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究竟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地主？

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1）


　　你们这个学生团体叫“农民之子”，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想来和你们讨论讨论中共历史上是怎么解决农民问题的，和它对后来有着怎样的影响。
　　在研究中共党史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号称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说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但它里面其实长期以来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除了早年在完全在城里工作的一个短时期外，其他时候90％以上都是由农民，或者农民出身的小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也很清楚地能够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发达程度，和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的特点。
　　因为这种特点，中共革命在城里没有成功的可能，它只能到乡下去，并且只能依靠农民来作自己的生力军。而要把农民动员起来投身革命，首先就要给农民好处，这也是中共一直主张要搞土地改革，要在农村搞平均分配土地，以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生活、生产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共1949年进城之前，大规模地搞过两度土改，一度是在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的前半期，直接就叫“土地革命”。这个土地革命搞得很厉害。因为1927年和国民党的关系破裂了，共产党认定城市的人，即城市里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是小资产阶级，都是不革命，甚或反革命的了，革命的力量只剩下工人、农民了，因此再不需要顾忌任何可以联合的对象了。结果，它一度对稍有些钱财的人，烧杀得很厉害。当然，也因为这样做得太极端了，用毛的话，就是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最后失败了。

　　再一度是在抗战结束后。在抗战期间中共是严格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联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开明地主阶级的，抗战结束后这一政策一段时间也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因为各根据地在抗战结束前夕纷纷进行了反奸清算斗争，鼓励农民通过清算的办法变相夺取地主土地，因而造成了大批根据地农民要求变更土地关系的热潮。这种情况出来后，继续执行联合开明地主政策的中共中央就陷于被动了。中共中央1944年刚通过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明确认定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在农民要求土地时采取了压制农民的右倾政策。现在这一新的形势自然就给中共中央出了一个难题：是不理，还是鼓励农民的土地要求呢？没有谁愿意重蹈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覆辙，因此，深恐成为群众运动尾巴的中共各级领导人不得不顺应形势，开始提出“耕者有其田”的问题。

　　但这个时候的中共中央毕竟还是重视统一战线关系的，因而其内部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还是土改会不会对统一战线造成严重冲击，即它会不会对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城市工商业者造成伤害？之所以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城市的工商业者很大一部分人都在农村购有土地或资产，而农村中的许多地主，也在城里经营工商业，两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划清楚。他们多方讨论和征求意见，最后才下了决心。但即便如此，一搞土改，马上就出了问题，乱打乱杀，最后又不得不回过头来进行纠偏。这个问题我后面还要具体讲，这里不细说。我提出这个问题，只是要说明，中共中央即使想要给农民好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它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农村中阶级关系的实际状况，农村和城市关系的问题，现实力量对比的情况，都受到中国社会发达程度的限制，都对中共制定他的政策是有影响的。

