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中央政治研究室（下）
起草九大报告时，陈伯达不愿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毛泽东对他已不信任
1969年的第一季度，新恢复的政研室需要开展一些工作，因研究院的人员分配尚未进行，故陈伯达通过进驻研究院的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夺权总部勤务组先抽调一些人去政研室帮助工作。
1月上旬，有七八位同志到政研室帮助工作。每天一早从颐和园东侧的中央党校南院出发，到市中心《红旗》杂志社和中宣部所在的沙滩大院上班，当天晚上返回。这次的任务是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初稿的试选，在校阅和整理毛泽东某些讲话记录稿方面做些具体工作。
1月30日至3月19日，又抽调一些人到政研室帮助工作。这次是陈伯达奉中央之命，为林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
在九大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九大报告的起草。2月7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
陈伯达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期间，曾根据秘书建议，从研究院调了一些人到政研室来。这些人是他起草的某一部分的第一读者，提意见或试写一段供他参考，启发思路。
因陈伯达不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一个人写，过了交稿期限多日拿不出稿子，毛泽东很生气，于3有12日提出换人，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搞。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未被中央采用。
留人时，陈伯达说，出了名的名人不要
1969年4月上旬，因研究院运动基本结束，要分期分批走人了，各组讨论了政研室留人问题。早在1967年5月，中央决定撤销马列主义研究院，恢复中央政治研究室之后，院文革曾将保他们的一些人分到政研室。打倒院文革之后，陈伯达对政研室留人是清一色保院文革派不满，让他们统统回院参加运动，待运动结束后重新考虑。现在由宣传队主持，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关于研究院人员的去向，陈伯达确定了一个总体方案，即除少数人留政研室工作外，部队上复员来的，分到工厂，干部到农场，大学生随1968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一道分配。
政研室恢复后，要从研究院调去20多名干部，到底谁去合适，宣传队采取了走群众路线的办法，先把留人条件告诉大家，让群众讨论推荐，最后由领导审查决定。条件是：历史清楚，要有思想（主要指毛泽东思想觉悟水平较高），作风正派，忠诚老实，有一定业务能力。
在各组群众推荐的基础上，由宣传队研究后确定了一个留人名单，报陈伯达批准。后来听王文耀讲，当初政研室留人时，陈伯达讲，出了名的名人不要。这个留人条件未向群众公开。文艺组是我和李准两人留政研室。
1969年4月24日，分到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到沙滩大院开会，决定分组到各大区调查《六十条》贯彻情况。4月25日，陈伯达讲了调查要求。
5月2日至6月2日，郭冲等人在四川农村调查。
他们组在四川调查一段时间后，曾用“西南、西北调查组”的名义向陈伯达反映情况。他怕下去的人用的牌子大，暴露了他私派“中央调查组”的行为，立即下令，把人全部撤回。他把用“西南、西北调查组”名义的同志大骂了一通。有的人因此被逐出政研室，有的人见这位大领导不好相处而离开政研室。
8月20日，留政研室的同志由中央党校南院搬到沙滩大院，即离开已散伙的研究院，到新恢复的政研室上班。研究院的人走光后，还有些遗留问题要处理，于是宣传队留下少数人，也搬到沙滩大院办公。
晚年陈伯达小心翼翼，唯恐被江青等人抓住辫子进行报复
恢复后的政研室共22人，除行政和图书资料人员7人外，业务人员只有15人，其中两派都有，而以反院文革派居多。老同志很少，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政研室除主任陈伯达外，没有副主任和秘书长，工作上的事，史敬棠在管。他的职务仅是秘书。史敬棠，在延安时期就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毛主席处工作，是位高干。王文耀回忆说，他曾向陈伯达建议，是否给史敬棠一个行政职务，如副主任什么的。陈说，“不用，不用，就叫秘书。”陈伯达处世，历来小心谨慎，做他的部下，很少有升职的。新恢复的政研室，毕竟是个部级待遇的中央单位，除主任和秘书外，居然没有一位官员，不仅在别的中央机关找不到，甚至连老政研室都不如，实在令人费解。事后分析，这与陈伯达当时的实际处境和心态不无关系。
