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陈伯达解散马列主义研究院内情

我所知道的中央政治研究室（中）


　　田家英大抓政研室的图书馆建设

　　田家英在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期间，还担任国家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工作很忙，但他经常到政研室来，除前面谈到的抓毛选工作和调查研究外，他还对中央政治研究室图书馆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年沙滩大院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图书馆，与中宣部图书馆和红旗杂志社图书馆鼎足而立，藏书非常丰富且富有特色。田家英根据政研室工作的特点，提出要建设一个有特色的以近现代出版的有价值的平装书为主的图书馆。他多次对图书馆的人讲，对文学、历史、哲学、经济等各方面的平装书要尽量多地搜集，同时还要购置一批丛书、工具书。图书馆的同志根据他的指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买到了一批丛书，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万有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大学丛书》等等。田家英一方面指导工作人员如何搜集和做好图书资料工作，另一方面，他亲自领导同志们抓这项工作。他经常同中央各机关和各省市机关联系，了解有无剩余的图书资料可以调拨，并派人去搜集。在他的多方联系下，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曾送来一批报纸和刊物合订本。又如《大清实录》，当时在全国已比较难找，他亲自写信给原吉林省委书记吴德同志，说明中央政治研究室很需要这部书。不久，吴德回信告诉说，《大清实录》一部已整理好，即将寄来。田家英很重视整理和利用原国民党的大批档案。在他的积极建议下，南京第二档案馆编印了《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原国民党的档案）。田家英还及时提醒图书馆工作人员，说这部分书很重要，叫他们及早去信同该馆馆长联系。后来该馆很快就把第一批《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包装寄来了。这批材料在政研室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各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田家英积极向各省市联系，搜集大批历史资料和图书。他与上海市委联系，弄到一批成套的重要杂志《东方杂志》、《劳动者》、《劳动音》、《向导》等等；还从一些革命战争年代的老根据地收集到不少大革命时期的小报、杂志、传单等。50年代中期华北局撤销时，田家英得知华北局图书馆有一批从原晋察冀边区图书馆带过来的图书，其中有不少是延安时期的出版物，他立即亲自出面向有关方面联系，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把这批五六千册宝贵的图书拨归政研室图书馆收藏。正是由于田家英这样具体的指导和直接为之奔走，使政研室图书馆从1956年到1958年，仅用三年的时间，就由最初的几千册书，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0多万册藏书、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机关的图书馆了。

　　田家英主持编辑《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

　　1962年10月，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和美国一度剑拔弩张，搞得十分紧张。但在这场危机过后，很快就迁怒于中国。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这个讲话，成了苏联指挥一些党对中共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

　　面对苏共和一些兄弟党围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

　　在此情况下，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了《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12月22日，毛泽东将此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年轻时曾读过的一首咏史诗《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这首诗是何代何人所作，毛泽东忘记了。后来他特地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请你一查，告我为盼”。后经查找，是清代诗人严遂成所作。

　　大约在1963年前后，政研室又进行了内部改组，撤销了工业组、农业组，成立了哲学组、经济组、文艺组、经典著作组。郭冲、王忍之、王广宇在经典著作组。该组与李洪林一起于1964年春天编写了《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的小册子，《红旗》特刊发表，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郑言实编。

　　在1960年以后，田家英主持编了《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一书。开始时，政研室大部分人参加，从《毛泽东选集》和报刊上发表的其他毛泽东著作中找材料，按专题摘抄成卡片，然后由李洪林汇编，交田家英审定。田家英将书稿呈送毛泽东后，毛泽东认为编得不错。1964年，田家英交人民出版社出版，未署名，只印了五百部。中央委员以上的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各部正部长人手一册。书用辞典纸，封面由田家英设计，朴素大方。周恩来总理对田家英说，编得很好。得到该书的领导人都很欢迎。

　　中苏论战背景下，政研室改组为马列主义研究院

　　1963年前后，中苏两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中共方面不仅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二十五条》，还组织班子写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大文章，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于1964年春决定将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组为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进行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研究。这年夏天，研究院正式成立。其任务是“两史四论一中心”，即编纂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关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艺学的理论研究；中心是研究毛泽东思想。

　　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院长陈伯达，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副院长胡乔木，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周扬，是中央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文艺界实际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副院长胡绳，是原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他们都是当时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内的红秀才和中央的笔杆子。秘书长柴沫，是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

　　原政研室的人员，全部转入马列主义研究院，作为班底和骨干。又从中央党校、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调了一些人充实骨干队伍。

　　马列主义研究院一成立，第一件大事就是物色年轻人才，作为培养对象。为此，原政研室的人分成几个工作组，到全国各重点大学挑选人。中组部曾为此向高教部打招呼，表示这批人员可以优先挑选，特批调干。马仲扬当时带了一个组专程赴西安、成都、重庆等地去挑选人。笔者即是他们从四川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中挑选的。

