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6日 星期一
林达:上帝安排的通信
昆西,是一个听着耳熟的词。它是一个地名,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昆西海湾;它是一个小镇的名字,小镇在昆西海湾的南岸,因海湾而得名,距离波士顿只有7英里;它也是一个人名,因诞生在昆西小镇,就由同样诞生在这里的父亲,给他取了这个名字。他们父子又使得小城名扬美国,声名甚至超出了美国。在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他们是美国历史上很少出现的父子总统——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六届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
昆西是一个美丽的小城。对于外来的旅行者,它几乎在竭力满足你所有的期待: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宁静的住宅街区,和浪花拍打着的海岸风景。除了亚当斯父子,因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任大陆会议主席,而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美国“真正的第一总统”的约翰·汉考克,也诞生在这里。所以,昆西也被人们称作“总统城”。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昆西还是一个俭朴的小镇。他们不仅诞生在这里,短短4年的总统任期一过,他们回归平民,也长久地生活在昆西的老屋,乡土乡情。
今天,约翰·亚当斯的座椅还保存着。翻过这把椅子来,可以看到一张已经发黄的纸条。这是他去世那天,他的儿子昆西·亚当斯写的,他郑重记下“父亲于1826年7月4日坐在这把椅子上去世”,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后亲手贴了上去。这个细节,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当年的亚当斯父子情深,也看到了昆西·亚当斯几乎成为本能的历史感。他记录了这个历史细节,而这个细节,是美国历史上最让人惊异的一个传奇。
一、战友
美国革命发起于北方的马萨诸塞州,亚当斯是革命初期最主要的领导人。当时在北美,不同的殖民地,就像不同的国家一样,在心理上彼此也有很大阻隔。亚当斯看到,没有南方的弗吉尼亚州的全力参与,美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议会期间,正是在约翰·亚当斯的提议和促成下,来自弗吉尼亚的乔治·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队总司令。一年以后,又是约翰·亚当斯的极力举荐,来自弗吉尼亚的安静寡言的托马斯·杰弗逊,得以参加以亚当斯为首的五人起草小组,并且执笔起草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独立宣言》。这一文一武两个弗吉尼亚人后来的声誉,都远远超过了亚当斯本人。
托马斯·杰弗逊,是这群建国者中的年轻人。在年龄上,他比亚当斯他们小了十来岁,在政治参与上晚了二十来年,也就是比约翰·亚当斯几乎晚了整整一代。他当时的地位自然也就低得多。杰弗逊善于思考和归纳,写作表达能力很强。他在美国《独立宣言》的起首所写下的:“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此简洁、清晰和强烈,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然而,以后的人们几乎都淡忘了,由于当时他年轻资历浅,假若不是约翰·亚当斯的竭力举荐,他或许根本就没有机会负此重任。
独立战争期间,亚当斯和杰弗逊曾经同时出使欧洲,他们俩不仅有革命事业中结下的友谊,两个家庭在欧洲也有许多私人交往,有了家庭间的友情。
独立战争胜利后,1789年,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是他的副总统。在只有4个人组成的内阁里,托马斯·杰弗逊被任命为国务卿。他们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联邦制的共和体制的大国,而他们这几个人,是创建这一丰功伟绩的患难战友。
二、分裂
