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历史细节（下）
一大会议中的争论
一大的会址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这是一栋两层的楼房，为李汉俊的胞兄李书城所有。
7月23日晚8时，各地中共早期组织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来到会场。会场的陈设十分简单，一张长方形的餐桌旁放着十几把椅子，代表们围坐在四周，大会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因陈独秀未能到会，临时改由张国焘主持。为此，张国焘在其回忆中曾自鸣得意地说：“我被推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订的四项议事日程，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并即开始第一项议程的讨论。”(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实际的情况是，由于会议主持者须同共产国际的代表经常联系，李达、李汉俊都是书生味很浓的人，不喜交际，加之同马林的关系也不融洽，而张国焘却很活跃，于是代表临时推他主持会议，由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
大会开始后，先由张国焘报告会议的筹备情况，介绍这次会议的意义，提出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制订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
会前，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等曾就党纲和政纲进行过几次商讨。李汉俊指出，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的社会党革命，中国共产党采取何种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两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在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出决定。他还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尚未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手研究和宣传工作，并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员可以参加议会。
李汉俊的观点遭到了刘仁静的反对。刘仁静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因此，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存在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做准备。
由于起草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党纲和政纲的草案实际并没有起草好。
张国焘讲完话后，由共产国际代表致词，李汉俊和刘仁静翻译。马林致词的大意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目前中国党基本是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马林说的确是实情。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50余名党员中，只有武汉小组有两名失业工人，出席一大的代表也全都是知识分子。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有知识分子才可能较早地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然后才能由他们去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因此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尼科尔斯基也讲了话。他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然后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处的情况，并建议中国共产党将大会的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处。尽管尼科尔斯基讲话很短，但由于马林讲话时间长，此时时间已不早了，当天的会议便告结束。
7月24日，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是由代表们汇报各小组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动、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由于各地小组成立的时间不长，党员人数不多，开展的活动也有限，所以各小组的报告都不很长。这天的会议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都没有出席。
7月25日、26日，大会休会两天。由于李汉俊和刘仁静之间的分歧，会前没有起草好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马林乃建议由董必武、张国焘、李达组成一个起草委员会，起草这些文件。
7月27、28、29三日，大会继续开会，讨论起草委员会拟就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与会代表对党纲和决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确定以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名，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神经中枢。党纲的要点是：
（一）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三）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四）联合第三国际。这些表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明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坚持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划清了界限。
党纲还规定了吸收党员的手续和条件：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意成为忠实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之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对于这些内容，会议在讨论时并没有多大的意见分歧。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诞生的，一大又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举行的，代表们对于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组成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是一致的，就连李汉俊和刘仁静在这个问题上也没相互抬扛。包惠僧回忆中说：“李汉俊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他是河上肇的得意门生，他对于书本的马克思主义有些研究，对于苏俄十月革命以后的材料也看得较多。他的性情很强悍，可是聪明伶俐，在这个场合大煞风景的话，他是不会说出来的，所以他对于中国共产党总的任务和总方向，并没有突出与大家不同的意见……再说刘仁静，他此时还是个十九岁的小孩子，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看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籍，他如在会场或和别人谈话时，好搬教条，好抬杠，所以大家叫他‘小马克思’，是讽刺他的。他在这次会上，也没有什么成套的意见。”（《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但是，大会在讨论党员是否可以到现政府做官和做国会议员的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一种意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党员不应当参加国会，而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另一种意见主张：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如果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它很少到来，可是在平时要做准备。应该改善工作的状况，扩大他们的眼界，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
