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曾多次制止陈独秀武装反抗蒋介石（上）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满腹疑虑地看了这封电报。一人说他们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曾建议共产党武装起来与国民党左派联合，以便共同对抗蒋介石，但这一建议却被斯大林多次否决。

　　麻脸黄金荣喜欢在早晨10点钟起床，吃早点，然后去往珍宝茶馆，根据该城的一位历史学家记载，在那里他会被“一些访客、信使、求助者、戏子、风流女子以及告密者所包围”。下午，在会见生意伙伴，与情妇幽会或去他的戏院之前，这位青帮的老板经常要打一会儿牌。1927年3月26日，他改变了习惯，前去拜访获胜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已于当天早些时候乘军舰到达了上海。他的地位并不比轻易取得的军事胜利所显示的更加强大，在城里他只有3000余人的部队，包括一些可靠性尚不确定的前军阀的士兵，他的国民党右派及商界的盟友也不可能给他提供任何军队。激进的上海学生要求他离开，而工人们则挥舞着旗帜高呼“打倒蒋介石”。他在西门的群众集会上所发出的对外国人要保持冷静的呼吁并未被示威的人群所理睬，他们围绕着租界游行，谴责帝国主义。

　　劳工组织在一些主要建筑内占据了坚固的防御阵地。一个共产党的委员会则授权对反对者进行暗杀，并制订计划在军阀军队撤走之后国军赶来之前夺取该城的控制权。武装的工会小分队对破坏罢工者进行攻击，并对行人进行搜查来查找武器。周恩来前往军事总部拜访，提出获取用来通过军队强加的宵禁令，但这一要求并未获得成功。为庆贺汪精卫从欧洲返回掌控国民党左翼的领导权，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被计划于4月12日举行。但共产党人却不愿意采取最后的步骤，尽管蒋可能已经转向右翼，但他仍然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而斯大林也致力于和这个孙中山建立的政党的两个派系建立统一战线。到达上海后，汪精卫对蒋说，他将尽其所能来阻止全面的暴动，这就给这位将军一个巩固其重要联盟的喘息机会。

　　上一年年末，黄金荣曾经逆长江而上作了一次对这位将军的拜访之旅，而蒋与青帮的联系则可以追溯到10年以前。这一次，黄成了蒋在上海的第一位平民访客。交易非常简单：帮派成员将竭尽全力支持蒋，而作为回报，他们将得到豁免，很可能还伴随着一项他们十分乐意的该城市毒品交易的垄断权。

　　在黄打好基础后，充分利用与外国人联系的杜大耳朵便粉墨登场。他在号召“维持公共秩序与苏维埃公社作斗争”的法国总领事的支持下，以中国互助进步协会的名义建立了一支民兵队伍。法国警察保护着协会的总部，而外交人员则设法给他们提供了450支枪。

　　杜也通过法国警察头目菲奥里上校邀请到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美籍主席斯特林·菲森顿参加了杜在其法租界的家里举行的会议，在那里，步枪与半自动机枪都摆放在大厅里。这个51岁的矮胖的美国人后来被美国国务院官员描述为一个“软弱的人……他已经在远东精神崩溃，而且显然不适合留在他的职位上”。菲奥里谈到了来自共产党人的对外国人的威胁，杜说如果法国给他提供更多的枪支，他准备对左派分子发动进攻，而菲森顿则被要求允许来自互助进步协会的人员携带武器进入其辖区。菲森顿说如果公共租界工部局批准的话，他无意反对，委员会最后同意了。

　　在做好安排后，蒋沿江而上去了南京，把上海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广西将军白崇禧。和往常一样，他更愿意待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在左派计划的群众大会前夜，青帮以杜邀请该城最有权力的工会领导人汪寿华（亦名何松林）赴晚宴的方式，为蒋的事业作出了第二个贡献。汪并不想疏远黑社会，所以在4月11日晚8点，他的汽车驶进了杜宅前面的铁大门。

　　在屋内，青帮的另一个首领张啸林迎接了他，张说他应该解散工人纠察队，并且应该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改变立场。当汪予以拒绝时，四名青帮成员对他进行了毒打。就在此刻，根据一项记载，杜出现在了楼梯的顶端，他面无表情，声音也由于鸦片的作用而显得非常空虚。当一个号称“暴躁的黑老鸹”的暴徒试图扼杀汪时，杜喊道：“别在这里！不要在我的家里！”认为汪已经死去的歹徒，把他塞进一条粗布袋子，开车到了租界外面的一片荒地，打算把他的尸体埋在那里。当挖好坑时，他们听到了汪的呻吟，但是他们把他活埋了。

