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中央政治研究室（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沙滩大院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在同一座大楼办公的，还有中央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因它不像中宣部那样是中央的一个职能部门，要领导全国各地的宣传部门和宣传工作；又不像《红旗》杂志社那样，每半月要出版一期党刊；加之当时的政研室不像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常有关于领导人的报导，所以在社会上鲜为人知。但政研室是中央的一块理论阵地，是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平级的直属中央领导的一个单位。为不使这个机构的历史湮没无闻，这里仅就笔者所知，作些介绍。
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政研室
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就在延安成立了政治研究室。为了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这年夏天党中央决定把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主义研究院，下设十几个研究室，把训练干部的任务全部移交中央党校。一个多月后又改成了中央研究院。院长是张闻天，范文澜为副院长。不久，从中央研究院抽调了三十多位同志，到杨家岭党中央所在地，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
延安整风的一项思想准备工作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汇编党的文献《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以及《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当时负责编辑《两条路线》的是胡乔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参加了一部分工作，主要是选语录、做核对、跑印厂等技术性工作。这几本书都由毛泽东最后审定。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分头找人谈话，进行整风前的思想工作。就政研室方面，毛泽东找了陈伯达、张仲实、丁冬放、于炳然和邓力群五位一起去谈。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二层楼上，毛泽东着重谈了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讲了两个来钟头。
政研室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根据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的各种报刊，研究国民党和日伪的情况，供中央参考和对外宣传使用。田家英先在经济组研究过一段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即工业合作社运动），以后又到政治组从事大后方文化教育情况的研究。
陈伯达曾对其子陈晓农说：1941年以后，由我负责，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邓力群、张仲实、周太和、田家英都是我从马列学院挑去的，马洪是我漏下的。当时我是研究室主任兼政治问题组组长，邓力群是经济问题组组长，张仲实是国际问题组组长。七大以后，政治研究室改由洛甫（张闻天）负责。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柴沫、史敬棠，也曾在延安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解放战争时，中共中央撤出延安，政研室停办。
1955年重建的政研室，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一个理论研究班子
1954年，毛泽东指定陈伯达、田家英和胡乔木去杭州起草宪法。在起草工作告一段落时，毛泽东指名要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筹备成立新的政治研究室。1955年，中央重建政治研究室，地址在北京市万寿路13号，是个新建的大院，即现在的万寿路西街7号院，中组部万寿庄宾馆。政研室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一个理论研究班子，主任是陈伯达，他的办公室和毛泽东的办公室并列着，但是毛泽东没有来过。副主任是胡绳和田家英，日常工作由胡绳主持，汪浩为办公室负责人。工作人员来自马列学院（即后来的中央党校）的有：张凛、刘义立、王仲清、李学昆、丁伟志、高禹、汪浩、朱泽、杜甫功、马仲扬。除这10个人以外，还有来自中央办公厅、中宣部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人。
政研室设有哲学组（组长关锋）、经济组（组长陈真）、历史组（组长黎澍）。此外还有个三人的党建组、两人的国际组。
这期间，田家英让历史组的缪楚黄为中级党校写本党史教材。缪楚黄1956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一书，曾被许多大中学校、党校列为教科书，发行量达150万册，并以五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还译成六国文字在国外发行。
1957年5月，毛泽东针对整风鸣放的形势，开始写一篇文章，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原本准备公开发表。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时，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变成“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署名“中央政治研究室”，耐人寻味。6月12日，此文印发党内。毛泽东在看已经印发的这篇文章时，又将署名改为“毛泽东”，时间定为1957年5月15日。此文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于1977年4月第一次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用严厉的措词对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势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作出分析，对一些言论进行批驳，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目的是要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红旗》杂志创刊后，政研室不断为《红旗》输送编辑人才，为《红旗》撰稿，宣传中央精神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红旗杂志的创立是以政研室为组织和人员准备的，它的首任总编辑是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政研室两位副主任胡绳和田家英都是红旗编委。政研室的一些同志参与了红旗筹备和编辑工作。《红旗》杂志创刊社址定在沙滩大院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便从万寿路迁到沙滩大院，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在同一座楼办公。这时政研室设立三个组。原哲学组改名为思想界动态组，该组和逻辑组由胡绳分管，历史组由田家英分管。
