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中国的富农问题纯粹人为制造出来

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3）


中国的富农问题纯粹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还有一个纯粹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复杂问题，就是同样被作为中共土改斗争和剥夺对象的富农问题。根据我了解到的相关材料，可以断定，关于富农这样一个阶级的概念，过去在中国是没有的。它是中共从苏联引入一个概念。过去中国只有地主、佃农、自耕农、半自耕农、雇农等等概念，这都是从生产资料占有或生产方式上来划分的。富农算什么，只是因为他们与同村人比，比地主穷一点，比其他农民富一点？其实，把俄国富农的概念移植到中国来，尤其是不分地区普遍套用，是极为荒谬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指的俄国的所谓富农，其实也主要是讲一种生产方式，即是指在俄国农村中那些家里有比较多的劳动力，包括有相当数量的马、牛、骡子等劳动工具，生产的产品大量拿到市场上去交易，既不靠地租生活，也不是停留在自给自足的田间劳动上的农民。换句话来说，布尔什维克认为他们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俄国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因为他们是靠市场交易致富的。也因为他们掌握了农村中大量产品的交易权和定价权，俄国革命后，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一心想要完全垄断整个粮食供给体系的苏维埃政府，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甚至是对抗的关系，变成了苏维埃的敌人。

　　具体说来，苏维埃俄国的根基是在城市中，因此，其政权的稳固必须要靠征粮来保证。但要向农民去征购粮食，就必须要给农民一个好的价格，农民才会愿意卖给你。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状况又没有办法给农民一个好的价格，它就只好通过武装征粮队按照政府一纸命令去强力征收。这就激起了农民的反抗，越是富裕的农民，反抗也就越是激烈。这样，苏维埃政府就给这一部分农民戴了一个帽子，不仅将他们定性为富农，而且将这一概念政治化、妖魔化。最后，苏联政府干脆通过农业集体化的办法，把大批富农的财产给剥夺了，甚至把他们迁走，或集中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或干脆一家一家地押送到边疆地区去，以和整个集体农庄分割开来。这是因为它害怕他们思想反动，害怕他们的能力会使他们在农民当中继续保持较强的影响力，对抗政府。

　　中国有没有苏联那样的富农阶层？这首先要看中国有没有俄国那样资本主义化的农村和农村市场。

　　我们知道，除了极少数沿海地区以外，旧中国的大部分农村都非常落后，由于受限于生产工具及其耕畜缺乏，加上土地面积太小，粮食产量很低，自给自足和给政府交粮都不够，故几乎不存在规模化的粮食交易活动。在中国大多数农村当中，农民之间的交易，多半只是各种日用品、副食和杂货的零星的交易，农民多半是自己家里生产一些小的副食品或土特产，包括编织、榨油、磨浆之类的，拿到集市上去卖，赚一点零用钱，从小商人和货贩子手里换回一些日常必备的盐或火柴之类的东西。所谓农村集市，只是农民交换这些日常生活用品的场所，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交易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然而，当我们当年把富农概念引入进来，并且也学着苏联那样把它政治化、妖魔化之后，这种与资本主义毫无关系的农民维持其生活的生产、交易和经营的方式，就莫名其妙地变成资本主义的了，从而使很多有余钱剩米可以做一点小买卖贴补家用，或雇工帮忙的农民，变成了共产党的敌人。而这里面伤害最大的，就是把很多地方的有余力、会经营的农民，定成了富农。而这批农民多半恰恰是中国农村里正处在上升阶段的劳苦农民，他们不过是从过去的佃农、自耕农或半自耕农，或者是说从贫农、中农地位在上升中的一批农民。他们有余力，通过出卖一些副产品去攒到一点小钱，一点点地积累，或者送自己的子女去上学，或者千方百计地去买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会变成地主，但很多人一旦分家后，后代多半又会变成中农，甚至是贫农。剥夺他们，并且把他们当成自己在农村中的敌人，至少在中国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严格地说，把中国农村中多数最有生产能力的农民定为富农，并剥夺压制他们，不仅伤害了很多完全不应伤害的普通农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国农村中的生产力发展。

孙中山反对搞阶级斗争，是否正确？

　　注意到上面的情况，我们就会了解，为什么国民党到台湾也搞土改，但却不搞斗争土改，而要搞和平土改。这是因为孙中山国民党始终坚持认为，中国还处在一个发展的起步阶段，还没有发生严重的阶级分化现象。因此，他一直不赞成共产党在中国发动阶级斗争，和通过阶级斗争来改造中国的主张。孙中山是坚决反对阶级斗争的，他对中国阶级状况的看法有句名言，叫“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也就是大家都一样穷，只是穷的程度有不同罢了，不存在当年西方那种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的情况。所以他坚决反对用分化、对立的办法，在社会当中制造矛盾、冲突和斗争，用一部分人反对一部分人，造成社会分裂，来最终达成一个革命的胜利。