建国以后,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的分歧开始浮出水面。
来自北方的亚当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秉持当时占主导的联邦主义观点,认为新生共和国的生存必须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权力来管理国家,保卫国家。为此,这种权力必须稳定地掌握在一小群人手里。他对“法国大革命”取怀疑和谴责的态度,对政治上的平民倾向抱持怀疑和警惕。他是务实的、怀疑的,他主张精英治国。
而来自南方的杰弗逊,一辈子没有在平民中生活过,却是一个主张平民权利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都是各州出让给中央的,最重要的权力应该是在州政府手里,在民众手里。他赞美“法国大革命”,称赞普通农夫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的性格是热情的、浪漫的,他主张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平民政治。
1796年,乔治·华盛顿发表《告别演说》,坚辞连任总统,回归故里。糟糕的是,按照当时的选举规则,正副总统是由总统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两个人分别担任。1796年大选,亚当斯当选为总统,而和他政见不合的杰弗逊成了他的副总统。治国理念的不同,引出方略的背离,尤其是政治活动中的个人作为,损害了他们之间长久的私人友谊。这一对总统和副总统,在内政外交的几乎所有重大事务上都针锋相对。
1798年,为了强化政府地位,总统亚当斯利用联邦主义者在国会占多数的有利条件,通过了《外国人和反颠覆法》。这是美国历史上惟一的针对新闻界和言论的法律。副总统杰弗逊认为,这个法律是对美国革命理想的背叛。他发动和策划了《肯塔基决议》和《弗吉尼亚决议》,在州一级对抗联邦的这一法律。到1800年大选的时候,亚当斯和杰弗逊的决裂已经公开化。杰弗逊组织了反对联邦主义的民主共和党,在竞选期间,利用报纸抨击亚当斯的治国方略是对美国自由理想的背信弃义。使亚当斯感到倍受伤害的是,这种攻击涉及他的个人品德和人格,这在当时他们这些保持着古典绅士荣誉感的人看来,是难以忍受的耻辱。而且他知道,站在这种攻击后面的人中,有当年他极力提携的杰弗逊。
1800年,由于《反颠覆法》侵犯民众新闻言论自由而引起普遍不满,亚当斯在大选中败北,他的政敌杰弗逊上台。杰弗逊上台后立即废除了《反颠覆法》。在前任已经打下基础的政府制度框架下,杰弗逊开始了民主化进程。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杰弗逊民主时代”开始了。杰弗逊的观点一时风行,相比之下,亚当斯似乎就是以治国理念错误而下台的。而亚当斯却痛感,民众抛弃他是不公正的。
1801年3月4日,杰弗逊宣誓就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或许有所触动,向亚当斯一方发出了和解的信息,他说:“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我们也都是共和党人。”可是,亚当斯已经听不到杰弗逊的呼吁——这个时候,他的马车正孤独地颠簸在回到北方昆西小镇的路上。他没有出席继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他的心已经碎了。
三、重归
约翰·亚当斯回到昆西的时候,沮丧而愤懑。可是,他与杰弗逊两人仍然怀着老友之间复杂的感情,私人关系并没有真正破裂。直到差不多4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缘,双方内心的不满被挑开,两个多年好友终于断绝来往。事情起于约翰·亚当斯的夫人安比凯的一封信。
1804年,杰弗逊的女儿玛丽亚难产去世。亚当斯夫人给杰弗逊写了一封悼念信,虽然她的心情是复杂的,“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开笔,直至心中强烈的感情冲破这些阻碍。”她回忆了多年前,他们两家在出使欧洲期间的日子,是她最好的时光,也回想到9岁的玛丽亚初到伦敦的情景,表达了自己对玛丽亚去世的哀痛。安比凯的感情是真实的,在玛丽亚去世的一刻,她把丈夫和杰弗逊的恩怨放在一边,无法抑制地想对杰弗逊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她发出这封信,并没有告诉自己的丈夫。
