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土改小说《暴风骤雨》的真相与虚构

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2）


《暴风骤雨》的真相与虚构

　　几年前，我看到了一个纪录片，片名叫《暴风骤雨》，与周立波那本讲土改的著名小说的名字一模一样。这个片子也正是为了纪念周立波的那本小说去拍的。但拍摄人员在深入周立波当年工作的黑龙江尚志县元宝镇元宝村，采访周立波小说中的那些原型时，却意外地发现，农民们眼里的许多情况，都与周立波描写的情况，有极大的出入。当然，他们是带着上面的任务来拍片子的，因此，他们最后剪成了两部片子。一部片子是为了应付上面的要求，供纪念用的，讲的都是正面的，另一部则是把整个对该村农民、地主和当年工作队员采访，比较如实地记录下来，剪出了另一部不对外公映的纪录片，也叫《暴风骤雨》。我拿到这个片子以后看了，也给同学们放了，它给了我一个非常深的感触，也回答了我的一些疑问。

　　《暴风骤雨》这部纪录片就是把关于元宝村当年土改斗争的真人真事展现出来，讲这些事情的有土改工作队员，村里的干部，当年的贫农、雇农，也有当年被斗争的地主。这些人都是跟周立波一块儿工作过的，周立波当年就是土改工作队员。如果同学们有人熟悉老电影，应该知道有一个过去总是演正面英雄形象的演员，叫于洋，他也是那时在该村工作过的土改工作队员。我们从片子里可以看出，站在土改工作队员的角度，即使今天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还是能够感受到他们当年的热情的。因为他们那时候都非常年轻，都是20出头或者20岁左右的小伙子，他们至今对那段经历有很强烈的印象，认为自己当年做了很多该做的工作。但是，即使是他们，今天回过头来，也一样会觉得当年有些事情做得过火了，实际的情况确实与小说中描写的有很大不同。
　　
　　如果我们看那些农民谈当年的情况，听农民自己讲当年那些事情，和土改工作队员的感受和看法，就更加不同了。他们就会告诉你，《暴风骤雨》里的张三、李四其实都是被典型化了的，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些事儿。比如，小说里村里最坏的地主，那个韩老六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他不过是识两个字，因而在抗战期间做过维持会的会长。你要说他做了什么恶，村民们也讲不出来。大家只是说这个韩老六本身既没有土地，也谈不上有什么剥削，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二地主”，也就是帮助把当年住在城里的地主的土地转租给村里一些比较穷的人，也没有什么收入。他也一样下田干活儿，他的老婆在村里是小学教师，教教音乐什么的，每天回家也是一样要做工赚钱贴补家用。农民们说，韩老六家当年非常穷，只有三间小土房，跟今天村里最穷的人放杂物用的最破的房子比，都不能比。

　　从这些农民讲的当年村子里的情况可知，该村也有地主，但是他们也都下田劳动，吃的穿的都很差。几家地主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爱攒钱，有点像周扒皮，特别抠门，特别会算计，拼命的攒钱，每一分钱都要攒起来，干什么？就是为了买地。省吃俭用，一分钱掰作两半花。一块豆腐当时卖一分钱，偶尔能吃上一次，还是一顿饭一家人只吃半块，吃肉根本谈不上。所以，在他们眼里，除了地多些外，实在看不出地主有什么特别之处。

　　相比而言，中共的不少领导人回忆到他们自己的地主父亲时，讲的情况也很相似。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刘少奇、薛暮桥、张秀山等众多出身不好的领导人的回忆录，看他们是如何讲自己父辈当年靠节俭、勤劳成家立业的，那些创业的地主，一样是攒俩钱就买地置产，和元宝村的地主没什么两样。

　　有意思的是这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一个老贫农，他在对记者讲改革开放后该村经济发展的情况时，讲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他说，改革开放以后，现在农村整个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也都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发展了。但是，村里那些农业生产大户，全部都是当年被斗的那些地主、富农的后代。过去那些贫农，包括一些中农，都没有发起来。他的看法是，那些贫农、中农本质上还是太本分了，缺少经营的头脑，还是那些过去成份不好的人家的子女，骨子里就有很强的经营的本能，所以只要让他们放开手干，他们很容易就发家了。