　　8个小时以后，2000名身穿蓝色工装的来自杜的民兵武装人员走上了这座城市的街道，他们的白色臂章表明了“工人”的身份。当他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前往工人居住区时，经过了一些夜晚时分沿街布防的士兵，其中的一些人穿着平民的衣服。黎明时分，军队总部里响起了军号声，一艘军舰也拉响了警报，这就是那些身穿蓝衣的人进攻工会组织以及工人占据的堡垒的信号。

　　他们得到了为民兵开路的军队的帮助，或者这些军队本身也在向左翼分子射击，人们就在大街上被射杀或者斩首。有报告称一些被俘者被活活扔进了南方火车站的机车炉。一场特别激烈的战斗就发生在巨大的商务印书馆大楼的雇员俱乐部，工人纠察队扎营在那里的弹子球房，而在它被攻陷后，从里面突围出来的人员中就有周恩来。而他的人头悬赏费已高达8万元。

　　警察宣称4月12日的死亡人数为400人，另有300人被捕。但是死亡总数仅在清晨的冲突中就很可能两倍于此，同时还有一些被俘者被押往龙华军营，并在那里遭到处决。青帮人员搬进了工会总部，并宣布成立一个新劳工组织。有多达60个商业组织给蒋和白崇禧将军发来了祝贺电。

　　尽管工会和共产党人已经预料到了会有这样的一次进攻，但他们却未能组织起对军队和青帮成员的有效防御。此刻他们表现得极为天真，似乎认为那些被布置好来围攻他们的军队可以通过语言来争取。一个年轻的左翼人士去问周恩来他可以帮忙做些什么，却被告知去散发传单和张贴宣传画。由妇女和儿童带领的示威者前去军队的总部进行抗议，为表明这些人的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军队架起机枪进行扫射，上好刺刀的士兵们追逐着四处逃散的示威人群。约有300人死在了那里。对于该事件，后来著述颇丰的蒋只是简单地记录道：“4月12日，为了防制共党的暴动，我军与当地的工会及商会合作，收缴赤色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监视共党煽乱分子，上海遂得归于平定。”

　　当杜的人和国军士兵滥杀无辜的时候，恐怖遍及了整座城市，一车又一车更多的被俘者被带到了龙华。青帮的副手们又对五个左翼组织发动了进攻，逮捕了一千多人。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遭到了禁止。此时在上海工作的记者埃德加·斯诺估计有5000到10000人在这次清洗中丧生。作家韩素音估计的死亡人数为8000，另外还有6000名工人的妻子和女儿被贩卖到妓院或工厂。后来估计的死亡数字，包括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34000人，受伤人数为40000人，被捕人数为25000人。“这是一次消灭敌人的血腥的战争，”蒋的秘书陈立夫写道，“我也必须承认许多无辜者也被杀掉。”

　　共产党保留了在长江中游盆地和湖南的根据地，他们在那里推行土地改革，夺取财产，处决“劣绅”并且组织农民自卫队。但是左派却得到了一个清晰的镇压正在等着它的警告，而这个警告就来自日益冷酷的军队。孙中山的大教堂正在毁于内部的爆裂。

　　在广州，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嫌疑人被绳子绑在一起，带到东校场然后被枪杀。就像一年前在南昌一样，留着短发的妇女被当做应予处死的激进分子。在杭州，根据美国记者文森特·希安报道，士兵们将一位因为说蒋介石不代表国民党或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妇女开膛破肚。“她的肠子被掏了出来，并缠绕在她的身体上，而这时她还活着，”他补充道，“年轻的男女们因为说出了他们的想法便被斩首，男人们被挂在木笼里饥渴而死或者在架子上被折断。”

　　在国军1926年取得首次军事胜利的湖南省，当右派寻求根除由共产党造就的乡村激进主义时，它便成了特别残酷而又漫长的冲突的发生地。农民的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出生于湖南的毛泽东说道，他们被“挖眼割舌，开膛砍头，刀砍沙磨，用煤油烧，用烙铁烫上印记。至于妇女，他们割下她们的乳房……赤身裸体游街示众，或者只是把她们砍成碎片”。这个省的流血延续了10年，夺取了大约30万人的生命。

