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历史研究》在华之传译（上）

　　内容提要：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有长久的影响。《历史研究》出版之前，他在中国学术界已有一定的知名度。是书出版后，更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如陈受颐、顾假南、王绳祖专门写有书评；其余如张君劢、雷海宗、林同济、朱谦之、施子愉、黄文山、王绳祖等，均或详或略论及汤氏。不仅如此，该书当年颇受中国学生的欢迎，徐迟、金庸、章开沅、罗荣渠回忆早年读书经历，对汤氏印象深刻。194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汤因比兴趣逐渐升温的趋势，因政治鼎革，在1950～1960年代大陆和港台学术界出现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1970年代末以来，大陆和台湾学界都发生了一些新变化。1980年代大陆出现了“文化热”，相隔十多年之后，汤著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在台湾，汤氏则已失去如日中天的地位。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一般历史学者很少再阅读《历史研究》，因为就历史学本身而言，此书很少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其贡献主要在思想层面而不是历史学。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1889-1975）写了一部12卷本《历史研究》，在世界史坛享有盛名。1947年，他成为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其影响似超出史学界，俨然是一位国际性公众人物了。汤氏毕业于牛津大学，1912年担任牛津大学古代史教师，为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专家。“一战”期间，在英国情报部门任职。1919年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同年被聘为伦敦大学教授，主讲东罗马帝国史和近世希腊史。1920年拟定了撰写多卷本《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的写作提纲。1925年被聘为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兼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部主任。“二战”期间，任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战后，作为一位和平主义者和历史学家，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和学术领域。汤氏的鸿篇巨制《历史研究》分三批出版：第1～3卷出版于1934年，第4～6卷出版于1939年，第7～10卷出版于1954年。如此卷帙浩瀚之作，实非一般读者所能通读。汤氏名著在学术界广为流传，要归功于英国教师索麦维尔（D.C.Somervell）据《历史研究》前10卷所作的缩写本（牛津大学1946年出版前6卷缩写本，1957年出版后4卷缩写本），当时成为一种畅销书，被译成多国文字。

　　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有长久的影响。《历史研究》出版之前，他在中国学术界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大著问世之后，1930～1940年代在华产生了较大反响。1950～1960年代，两岸三地同时出现一股“汤因比热”（对当时大陆学界而言，准确说是“批判热”）。1980～2008年，据中国知网（www.cnki.net）检索，国内刊物发表有关汤氏论文达90篇，说明时至今日国人对汤氏仍有兴趣。然而，先行研究论述《历史研究》在民国的传播和影响，则相当薄弱，除了关联及“战国策派”，其余所知不多。关于1949年后汤氏在华之情形，于沛“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第3章）作了初步梳理，颇有可取之处。汪荣祖《史学九章》第3章“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论述此书在欧美学术界之兴衰，兼及台湾学界的反响，甚有参考价值。本文拟发掘新史料，以期全面呈现汤氏及其《历史研究》在汉语世界中的传译过程。

　　一、名著出版之前

　　目前所知，汤因比论著的最早中译文是《德国蹂躏比利士全境之详情》，译者署名“剑函”，发表于《大战事报》1918年第3、4期。1923年译刊于《学衡》杂志的《希腊之留传》（The Legacy of Greece），系英国李文斯敦（R.W.Livingston）所编，网罗硕学名士撰文，“论希腊哲理、文章、艺术、科学之大要，并其及于后世之影响，陈义述学，引古证今，异常精湛”。第九篇《希腊之历史》，即由汤氏所作，郭斌龢译，发表于《学衡》第27期（1924年）。吴宓的“编著识”对汤氏作了简略介绍：“童璧Arnold Toynbee伦敦大学东罗马及近世希腊方言、文学、历史教授。”①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蒋廷黻较早关注汤氏的学术活动，“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每年印发一份记录、分析世界大事的资料。他的语文造诣和观察力都很出众，对我来说，他简直就是阿克吞（Lord Acton）第二。他的学识的确渊博。但，一个人从事这样广泛的调查工作，自然在极细微的地方，也难免有疏漏的地方。详读汤恩比的著述，特别注意其中关于中国及远东部分，我发现不仅事实正确，而且了解的也极深刻”。1927年，汤氏《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命运动的异同》一文译载于《国闻周报》，蒋所作按语云：“陶恩培是英国专门研究近东问题的一个人，他著的《土耳其》一书，大为一般学者所称赞。”②1935年，蒋在英国会见汤，被其视为在短暂留英时期中一项重大的收获，那时“大家都谈论他的不朽之作《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该书证明他对各期历史均甚熟稔，正如《国际事务调查》能证明他对当代各国有充分的了解一样。他的智慧实在是英国和二十世纪的一项光荣”。③