究竟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地主？

　　我个人对农村问题的最直接感受来自于文化大革命。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即1966年夏天，运动直接冲击到城市中的家家户户。我们家被冲击到的，首先就是我的姥姥（用北方话叫姥姥，我们用成都话是叫婆婆）。我的婆婆只因为曾经是四川三台县一不在村地主的老婆，在文革初期就被红卫兵和派出所勒令遣送回乡了。当时我们大院里许多家里的老人都被遣送回原籍了。但我外公早就去世了，婆婆几乎从来没有在乡下住过，乡下财产和房屋早就被分了，也没有任何亲戚，她被送回去后没有人照顾和关心，当时还不满70岁的婆婆孤苦零仃一个人被安置在一间茅草房内，又赶上四川的冬天寒冷难耐，不久就冻病而死了。那个时候我和妹妹都还小，并不懂事，但后来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婆婆的遭遇后，这件事对我的思想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从小就是婆婆带大的，我一直觉得婆婆和其他多数有教养的中国传统妇女一样，善良、慈祥，与世无争，勤俭耐劳。我真是不明白，就因为她过去嫁给了一个有土地的人家，就要受如此严酷的惩罚吗？
　　很多年之后，因为岁数逐渐大了，我才开始逐渐地接触到这方面的话题，开始有机会向我的父母了解家族的情况。这种交流使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地主都像我们书里写得那么坏吗？为什么我婆婆一点也不坏呢？为什么在我父母的眼里，他们的父母或上一辈，即使是地主也都不坏呢？后来再看毛泽东、刘少奇，包括后来邓小平女儿等等谈自己地主富农家庭的回忆，发现他们多半也都对自己的父辈或祖辈没有恶感，而且都直言不讳地认为他们都是勤劳致富的。
　　由这一点也引发了我的另一个疑问：究竟什么样的人是地主？我开始学中共党史的时候就注意到一个情况，即中共对地主的标准，或对地主斗争的标准一直是在变的。比如，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以后，那个时候已经决定要剥夺地主的土地了，但当时确定的斗争对象，还是以500亩作标准，500亩以上的算是大地主，500亩以下的，算是中小地主。中小地主一般不动，土地革命主要是要针对大地主进行革命的。这是当时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后来被推翻了，人家后来认为这个政策太右倾了，因为客观上在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根本就找不到500亩以上的大地主。规定以500亩为限，革命就没有对象了，贫苦农民也分不到土地了。因此，为了动员农民起来革命，中小地主也要斗，也要剥夺才行。但就是中小地主，也要有个标准啊，可是在中共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就何为地主制定出一个科学的标准出来。更多的时候只是看你拥有多少土地，不管你家人口多少；或只要你有出租土地的行为，就可以定你为剥削，因而定你为地主。比较具体的合理一些的标准，还是到1950年夏天，就是中共建国后才定出来的。
　　为了了解中共建国前后进行土改的情况，我在全国跑了好多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也和一些当地的研究者或亲历者进行过交流或交谈。这些研究进一步强化了我原有的印象，即中共革命期间的土改政策一直处在一种时松时紧，反复波动和摇摆的状态，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也导致中共在苏维埃革命期间土改搞了一次又一次，一个地方两三年时间竟会像烙饼一样，反复搞上个三四次，或四五次。土地分了又分，阶级划了再划，地主、富农打了又打，且要查来查去，敌人越划越多。
　　
　　这种乱打乱斗的情况直到抗战期间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共也因此在抗战期间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赢得了广泛的欢迎。可是，当日本这个强大的敌人不在了之后，全力面对国民党的情况下，中共的土地政策再度发生了严重的摇摆。像我上面提到的，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受到各根据地农民要求土地的风潮的冲击，被迫出台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开始准备搞土改，但它在这一被称为“五四指示”的文件中，还是依照八年多来的统战政策，对地主做了一个区分，明确提出中小地主和开明士绅的土地不要去动，提出对干属、军属、烈属、抗属等地富家庭要给予照顾，留的土地要多于人均土地的一倍至几倍，从而形成了所谓“一条原则九条照顾”的土改方针，规定主要斗争和剥夺的对象只是那些汉奸或反动地主。

　　但很快，激进的土改政策又占了上风，在1947年春天开始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激烈斗争中，不仅划阶级标准不清，而且乱打乱杀极其严重，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5万人被杀。这一作法1948年被纠正了，但建国后又一度回潮，再度导致全国许多省份出现乱打乱杀的情况。新一波打杀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呢？后来毛泽东有过一个说法，他说中国有3600万地主，其中有400万地主是坏的，因此在土改中杀了100万，关了100万，管制了200万。但实际上，整个土改以后，地主、富农连同其家属基本上都被管制了，管制的对象甚至还不止于地、富。看新华社1953年的内参，有的地方只是因为干部能一手遮天，以至有的乡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管制起来了。所以，即使考虑到像我婆婆那样建国初就离开了当地的人不在少数，当年被管制的农村人口之多，恐怕也是200万的几倍吧。这样一种作法对中国整个农村社会所造成的冲击究竟会有多大，今天还没有人研究过。问题是，这些人真的都该受这样的处理吗？