陈公博和李汉俊是认为可以到资产阶级政府做官或做国会议员的。这与他们俩当时所处的情况有关。陈公博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凭借陈独秀的关系，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可谓少年得志，官场前景看好。李汉俊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哥哥李书城又是当时军界和政界有影响的人物。凭借这个关系，要在官场中求得个一官半职也不是难事。所以，他们对党章中规定不得做官或当议员这一条不但很敏感，而且反对态度也坚决。
如果是别的代表对这个问题提出异议，还有讨论的余地，由于这个反对意见出自他俩之口，因而遭到了一些代表的反对。其中，尤以张国焘、刘仁静反对最为激烈。双方争论的结果是谁也没有被说服，这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修改纲领条文时，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于是，会议决定，党员一般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不应当议员、部长、省长，但是“允许我们的同志做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另一个争议的问题是共产党对于其他政党的态度。一种意见认为，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无产阶级应当永远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另一种意见主张，党在行动上要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我们不能失掉原则，在我们的报纸上要批评他们。应当说，第二种观点是有可取之处的，但由于党还刚刚成立，不懂得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结果大会采纳了第一种建议，明确规定：“对于现有政党，应当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会议在讨论党的实际工作计划时，“因为党员少”，关于“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年轻的共产党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中国，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有着极端重要性。
大会决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精神，派党员去工会工作。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一成立就注意到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还应注意密切同本阶级的联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点。
7月30日晚，大会继续举行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只有周佛海在这天下午肚子忽然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躺在博文女校的地板上，未能参加会议。按照预定的程序，会上先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问题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然后再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晚饭后，代表们陆续来到会场。晚8点多，代表到齐了，正要宣布开会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打断了会议进程。对于这紧张的一幕，几位与会者都有具体的回忆。
包惠僧后来接受党史工作者访问时说：“第四天，马林、李克诺斯基（即尼科尔斯基———引者）到会，我们刚坐下，突然有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闯了进来，对我们看了一下，说：‘对不起，我走错了。’说着就走了。面对门口坐的马林很机警，随即问我们认识这个人吗？我们说不认识。马林说这一定是个包打听，叫我们立即解散。我们就马上散了。上海的房子前门是常关着，走后门。差不多大部分代表都到了渔阳里二号李达住的亭子间。出去后不久，张国焘要我到李汉俊家去看看。我去看时，李汉俊、陈公博尚在，未散。李汉俊对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们走后，就来了十几个包打听和巡捕，搜查了一番，我对他们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现代丛书的问题。侥幸的是一份党纲放在李书城写字台的抽屉内，竟没有被发现。’根据这情况，他认为不能再在这里开会了，必须改换地点。”
陈公博在1944年写的《寒风集》一书中，则这样说：“因着国焘个人和汉俊为难，恐怕其中代表还有附和国焘的主张罢，连日开会均没有更换地点，终于一天晚上，变故遂降临了。我们在汉俊楼上开会，人还没有到齐，俄代表马令和吴庭斯基也到了，忽然一个仆人跑上楼来报告，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问他经理在家否，这个仆人也算机警，急急上楼报告。俄代表一听这样说，或者因为长期经验关系罢，立即主张解散，我看各个人本来已有些慌张，一听马令主张解散，都开前门分头逃走，上海的弄堂房屋本来是惯走后门而不走前门的，大家往前门走，等于事急走太平门的办法。”
张国焘也在《我的回忆》中说：“大约是七月八日晚七时（按：时间有误———引者），当时我们围坐在李家楼上书房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告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窥了一下，说声‘我找错了人家’，就转身走了。我们都警觉到这人可能是法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并将此事翻译给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听。马林十分机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走开。’……”
虽然这几个人的回忆在细节上有些出入，但会议被中断是不争的事实。事情发生后，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能离开，陈公博表示自愿留下来陪李汉俊。
代表们离开会场不久，一个法国巡捕带了一批便衣密探围住了李家，先将李汉俊和陈公博监视，并问房子的主人是谁，李汉俊很镇定的承认自己是房主。然后，警探们在房间中搜查。搜了一个钟头，没有找到什么可疑之物。其实桌子的抽屉里有一份党章草案，大约是因为写在一张薄纸上，又被改得一塌糊涂，警探们认为不过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废纸，竟没引起注意。