　　《太平洋杂志》（Pacific Affairs）1934年3月第7卷第1期（pp.3～14），汤因比发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地——欧战乎？亚洲乎？》（“The Next War—Europe or Asia？”）一文，引起中国学者的留意。同年4月26日，胡适读到该文，认为汤氏意见与他颇相同。当时胡正准备为《大公报》作“星期论文”，不易得题目，后决定用汤氏的预言为题，写成《一个民族的自杀——述一个英国学者的预言》。此文系节译汤氏之文，末尾则加胡的结论，“写成后颇自喜”，④发表于《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4月29日）。胡指出，汤氏主编《国际事务概览》是“世界公认为最公平的记载”，“陀音贝先生是一个历史家，他爱用史事作比例，前四年我们谈中国中世史，他劝我用东罗马帝国的历史作比较”。⑤按，“前四年”之说应是误记，胡跟汤讨论中国中世史是在1926年。那年12月3日，胡在英国劳德埃（Lloyd）家中吃饭，汤亦在座，“谈甚久”；同年同月12日，汤请胡到家里吃饭，胡日记说：“此君论国际事最有见地，熟于史事，甚可敬。我与他谈起中国由中古变为近世，大似欧洲之由中古变为近世，其中相类似之点大有‘暗示’的作用。他劝我看看Byzantine的历史，也许更有类似之点。此意甚是。”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地——欧战乎？亚洲乎？》发表的同年，除了胡适译介之外，署名“缪通”亦将此文译成中文，发表于《大道》1934年第2卷第3期。“译者附识”云：“原著者汤比氏（Toynbee），是英国史学泰斗，在伦敦大学国际史研究院当教授，同时又是国际政治皇家学会的研究部长，在Pacific Affairs这方面，是重要的通信编辑。他名不虚传，对于问题的见解，不同一班皮相之士，有独到之处，有真知灼见。”⑦

　　《历史研究》出版之前，汤因比的名声虽没有日后那么响亮，但在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史领域却已有相当之地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刊行《国际事务概览》（A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汤因比系主编，从1920年起，每年出版一册，不但叙述欧洲政治，而且远东政治以及南美洲方面的国际事件，也加以说明。所搜集的材料不是以国家为单位，而以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为对象。是书以记载、分析世界重要国际事件为宗旨，范围颇广，论时限则一年，论空间却遍及世界各国。至于编制方法，一方面以问题为主体，另一方面则以地理区域为重心，经纬并重，条理明晰；书后附录重要文件，如国际公约、各国外交函件等，极便研究者参考；每年关于重要问题，皆附国际地图，指示国际现状一斑。《国际事务概览》在中国学术界有极高的声誉，蒋廷黻、胡适等名流皆交口称赞。1932年，吴颂皋详细介绍了《国际事务概览》，推许“记载确实，说明透彻，尤为此书之长处，值得我们的赞美”；而谓主编汤氏“对于国际政治的智识的丰富，和解剖各种国际问题的方法的精确，确可令人表示相当的敬佩”。⑧此书不仅是民国学者研究国际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有的高校开设相关课程亦采为教学参考书。1929年天津南开大学开设的“欧洲近五十年外交史”，以及1933年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开设的“西洋现代史”，所列参考书皆有A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⑨

