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起草的党章后大发雷霆

中共一大历史细节（上）


　　《党史细节——中国共产党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罗平汉等著，人民出版社出版）选取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第一次国共合作、延安整风、建立新中国、“大跃进”造成的困局与应对、“文革”的酝酿、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广搜材料，力求再现史实现场，对一些重要争论事件作了详实客观的分析。


　　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起草的党章后大发雷霆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是在上海产生的。她的产生又与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的直接指导有一定的关系。

　　共产国际是一个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组织，1919年3月由列宁领导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成立后，列宁十分关注中国革命的进展，并决定派出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指导工作。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是维金斯基。1920年3月，他和妻子库兹涅佐娃、俄语翻译杨明斋一行到达北京。维金斯基来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考察中国的革命形势，联络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维金斯基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一位俄籍教员柏伟烈（又译为鲍立威）的介绍，见到了李大钊，李大钊请他在北大图书馆作了场讲座。随后李大钊又推荐他去上海见陈独秀。

　　维金斯基到上海后，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俄共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情况，与陈独秀一起起草了党纲草案。在维金斯基的推动下，陈独秀开始筹划建立党的早期组织。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和陈公培等人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在陈独秀看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共产党”。至于这个组织叫什么名称，是叫“社会党”好，还是“共产党”好，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乃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张申府，征求他们的意见。李、张一致认为，新组织叫“共产党”好，陈独秀对此表示完全同意。8月底，在陈独秀家里正式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场的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和李达等人，明确表示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只有一个人表示不加入共产党，此人叫戴季陶，后来成为国民党内有名的右派。他说自己是国民党党员，孙中山在世一日，他就不能加入别的政党，说着说着哭了起来。会议推陈独秀为书记，并写信给各地的社会主义分子在各地成立党组织。在建党过程中，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人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11月，张申府去法国留学，他先后介绍刘清扬、周恩来加入共产党，并与后来到法国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欧洲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此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建立起来。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在广州，都先后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中共早期组织，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的成员施存统、周佛海到日本留学，也成立了东京共产主义小组。

　　不过，要把各地分散活动的共产主义小组，联合组成一个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时，上海小组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组党的筹备工作。

　　从1920年下半年起，陈独秀、李汉俊便通过各种关系，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联系。1920年年底，当时担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标榜进步，邀请陈独秀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陈独秀接受了邀请，于同年12月中旬从上海到广州。他的上海小组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担任。

　　陈独秀到广州后，一面处理广东政府的教育工作，并帮助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整顿组织，一面把较多的精力用于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党章，寄给上海的李汉俊。李汉俊看到党章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对此极不满意，说陈独秀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于是也写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李汉俊原本信仰无政府主义，看了考茨基的著作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想做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参加议会去宣传无产阶级的政见，所以主张地方分权也不奇怪。

　　李汉俊起草的党章寄到了广州，陈独秀看后大发雷霆，就从广州写信责备李达，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其实李达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不过陈独秀在党内也确有些家长制作风，他原本与李汉俊就有一些意见和分歧，这件事又加深了他俩的裂缝。李达夹在中间，担心由此造成组织的分裂，只得调停于两者之间。但是，李汉俊的脾气很倔强，不肯接受调停，甚至放下书记不做，负责的《新青年》也不编了，还把党组织的名册和一些文件交给了李达，要李达担任书记。李达为维护党组织内部的团结，只好接受了。就这样，李达负责起上海小组的工作，并筹备召开党的一大。

　　1921年6月初，为了帮助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派荷兰人马林作为驻中国的代表来到中国。几乎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俄国人尼科尔斯基也到了上海。

　　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后，在与李达、李汉俊的接触中了解到，自维金斯基来华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已建立了党的组织，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工人运动。两人据此认为，中国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李大钊公务繁忙，抽不开身。张国焘成为外地最先到达上海的代表。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分别与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进行联系，并确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李达和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及日本留学生中的党组织或党员，通知各地派代表到上海开会。同时，从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的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了100元路费。当时，中国处在反动军阀的统治之下，党组织只能秘密开展活动，加之一切都在草创阶段，既无现成经验，也无章程可循，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人数又多寡不一，多的如北京小组有十几人，少的只有几人，而日本的留学生中，党员实际上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两人。各地小组在接到上海小组的通知后，多数没有进行代表选举，有的由领导人指定，有的由协商产生，当时也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万事开头难，在连党的中央机构都未建立的情况下，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北京小组接到上海小组的通知后，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等几个党员开会，研究推选出席一大的代表。当时已是暑假，这几个人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了一所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补课。推选代表的会议就是在这所学校开的，李大钊没有参加会议。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北京小组的创始人，各地党员自然都希望他能出席一大。但是，李大钊这时担任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兼北大教授，同时还兼任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主席，此时正值两个学年交替时间，公务繁忙，抽不开身。而且李大钊是全国名人，行踪为各方所注意，南下沪上也有诸多不便。根据这种情况，会议没有推举李大钊作为一大代表。