搜查过后，这些人便问李汉俊家里藏有什么书？李略懂法语，便回答说，自己是学校的教员，藏书是用来供教学和研究参考的。又问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李汉俊说他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什么书都看。又问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李说，是英国人，北京大学的教授，这次暑假来沪常常来叙谈。
接着便讯问陈公博。大约是陈公博一口广东话，巡捕便以为他是日本人。陈公博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又问从哪里来，到上海干什么。陈公博答称，从广东来，是广东法专的教授，暑假来上海玩的。
巡捕见此，就用法语叽里咕噜地向李汉俊说了一番，大意是说知道你们这些人是知识分子，大概想有某种企图，但中国教育还未普及，什么都谈不到，以后要在教育上用功，今天既然找不到证据，只好便宜你们了。说毕，一干人悻悻地走了。
代表们意识到会议已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不宜再在上海继续举行了。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浙江嘉兴人。嘉兴离上海不远，有火车直达，只需一个多小时的旅程，且嘉兴的南湖风景优美。当李达、张国焘等人商量另找会址时，王会悟提出，如果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可到她的家乡去，利用游湖的名义继续开会。于是，代表们决定大会在嘉兴继续举行。
当天晚上，李达就让王会悟到上海北站了解到嘉兴的火车班次。第二天一早，代表们便分两批出发，到嘉兴已是上午8点多钟。先在张家弄的鸳鸯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洗脸吃早饭，并叫旅馆账房雇船。
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去嘉兴，广州代表陈公博也没有去。所以南湖上的会议只有12人参加。陈公博这天晚上绕了几个弯回到大东旅社后，赶忙关好房门，打开箱子，将随身携带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焚毁，全搁在痰盂里，然后将当天晚上的情形详细地告诉了妻子。
这天晚上，陈公博夫妇怎么也睡不着，便将床上的席子拖到地板，这才睡着。到了半夜，天下起了大雨。临近黎明的时候，在朦胧中忽听到一声枪响，同时又传来一声惨叫。
第二天早上，茶房跑来告诉说，隔壁住的一个女子被人谋杀了。原来，隔壁的那位女子是丝厂的一名叫孔阿琴的女工，与洋行的一名买办恋爱，俩人不能结合，便相约同死。男的偷来了一支手枪，到天明时向女方开了一枪，没有打死，就用毛巾去勒，女方死了后，他却不愿死了，便写了一封自白的长信，扬长而去。
陈公博得知隔壁出了凶杀案，唯恐此案牵及自己，加之妻子又非常害怕，就匆匆地结了账，离开大东旅社，另找一旅馆住下。又跑去把昨夜的经过告诉了李达，并说他下午要去杭州，不打算再参加会议了。其他代表得知这一情况后，开玩笑说，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再说代表们到嘉兴后，原本打算租一艘大船，但旅馆账房说，要雇大船需提前一天预订，现在只有中号船了。于是，王会悟便雇了一中号船，船费4元5角，中午饭一桌3元，连小费总共8元。代表们上船开会时，已是11点多钟了。据王会悟回忆：开会那天游客并不多。约五点钟左右，湖中游船已有五只了，并有一只小汽艇（是城内葛姓士绅私有的），当时看到疑为政府巡逻，曾引起警惕，临时休会，后来知道是私艇才放心。到这时候，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到六点多钟，我们就离开南湖准备回上海了。
代表们在船上讨论了些什么呢？据包惠僧回忆，中饭之前，通过了党纲和劳动运动计划，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饭后讨论大会的宣言。讨论过程中，围绕孙中山的评价，代表们的意见不一致。包惠僧说，孙中山好说大话不择手段，广州军人横行，赌场遍地，到处是妓院、烟馆，哪里有一点革命的气味，不能对孙中山表示丝毫的妥协。包惠僧的意见为不少代表附和，但董必武明确表示反对。经过讨论，多数代表认为，孙中山的政府与北洋政府相比是进步的。这个宣言总共千把字，大体上是按照《共产党宣言》写的，最后一句是“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会议对宣言没有作结论，确定将之交给即将成立的中央局处理。
据李达回忆，这个宣言并没有发表，而是交给了陈独秀。陈将之放在包里，后来不知下落。
红日西沉的时候，会议进行最后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会议决议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委员，由三人组成中央局。由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和党的创立过程起了重要作用，被代表们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在陈独秀未返回上海前，由周佛海暂代。同时推选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写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交代一下，这就是党的一大是7月23日开幕的，为什么却把7月1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
把这一天作为党诞生的纪念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首先提出来的。
当时，在延安的出席过一大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他们只记得大会是在7月份召开，由于相距十几年，已记不清开会的具体日期了，又无档案可查，于是，就把7月1日这一天，象征性地作为党的生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辰廿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正式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
在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中，后来的结局各不相同。毛泽东成为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董必武一直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去世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主席。王尽美1925年因积极为党工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在不同时期为革命事业而遭反动派杀害。李达、李汉俊在党成立后不久，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退党。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李达长期担任大学教师并积极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1949年重新入党。包惠僧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退党。刘仁静在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后参加过托派组织的活动。陈公博、周佛海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党成立后不久就被清除出党，后来追随汪精卫成了可耻的汉奸。张国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党内担任要职，为革命也做过一些工作，但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个人野心膨胀，企图分裂党和红军，1938年春逃到国民党统治区，成为国民党特务。
一大代表的分化，是不足为奇的。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
罗平汉《党史细节——中国共产党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人民出版社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