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曾多次制止陈独秀武装反抗蒋介石（下）

　　当钢铁劲旅沿着铁路线一路打到河南省的时候，蒋表明了国民党两派之间的联合多么微不足道。5月中旬，他争取到了一个曾经与左翼结盟的将军，而此人此刻却在向武汉挺进。与此同时，右派攻占了南部的湖南激进的首府长沙。随着大批的军队外出作战以及左翼盟友在长沙的被击溃，武汉也变得岌岌可危了。但鲍罗廷又重施他在广州保卫孙中山时之故技，组织了一支以北伐军独立团的共产党领导为首的自卫部队，这支部队击溃了叛军，拯救了政府。

　　然而形势依旧危急。武汉的军队不但损失惨重，而且军官们也由于他们的土地被乡村左翼组织侵占的消息而变得离心离德。汪精卫及其同事们觉得修补他们与基督徒将军的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6月中旬，一个包括有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团到达郑州。为了迎接他们，大块头的冯玉祥坐在一辆军用卡车的后面，他身穿一件普通士兵的军服，大声地咀嚼着一片面包。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先前乘一辆私人列车到达城市的郊区，然后又换乘了这辆卡车。此刻冯玉祥知道自己处于优势地位，并因而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为了争取到他，武汉代表团同意将他们的军队撤出河南省，让这个军阀统治这块6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冯还得到了取得战争的指挥权以及控制北方可能被征服的其他省份的承诺，同时还有一笔相当不错的金钱资助。

　　在会谈中，共产党人并未被告知，冯要求把俄国顾问赶回家，把中国共产党人排除在领导层之外，而汪和他的非共产党同僚也已经准备照此办理了。非激进的国民党党员们日益增加的不满以及不断恶化的经济问题正在使他们丧失对革命向左倾斜的信念。鲍罗廷的影响以及他的受保护人也日益遭到忌恨。与南京找到共同点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与冯的联盟无疑会增加武汉方面与蒋打交道的筹码。但是仿佛是1926年在广州时与蒋对抗的重演，汪很快就发现他自己在战略上又棋输一着，而且也有了足够的理由理解为什么冯还有第二个绰号：背叛将军。

　　在听到郑州会议的消息两个星期后，蒋在其东部前线的另一个铁路枢纽站徐州，亲自安排了一次与这个军阀的会面。为了彰显自己为孙中山真正继承者的形象，蒋乘坐前面有这位医生巨幅画像的机车牵引。蒋身穿普通咔叽制服，在沿途的停靠站进行了讲演。“他的声音清晰而又得体，他的面孔睿智而又坚定，他看上去既机警又精力充沛。”一位丹麦记者如是报道。当这个记者和另外两个外国人看着车窗外的火车门上写着“让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见鬼去”的标语时，蒋对他们微笑着点头致意。在徐州的花园饭店，他在前往车站迎接冯之前，与广西的将军们举行了会议。国军的军官们着装整齐，蒋还安排了一支军乐队在站台上演奏。当火车进站时，广西的首领李宗仁回忆道：

　　我们没有看到车上有将军，只有一些穿着制服的侍者。显然知道我们在寻找谁的侍者们指了指列车后部通常被军队用来转运牲畜的货车车厢。通过一个开着的车门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大健壮的士兵，穿着破旧的军服坐在地板上。当火车停下来时，他站起身来走下车厢。蒋是第一个向他走去的人，并且问道：“冯总司令在哪儿？”

　　这个像农民一样的士兵微笑着回答道：“我就是冯玉祥。”这令我们所有的人都十分意外！然后当冯与我们欢迎的人群一一握手时，乐队开始了奏乐。

　　就像他在卡车上对武汉代表团所作的表演一样，冯在旅途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待在那节配备侍者的车厢，只是在快到徐州时才移到了后面。

　　虽然这位衣冠不整的军阀与整洁而冷漠的蒋在性格上迥然不同，但他们仍然可以看到共同的目的。不管对武汉代表团说过些什么，冯还是发布命令除去其控制区内所有的反蒋宣传画，表露了他的意图。这两个人之间还有一种个人的联系，就像蒋的儿子一样，冯的女儿也在莫斯科学习，而这两个年轻人已经开始在一起生活了。与莫斯科的进一步的联系则是由他们的一个同学提供的，此人回国后成了冯的顾问，他就是一个名叫邓小平的年轻的共产党人。

