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五烈士是中共党内斗争牺牲品

     2007年新版鲁迅传《一个人的呐喊》，是作者又经过了25年长时间的思考、研究之后的收获。关于“左联”五作家遇难案，新版本已经拿出了足以使事情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的资料了。书中引用了罗章龙回忆录中的最新资料，此案的祸根确为共产国际操纵的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和博古都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王明甚至还成为了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的许多中央委员当时即表示抗议，群起集体退席。会后，罗章龙、史文彬等二十六人联名致信米夫，再次声明会议非法，应宣布会议所有决议及选举结果无效，强烈要求采纳多数中央委员的意见，重新召开紧急会议，或召开中共七大，解决党内分歧。米夫感到事情不妙，于是邀约反对四中全会的人在上海静安寺路地区的一所花园洋房里开会，企图将事情压制下来。在这个后来称为“花园会议”的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没有达成妥协，“最后，随同米夫前来的一个外国人说：‘我们对于今日会议完全感到失望，这证明你们是有组织、有纲领地来反对四中全会，已经走向反国际反党的道路。你们反对四中全会领导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务，一律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说罢，米夫等三个外国人就怒气冲冲地踉跄下楼而去”。

    书中还写到散会以后的一个重要细节：三个国际代表走之后，顾顺章在会场出现了，他要求大家在会场里再住一夜，说外面有警情，如果走难保安全，并且将门上锁，以阻止人外出；大家感觉他不怀好意，就冲破他的阻拦，分批离去。事后了解，顾顺章是奉命留难，这说明当时米夫就已经计划消灭这些反对派了，如果反对分子不就范的话。

    “花园会议”在整个事件中比四中全会更为严重，它已经显露了杀机。

    “花园会议”清除异己的计划未能得逞，那是1月10日的事情。可是一个星期以后，1931年1月17日，“非委”（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在三马路东方饭店原苏准会所租的房间里举行扩大会议，整个会场已经被大队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巡捕及中国政府便衣警察五十余名包围，参加会议的人全部被捕，计二十九人。当晚和第二天又在别的地方抓了李求实等十二人。

    地下党如此重要的一次重要干部会议，不是内部人出卖，国民党当局不可能这样稳准狠地进行连续打击。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国民党当局的这种“鼎力相助”，四中全会所产生的临时中央能否控制全党，尚是个未知数。现在只有一个疑问：谁是告密者？当年的幸存者罗章龙提供了当时就已经引起人们注意了的重要线索：“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好”。这两种说法都与王明集团直接有关。罗章龙的这个重要回忆，1982年版《鲁迅传略》也写进注释文字里了。

    书中还披露了一个至今不大为人所知的事情，就是“左联”五作家在当时已经是罗章龙等人领导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所属的“中国革命文艺联盟”（简称“革文联”）的成员；并且，冯铿还是“非委”候补委员。这说明“左联”五作家是以“非委”组织成员的身份参加上海东方饭店秘密会议的；“左联五烈士”，实际上应该是“革文联”五烈士。

    关于这一惨案作者最后总结说：

    1月17日在东方饭店被捕的这一批政治犯，其中二十三人，于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处死了。他们之中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领导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还有非委革文联的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还有非委候补中委、非委妇女部的冯铿。这里的柔石、殷夫（又名白莽）、胡也频、冯铿和李求实（又名李伟森）原是“左联”的成员，他们就被称为“左联五烈士”。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在“左联”的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他们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据罗章龙的回忆录中说，“后来临中（临时中央，指六届四中全会所产生的中共中央）文件公认何（孟雄）等二十三人为反党，为叛徒，公然宣称他们不是烈士。”直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作了这样的结论：

    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周楠本，《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