　　孙中山的看法是否正确呢？今天来看，部分正确，部分不正确。中国小农经济的特征明显，许多地方阶级分化不那么突出，这应该是一个事实。但这不等于说整个中国没有阶级分化，没有贫富悬殊问题的存在，否则也就不会有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有人说共产党在农村的革命是制造出来的，这话对也不对。假如农村没有很穷的人和很富的人的分别，没有贫富不均，特别是欺压盘剥的现实，共产党就是再有本事，农民革命也是制造不出来的。制造出来了，也一定会失败。

　　在1949年以前，孙中山的主张在中国大陆完全没有实行和实现的可能，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确实存在着贫富的差别。国民党代表的是这个社会的富裕阶层，共产党代表的是这个社会的贫苦阶层。孙中山一直想要在政治革命的同时，一并通过赎买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平均地权”。他的想法很好，既解决了土地占有不均，一旦工业化发展起来，地价大幅上升，阶级分化，社会对立冲突的危险；也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并为政府积累了大量的发展工业化的资本，有很强的前瞻性。但是，一方面，国民党没有条件搞土改，最重要的是因为战乱，国民党统治的20多年里几乎从来就没有安生过，不是跟共产党打，就是跟自己人打，要不然就是跟日本人打。打来打去，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省区是能够完整地实行土地改革的。另一方面，就是孙中山没有看到近代以来，由于战乱、分裂和经济破产等等原因，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着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分化现象，农村越来越穷，城市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多，而国民党的或依附于国民党的权势集团却越来越贪腐、奢侈。继续坚持孙中山平均地权主张的国民党内改革力量，虽有心推动土改，却因为国民党在农村中的政权基础和依靠力量，就是反对土改的地主士绅阶层。国民党没有在基层建立自己的政权，他的政权基本上建立在县以上，县以下多数控制在地方士绅的手里，所以地方士绅的情况直接决定了国民党的农村政策倾向。它要依靠乡村里的士绅阶层帮助它收税、征兵、征粮，包括解决整个城市生活各种各样的供给需求，自然不能伤害这些人。因为整个社会基础建立在农村富裕阶层的基础上，所以他在大陆就只能帮这些富裕阶层说话。既然要帮助富裕阶层说话，当然就不能去搞平均地权，就连减租减息都很难推行。

　　国民党在台湾为什么能够顺利地实行土改，并取得成功？一是因为包括国民党理论家在内的国民党人一直没有放弃土改的主张，因此他们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并在设计方案；二是国民党依靠军队在台湾新建立的威权统治和台湾本土的地主士绅阶层全无利益牵扯，有强制力且无须顾及台湾富裕阶层的感受和态度；三是国民党在台湾接收了大批日本公私企业，同时还从大陆带去了一定数量的黄金，这些都极大地便利了国民党人运用他们的赎买政策。由此可知，国民党在台湾能够成就土改奇迹，严格说来并不是孙中山的办法起了怎样的作用，而是因为国民党到台湾之后有了实行土改的一切有利条件。要证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美国占领下几乎同时在日本推行的大致相同的土改就清楚了。美国人显然不是按照孙中山的主张行事的，它能在日本成功推行土改，一是它相信必须要搞土改来摧毁传统日本社会中保守的地主势力；二是它有一个与日本农村社会全无利益关系的威权统治；二是它有一定的财力支撑。这和台湾土改成功的条件非常相似。

　　其实，国民党能够在台湾土改成功的这三个条件，也折射出共产党在大陆进行土改之所以很难按照孙中山的办法实行的一个原因。这就是，要在几亿农村人口中推行赎买的办法，政府的财力显然严重不足。在1946年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发出后，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也一度考虑过用和平赎买的办法来搞土改，并且还一度进行过试验，当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的财力问题。当然，有这样的财力，共产党就会搞和平土改吗？1946年底1947年初中共在陕甘宁的这一实验，至少在当时的中共中央看来，是成功的，财政问题至少在陕甘宁边区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但最终它还是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一方面固然是胡宗南的突然进攻并占领了延安，使共产党失去了陕甘宁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共产党人讲的是阶级斗争，土改原本就是他们计划在农村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一项内容。和平赎买说起来不是不能实行，问题是仅仅把土地由政府用公债的方式买下来，分给贫苦农民，农村中传统的阶级关系，或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显然不会受到根本性的颠覆和改造，地主士绅在乡村中难免还会依仗其财产以外的各种优势地位，占据支配的地位。结果表面上给无地少地农民分配了土地，绝大多数农民在传统关系束缚下还是抬不起头来，共产党最终搞不好还是会像国民党那样，必须要依靠地主士绅阶层来实现自己对农村的统治。这无论如何是共产党不愿看到的结果。


（未完待续）

杨奎松，《谈往阅今：中共党史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