台湾为何能和平土改？

　　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我另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是与另一个问题是联系着的。这就是，在研究国共关系的时候，我研究到了台湾的问题，特别注意到了台湾的土改。台湾在1950年代也进行了土地改革，它也把地主的土地大量转移到了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的手中，基本上满足了农村中穷人，即佃农、雇农的土地需求，并且使农民组织了起来。台湾土改和大陆土改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它采取的是孙中山设想的办法，即先搞二五减租，然后由政府向地主出资赎买他们手上的土地。只不过，政府用于赎买地主土地的资本，相当一部分其实是政府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各种工商企业的债券或股票。这样，一方面，政府强制性地把地主的土地买到手，然后分配给农民，使农民获得了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失去了土地的地主，获得了城里商业、工业各种各样股票或债券，相当一部分离开了农村，转入到工商业经营当中来，提升了工商业的竞争力，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我们今天看到的台湾大的工商业资本家，如辜家、蔡家等，当年就是从土地经营转移过来的台湾大地主。因此，台湾土改给人最大的启示，就是它既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土地需求，又保护了过去农村中多数具有较强经营能力的精英分子，让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城市的工商业当中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从我刚才讲到的情况，相信大家会注意到，中国农村的情况相当复杂。很多看起来很富裕的阶层，无论管他叫地主也好，叫富农也好，他们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确实是靠勤劳致富的。我们从访谈和当年的调查报告当中也可以看到，旧中国的不少农村，阶级分化的现象确实不很明显，一些地方的地主、富农，他们和自己雇佣的长工、短工，或自己的佃农，往往关系还不错。像周扒皮那样的地主，有，但也分地方，分人，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无论是想要收成好，还是想要少麻烦，雇主们通常都是要和被雇的农民搞好关系。有些台湾学者也跟我讲过他们当年在大陆农村中看到的和体验到的一些经历，他们讲他们的父母，不仅要照顾好邻里乡亲、同宗同姓，就连佃户结婚，家里都要出钱、出人帮他办婚事。尤其是在南方农村，许多村子都有公田、学田、义田之类的族产，专门是用来帮助鳏寡弱小，特别是用于扶助穷苦人家的子弟上学的。明清中国农村中农民子弟中靠读书求取功名者所以人数很多，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经济来源，也正是这种制度使中国一些传统农村里头的贫富不均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

　　如果我上面说到情况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建国后关于地主恶霸罪行的种种宣传，又当如何理解呢？也就是说，像过去被写入课本或被典型化了的四大恶霸地主，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刘文彩，是不是真的呢？好多年来，自从有了网络世界以后，就有许多网友对黄世仁、周扒皮、刘文彩这几个有名有姓，或有原型的所谓“恶霸地主”，进行了人肉搜索式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原先政治宣传中提到的许多罪名。尤其是过去被指称为中国恶霸地主的典型人物，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和刘文彩盘剥农民罪恶再现的“收租院”，包括刘文彩的孙子和四川的学者，都写了专书，对过去宣传中造假的情况，进行了揭露和辩正。很显然，过去为了政治宣传的目的刻意造假的事实的揭露，使今天的人对过去农村问题的看法，变得更加混乱和对立了。

中共为何不得不转而对大小地主一律消灭

　　注意到这样一些情况，我对农村和土地问题的考察只能更加谨慎小心了。因为很明显，这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简单地支持或肯定任何一种看法，都可能是不准确的。我因此阅读了大量土改的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我注意到，在土地如此广袤和人口如此众多的庞大中国，任何一种情况都不难找到支持它的证据。因为，既使不是从宣传材料，而是从当年许多穷苦出身的“红小鬼”的回忆，以及一些土改工作队员写的报告和日记当中，我们也一样能够发现，不少地方确有横行一方、罪行累累的黄世仁或南霸天，每个地方都有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受苦之人。记得有一位参加了1952年广东省土改工作队的日本青年回国后写了一本小册子，专门记载了他在广东某乡参加土改运动时的所见所闻。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记述的他所在的那个乡里一些地主的恶行，不仅证据充足，而且个别恶霸地主的所作所为，与他熟悉的日本著名黑社会势力没什么两样。

　　类似的情况不一而足，这里不多讲。除了中国太大，人太多，有好人有坏人不足为奇外，有些历史情况还是可以有所分析的。比如，早年湖北的共产党人给上级的关于湖北农村情况的各种信件和报告，就分析过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分析了湖北一些地区地主与农民关系的大致情况，得出印象说，从武汉周边到鄂豫皖山区，农民与地主关系的状况至少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在靠近武汉周边的地区，这些地方的地主通常都不在农村中住，而且他们主要经营的也不是土地，而是在武汉城里经营工商业或者做别的事情，农村的土地或放给佃农。或丢给二地主去经营。所以他们跟农民之间没有直接的冲突，也没有什么仇恨关系。

　　第二种就是离城市相对较远，但是处在水网地区，主要种植水稻的农产区，这里的地主主要靠经营农副业产品生活。他们往往占地较多，但是他们也多住在县城里，一样不大直接与农民发生关系。尤其是他们经营的范围较广，故对粮食所得也不是看得十分重，他们与农民的关系通常也不上那么紧张。

　　第三种则是靠近鄂豫皖山区，土地贫瘠，收获少，地主也比较小，他们自身的生活非常困难，又想维持自己的家庭生活，又想攒钱再买更多的土地，或还要送自己的孩子去城里念书等等，总之有各种各样的经济需求，却缺少赚钱的途径。故这些地方的地主对农民通常比较刻薄，双方的关系往往比较紧张。