中国的“析产制”直接影响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变化

　　还是以我自己的家庭做例子。我父亲的家庭成份很好，他是工人家庭出身，因为我的爷爷是个工人。但是，我爷爷之所以当了工人，却纯粹是一种偶然。换言之，我爷爷当年其实也可以去做地主，因为我的祖爷爷就是地主。我爷爷是长子，如果按西方的长子继承的传统，我爷爷肯定就成了地主了。可是在中国实行的是析产制，祖爷爷家里有几个儿子，儿子们成家之后，就一人一份，把祖爷爷的土地财产平分了。我爷爷也只分得了其中不多的一部分。如果他继续留在农村，像其他几个兄弟那样，他解放后自然也就会被定成为地主成份了。可是因为我爷爷一向不会经营，算不过账来，靠土地很难养活一家人，因此他就把土地变卖了，进城经亲戚介绍，老老实实地做了一名工人。结果反而歪打正着，成了红五类。而留在农村的他的几个兄弟，虽然也只有不多的十几二十亩地，却因为有部分出租，就被定成了地主。我爷爷这一家，因为在城里，又是工人出身，子女日后的前途也都不错，但他的几个留在农村被定为地主的兄弟，不仅自己被管制，家人子女也都受到严重影响，找不到好的工作，甚至连升学和外出读书的机会也得不到。
　　
　　中国的这种析产制，对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影响极大。我的祖爷爷他们家族是明末清初整个从江西迁进四川来的，当年因战乱和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杀人太多，当时四川许多地方的人都杀光了，大量土地空置出来，所以他们当年重庆附近一个叫李家湾的地方占了很多地，早先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宗氏，也算是一方较大的地主。但是，因为析产制的原因，一代一代分家分下来，一个个大家庭被拆散成了中等的家庭，然后又一个个地被拆散成了小家庭。因为每一代都有析产的问题，故一个大家族往往富不过几代，就散掉了。正是由于中国存在着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财产继承和分配制度，导致中国广大的农村里，除了世代当官的以外，其实很难产生大地主。再加上中国大多数农耕地区，人多地少，凡有经营能力的农民往往会从事多种经营，这就更进一步造成了中国许多地区，尤其是南方各地，小地主众多，而且贫富阶层间互相流动频繁的情况。中共许多领导人在回忆录中都认为自己的父辈或祖辈成为地主、富农，是靠勤劳致富的，原因也就在此。
　　这种贫富之间，或城乡之间的流动，不仅与析产制有关，也与不少传统农村中存在的比较好的邻里关系，或主佃关系有关。我在四川做调查的时候就听到不少这方面的故事。其中有一位教授跟我讲的一个情况非常有意思。成都附近有一个有名的国民党将领，自抗战前就一直在外面，从读军校，到后来带军队打仗，他家里的地都租给了几个佃户来耕种。抗战之后，他的家属也迁到外面去了。因为这几个佃户一直很用心地耕种他的土地，他又不准备再回农村去住，于是战后他就把这些地全都分给了这几个佃户。他最后跟着国民党撤到台湾去了。但后来他吃惊地发现，那几个佃户都被打成地主了，每个人的命运都很糟糕，有的早早就被枪毙了。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十分懊悔，他说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好心做件成全佃农的好事，却把他们推进了苦难的深渊。为什么这几个佃户竟会变成地主？就是因为建国后土改的时候有一条规定，凡出租土地超过三年者，都要定地主。这几个佃农得到的土地数量较多，应该都有出租或请人耕种的部分吧。总之，他们得到土地的时候是1946年，到1949年底成都解放时，他们拥有土地恰好超过三年，也就被定成地主了。
　　关于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我有许许多多的例子。农村中定阶级成份究竟有多少道理好讲，或有多少合理性存在，很多情况下都说不清楚，实在太碰运气了。这不能不让我对当年的土改方法，特别是当年土改政策过于简单僵化这一点，产生很大的疑问。（未完待续）

杨奎松，《谈往阅今：中共党史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