　　此外，1929年太平洋国交会在日本京都举行，汤氏是英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会议闭幕后由日本取道朝鲜到中国东北、北京、上海等地旅行。1929年12月6日，汤氏在北平“中国社会及政治协会”（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发表演讲“从土耳其至远东之旅”（A Journey Through Turkey to the Far East）。⑩1931年，汤氏出版《中国旅行记》（A Journey to China），同年叶公超在英文版《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31年第15卷第2期撰文评论。凡此种种可以肯定的是，在汤氏大著《历史研究》问世前，他在中国学术界已颇有些知名度了。

　　二、首篇中文书评

　　《历史研究》前3卷出版于1934年，第4、5、6卷出版于1939年，随之即流传于中国学界，引起学者浓厚的兴趣。至1949年之前，中国学界至少出现三篇或略或详的书评：（1）陈受颐：《拓恩贝论西洋的正统史学》，《益世报?读书周刊》第29期，1935年12月19日；（2）顾俶南：《介绍汤因比氏〈历史研究〉》，《图书展望》第2卷第3期，1937年1月10日；（3）王绳祖在《星期评论》（1941年第26、27期）“书报春秋”栏撰文介绍《历史研究》前6卷。(11)

　　汤著最早的中文书评，是当时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陈受颐所写的《拓恩贝论西洋的正统史学》一文。英国科幻小说家兼业余历史学家威尔斯（H.G.Wells）在“一战”后出版的《历史大纲》（Outline of History），西方学者对其批评可谓“毁誉参半”，甚至讥讽其为“野狐禅”。在威氏之后，以一手一足之烈著新通史者，陈受颐认为汤著是“最有趣味与见地，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汤氏每年出版一册《国际事务概览》，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胡适称之为“当代春秋”。《历史研究》之目的，在乎以新时代的立场，利用新学术的工具，重新排比和解释人类过去的全部历史。毛子水称之为“新史学的《读通鉴论》”。陈氏认为，“著者是英国现代学问最称博洽，见解最为独立之闻人中的一个。以言著史的准备，比之韦尔思辈当然远胜，可不必论。但以个人的精力，想博通世界全史，亦谈何容易？所以，拓恩贝先生除了请教专家十三人之外，更征引了无数的各方面的史学专著为他新著的原料。他的语言文字知识，本甚可观，然因为范围太广泛了，有许多史实不能采自原文，而不得不依赖着转手的著述”。他已经预示汤著最大的弱点，恐怕在于许多史实不够精确，并指出将来各国史料有新发现，史学有大进步的时候，汤氏的见解和取材，都不免于更正。所以，这篇书评并没有细谈《历史研究》的内容，而着重于汤氏对西方正统史学之态度。

　　每一个时代的史学，总脱离不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因此，汤因比认为，西方近代正统史学受到两种时代制度的支配：一是工业制度，二是民族主义，两者都深刻地影响着史学工作的范围。

　　工业制度在人事方面为分工，在手段方面为利用科学以控制环境。实施方法是尽量采取分工的程序，化原料为制造品。现代的文史学工作已有工业化的情形，学报、期刊是制造品，素未谋面彼此兴味仅有些小关联的投稿者是分工的工人。许多史学家的意识也受到影响，如19世纪德国蒙森（Mommson）、兰克（Ranke）。他们最得意的工作，是变原料为制造品（编文）及半制造品（史料的汇集与注释）。修史的方式也采用工业的分工法，如英国剑桥大学的几套断代史，气象非不宏大，正如现代工程中的大铁路或大桥梁；主修人亦不朽，正如重要的工程师。但无论如何，施用工业方式于文史研究是不能绝无限制的，否则会把史学引向歧途。史学界对于工作的价值观念，已完全被史料所蒙蔽。史料较多的领域，人争趋之，为的是大家都想夺取原料去变成制造品，不问原料本身的价值多大。个人的聪明才力，变成了史料的奴隶，随史料多少而转移。

