路逐步按照“联共党史”的方式编出自己的历史叙述来的，结果自然也就形成了“一言堂”的模式。
　　有关中共党史的“联共党史”版本，最早就是1944年通过的那个“历史决议”。它的形成，就是要像“联共党史”那样，定一调调，把毛泽东绝对正确化、权威化，以确立他置高无上的权力地位，树立一个正确的形象和思想理论上的旗帜。从当年中共因根据地极端分散，以至山头林立的情况来讲，它在政治上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共后来的发展，比如抗战后期一直到解放战争、到建国，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对避免内部分裂和地方主义势力的形成，确有很大帮助。但另一方面，像苏联一样，因为它把党内各种不同声音及其代表人物统统归为错误路线，也就杜绝了任何有益的思想碰撞和思想自由。明明共产党军事革命高度集权的体制就极大地限制了最高领导人了解下情的可能性，必须要解决好信息来源及渠道多元化的问题，才有可能尽可能地避免因信息来源单一或片面，而犯决策错误，中共历史上党内群策群议的办法多少能够在这方面起到一些作用，而把毛泽东推到绝对正确的地位之后，上下之间联系的渠道，以及信息的多元化，也就再难做到了。在战争年代，用毛自己的话来讲，因为对手过多且过于强大，不能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还较少凭一己判断，主观决定，因而少犯错误。建国后，一切控制在手，再不用小心谨慎，决策的主观和意志日渐加强，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接连犯错误了。

　　网友：中国的教科书的编排都是从近代史开始的，是不是和民族思潮的兴盛有关系？
　　杨奎松：我觉得两者不一定直接相关。最早关于近世、近代的观念也都是从西方译著中来的，包括最早引进的世界史的书籍也多半都是讲的近世西洋史之类的。这种观念最主要的还是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和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相联系的。因为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再加上中国事实上也是受到这种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今天叫现代化）的潮流的冲击，古代王朝逐渐瓦解，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和国家形态逐渐形成，中国人这才逐渐形成了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因为许多早期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学者多受西方教育，接受的也是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因此，他们的著作大都是从中国脱离传统社会，迈向现代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近代化。比如像蒋廷黻写的《中国近代史》，也讲中国屈辱的情况，但不像后来中国讲近代史的著作那样鼓吹民族主义和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民国期间的中小学教科书，在讲授中国屈辱史的同时，则特别注重讲自强、自立，也不去特别注意不去鼓动学生的民族仇恨。只要读一下清末民初或整个民国期间的教科书，都不难发现这一点。当然，自有官修教科书以来，国家与公民意识的培养，就逐渐在强化中，这些都是促进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因素。所谓民族思潮的兴盛，从这个意义上是有联系的。

　　网友：杨老师：您好！我是后辈学生黄文治，目前也在从事国共党史研究。我目前的研究遇到一个正在思考的问题，其实1927年远比1911重要，1927年可以作为一个历史分界点，中国革命发生转型，从城市运动急速传入乡村运动。这是一个外在的转型表现。但是它还有一个内在的转型路径，即中共革命从一个知识精英的理想化革命转入一个更加布尔什维克化革命的过程，反智主义明显，这个对后世影响极大。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看法，我想听听杨老师的看法并作参考。

　　杨奎松：我觉得对1927年的作用问题要看你是从什么角度来看。你提的问题本身更多地是从中共革命史的角度在看问题，而不是从你说的“中国革命”的角度在看问题。如果真要讲“中国革命”的话，1927年应该是国民革命取得成功的时候，它是一个开始成就国家统一的重要分水岭，国民党开始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它不是转向农村，而是更加明显地走向城市中心主义。同样，它也没有走向反智主义，反而逐渐强化其精英主义的特质。如果你谈的是中共革命的话，那么你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1927年作为转折点的意义，却未必具有转型的定位的意义。1927-1937年，我一直讲，它是中共自己的左倾路线、共产理想，导致其自身失败的一个过程。虽然从1927年秋天以后它有一部分力量退到农村去，建立了工农割据和红军等武装力量，军事上也一度取得过一定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在整个1930年代之前，它并不认同所谓乡村运动，依旧是城市中心主义的。1931年以后在莫斯科的干预下，放弃了城市中心主义，基本上转到农村里来了，但是它排斥统一战线的孤家寡人政策和选择在沿海地区农村建立根据地的作法，根本不可能成功，失败是必然的。我一直认为中共真正的成功是从抗战开始的，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或者说得再早一点，至少也是从1936年它到远离中国中心地区的陕北和重新制定了统一战线新政策之后才开始的。至于说反智主义倾向，我想也不是从1927年才开始的。恐怕从五四前后在中国有开始兴起这样一种思潮来了。读一下蔡元培1918年11月6日关于劳工神圣的讲演，读一下李大钊等人当年宣传庶民胜利、主张新村、鼓吹灵肉一体的改造，要求青年们到农村去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健康生活的文章，就不难发现，早在中共成立之前，怀疑知识及其价值的思想就已经开始很流行了。俄共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的观念，随着中共的成立，以及它全力依靠工农的政治策略，就更进一步把这种激进思潮推向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来了。它和1927年这个时间点应该说没有太多关系，1927年充其量只是部分共产党人因退到农村去，更重视了农民而已，莫斯科当时则要求中共更重视城市工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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