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3日 星期一
悼吴江:千古是非公道在,一支破笔难清尘
但愿日日听潮声 黄永厚 作
吴江诗二首
无题
孤悬一剑字几行,笔底风云何处藏。千古是非公道在,萧萧独坐又秋凉。
2003年9月8日
细雨湿京城
烟花细雨湿京城,双雀掠窗似窥人。积案文稿心安在?一支破笔难清尘。
2011年4月24日
吴江先生辞世了,走得那样安详。生前嘱咐家人,身后事一切从简。没有成群结队的告别,没有行礼如仪的悼念,没有一切世俗的铺张。在人世生活了九十五年的他,对那些镜花水月的繁华,早已看得透彻。人的价值,在于他生前为社会做了什么,死后为人们留下了什么,而不在生前和死后向世人炫耀那些无聊的地位或财富。
吴江的夫人和子女,印制了一份折页,封面是吴江的彩色照片,封底是一支即将燃尽的蜡烛。烛焰虽非熊熊烈火,但在黑暗中总是给人光明,给人希望。
这就是吴江。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在家乡诸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奔赴延安,此后南征北战,一直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我初知其名,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他是《红旗》杂志编委,我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京沪遥隔,无缘见面,不过仰望而已。“文革”时期,他倒了霉,这从他1967年的一首词中可以探知消息。词曰:“崖上有鹰终日伏。何事慵闲,忘却云天阔?道是连年征战恶,枪林弹雨翅微折。野鸷旷刚无媚质。肯效堂燕,婉转啼梁侧?自舔羽毛除污血,创收一锉便飞掣。”诗言志。虽然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可以肯定,那时他必定因为不肯随人俯仰,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这种伤害又必定来自自己阵营中“同志”的毒手。“自啄羽毛除污血”,使我想起了鲁迅给萧军、萧红信中的一段话:“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文革”之中,从上到下这样来自昨日“朋友”的明枪暗箭防不胜防,而且都打着“革命的”旗号。这种伤害,对于吴江,并非只是个人受伤,而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信念,受到了重创。这样野蛮的、肆无忌惮的杀戮,这样明目张胆的玩弄权术、施展阴谋,完全不是他追求的理想、公平与正义。吴江面目慈和但性格刚强,使他不肯随人俯仰,于是有了几近消失的十年。
重又见到吴江的名字,已在“文革”之后。那时,胡耀邦任中央党校校长,正在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吴江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兼任理论研究室主任,后又担任第一副教育长。中央党校那时有一份不定期的内部刊物,叫《理论动态》,由理论研究室主办,印得很简朴,每期也不厚,有时就是一两篇文章,但生气勃勃,在推动解放思想、破除“两个凡是”的过程中大有冲锋陷阵、摧枯拉朽的势头。真理标准的讨论,最初就是在中央党校展开的;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吴江最后修改定稿的;在罗瑞卿支持下,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吴江的手笔。我之所以仰慕吴江,正为此。当然,一位理论工作者能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下发挥怎样的作用,除了自己的识见、水准与胆略,也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并得到有力者的支持。吴江正好具备了所有的条件。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常常是在你满怀激情为新时期的到来欢歌之时,恰恰又落入了旧势力罗织的陷阱。吴江这只崖上之鹰,又一次受到了同一组织中的“同志”射来的暗箭。“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薆然而蔽之。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屈夫子的慨叹,吴江又亲身经历了一回。那段经历他已详尽地写入了《十年的路》,无须我再详述。