　　现代史学形成的背景，不仅是近代工业高歌猛进的时期，而且也是民治思想和制度发展的时期。“民治”的酵酸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魔力在于以国家替代世界，把国家变做自给自足无待于外的一个单位。19世纪史学家在民族主义高涨之时，都走入了研究“国史”，或整理本国史料的道路。就以研究世界史而论，亦不能不以本国史为重心，不能不以本国的民族意识为立足点。于是，客观的史识常常为主观的爱国心所驾驭，一国的历史成了史家的世界，颂扬、辩护本国成了史家的先天职务。各国政府开始集中旧档，无意中便利了国史研究，无意中养成了国史专才。各据一方的局面既成，分工的程序自然变成必然的状况。于是完整的西洋史被分裂为互不相关或相关极少的国别史，国别史又被碎为若干断代史。由此而养成的陋习和成见，正是汤氏所深为叹息，视为病态。分国分期的史学研究，便于学者集中精力，汤氏自然不会不明白，但他所反对的是一班人视此为天经地义，把手段当作目的，眼见零碎的枝节而不看整个森林。

　　对于汤氏的史学见解，陈受颐认为：“我们虽不能完全的混论吞出般的接受，大体说来是颇有参考的价值和不少有益的暗示的。我国文史学之新工作方始萌芽，国家民族的观点，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分工的治学与撰述，只恐其不及，不怕其太过。则所谓正统的史学的努力，尚有待于当代学人，然一面亦正不妨如胡适之先生所常言的‘异端左道并蓄兼收’，以求加速的进步与多方面的发展。我们虽不必与拓恩贝见解从同，拓恩贝的史实知识，虽不见得全无破绽，而此书体大思精，远在韦尔思《历史大纲》之上，终有一读的价值也。”陈受颐对汤著之态度，大体可谓“敬而远之”，这不仅是陈氏个人的看法，恐代表了当时中国史学界主流的观点。陈是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主任，与傅斯年、胡适、毛子水等人过往甚密切。书评提及胡、毛二氏对汤著的正面评价，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或追随汤氏所倡导文化形态史观的治史方法，胡适也没有实践汤氏劝其将中国中世史与东罗马帝国历史作比较研究的主张。更何况，汤因比《历史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兴衰之旅，说明他从未被学院派专业史家所接受，因为他的治史取向违反了史学的“纪律”，(12)正如曾受过汤氏影响的“战国策派”一样，昙花一现，不会有长久的学术生命力，他们成果的价值主要在思想方面而不是史学。陈受颐立足于中国现代史学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鼓励汤氏所极力批判的“国家民族的观点，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分工的治学与撰述”，这正是一种“符合国情”的理性选择。西方史学界所流行的新事物，并不是样样适合移植到中国这片土壤；盲目追随西方所谓新思潮，并不会促进中国现代史学之进步。民国时期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新历史考据派，主张以兰克的科学史学作为中国现代史学建设的典范，并不意味着这些学者对当时西方史坛最新动向一无所知，“趋新反入旧”；而是因为中国史学专业化起步比西方晚，中国史学界最需要的是“补课”——以兰克的科学史学观念系统搜集、整理史料；否则中国现代史学必将建立在沙滩上，而不是坚实的磐石上。所以，傅斯年才用心良苦地倡言“史学只是史料学”，诚如陈氏所言“只恐其不及，不怕其太过”。如果我们因此简单地认为傅斯年不明“史学”与“史料”之别，他所标举的在西方史坛已不时兴的兰克史学为旗帜，乃其昧于西方史学发展之大势，则实低估了先人的智慧。