　　研究院的建制，核心是六个业务组，即哲学组、经济组、党史组、政治组、国际共运组、文艺理论组。全院有200多人。

　　马列主义研究院组建后，开始是租用海淀区西颐宾馆北馆作为办公处所，后来迁往中央党校，已离开沙滩大院，其发生的事已不属于政研室的范围，本当不论。但研究院在“文革”中解散了，并从其中留下一部分人重组中央政治研究室，又迁回沙滩大院。不仅如此。陈伯达倒台后，中央在沙滩大院举办了“批陈整风”学习班，参加者不仅有政研室的全体成员，还有原研究院的全体成员。学习班揭批的问题，包括研究院存在期间发生的事。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学习班的历史背景，下面简要介绍研究院的一些情况。

　　“文革”中，陈伯达对田家英落井下石，并通过批柴沫发泄对田家英的不满

　　研究院成立后，按照陈伯达的旨意，工作人员都下去，先是在北京通县农村搞“四清”，然后又在北京天津两地的一些工厂搞“四清”。1966年6月，陈伯达一声令下，工作人员统统回院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这时，研究院的“文革”之火已经点燃，点火人正是院长陈伯达。陈伯达从延安时期起，长期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很善于领会毛泽东的心意，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文件常由他起草。毛泽东晚年脱离实际，思想越来越“左”。陈伯达积极配合。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二十三条》和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都是陈伯达主笔。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也涉及了田家英。正是在这个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会议期间，陈伯达三次跑到研究院讲话，煽风点火。陈伯达严厉地抨击了周扬、胡绳、田家英等人，而重点是批评柴沫，指责柴沫不听他的话，走田家英的门子，搞秘书长专政。说柴沫缺乏革命原则性，在同田家英的关系上犯了严重错误。

　　田家英从1948年起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文革”前已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因工作关系，和政研室秘书长柴沫、中办主任杨尚昆有较多往来。陈伯达与田家英平日矛盾很深，见毛泽东、林彪要打倒彭、罗、陆、杨，涉及田家英，于是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并通过批柴沫发泄对田家英的不满。

　　陈伯达的讲话，向人们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似乎柴沫是反陈伯达的，和田家英一条线，问题严重。于是，一些想紧跟陈伯达的，或想夺权，或想当左派的，纷纷向柴沫开火。

　　5月中旬，研究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召开了十七级以上干部会，对柴沫的错误无限上纲，一下子把柴沫定成“黑线人物”，敌我矛盾。不久，对柴沫采取了隔离措施。

　　6月中旬，全院批斗柴沫大会一结束，该副书记等人立即成立“院文化大革命临时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院文革），由该副书记自任组长，并提出“一切权力归院文革”的口号。

　　一向对陈伯达很崇拜的老实人柴沫，被隔离后，对陈伯达强加给他的罪名想不通，几次要求和陈伯达谈谈都被拒绝，感到绝望，遂于9月服安眠药自杀。

　　陈伯达解散研究院内情

　　1967年3月17日，陈伯达在批柴沫10个月后到研究院来，接见全体工作人员。他在讲话中说：院文革组长的历史我不了解，我并没有给他定什么调子，炮轰他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只有听取群众意见的义务，没有压制群众批评的权力。

　　研究院有人认为，陈伯达的讲话很重要，既然炮轰院文革组长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揭发批判他的问题就更不用顾虑了。不知是谁将陈伯达讲话的记录整理外传，闯了大祸。

　　3月26日，院文革组长召开全院大会，传达陈伯达的指示说：“我原来说只来看看，不知道要开会，在会上也声明过不要记录，现在不但记了，还散发到旁的地方，而且记得不准确，有很大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关于天津的那一段记录，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也不送给我看，这算什么马列主义研究院呢？一点纪律都没有。搞了两年了，一点马列主义都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都没有。我再三声明了，他们还这样做。我打算向中央提议，马列主义研究院可以关门。吃饱了饭不好好搞文化革命，连民主人士都不像。请他们把送到外面去的记录都收回来。不晓得天津的工人有没有带回去，如果带回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在没有关门以前，请他们好好整风，读毛主席的著作。这两年，我要他们参加四清，目的是让他们在群众中实践中改造自己，没有想到他们这样顽强地不守纪律，白吃老百姓的饭。”

　　陈伯达的批评，相当严厉，可以看出，他是恼羞成怒，大发雷霆了。在“文革”中，散发领导人讲话的传单比比皆是，陈伯达为什么对他的讲话记录外传如此紧张呢？因为他3月17日在研究院讲话时，大讲了天津问题。陈伯达之所以那样大动肝火，无非是怕暴露他插手天津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陈伯达在此时宣布“打算向中央提议，马列主义研究院可以关门”。难道有人外传了他的一次讲话记录，就值得解散一个中央单位？就算外传的人“不守纪律”，毕竟只是极少数人，能牵连全院吗？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内中必有隐情。笔者晚年和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成为邻居，在闲聊中发现了一个秘密。王文耀说，“在一次会上，江青质问陈伯达：你管的单位就那么干净，一点问题没有？康生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那当然咯。弄得陈伯达很紧张。他唯恐江青、康生插手研究院，当天晚上就给毛主席打报告，要求撤销马列主义研究院。没想到主席看后就同意了，在报告上画了圈。”