　　尽管这只是一些大而化之的分析，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地主跟农民的关系，包括他自身的状况，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的周边交通环境，都会对地主的经营、对地主与农民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不是所有地主都一定是恶霸、坏蛋，与农民关系高度紧张；也不是所有地主都是良善之人，知书达理，但不同的生存环境、社会环境，还是会对地主与农民关系造成影响的。

　　其实地主如此，贫苦农民也未必没有类似的情况。1990年代有位导演拍过一部片子，讲的是湖北某地的一个雇农，因为地主常年在城里经营商业，信任他，让他住在家里帮着应付和管理家里的大小事宜。结果，这个雇农没有操守，竟越俎代庖，成了这个农村地主家庭中事实上的主人，把地主的小老婆也给霸占了。这个片子后来好像没有让公映，但这样的故事却是有原型的。

　　我一直讲，中国太大了，中国的农村太不一样了，东北的情况和广东的情况，西北的情况和华东的情况相差得非常非常大。我的学生做过个别地方农村历史状况的调查，比如江南经济很发达的无锡，它农村里的情况，如土地占有方式、租佃方式、农民和地主关系状况等，即使在这同一个县里，也会因为所处区域不同，比如靠近县城周边，和以农产品为主的地区，和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地区等等，就会很不一样。因为多种经营的存在，你要准确定义何为剥削，有时都非常困难。你把这个地方定地主的标准，挪到同县的另一个地方去，就可能行不通。一个县尚且如此，又何况全中国呢？

　　各国土改，主要都是针对大地主去的，因为这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必需。中国有没有大地主，当然有。但中国人口那么多，可耕地那么少，能有多少大地主？这也是早年中共的政策一直是要打大地主，后来不得不转而对大小地主一律消灭的一个原因。但是，中共打地主，不仅是要解决农民缺地少地问题，还包含着消灭剥削压迫之恶的道德诉求，这就涉及到地主与农民关系的问题，究竟好还是不好，是大地主更恶，还是中小地主更恶的问题。但真的具体到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就同样变得比较复杂了。

　　比如，我们在土改的各种文献当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一般农民多数情况下往往对大地主的印象会较好，因为大地主或者不直接和他们发生关系，或者因为有其他收入，收租较轻。而且，特别是在抗战开始以后，中共因为要搞统一战线，就遇到一个麻烦，许多地方的大地主，或者是开明士绅，或者是地方大军阀，大资本家，大官僚，他们跟工商业、知识界、政界、军界的联系更为密切。你要去打击他们，他们必定会站到国民党一边去；你不去打击他们，又不符合自己的政策规定。一直到中共建国后，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如陕西省某大地主，被揭发历史上有强奸及血债等恶行，当地农会强烈要求将其押回乡公审惩处，但某拥护新政权，是省里的知名统战对象，任有公职，故西北局上报中央提议保护，中共中央亦只能批准同意。

　　相对而言，如湖北共产党人早年的报告所说，倒是生存条件较差的小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更容易紧张些。但即使是中小地主，情况也很复杂，因为南北方的差异也很大，通常我们看到的南方中小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比较紧张，为恶者也多些。中部地区，西北地区，中小地主就相对中性一点，因为宗族等关系，地主与农民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有时还较高。而北方许多地方，从东北，到山东，都会发现中小地主有不少与农民关系很融洽，很多中小地主自己就下地，每到农忙，都习惯于和长短工、雇工等在一个炕头吃饭，而且是吃好的，自己家里的女人则上不了桌，也吃不到好的。不仅如此，无论在哪里，中小地主中投身革命的也相对较多，这多半是因为他们所受政府的压迫更直接，破产的威胁也最大的缘故。

　　这方面的情况，从中国古代农民运动史中也可以有所了解。比如多数比较富裕的农民，包括一些小地主，通常在村里都是最能干的，多少认一点字，甚至了解一些法理方面的东西，知道一些应付官场的方法。一旦碰上什么事情，通常都要由他们来出头，由他们出面与方方面面打交道。在那个时候，佃农、雇农等等只与地主发生关系，政府征税征不到他们头上，政府征税都是针对地主的，因此中小地主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容易对立。同时，因为政府动辄征兵、征劳役等，直接冲着农民去，常常会严重影响到中小地主乃至整个宗族的利益。地主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他们在这种时候往往会和农民站在一起，出面来做农民的保护人。过去所谓“官逼民反”，包括不少农民起义，并不是农民冲着地主去的，就像《水浒传》书中所描写的，其实主要是地主和农民受不了当官的欺压盘剥，共同起来揭旗造反的。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更会看出，在中国，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异常复杂。（未完待续）

杨奎松，《谈往阅今：中共党史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