　　上海的商人们很高兴左派被镇压，但不久就发现他们自己正在变成新秩序的第二批牺牲品。作为一个实业应该为国家谋利益的坚定信仰者，蒋对于思想独立的资本家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他们只是有用的资金来源。一个金融委员会决定谁将付多少钱，而一个前法官则乘坐他的大汽车在城里四处转悠，告诉公司与个人分配给他们的贷款的数额。青帮与安全部队则会与那些不合作的人打交道，更多的钱通过绑架与明目张胆的勒索被筹集了起来。“富裕的中国人会在他们的家里被逮捕，或在街道上神秘失踪，而那些重新出现的人回家时却变成了穷人，但绝不会被引诱张开他们的嘴去告发那些敲诈者。”一位当时的作家欧文·查普曼写道，“百万富翁也被当做‘共产党人’而遭到逮捕！”

　　试图安慰新政权令人恐怖的军队首领的中国总商会设午宴邀请青帮的首领们，但却毫无作用。诚信百货商店大亨3岁的儿子被绑架，在支付了50万元赎金后获释；一个纺织厂老板儿子的赎金高达67万元；而从一个面粉巨头那里攫取的财富估计高达700万元。当保守的商人领袖傅筱庵拒绝筹集1000万元的贷款时，他便成了逮捕证上的目标，据说是蒋亲自批准的。在傅逃出城后，当局接管了他的运输公司，而这位将军则占用了他的一所房子。

　　蒋已经被描绘为上海资本主义的人物了，1927年春夏的事件就表明了这种关系的实现，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种关系还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对于租界里的外国人来说，在带刺的铁丝网、沙袋和军队的保护之下，生活一如往常地继续着。坦克在法租界的街道上巡逻，6架皇家空军的双层翼飞机停在跑马场的赛道上。清洗开始的那天，公共租界的纳税人同意采取行动，将中国人赶出都市的公园或花园，一个发言人警告说，放松禁令将会冒这样的风险，即看到这些地方“挤满这个城市的社会渣滓”。法国人扩大了与杜的毒品条约并且为运送毒品的船只提供了海军的保护。作为更多金钱的回报，菲奥里同意让青帮的首领在租界开设赌场。为了获准在那里贩卖毒品，杜将大笔金钱花在了以温顺的菲森顿为首的公共租界工部局身上。其中的部分收入沿江而上到达了蒋那里，为他与左派的对抗和彻底统一中国的抱负提供资金援助。

　　武汉政府经过了五天的时间才对上海的进攻作出了反应。4月17日，它以其所宣称的国民党的合法代表为基础，把蒋开除出党，并且斥责他的“屠杀人民”的行径。一个规模盛大的集会谴责这个“反革命的头目”，据报其头颅的悬赏金已达25万元。面对镇压的现实，莫斯科也开始转变了立场——共产国际称这位国军司令为叛徒，而《消息报》也发表了一封蒋当时正在俄国学习的儿子蒋经国的公开信，信中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事情，而我不再认你做父亲了”。斯大林设法召回了他在清洗前送给蒋的签名照片，并且在此时把这位将军比作了一个挤干后就应该被扔掉的柠檬。

　　在与外国记者的会面中，鲍罗廷的讲话听上去慷慨激昂。这位俄国人身穿宽松的法兰绒裤子和肥大的白色上衣，当他告诉一个来自伦敦《每日邮报》的记者，蒋介石已经成了反革命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阴谋的牺牲品”而必须被开除时，他用一根细细的马鞭拍着他的大腿。左派政府的地位也日益变得令人担忧，它的财政拮据、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又加剧了这种状况。海关的一个主要职位被蒋的支持者占据，又切断了其来自鸦片贸易的关税收入。武汉的工人自行其是，而商人支持者则日益变得与政府离心离德。停泊在一英里宽的长江江面上的30艘军舰时刻提醒着武汉政府，如果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列强就会随时准备予以干预。痢疾的大爆发使数千人命丧黄泉，在前英租界，路透社记者写道：“苦力们正在把以前非常漂亮的滨江大道和江岸当做公共厕所来使用。”