　　在为期四天的会谈中，这个军阀与国军的司令达成了协议：基督徒将军得到了每月200万元以及控制河南省的承诺。新闻记者亨利·米塞尔维茨在搭乘蒋的列车回南京的途中，观察到了这位将军对秘书们口头下达命令，以及他们用西式的刀叉、勺子吃火腿鸡蛋加面包果酱而且还有咖啡的正餐等细节。在旅行途中，蒋的助手宣读了一封冯致武汉的电报，内容以郑州达成的反共秘密协议为基础。它宣布道，激进分子已经钻到了党内并试图控制国民党。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让鲍罗廷立即回国，而愿意离开的武汉政权的成员也可以到国外去“休息”，唐生智将军则应该派遣军队与冯进行合作。“速决大计，早日实行。”电文最后说。

　　在争取到冯以后，蒋下达了对包括鲍罗廷在内的重要左翼人士的逮捕令——感觉到风向变化的邓小平离开了基督徒将军的兵营，去了共产党的统治区。在战场上，就像《字林西报》所说的那样，南京的军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前挺进。他们的司令去了上海，并对商界进行了新的压榨——当地的富人被告知，除非他们立即付款，否则就会被视为亲日分子。7月，在这个城市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决定筹款为蒋铸造一个银质盾牌，上面镌刻着“众望所归”字样。在4月份的清洗中进行了合作的帮派首领被任命为顾问，并被授予荣誉少将的军衔。当南京建立起一个意欲以三年多的时间根除毒品的鸦片专卖局时，作为对政府筹款的回报，青帮的张啸林被任命为局长。

　　这位将军也为了反共联盟事宜而与满洲的老帅以及山西的模范长官阎锡山进行了谈判。但张作霖中断了谈判，说他怀疑蒋的反共诚意，与此同时，东部军阀孙传芳的一次进攻迫使南京退却进行防御。

　　在蒋调动军队迎接挑战时，一场足以与华氏零上100度的高温相提并论的危机也在武汉爆发。由于共产党人并不了解汪精卫与冯玉祥达成的驱逐他们的协议——鲍罗廷仍然坚持“冯将军是我们的朋友。他也是我的朋友”——这一悲剧表演得十分滑稽。导火索是一个共产国际的新代表马纳本特拉·纳特·罗易，文森特·希恩称这位婆罗门有着“一个美丽的、橡木雕刻的脑袋”。与1923年所追求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相反，这位印度人将乡村的革命看做眼前的道路。农民应该被武装起来，革命也应该自下而上由拥有自己的军队和乡村政府的农民来进行。罗易的信息表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已经改变了策略以便应对来自托洛茨基派的批评，而托派则正在鼓吹更加革命的信条，并且指出蒋所走的道路就是统一战线破产的证明。

　　1927年6月1日，一封来自莫斯科的电报说，应该从事土地革命，建立一支有2万名共产党人和5万名工人与农民的军队；建立革命法庭来严惩支持蒋的军官；共产党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影响应该加强；新鲜血液应该代替那些“摇摆不定的与妥协的”元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满腹疑虑地看了这封电报。其中一人说，他们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更是称其为“犹如在粪坑里洗澡”，陈曾建议共产党武装起来与国民党左派联合，以便共同对抗蒋介石，但这一建议却被斯大林多次否决。在长期被捆绑于统一战线中之后，他们突然接到命令采取先前被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而遭到禁止的政策，而且是在一个他们正在遭到残酷镇压的时候。甚至是忠诚的鲍罗廷也称这些指令愚不可及。

　　而罗易则使得形势更加恶化，他邀请汪精卫到他的家里，并且询问他鲍罗廷是否已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报让他过目。显然他认为中国的这位政客在春天从欧洲返回中国并且顺路访问莫斯科期间，已经得到了有关即将发生事件的预先警告。汪说他还没有看到电报，这位印度人随即将电报原文与中文译本递给了他。

　　第二天，汪精卫称这份电报是不可接受的，并说它违反了孙中山与俄国人所达成的协议的某些条款。而这位使者却回答道，这是一份最后通牒，“如果国民党不合作，”他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我们必须将它当做一个敌人，而不是一个盟友。”

　　对鲍罗廷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刻，他只能靠阅读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埃尔默·甘特利》来打发时间。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执行了斯大林通过统一战线来建立中国革命基础的政策。作为一个机敏的棋手，他已经事先计划好了他的棋路，自诩要有“远见卓识”，以便对付令人绝望的情况。而现在，他却面临着计划流产。在接受一位瑞典记者的采访时，他谈到他的中国之行是为一种理念而战，“但有着悠久的历史、众多的人口、巨大的社会问题、无穷的包容能力的中国却使我震惊与叹服”。在忍受着疟疾以及由于骑马而摔断一只臂膀的痛苦的同时，他还有着其他的担忧，他的美籍妻子芳娅在长江上航行的俄国轮船上被北方军队逮捕。由于受到携带具有煽动性的传单的指控，令人敬畏的鲍罗廷夫人被带到了北京，而在这里，满洲老帅的军队已经显示了在处决袭击俄国使馆所俘获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时的肆无忌惮。