但也正是这历史的吊诡,使我得与吴江相识。离开了中央党校,他虽还挂职于社会主义学院,但空闲较多,除了继续他的理论研究,还有暇写一些随笔与时评。那时我在《瞭望》新闻周刊工作。周刊辟一副刊,名曰“珍珠滩”,一时南北名家云集。李锐、李普、曾彦修、黎澍、廖沫沙、黄永玉、黄永厚、吴祖光、陈原、钟惦棐、叶君健、何满子、黄苗子、黄裳等等,都是“珍珠滩”的作者。吴江大约对这个不拘一格的副刊发生了兴趣,约我有空前去谈谈。那时,他住在崇文门东大街,离杂志社不远,骑车二十分钟可到。他的书房,颇见主人情趣。一副隶书对联:“俯仰处无愧天地,褒贬时自有春秋。”后来听他夫人邱晴说,这是吴江最喜爱的一副联语。大约同他为人之道契合吧。他喜欢石头,不大的书房中有各种体态的石头。讲起这些石头的来历,他如数家珍。有些石头颇硕大。老远地把石头背来北京,又背上高楼,我笑他“背着石头往山上栽”。他一笑置之,说就是喜欢石头。大约一是取其坚,二是取其平凡吧。人,总是要有点骨气才好。从此,他成了我的作者,我当了他的编辑。他是前辈,但从不摆前辈的架子,他寄来的文章,也每每要听我的意见。他也很关心我的写作,提供意见,但从不强加于人。直到今年,他仍有电话来问我在写些什么,希望我能写一些系统的著作。拳拳之意,令人感动。
在他离开了政治漩涡后的二十多年间,是他理论研究大获丰收的时期。他毕竟是七十五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他的一生都在为实现年轻时代便确立的政治社会理想奋斗。随着历史的进程,他敏锐地感到,对这个党,对曾经有过的社会理想,对实现这个理想的道路,都应当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正。墨守陈规,僵化而不知变通,理想就会化为空想,道路可能走上歧途。所以,他的晚年著作《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命运》、《中国的新路》、《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民主与政党》等等,都凝聚着这位老共产党人在摆脱了各种思想桎梏后一种独立的理论思考。他常说,要对自己的一生“有个交代”。这一“交代”,包括他对一生经历的回顾,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都记载在他的书中。套一句陈寅恪的话:“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但这种独立之思考,作为一个时代思想历程的见证,对后人永远是宝贵的。
吴江先生不以诗名家,但他的诗,每让人有意外的欣喜,不在格律之工,不在雕琢之巧,而在那思想的清新与奔放。他进入九十五岁之后写的两首半自由体诗,便令我惊喜。
一首题为 《做人难,自由难!》:生老病死人人同,万法灭苦佛所宗。远古之人高来又高去,蟠桃会上无病痛。嫦娥无端盗神丸,夜夜独守广寒宫。自从神农尝百草,人间始有医药名。华佗固一世之雄也,可怜命丧魏王宫。符水金丹不济世,葛洪终弃碧落洞。科学昌明开新局,人体之谜始稍通。打开头颅惊世人,开膛剖腹亦奇功。但,人虽为万物之灵,惜乎兽性犹存,造孽无穷。科技救人亦杀人,祸福相殊又相通。生老病死乃自然,人类相残最可痛。做人难,自由难!何期挣脱人间诸羁绊?世人独拜孙悟空。
另一首题为《九五之年望来者》:九五之尊不可说,老而又病且苟活。一生对错有谁知,半夜梦醒常局促。革命之路不平坦,是非难分祸称福。真理在握唯一人,万岁脚下皆奴仆。惊天动地大跃进,路旁蔓草遮白骨。更有文化大革命,大好河山遭荼毒。所幸改革换新天,实践标准定大局。摸着石头稳过河,经济好景已在目。但是,经济好景非盛世,“人均”仍使国蒙辱。千年古国改非易,封建幽灵深潜伏。民主之路不畅通,改善民生力不足。古人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套话空话最烦人,此等古训宜常读。中秋月,钱塘潮,汹涌澎湃正奔逐。九五之人身残心尚在,唯望来者弄潮开新局。但愿日日听潮声,不愿夜夜闻鬼哭。
这两首长诗,可以算作吴江先生最后的思考,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自由与社会的进步应当同步。以扼杀人的自由来建设所谓“新社会”是伪社会主义,其最终走向必然是专制主义。只有自由的人才能建立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即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吴江先生直至最后的岁月,仍然是一位真诚的为百姓求福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
陈四益,文汇读书周报 201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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