　　三、学者群体之引介

　　《历史研究》出版后，中国学者时常引征，尤其“战国策派”借鉴斯宾格勒（O.Spengler）和汤因比“文化形态史观”，更是人所共知。中国学者最早在著述中引征《历史研究》相关论述的是张君劢。1935年，张在广州明德社学术研究班和青年会作“中国与欧洲文化之比较”系列讲演，对《历史研究》之思想作了介绍。这些讲演又题名《明日之中国文化》，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陶尹皮”认为创造世界文化的有21个单位，张认为其中重复颇多，可减而损之者很多。文化的起源，通常有二说：一为地理说，二为人种说。汤氏既反对独以地理或独以人种解释文化发生原因，乃创“挑战与反应说”，谓环境向人类挑战，人类必须谋所以应之，然后方能发生文化。张谓此说较地理说、人种说“合于事理”。(13)事实上，张君劢宣扬汤因比史学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他不仅在各大学、学术团体讲演中，不时向人们介绍汤氏，而且1950年代台湾翻译出版的《历史研究》前6卷节本，也与他有关。张为钟建闳译的《历史之研究》节本所作序文中说：

　　我于陶氏书辗转反侧以求之者，亦几有年。始也偶得之于沪上书肆，当讲学学海书院，为诸生讲授东西文化比较之日，始引其说而著之于《明日之中国文化》讲稿中。此时陶氏书方成三册。嗣抗日战起，由宁而汉而渝，西方新书来源断绝，乃托友人求之海外。则以战时邮寄不易为辞。一九四四年抵纽约之日，搜求年来所未读之书，首及于陶氏，美书贾答以此书在美无存者，惟有去函英国询之，隔一年之后，我已由美返国，方由伦敦寄到。一九四五年由美返国之际，因陈伯通之介，晤平日所心仪之陶氏。……我所得于陶氏之印象，为人沉默寡言，谦谦君子，千百万言之大著，均自抄写，不假手于字机，可谓精勤极矣。去岁游印之日，将美人桑马威尔氏摘要而成之陶氏书节本，属钟介民先生译之。介民先生译述之富，为国人之冠，近得来书，知译事已竣，于是我十余年来所以为国人介绍陶氏书之心愿，可谓庶几达矣。(14)由此可见，张君劢为了能读到汤著，引介于国人，几经周折，从中也说明了《历史研究》对张氏有极大的吸引力。

　　1948年，张君劢在武汉大学讲演《我国思想界的寂寞》，专门论及《历史研究》，谓之“二十世纪第一部大著”。张批评中国对汤著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试问世界上有如此一本伟大的巨著，我们的思想界中，把这本书提起过的有几个人？把这本书的内容详细来讨论的有什么人？把陶氏议论的是非，加以批评的，又有什么人？或以陶氏的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的各时代，又有什么人？这是我所谓我国思想的麻木”。(15)张的批评或言之过甚，《历史研究》出版后，中国学者回应迅速，报纸杂志以及学人论著时常提及汤著，1937年中山文化教育馆还计划翻译出版这部书，名《历史之研究》，系“中山文库”之一种，(16)可见学界对它的重视。事实上，张君劢的感叹恐怕是出于中国学界主流对《历史研究》的漠视。中国现代史学的取向与汤氏风格实有隔膜，此决定《历史研究》这样一种历史哲学体系，不可能在中国主流史学界引起热烈的讨论，其影响主要限于思想界或史学理论界。张君劢之所以如此器重汤氏，想必他们之间治学取向颇有些共鸣，乃志同道合者，但一相情愿要求用汤氏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也并非是一种远见的主张。

　　1930～1940年代，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在张君劢倡导之前即已作了尝试，但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最后失败了。斯宾格勒、汤因比的理论极大影响了雷、林二氏的“文化形态史观”。1942年，林同济在昆明一次讲演中说道：