杰弗逊收到这封信,把它看作是整个亚当斯家庭在寻求和解。他也想抓住这个机会,于是立即给安比凯回信。本来,这确实可以是一个和解的契机,可是,也许因为真正和解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杰弗逊把这封信写成了对自己的政治辩解。他回忆了自己和亚当斯之间长久政治合作的友谊,却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说他们尽管在大选期间相互反对,可是“我们从未挡对方的路”。杰弗逊这是为自己在1800年选举中的作为辩护,同时他提到,“友谊需要原谅一些事情”,他表示对亚当斯做错的事情已经能够原谅,并且恢复对于亚当斯的敬重。这些政治议题的引入,毁了这个和解机会。
杰弗逊的信在安比凯眼中显然是在颠倒是非。一旦起于旧友感念的通信成为政治是非的争执,原来压下的怒火开始上升。于是,在亚当斯不知情的情况下,这番通信演成一场恶性循环。当亚当斯最后读到这些信件的时候,他和杰弗逊之间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
在这些年里,杰弗逊是忙碌的。他连续担任了两届8年的总统。前4年比较顺利,特别是他一手操作的“路易斯安纳购地案”,使美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多;而后4年屡屡受挫,他的浪漫的理想主义性格,暴露出管理上的捉襟见肘。1808年大选,杰弗逊卸任。回归弗吉尼亚故里以后,他仍然是忙碌的。他是一个多方面的天才。他思考、写作,创办“弗吉尼亚大学”,并亲自设计和监督建造弗吉尼亚大学校舍,还设计和改建他自己的住宅。美国行进在他开创的民主化进程中,而他的思考和写作把这种民主化理念表达得最有条理,最容易被所有人理解和接受,他的声誉也节节上升。
与此同时,亚当斯却痛苦不堪。他不善写作,过度的激愤又搅乱了他的思路。他一直在试着写他的自传。他认为杰弗逊的历史回忆是迎合人们的喜爱而写,他的记录才是真实的。他要写出美国革命时期的真相,写出联邦主义者对美国初期制度建设的深谋远虑和不可否认的功绩,写出历史人物的缺点,历史中发生的错误。可是,他在昆西的老屋里如困兽般徘徊,越急于澄清事实越笔头混乱。结果,他的自传始终只是一大堆零乱的笔记。
在这些年里,除了家人,给予亚当斯最大安慰的,是他的另一位老朋友,美国《独立宣言》的另一位签署者,本杰明·拉什。拉什是一个医生和医学教授。作为一个开国者,他自然是亚当斯和杰弗逊两人共同的朋友。他在亚当斯最痛苦的日子里,持续不断地和他通信。对于亚当斯,拉什是一个最合适的疗伤者,他们讨论历史和对于历史的评判,以及对时事和政局的看法。
1809年,拉什在给亚当斯的信中,描绘了自己有生以来最奇妙的一个梦。他梦到亚当斯写了一封短信给杰弗逊,祝贺他终于能够从公职上退休。然后杰弗逊回了一封充满善意的信。他梦到在此后的在几年里,亚当斯和杰弗逊相互通信,对他们犯过的错误有所认识,分享美国革命的成果,并且弥合了他们众所周知的友谊。他甚至梦到了他们的死亡:他们俩满载人们的赞誉,双双同时沉入坟墓。
亚当斯立即回信表示这不过是梦,他不打算照梦里的做。
拉什把自己的梦境又写给了杰弗逊。并建议杰弗逊采取主动。可是,杰弗逊也没有这样做。也许他认为,自己当初给亚当斯夫人的信,就是一个弥合的动作,可是结果却并不好。
两年之后,1811年,亚当斯向来访的一个朋友,表达了自己对杰弗逊的友情,他表示,自己与杰弗逊之间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分歧,从来没有扼杀他对杰弗逊的感情。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杰弗逊闻讯之后,立即向拉什写信,表达了他对亚当斯以往政治判断力的敬佩。亚当斯在当年圣诞节给拉什的信中,全面阐述了自己和杰弗逊的政治分歧。此时,他已经能够控制自己,语气幽默而平和。在美国第一代建国者之间,分歧的“火焰仍在燃烧,火山的喷发却终于减弱了。”
几天后的1812年元旦,亚当斯走了关键的一步。他给杰弗逊寄出了一封信,说是要给杰弗逊寄两块“家织的土布”作为礼物。杰弗逊收到的时候,才发现那是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最近出版的两卷著作。
最激动的就是拉什了,他马上给亚当斯写信,“我很高兴您和您的老朋友杰弗逊先生终于能够恢复联系。我把你们看作是美国革命的南极和北极。一些人谈论过,一些人写过,还有一些人为美国的改进和建设战斗过,而您和杰弗逊先生却为我们大家思想过。”亚当斯在回信中开玩笑地揶揄说,“您的梦实现了……您的预言实现了!您创造了一个奇迹!”