1959年，中宣部、红旗和政研室三家联合，举办了一个座谈会，星期五召开，两周一次，每次一个主题。主持会议的是康生、陈伯达、周扬、胡乔木。具体做组织工作的有马仲扬、史敬棠、李洪林、丁伟志。作会议记录的是丁伟志、王忍之。参加会的是专家、学者和教授，名单报送胡绳和田家英批准。《红旗》杂志的业务组长和中宣部的理论处负责同志都是参与者。在这样的会上，人们可以对学术理论问题自由发表意见，思想比较活跃，有人称之为“神仙会”，以至有的与会者多年后都怀念它。可惜好景不长，“庐山会议”一开，人们就不敢讲真话了。
胡绳在《红旗》上开辟了“思想文化评论”专栏，作者署名“施东向”，即思想界动向之意，许多文章是由胡绳指导一些青年人写作并经他定稿刊出的。因经常出现，质量较高，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后来“施东向”变成以胡绳为首的有关作者的共同笔名。其成员大都是政研室的，有王忍之、丁伟志、李洪林、马仲扬、郑惠等。
1958年秋季创刊的《思想界动态》，是根据中央要求编辑的内刊，是向中央委员以上（或经特别批准的）领导同志反映各界思想情况的党内刊物（半月刊），发放范围虽然不大，但因层次很高，故受到中央和省、市、自治区领导的高度重视。《思想界动态》组是1958年8月成立的，首任组长是关锋。这年底，关锋调任《红旗》杂志社编委，由马仲扬接任思想界动态组组长。这个组是政研室内最大的一个组，有二十余人。核心成员有马仲扬、李洪林、史敬棠、丁伟志。编辑工作主要由李洪林负责。
1961年春夏，经田家英推荐，柴沫调到政研室任秘书长。政研室内机构再次进行调整，把思想界动态组、逻辑组撤销，改编为工业组、农业组、编辑组。柴沫来后政研室的主要任务是搞调查研究。如1961年6月，柴沫带队到天津搞工厂和城市人民公社调查，有王忍之等参加。
政研室当时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配合“反修”。在中苏两党论战中，胡绳布置政研室的人分头查阅《列宁全集》，凡是列宁批判修正主义的资料，均用卡片摘录。胡绳对马仲扬说：这是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备用的资料，以便同苏共中央代表团面对面地争论，要下力气编好，要有针对性，时间较急，务必抓紧。在柴沫主持下，他们紧张地忙了几十个日日夜夜，终于在代表团赴苏联之前赶了出来。胡绳很满意，并很快得到了毛泽东批示，全文在《红旗》1963年第7期至第11期发表，并出增刊发行，中宣部的内刊《宣教动态》也全文刊出。不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署名郑言实编，“郑言实”即政研室的谐音。1963至1964年间，政研室的一部分人，还参加了“九评”的部分工作。
政研室历史组在田家英的直接领导下，编纂党史大事记
政研室机构几经调整，但历史组一直保留着。编纂党史大事记，是政研室的一项主要工作，长期未间断，田家英直接抓。
根据1958年中央的指示，从1959年起，政研室历史组的主要任务，放在编写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的第五卷（即现代卷，指“五四”以后的历史）上。田家英任主编。参加者除本室人外，还从别的单位借调了一些人来，如上海的洪廷彦、宋心伟，部队的杜越凯、王乔等。王乔后来留政研室工作。此书完稿后多次修改。田家英1964年对洪廷彦讲，因现代卷涉及许多党史问题，他定不了稿，故未出版。
政研室历史组成员有黎澍、缪楚黄、郑惠、张楠、陈铭康、冯蕙、王仲清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田家英直接领导下为毛泽东著作搞注释。
1950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并指定专人着手进行文稿收集和编辑工作。1951年10月开始出第一卷。这项工作是在毛泽东直接主持下进行的。田家英同陈伯达、胡乔木（胡对第一卷至第三卷主要是负责语法、修辞、用字和标点方面的工作，至第四卷才全面负责。陈未参加第四卷的工作）是参加编辑工作的主要成员。从毛选第一卷到第四卷，田家英自始至终参加编辑工作全过程。注释的工作主要由他负责。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出齐以后，田家英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1962年8月起，开始对注释进行全面校订。这项工作是在田家英主持并直接参加下，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的几位同志共同进行的。1964年全国都在学毛泽东著作。田家英觉得，毛选的分量太大，不适合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他向中央建议，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分别供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个建议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同意。田家英是主要的编者，选目都是经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同意的。在这两种选本里，第一次公开发表《反对本本主义》这一名篇。在此之前，1958年和1963年，田家英还协助毛泽东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两个诗词选本。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毛泽东在三十年代初写的，早已遗失。在毛泽东重新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候被发现。文章的发现经过是这样的：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到各地收集革命文物，他们在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年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从革命博物馆借来。这个文献被田家英知道后，立即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十分肯定，十分高兴。这篇文章当时题名《调查工作》。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将《调查工作》印发参加广州会议的同志时，把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作了少量文字修改。1964年经毛泽东同意，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中首次公开发表了。此文收入选读本时，田家英又作了一些文字修订，并在送审时请毛主席再回忆一下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当毛泽东把文章写作时间定为1929年时，田家英表示怀疑，请政研室的一位同志将毛泽东1929年1月至1930年8月这段时间的活动搞了一个详细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将写作时间最后定为1930年5月。