　　为了保护自己，寻找替罪羊，陈伯达翻脸不认人

　　陈伯达一宣布要撤销研究院，院文革组长第一个先走。4月初，他通过关系调到《解放军报》社任总编辑。接着，在院文革主持下开始分配工作。有的分到《解放军报》社和总政，有的去了《红旗》杂志社，有的分到了5月新恢复的中央政治研究室。

　　政研室当时与马列主义研究院都在中央党校的南院内。他们在6月份编印了一本《毛主席论教育》的小册子。6月27日，陈伯达将此书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政治研究室编出《毛主席论教育》小册子，打算发给大家，作为正面教材，作为教学制度革命的指导方针，让大家讨论，结合调查研究，以便提出大、中、小学校的教学改革的初步方案，供中央考虑。”毛泽东7月6日批语说：“退陈伯达同志：此件内容，错误很多，应大加砍削，至少去掉三分之一。”同日，毛泽东又在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于5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的小册子上批道：“陈伯达同志：这一本论教育，我未看，可能也收进一些坏东西，请你同文革小组几位同志，连同你们编的那一本，一起审查一下，把坏的一概删去，留下一半左右较正确的就行了。”在此基础上，中央文革编印了《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于12月6日批道：“陈伯达同志：作了一点修改。请同志们看一遍，如认为可以，即可印发。”此书由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共收录了毛泽东1927年至1967年间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述50余条，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出版时未署编者之名，为内部发行。1967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知，将此书下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军区、各地大中小学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

　　“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风云瞬息万变。陈伯达突然亲自出马，将已调任《解放军报》总编辑的原研究院文革组长作为替罪羊抛了出来。

　　原来，江青、陈伯达和王力、关锋等人，在1967年七八月份，大肆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十分震怒。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商定，把责任都推到王力、关锋身上。因研究院文革组长投靠关锋，调军报后也宣传“揪军内一小撮”，于是先拿他开刀。

　　8月23日，肖力（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等人，在《解放军报》社贴总编辑的大字报，说他有反毛泽东思想、反林副主席等罪行。当晚，陈伯达秘书找一些人，配合军队的同志抄了他的家。同时，陈伯达又勒令调到《红旗》的院文革副组长等人回研究院。次日凌晨，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在《解放军报》社讲话，支持肖力等人的大字报。

　　陈伯达说这位军报总编是“混进我们党内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到处投机取巧，到处投机倒把，招摇撞骗。他的作风是很恶劣的，打一派，拉一派，主要的是包庇那些很坏的人。他原来的历史就是很可疑的。他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就做了很多罪恶的事。”“对造反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组织一个不能见天日的小集团。”陈伯达真是翻脸不认人，大打出手。为了保自己，一下子把军报总编打成敌人。陈伯达还说：“肖力同志风格比我高，做了我早就想做而迟迟没有做的事”。一方面吹捧肖力，一方面开脱自己。言下之意是，他早就看出院文革组长不是好人，早就想把他揪出来，只是行动迟缓而已。他要《解放军报》社和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人联合起来，彻底揭发这位打倒对象的问题。

　　8月24日，研究院少数派在陈伯达的支持下，夺了院文革的权，成立了夺权总部。25日凌晨，陈伯达又跑到研究院来讲话，要求大家彻底揭露院文革组长的问题，弄清小集团的真面目。陈伯达当众把院文革副组长叫起来质问。

　　“文革”期间，通过院文革从各部门抽调了三十来人到中央文革的办事组、文艺组、记者站帮助工作。根据陈伯达的指示，这些人统统回院参加运动。此外，被分到《解放军报》社、总政和政研室的人，也回院参加运动。

　　陈伯达25日的讲话，不仅给院文革组长定了“三反分子”的调子，而且明确地给研究院两派群众布置了任务：一是彻底揭露院文革组长，二是弄清小集团的真面目。他一声令下，夺权总部和全院干部群众只能照办。原因很简单，陈伯达当时不仅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院长，更重要的，他是排名第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协助毛泽东领导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人物，他的话谁敢不听。不仅如此，揪出院文革组长还是毛泽东的女儿肖力打的头阵，这很容易使人们以为中央掌握了他的罪证，打倒他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不能不紧跟。

　　到了8月底，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此后研究院揭批院文革组长，常和他们联系在一起。

　　在陈伯达的督促下，夺权总部勤务组集中了四个问题，拟订了一个作战计划，报陈伯达批准，从1967年底到1968年4月，对所谓“小集团”进行了四次战役的大批判。把院文革组长及其同伙的问题，上纲上线成敌我矛盾，大批特批。（未完待续）

　　冷铨清，求是杂志社研究所编《秋实论丛》第一集，红旗出版社，2011年6月，第147-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