陈伯达当时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政治局常委，中国政坛第四号人物，但并无多少实权。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30日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有了这样正式的文件，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势力越发膨胀。王文耀说，陈伯达病愈后，中央文革开会实际是江青说了算，那些小组成员都倒向江青一边。陈伯达每次开会必须到，但只是挂名而已。他从1966年6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开成立会算起，实际掌权仅两个多月，后来就大权旁落了。陈伯达在1967年因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曾一度想自杀。也是这年，他被江青赶出中南海。有文章说：陈伯达当面向谢富治提出要北京市的资料时，谢说：“伯达同志，你可别怪我呀，‘中央文革’向我要北京市的材料，要多少，我给多少，可你要我不能给，请你理解我。”由此可见，陈伯达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已不能代表中央文革了。再从毛泽东对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态度看，他已不被信任。特别是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与张春桥、姚文元闹翻后，陈伯达更是小心翼翼，唯恐被他们抓住辫子进行报复。这时的《红旗》杂志，虽然他名义上是总编辑，但实权已被姚文元抓去。他唯一可控制的阵地就只剩政研室了。他怕弄出个官来，被江青一伙拉过去，于是连官也不敢设了。
政研室进行的最后几项工作
政研室从全体工作人员集中沙滩大院正式开张算起，到陈伯达倒台，仅有一年时间。在这之前，已用政研室之名开展过三项工作，即前文已叙述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初稿试选，为林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到各地农村调查。在政研室人员搬到沙滩大院后，又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1969年6月至10月，组织了一个班子继续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试选，先后有六人参加。二是1969年11月至1970年3月，为纪念列宁一百周年诞辰，陈伯达让《红旗》杂志社的3人和从首钢借调来的1人，执笔起草《列宁主义的历史命运》这篇大文章，政研室的人帮助查资料，提意见。三是1970年6月至8月，组织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宪法修改稿，为修改宪法作准备，先后有5人参加。四是派人到工厂、农村、学校调查。
在开始写纪念列宁一百周年诞辰的文章《列宁主义的历史命运》时，陈伯达从政研室调了十多人为他查资料，作准备。不久，陈伯达调《红旗》杂志社的3人和从首钢借调来的1人执笔写。后来又把政研室的几乎全体人员投入进来，为他翻书，查资料。整篇文章都是按陈伯达的调子写的，后来陈还亲自执笔改写。对于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政研室的同志曾提过意见。如文中引《圣经》上的话说：“把你的刀收入鞘，因为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曾指出，这话不应当要，因为这话缺乏阶级分析，革命人民拿起刀是应该的。又如文中讲国际主义，借口“自力更生”、“自己解放自己”说：“各国人民除了思想上的相互激醒，不可能有别的动作。”不讲相互援助的一面，我和许多人都有意见，曾强烈反对。陈伯达煞费苦心写的这篇大文章，未被中央采用。
当时有个班子写了《列宁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一文，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副标题是：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毛泽东未采用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稿子，不知是对他已不信任，还是因为文章的质量。这对陈伯达无疑是个打击。
陈伯达倒台，政研室被撤销
1970年八九月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在会上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大讲设国家主席和称毛主席是“天才”。陈伯达从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找了一些称天才的语录，以证明“天才”之说有依据。加上叶群、吴法宪等人的煽动，打乱了会议安排。
毛泽东发现这一情况，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停止各组讨论。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说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欺骗了不少同志”。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并不无夸张地说，“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意见》最后号召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9月1日，《我的一点意见》印发，与会中央委员人手一份。九届二中全会由此改变议程，转为批判陈伯达。