　　历史形态学或统相学是利用一种综合比较方法来认识各个文化体系的“模式”或“形态”的学问。各个文化体系的模式，有其异，亦有其同。我们研究应于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斯宾格勒曾应用这方法写出他的《西方的没落》的杰作。最近英国史豪汤贝的《历史研究》一巨著（二十一个文化体系的研究）也是这个方法的另一应用的结果。在中国方面应用这个方法而有卓著成绩的，恐怕是畏友雷海宗先生。他的《中国的兵与中国文化》一小书，国人应当注意。(17)1948年，雷海宗在清华大学讲授西洋文化史，让学生讨论两年前刚刚出版的《历史研究》节本。(18)华裔学者林同奇回忆20世纪40年代与林同济一起生活片断说：“他和我之间就像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让我制定一个学习计划，从西方历史开始，然后续学西方哲学史。但是他从未检查过我学习的进展情况。他只是让我阅读书架上任何一本令我感兴趣的书。我那时很贪心，曾埋头苦读施本格勒大部头的《西方的没落》，最终半途而废，也没读懂多少。后来同济就向我推荐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的缩写本。我之所以研究这两个作者，是因为他们都极大地影响了同济的历史方法论，即所谓的‘形态历史观’。”(19)1946年，林同济将战国策派的一些论文编辑出版，直接冠之以“文化形态史观”，指出：“关于方法论—— 一个根本又根本的问题——我以为中国学术界到了今天应当设法在五四以来二十年间所承受自欧西的‘经验事实’与‘辨证革命’的两派全套外，另谋开辟一条新途径。憧憬展望之中，我把它名叫‘文化统相法’。……大凡对欧美三四十年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略加留意之人，恐怕都晓得他们各科门的权威学者正在如何不谋而合地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迈进。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是所谓‘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者。”(20)遗憾的是，“文化形态史观”这套理论学说虽曾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很大的争论，热闹非凡，但从来没有在西方学界形成典范，林同济似没有真正把握西方学术发展的趋势。

　　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领域，朱谦之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学者，像汤氏那样的大著，自然会引起他的注意。朱氏认为《历史研究》第1册把世界文化分为21种单位，“这是很值得我们去讨论”。(21)1942年，他在中山大学文学院向全体师生发表演讲，“余于本年3月间呈请休假，研究题目为《比较文化史》，盖比较文化史一题目，今之研究者甚鲜。外人之研究者亦远不如比较语音学、比较文学、比较教育、比较法律等为多，最著者如德人斯宾格勒（Spengler）所著《西欧的没落》在1918至1922年出版，次为英人托因比（Toynbee）所著《历史研究》一书，从1934至1939年（战前）已出版六大册，都可算是比较文化史的体裁。……英人托因比认为人类创造文化不过六千年，人类文化最多不过三十万年，他分文化单位为21种，而认中国文化也是僵化的文化，已走向停顿的阶段，都成过去。……对中国文化的观察都是错误的，都是有损无益的，于事实也大相违背。……余反复思惟，乃有《比较文化史》之拟作”。(22)写一部“比较文化史”是朱谦之的一个夙愿，至1949年他还说《西方的没落》、《历史研究》都是“鸿篇巨制，可称比较文化学中不可多得之名著”；但他又认为，“陶因贝的《历史研究》前册实最为精彩，但其根本观点，虽有科学的基础，却甚平庸，以较斯宾格勒世界之历史哲学的构想，则未免逊色”。最后计划“如果环境稍微安定，在最近的将来，我愿竭力贡献一部完整可观的《比较文化学》，以求与Spengler、Toynbee之著作并驾齐驱”。(23)