从此,在此后的14年里,北方马萨诸塞州的海边小镇昆西,和南方弗吉尼亚州的杰弗逊庄园之间,开始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通信。
四、通信
整整14个春秋,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在各自的家里,用笔,用信纸,回顾了他们那一代革命者破天荒的经历和功绩。他们所达到的人生辉煌,几乎无人可以企及。现在,他们都老了,都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不再有现实政治的考虑,个人荣辱也日渐轻淡。来日无多,可是他们都理解他们对历史、对后代的责任。亚当斯在信里对杰弗逊说,在我们互相把自己的思想交代清楚以前,我们可不能死。
就这样,整整14年,在连接南北方的小路上,邮差的马车传递着两位离职总统的通信。正如拉什准确地指出的那样,亚当斯和杰弗逊是真正在为美国“思想”的人,可是在立国理念和治国方略上,他们又确实是美国的“南极”和“北极”。他们在通信里,对美国独立和建国最初几十年里遇到的各种问题,各个重大历史关头的决策,做出理性的回顾、交流和争论。杰弗逊一再地阐述了他的民主理想,坚信美国和全世界都将走在民主的道路上。但是他也承认自己在判断法国革命的时候犯了错误,共和党和他本人都在亚当斯任总统期间使用政治手段,伤害了亚当斯总统的信誉。多年以后的今天,他终于说,他为此感到抱歉。
亚当斯和杰弗逊讨论着具体的政策,也讨论他们最大的分歧——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他们各自的阐述,成为美国民主制度宝贵的思想遗产。直至今日,美国民主制度的历史,仍然是在这两种理论遗产之间,寻求平衡。杰弗逊的平民民主理想,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价值观;而到20世纪下半叶,默默无闻了一个世纪的亚当斯的思想,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越来越重视亚当斯当年对政治现实准确而深刻的观察判断。
两个开国功臣、两个不同观点的政治家、两个卸任总统,就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分歧和恩怨。他们用这些书信向后代表明,功绩可以不是资本,权力可以不是私产,政治对手可以不是死敌,政治家可以仍然是光明磊落的有道德的绅士,政治理念和实践之对错可以公开讨论,政治可以不是肮脏的交易。两位总统用14年里的158封信,开创了美国总统离任后用回忆录形式阐述理念、总结经验,为后代留下政治遗产的传统。
五、奇迹
写着写着,渐渐地,环顾四周,他们发现自己几乎已经是美国革命那一代的“仅存硕果”了。杰弗逊在给亚当斯的信里写道,回望一生,“就像回望一个战场,所有的人,所有人都死了;而我们孤伶伶地活着,活在新一代中间。我们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们。”晚年的最后岁月,他们之间的友谊,成了相互最温馨的慰籍。
1826年,美国独立50周年。在这一年,《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仅有3人还活在世间。除了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之外,只有马里兰州的查尔斯·卡罗了。
在筹备庆祝国庆50周年的时候,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人们分别向杰弗逊和亚当斯发出邀请,可是两位老人的健康都不允许他们出席任何公众场合了。杰弗逊用几天的时间,为报纸写下了他对建国50年的总结。他的思路仍然清晰,文笔仍然优美而简洁,民主信念仍然坚定。他阐述了他对大众权利和民众自治的信心,坚信“大众不是生来就在背上背着鞍子,让一小群穿靴子的人驱使的”。在昆西小镇,衰老的亚当斯为庆祝国庆而建议,为永远独立而干杯!
7月3日傍晚,托马斯·杰弗逊突然昏迷。他的最后一句话是问身边的医生和家人:“今天是4号了吗?”他的生命在昏迷中顽强地坚持,似乎是在等待一个命定的时刻。第二天,午后不久,这位卸任总统终于停止了呼吸。50年前的这一刻,美国的一代开国者正开始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上签字。几乎就在杰弗逊死去的同一时刻,远在北方的昆西小镇,约翰·亚当斯坐在椅子上突然中风,失去知觉。下午,约翰·亚当斯去世。50年前的这一刻,美利坚合众国正式诞生了!
《独立宣言》的两位催生者,美国政治理念的两位奠基者,美国治国方略的两位开创者,在《独立宣言》诞生50周年的同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相隔不到5小时。多年前他们的好友拉什的梦,竟然成了现实。没有哪个大胆的幻想家,敢于幻想出这样的巧合。面对如此神迹,让人不得不疑惑,这似乎是上帝在传达一个信息:后来的美国治国者,须在杰弗逊和亚当斯的思想之间,在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方为吉祥平安的自由之路。
林达,摘自《一路走来一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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