9月6日，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从此，陈伯达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
11月6日，中央成立以康生为组长的组织宣传组。10天后，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把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党。《指示》说，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决定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971年3月，毛泽东对陈伯达作了定性的批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由此而来。”
4月29日，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把批陈推向全党、全国。“九?一三事件”之后，批陈整风运动转为批林整风运动，把陈伯达与林彪作为“林陈反党集团”进行批判。
对陈伯达的批判，当时归结为“黑四论”，即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陈伯达被戴上五顶政治帽子，即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并于1973年8月20日被永远开除出党。
12月22日，政研室传达了一个中央文件，内容是中央成立组织宣传组，撤销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政治研究室。政研室人员的安置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管。
两个月之后，1971年2月23日，政研室传达了关于陈伯达问题的几个中央文件。
政研室和研究院的批陈整风学习班
陈伯达出问题后，有人向中央告状，认为马列主义研究院的运动不彻底，有许多“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未挖出来就解散了，陈伯达包庇了坏人。为此，上面派人到政研室了解情况。为了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把研究院的运动搞彻底，政研室党支部和研究院宣传队向中央打报告，讲了研究院的敌情和人员分配情况，建议集中部分人办学习班，包括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工作过的，有“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嫌疑的，在政研室和首钢工作的，对重点对象知情和搞专案的，共87人。
经中央批准，1971年2月28日从北京卫戍区派来15名军代表，进驻沙滩大院。原研究院应集中的人已于3月5日前到齐，3月12日正式开学。军代表作动员报告，讲了学习班的任务是：批陈整风，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第一阶段以批陈整风为主，政研室的学习班先走一步，等大学习班传达了文件，进入批陈阶段后再合过去。
3月8日至19日，政研室开会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当时认为，陈伯达在政研室的反党阴谋活动，主要有四大件：一是1969年2月至3月，为林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炮制继承刘少奇唯生产力论的黑纲领；二是1969年6月至10月，组织6人黑班子，私自整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是1969年11月至1970年3月，炮制对外路线方面的黑纲领《列宁主义的历史命运》；四是1970年6月至8月，组织秘密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宪法修改稿，炮制设国家主席的条文。
从1971年4月1日起，政研室的批陈整风学习班和研究院的批陈整风学习班合并。合并后的大学习班分为六个组，每组有一名军代表领导。
7月份，学习班扩大，有112名原研究院的人加入。他们被编为八个组，先分开办。
10月22日，军代表说，由于运动的需要，先后参加学习班的两部分人，要合并重新编组。原来老班6个组，新班8个组，合并后编为12个组，并指定了各组召集人。
10月26日，学习班传达了关于林彪反党叛国问题的五个通知。从此，学习班改名为批林整风学习班，把陈伯达和林彪联系起来批。
1972年1月17日，军代表作了调整组织和成立支部的动员。此后，学习班的12个组合并为10个组。
4月3日，军代表说，对政研室审查对象的“六不准”（即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回家，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和无关人员接触）不算“隔离”。关于柴沫之死，军代表说，柴沫自杀主要由自己负责，党内要除名。学习班郭冲等人和柴沫夫人王若林向毛主席写信，说柴沫是被陈伯达等人逼死的，不是畏罪自杀，军代表说党内要除名，处理不公。毛泽东1972年11月5日在反映柴沫情况的两件来信摘报上批道：“纪、汪处理。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于是关于柴沫的结论改为是陈伯达迫害死的，党内不给处分。