　　在南京，蒋和他的支持者们也成立了一个敌对的政府，国民党的理论家、1925年被当做右派排挤出去的胡汉民也加入了进去。虽然缺乏广泛的基础，但它宣称代表着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利益，而这些阶层也恰恰始终构成了国民党财政支持的核心，这样它也可以影响到担心武汉会转向左派的人们。与此同时，它也代表着进一步走向军国主义化，正如胡汉民后来承认的那样，使用军队去镇压共产党人也意味着军队脱离了文官政府的控制。

　　此时采访蒋的新闻记者文森特·希恩从他消瘦的脸上察觉到了一种冷酷的表情，但也发现他“敏感而又机警”并且把他的年龄看得比40岁的实际年龄年轻了10岁，文森特也承认他本人对于武汉的左翼政府的同情。“我能够感知到蒋介石思想中的那种热烈而又野心勃勃的特质，他的关切得到了很好的思考，他的愿望使得他的个人野心涂上了革命的学说与言辞的保护色。”希恩写道，“无法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尽管他有着令人惊异的机会，但革命运动的空话只是停留在其意识的表层。他依旧奸诈，野心勃勃，精力充沛……已经踏上了成功之路，而且我完全相信他会获得成功。”

　　1927年晚春，蒋不得不首先对付从山东向南京进发的狗肉将军的军队，这些军队已经挺进到足以对南京进行轰炸的距离。与此同时，国民党左派也面临着来自这个军阀的“满洲”盟军的威胁，在26岁的少帅张学良的统率下，“满洲”军队已经渡过黄河，从北面威胁着武汉。这种两路进攻使得国民党军队的弱点暴露无遗，同时也显示出南京与武汉合作对抗他们共同敌人的必要性。即使他们联合起来，仍然要冒对抗数量上要优于他们的北方联盟的风险。所以他们要寻求新的合作者。

　　在18个月前被北方军队击败后，基督徒将军令其部队固守北京北部，与此同时，他却乘火车前往莫斯科，一路上听着京剧唱片来消磨时光。在苏联首都，他见到了许多高官，并接受了有关革命方法的指导。尽管有民粹主义的倾向，但冯玉祥对任何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东西毫无热情，同时也知道怎样让他的东道主提供给养与金钱。回到家后，他召集起部队，在俄国承诺的援助之下，看到了复仇机会。他的部队，包括行动迅捷的骑兵，以黄河一线为基地，但这些地区并没有国民党的支持者。冯希望通过与国民党的联合，可以使自己作为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在对抗北方军阀的战场上，并且统治陷于分裂的南方人。为摆脱持续不断的资源匮乏，他加入了国民党，并且得到了资助的承诺，尽管他总在抱怨资金被克扣。

　　5月初，随着两路国军分别在相距很远的地方展开运动，对军阀部队的三面围攻正式开始。在东部，蒋击败了狗肉将军，并进至这个军阀的家乡山东省，抵达距该省主要港口城市青岛60英里的范围之内。由于担心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获得的山东租界，日本旋即派兵介入，组建了一支6000人的卫戍部队。日本的行动引发了中国人的抗议和抵制，并且也使蒋成了民族英雄，尽管避免与装备精良的外国军队对抗成了他未来10年的一个模式。

　　西部400英里以外，70000人的武汉军队在佛徒将军唐生智的带领下越过崇山峻岭进入河南省。所向披靡的“钢铁劲旅”进行了一系列争夺铁路沿线城镇的恶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少帅决定退守宽阔的黄河以北，构筑坚固的防线，并以强大的炮兵火力阻止了国军的前进。很久以后，张学良说就是在这一时刻他开始厌倦了中国人的相互厮杀。即便如此，也正是在河南战役期间，他染上了严重的吸毒恶习。“我由于愤怒与领导一支军队的压力而吸食鸦片。”他在1992年的一次电视采访节目中说，“一位军医试图用一种针剂来帮助我摆脱毒瘾。最后，我摆脱了鸦片，却对这种药剂上了瘾。”这种药就是吗啡。张的毒瘾如此严重，以至于有人说他的臀部几乎找不到一块没有针眼儿的好皮肤。

　　基督徒将军并不急于加入战争，他的部队直到大批敌军被武汉的钢铁劲旅所吸引时才投入战斗。冯的骑兵实际上是沿着黄河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突入东北军后路，占领了铁路枢纽郑州。延宕的结果是，与武汉军队14000人的伤亡相比，他的部队只有40人伤亡。（未完待续）

　　摘自《蒋介石传》，[英国]乔纳森·芬比（JONATHANFENBY）著，陈一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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