　　在这几个人中，张国焘颇为活跃，他既参与了北京小组的创建，又到长辛店开展过工人运动，所以被一致推举为代表。在推举另一位代表时，有人叫邓中夏去，邓中夏说有事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便决定由刘仁静去。

　　张国焘作为北京小组的代表，需要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在这次会后不久，即动身前往上海，成为外地最先到达上海的代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曾这样谈及他刚到上海的情况：下车后我就去看李达。他告诉我许多有关上海方面的情形，指出上海支部的工作没有以往那么紧张，有些事都陷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李汉俊和其他的同志们多忙于教书和写作，不能像陈独秀先生在这里时那样全神贯注地工作。他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威金斯基迥然不同。刘仁静在6月底才从北京动身，先到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然后于7月上旬到达上海。长沙小组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

　　1936年，毛泽东对访问陕北苏区的美国记者斯诺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这里的5月，应该是指农历。毛泽东具体动身的日期是6月29日。谢觉哉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毛泽东、何叔衡秘密前往上海。陈独秀为筹款而未与会。

　　毛泽东、何叔衡是秘密前往上海的，谢觉哉是何叔衡的同乡兼好友，也不知他去上海干什么。解放后，谢觉哉回忆说：“一个夜晚，乌云蔽日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行动的‘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谢觉哉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4月版）7月4日，毛泽东和何叔衡抵达上海。

　　武汉小组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他们于7月15日左右动身，到上海时为20日左右。济南小组的代表为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赴上海途中，曾在济南逗留了一天，在大明湖的游船上同王和邓谈了将召开一大的情况。在张国焘离开济南不久，他俩也乘车南下，于6月底到了上海。陈独秀既是上海小组的发起人，也是广州小组的实际负责人，加上他在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各地代表都希望他能出席党的成立大会。可是，在接到上海方面的来信时，正值他为兼任校长的预科大学争取到了一笔款子，一旦他离开广州，这笔款项就可能泡汤，便表示此时不便赴上海开会。

　　坦率地说，党刚刚创立的时候，陈独秀等人并未预想到，党的成立大会在中国历史上将产生划时代的巨大影响，也并未想到要以此来功彪史册。党的创始人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开始时，他们均不是职业革命家，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都是业余的，所以陈独秀等人并没特别注重这次大会。陈独秀乃提议，派陈公博作为广州小组的代表，又委派包惠僧代表自己前往上海出席一大。

　　包惠僧本是武汉小组的成员。1921年1月，他准备到苏联留学。从武汉到上海以后，就住在渔阳里六号《新青年》编辑部。后因海路中断，又无路费，苏联没有去成。五四运动中，包与陈独秀相识，后来又有书信来往，在上海滞留了几个月后，李汉俊因上海小组的经费没有着落，就让他去广州找陈独秀，要么请陈独秀回上海，要么把党的机构搬到广州，于是包就到了广州找陈独秀。陈独秀以广州环境不好为由，不同意将党的机构搬来，并将包惠僧介绍到一家报馆做事，以解决生活来源。

　　对于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毛泽东、陈潭秋回忆包是会议代表。张国焘也在回忆中说包是代表，不过却说是代表武汉小组，这显然有误，因为上海通知各地小组派两名代表，武汉小组已派来了董必武和陈潭秋。董必武则在1971年回忆说，包惠僧是列席的，不是代表。李达在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包惠僧是代表。

　　包惠僧自己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里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了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和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很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他说了以后，同意了他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6页）

　　不过，说包惠僧是一大代表也不算为过。一大召开的时候，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程序，会议也没有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谈不上合格不合格的问题。

　　包惠僧和陈公博于7月15日动身，乘海船于7月20日到了上海。陈公博还把新婚的妻子也带来了。

　　上海小组还向日本的留学生党员发了通知。当时，留日学生中只有在鹿儿岛的周佛海和东京的施存统是党员。施存统到日本的时间不长，功课又紧，便推周佛海作为代表。周佛海等课程结束放暑假后才动身，加之途中耗费了一些时日，到上海时已是7月下旬了。

　　上海小组的代表是李达和李汉俊。

　　上海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动组，一大召开的地点又在上海，李达和李汉俊也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

　　各地的代表大多是教师或学生，收入有限，李达便由夫人王会悟出面，以接待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租了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作为外地代表的住所，除了陈公博外，其余的外地代表都住在这里。陈公博是广东法政专门学校的教授、广东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广东群报》总编辑，加之又是新婚燕尔，便下榻在大东旅社。

　　大会正式召开之前，各地代表曾在博文女校举行了一次简短的预备会议，相互交换意见，确定大会马上召开。

　　罗平汉《党史细节——中国共产党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