　　最早比较斯宾格勒与汤因比史学思想之异同的，是1945年施子愉发表于《东方杂志》的《斯宾格勒与陶因比》一文。以文化是有机体这种观念为出发点，斯氏在纵向方面反对历史进化论，在横向方面驳斥文化一元论。他要斩断希腊、罗马与西方文化一线相沿的历史观，拆散“上古—中古—近代”式的分期图案。因此，他反对以欧洲历史为世界历史中心的观念，这一点与汤氏完全一致。斯氏提出自古至今地球上所发生的文化共有9个，而汤氏则认为有21个；两人之所以有不同的“文化名单”，一方面是因为斯氏所谓的“文化”，较汤氏完整和有规律，一方面又因为汤氏对文化有一种“启承”之说。照斯氏的说法，文化是“及身而止”，不能延续的，西方文化之于希腊、罗马，根本是另起炉灶，并非一脉相承。汤氏则以为文化也像人类一样，可以有亲属关系。文化与文化之间何以知道有启承关系存在？他认为有三种迹象可寻：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宗教和蛮族入侵。大一统帝国结束了旧文化，而大一统宗教一方面是行将衰亡的旧文化人的遁世之所，一方面又孕育了下一代新文化的种子。这种大一统宗教有由外输入的，如中国的大乘佛教、西方的基督教；也有本土产生的，如印度的印度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大一统帝国的崩溃不是由于也不是始于蛮族入侵，但形式上的表现往往是蛮族入侵。蛮族入侵以后，纷纷在帝国旧址上建立起许多部落国家，这些国家旋起旋灭，不能作为下一代承先的文化基础，不过是新旧文化交替的一种现象而已。因为汤氏有文化的“启承”之说，所以他与斯氏对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解释有很大的歧异。(24)

　　《历史研究》在民国时期虽没有出版中译本，但英文本或缩写本在知识分子间传阅颇广，留下了一些评论文字。1937年，齐思和在《研究中国社会史应注意之点》提到，“Arnold Toynbee近著A Study of History一书，已出三册，志在创造一新历史哲学，颇饶兴趣。……最近汤俾氏之解释较远之史事，其事较易，尚可自成一家之言”。(25)1947年，傅统先说：“近来在家里读到两部关于世界文化史的巨制：一本是英国托因比（Toynbee）的《历史之研究》，一本是美国杜伦的《文化的故事》。前书是研究历史哲学的，共分十三大部分，现已出书六大册，尚仅及全书之第五部分，将来预备另文介绍。”(26)据杨绛女士回忆，1940年代“陈衡哲正在读汤因比（Toynbee）的4卷本西洋史，已读到第三册的后半本，但目力衰退，每到四时许，就得休息眼睛”。(27)此处“西洋史”疑是《历史研究》。陈氏乃民国著名女性史家，从事西洋史的教学与研究，视力虽衰退，然仍坚持研读汤著，说明在她看来，《历史研究》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读之书。1948年，黄文山在《文化学的建立》指出：“汤氏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London，1934-1939，已出六册）实质上是应用文化个案的方法，来研究文明的发生、长成、衰老与律动的原因，并根据所获得的原则，来判断当代西方文化的前途。汤氏对于文化的哲学的洞见，颇与斯宾格拉（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一书的见解相同，不过汤氏有特独的天才，广博的学问，这点似又超出斯宾格拉的能力以外。”(28)

　　作为地理学、气候学家的竺可桢也有心留意汤著，日记中多次提及。如1943年10月26日记英国大使向他赠书77本，均为牛津大学出版，“其中有阿诺德·汤因比之《历史研究》，凡四、五、六卷三本，系近时大著也。其第一、二、三卷乃述世界各国之组成，四、五、六则述各文化国家之如何进化。其中对中国、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均有详述”；1949年3月28日记“晚阅Arnold J.Toynbee汤因比Civilization on Trial《文化在审判中》”；1949年3月30日记“上午阅《文化在审判中》……Toynbee又信世界十九种文化仅存其五，即西欧文化、东欧文化、回教文化、印度文化与远东文化。目前西欧文化虽占优势，但日后殊难逆料。以为将来除非人类同归于尽，中国文化必能生存”；1949年4月1日记“第一次大战时德国哲学家Oswald Spengler施本格勒著有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西方文化之末运》，以为一种文化有其盛衰兴亡的必然性，如同天然的定例一样。李仲揆先生读了这书以后，就做了一篇自汉以来两千年历史的分析，以为有三个循环，各七百年，每次均有初盛时期，继以中落，继以小康，最后有外族侵入而灭亡。汉之文、景、武、昭，唐之贞观、开元，明之永乐、洪武为盛世；王莽、五代与李闯之乱为中落；东汉光武、北宋及清之乾、嘉为小康；而五胡十六国、契丹、金、元与今日西洋人之侵入为大乱。此种历史上可称之为定命论。英国历史学家Arnold J.Toynbee所著A Study of History《历史研究》，最先六本出版，亦主张历史上之有循环，自 universal state break down统一的国家崩溃而有universal church统一的宗教，最后为异族侵入而灭亡。但因宗教上新之力量而产生新的文化”；(29)1949年12月10日记“阅Science & Society《科学与社会》关于Toynbee汤因比所著《历史研究》一书之批评，系用唯物辩证法出发点者”等等。（未完待续）