由于学习班无事可做，一些人要求回原单位工作，有4人向上面打了报告。1973年4月19日，中组部负责人郭玉峰和中办副主任李涛向军代表传达了中央的精神。说是汪东兴在这4人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这个学习班可以结束，分配工作，有的可以回单位。请春桥、文元、登奎同志阅批。”春桥、文元、登奎已批了。
此外，郭玉峰讲了学习班结束的五条原则：一、有的人要求照顾原来所学的专业，可以向他们所在的省、市、部建议，根据工作需要，适当作些调整，但不能许愿，也不能向省里发命令，只能建议。二、1964年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陈伯达当1968年大学生分配是不对的，应按1964年、1965年毕业的对待，转正定级，计算工龄。三、下放到河北、山西、黑龙江农场劳动的，应告诉省里，根据工作需要和他们的情况分配工作。四、政研室的先下放到中办五七干校劳动，以后再考虑分配问题。五、八个重点审查对象，由军代表继续负责审查，定案了结。
4月26日，军代表传达郭玉峰意见说，学习班自宣布结束起，就可以走了。学习班不做总结，不搞鉴定。如果本人要求写结论，可以写，但直接装档案，不给本人看。过了五一，学习班陆续走人，但过了半个多月，只走了十多人。5月19日，军代表传达汪东兴意见说，学习班已结束，可以走了，不要等了，希望一个月内走完，政研室的同志要做好下去劳动的准备。
至此，为期两年多的批陈整风，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学习班宣告结束。除了把陈伯达在研究院和政研室的言行，上纲上线到反党活动大批一通外，并未揭发出他新的问题。至于8个审查对象，后来都未审出什么问题。挖了两年“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个也没有挖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政研室人员的归宿
1973年5月25日，军代表传达上边的意见说，政研室工作人员要到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除两个重点审查对象和两个留下工作暂缓下去的人外，都要下去，6月14日出发。工资和粮油关系转到中办五七干校，劳动时间多长不定，以后根据工作需要和劳动表现分配工作。
5月26日，政研室工作人员向军代表反映了许多具体困难，要求中办来人听听大家的意见。28日，中办两位同志来了解大家的意见。我们要求，领导上讲一讲政研室的问题审查得怎样，大多数同志和陈伯达是工作关系还是黑线关系，是自觉反党还是受骗上当犯错误，以便放下包袱。劳动地点，希望到石家庄红旗杂志社干校去，以便照顾家庭，减少困难。为了让中办领导知道大家的要求，有16人联名写信给汪东兴。当时政研室就像被遗弃似的，什么事都没人管，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政研室工作人员反映的意见，中办领导未采纳。
到了行期，突然没有消息了。等到7月底，军代表传达中办的意见说，劳动地点改到河南罗山县全国总工会五七干校，时间定于8月12日出发。变动原因未讲。8月初，总工会负责人来政研室接见大家，介绍干校情况。
全国总工会的五七干校，在河南信阳地区的罗山县。政研室同志到干校后，编入工人日报社这个连队。
在干校期间，政研室党员成立了支部，工作由支部抓。
全总干校的后期，一些人因分配了工作陆续离去，一些人因家里有事请了长假。最后因人员太少办不下去等原因，宣告撤销，将土地、房产和农具等交给当地政府。
政研室撤销后，工作人员的安置问题，名义上由中办管，实际上军代表在管。当时的原则是，只要有单位来要，就放人。因此从1974年起，就有人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上级来了指示，让军代表尽快处理完遗留问题，限期撤离。这年国庆前夕，军代表撤出沙滩大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历史才最后画上句号。
附记：“文革”前的中央政治研究室，非笔者亲历，所述情况，是根据当时在政研室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提供的材料，写作时参考并引用了马仲扬的回忆录《大江东流》，丁伟志的《跟随田家英调查“包产到户”》，李洪林的《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以及《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所载逄先知、胡乔木、彭亚新、董边、曾自、马仲扬、裴润、刘立凯、于佩秋、高兴国等同志的文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邓力群著《延安整风以后》，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初稿曾分送丁伟志、王广宇、刘义立、郭冲、高兴国、张作耀、马仲扬、王忍之、李洪林等政研室老同志征求意见。他们阅后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有的纠正了不准确之处，有的提供了新材料。此外，苗作斌和阎长贵同志也提供了不少材料和修改意见。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因政研室老同志年事已高，手边未保存文字材料，仅凭回忆，难免仍有重要遗漏和不准确之处，望知情读者多多指正。
冷铨清，求是杂志社研究所编《秋实论丛》第一集，红旗出版社，2011年6月，第14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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