搞调查研究，为中央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中共中央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在北京相继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他在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又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几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和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
调查是从1961年1月毛泽东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开始的。田家英是浙江调查组的组长。政研室的马仲扬参加了田家英领导的调查组。到浙江之前，田家英召开了一次布置调查任务的会议，在会上他出示了毛泽东写给他的关于这次调查的一封信。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写的密密麻麻的草字，还勾画增添了好几处。大家争相传阅和辨认。最后，还是田家英念了一遍。
田家英他们经过认真细致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到当时农村存在的不少问题和群众的呼声，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与此同时，政研室的史敬棠等人，跟随陈伯达在广东农村调查。当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并向毛泽东汇报后，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毛泽东的三位政治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都是重要参与者。当《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搞完后，田家英又布置调查组继续在浙江搞“六十条”的试点工作。
当年10月，田家英亲自带队去山西调查，以政研室的人为主，还有《红旗》杂志社、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些人参加。这次调查规模较大，兵分两路。一路调查工业，主要调查的是煤矿，有马仲扬、王忍之等参加；另一路是去晋东南调查农业，高禹、郭冲、丁伟志等参加了。这次调查收获颇丰，写出不少调查报告。
1961年是个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丰收年。在这一年里，中央领导同志都下去进行了调查，刘少奇到湖南调查，周恩来到邯郸调查，朱德到四川、河南、陕西调查，邓小平、彭真到顺义、怀柔调查，陈云到青浦调查。各级领导同志，也都纷纷下去调查。正是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的工作条例。田家英称这些条例为调查丰收之年的标志，为整个工作转变奠定了基础。
这些条例中，较早也最为重要的是农村工作“六十条”，而它的起因则是田家英的一条建议。1960年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起草农村工作条例，后参加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曾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
1962年2月底，毛泽东决定由田家英再率调查组，到湖南他的家乡一带调查《六十条》下达后的农村状况。田家英从杭州赶回北京，立即在红旗杂志社会议室召开调查组全体会议，宣布这次调查的意图和选定的地点（即湖南省湘潭的韶山冲、湘乡的唐家坨、宁乡的炭子冲，亦即毛泽东的家乡、毛泽东外祖父的家乡、刘少奇的家乡）。
调查组由农村工作部、政研室的干部为主组成，共17人。政研室的柴沫、高禹、李洪林、郭冲、丁伟志、张作耀、孙启佑、宋士堂参加了。加上田家英和逄先知，就组成了一个19人的大调查组。其中，政研室就占了9人，是派人最多的单位。
调查组到武汉待命时，毛泽东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
在韶山短暂观摩后，调查组兵分三路展开工作。去大坪大队（即唐家坨所在的大队）的一组，以高禹为组长，有丁伟志等参加。他们在调查时，社员们提出了实行“分田到户”的强烈要求。他们认为，恢复农村经济的有效办法，只能是以户为单位分别承包和管理少量田地的生产。他们说的“分田到户”，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田家英得知这一情况后，在大坪分别召开了干部和社员代表座谈会，调查组全体会。不仅在当地开展深入调查，还派人去安徽无为考察“包产到户”的状况。
田家英将湖南三个点的调查报告,送给了当时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和陈云,并把炭子冲的报告寄给在北京的刘少奇。陈云称赞了报告,说写得“观点鲜明”；刘少奇认真看了炭子冲的报告，认为很好。毛泽东对此却很冷淡。田家英回北京后，关于在农村实行多种所有制以恢复农业生产的设想，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有力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田家英布置政研室组织两个调查组，分别去对“包产到户”呼声最低的东北和山西，查看对“包产到户”有何反响。柴沫向政研室同志传达说，据田家英透露的信息，看来中央已经原则上定下来要在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现在的问题只是考虑波及面的大小，所以要我们再去两地做一番调查。高禹带队去山西，王忍之、张作耀和丁伟志跟随柴沫去东北三省（到长春后又增加了王广宇）。
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在1961年曾一度采取试试看的态度。这年12月，中央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态度。1962年，毛泽东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况比预料的好得多，而党内高层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他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7月8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未完待续）
冷铨清，求是杂志社研究所编《秋实论丛》第一集，红旗出版社，2011年6月，第14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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