　　注释：

　　①《希腊之留传》第一篇《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编著识”，《学衡》第23期，1923年11月。

　　②《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命运动的异同》，《国闻周报》1927年第4卷第41期。

　　③《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第174～175页。

　　④《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1～193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374～375页。

　　⑤胡适：《一个民族的自杀——述一个英国学者的预言》，1934年4月29日《大公报?星期论文》。

　　⑥《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3～1927），第445、461页。

　　⑦Toynbee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地——欧战乎？亚洲乎？》，缪通译，《大道》第2卷第3期，1934年7月20日。

　　⑧吴颂皋：“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外交评论》1932年第1卷第1期。

　　⑨《天津南开大学一览》（1929年2月），第21页；《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33年上学期），第91页。

　　⑩Toynbee，“A Journey Through Turkey to the Far East”，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4，No.1，January 1930，pp.121-128.

　　(11)关于顾、王二氏的书评，拙著《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82～283页略有述及，于此不赘。

　　(12)王荣祖：《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第58页。

　　(13)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11～14页。

　　(14)此序文原发表于香港《再生》杂志第2卷第2期（1950年12月），后收入《中西印哲学文集》（下），台湾学生书局，1981，第1412～1413页。按：陈伯通，即陈源，笔名陈西滢；《历史研究》节本作者D.C.Somervell是英国人，并非美国人，现今大多数论著说是美国人，可能是以讹传讹之故。

　　(15)原载上海《再生》第238期，1948年11月7日；又见《中西印哲学文集》（上），台湾学生书局，1981，第198、199页。

　　(16)《中山文库世界名著译丛书目》，《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4卷第2期，1937年夏季号。

　　(17)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 一个历史形态的看法》，见许纪霖、李琼编《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8)齐世荣：《一代名师——雷海宗先生》，见《清华旧影》，东方出皈社，1998，第342页。

　　(19)林同奇：《“我家才子，一生命苦。可叹!”——与同济一起的日子》，见许纪霖、李琼编《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

　　(20)林同济：《形态历史观》，见《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第5～6页。

　　(21)朱谦之：《哥仑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说?自序》，《朱谦之文集》第7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22)朱谦之：《世界观的转变》，《朱谦之文集》第1卷。

　　(23)朱谦之：《比较文化论集》，《朱谦之文集》第7卷。

　　(24)参见施子愉《斯宾格勒与陶因比》，《东方杂志》第41卷第8号，1945年4月30日。

　　(25)齐思和：《研究中国社会史应注意之点》，《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25期，1937年2月26日。

　　(26)傅统先：《文化的故事》，1947年12月11日《申报》。

　　(27)杨绛：《怀念陈衡哲》，见《杨绛作品精选·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8)黄文山：《文化学的建立》，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1948年抽印本，第25页。

　　(29)按：李仲揆即李四光，竺可桢所提到那篇文章为李四光写于1932年《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一文。

　　作者简介：李孝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李孝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第9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