　　尽管汪精卫在与基督徒将军的秘密会谈中已经准备摆脱共产党人了，但武汉的领导层在决定如何对付来自莫斯科的爆炸性事件作出反应时，还是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孙中山的遗孀也在那些要求继续进行统一战线的人员之列。最后，在7月15日，政治委员会作出了排斥中国共产党人以及驱逐俄国人的决定。大多数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武汉，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则举行了一个大会，在会议上另一位来自莫斯科的新特使贝索·罗米纳泽依旧强行推行斯大林的路线，却坚持共产党仍然应该留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由于国民党的两翼都转而反对共产主义，这就增加了一种即使是斯大林也无法接受的不现实的因素，于是在9月，莫斯科最终下令中止了统一战线。

　　鲍罗廷的离去一直推迟到他的妻子最终获释。根据众多的记载，她把她的获释归因于一位来访的美国参议员的压力，或者是因为苏联大使贿赂了主审法官，这位法官也不可能没有发现她的共产党嫌疑，获释后她立即逃往日本。

　　1927年7月27日，在一次有茶和汽水的告别仪式后，汪精卫与其他高官前往武汉火车站为这位俄国人送行。与他同行的还有6个俄国人、外交部长尤金·陈的儿子们以及一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为避免在上海遭到逮捕的危险，他们进行了精疲力竭的陆上之旅，抵达由蒙古到莫斯科的铁路线。生病而又脾气暴躁的鲍罗廷指责道，就像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国民党“是一个马桶，不管你冲刷它多少遍，它依旧臭气冲天”。他于10月6日回到了家，距他首次与孙中山会面整整4年时间。

　　回国后即被软禁的鲍罗廷，接受了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负责的部分指责，后被任命为莫斯科的一家英文报纸的主编。他在斯大林的保护下度过了20年，后因被怀疑同情思想独立的外国共产党人而失势。在1949年的大清洗中被捕后，1951年死于西伯利亚的监狱中。

　　鲍罗廷离开武汉仅4天，共产党人在江西省会南昌发动了起义。参加者有周恩来以及时任该市警察局长的未来红军总司令朱德。起义者在南昌的一个主要的饭店内设立了总部，这是一座四方形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他们待在宽敞的卧室里，睡觉的地方与会客厅之间用装饰有彩色玻璃的屏风隔离开。这里的战斗颇为惨烈，但起义在一个星期之内便被镇压，起义的残部撤出城外并且成了红军的核心。尽管以失败而告结束，但是南昌起义在今日中国仍然被当做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诞生的标志而被庆祝。

　　紧随鲍罗廷之后，加伦也踏上了离别之旅，只有少数几个官员到武汉火车站为其送行。路透社报道“他走了……既没有事先的宣布也没有赞扬”。这位将军依然觉得他可以经由上海离去，并在那里与欠了他很多的中国总司令告别。蒋记载道：“彼此相见之初，实有黯然魂销之感。临别之时，我慰勉他说：‘我们将来还有共事的机会，不必过于悲伤。’他答道：‘但愿我们今日不是最后的一别，再会吧！’”蒋补充道，“他这句话乃是我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告别词。”

　　加伦这位在中国充分展示了才能的军事之星，回到苏联后受命指挥远东军队，并多次击败满洲军队的进攻。在获得列宁勋章后，他参加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且晋升为元帅军衔。1937年，当斯大林转向军队的时候，他被提名为审判重要将军的特别法庭的成员——有报道称他被迫去监督行刑，但这并未能保护也成为大清洗对象的他自己的部队。加伦自己则被赦免去领导在远东的一次针对日本人的重大战役，他取得了胜利。然后，他奉召赴莫斯科，并在斯大林的命令之下，与其任学校教师的妻子和孩子们一同被捕。警察首领拉夫连迪·贝利亚主持了审讯，当这位元帅拒绝合作时，他遭受了酷刑。

　　很久以来，蒋多次要求斯大林派遣加伦做他的顾问，但未得到任何回答。1939年，他责令一位特使赴莫斯科重申这一要求，但斯大林并不知道加伦这个名字，一位助手悄悄告诉他这就是布柳赫尔。这一要求自然无法得到满足，这位苏联的独裁者说这个正在被讨论的人已经因为向一个日本女间谍泄露秘密而被枪毙。

　　武汉事件以及与基督徒将军的联盟应该已经使蒋在1927年晚夏时处于世界的巅峰了，但是就像在他的一生中经常遭遇到的那样，显而易见的成功却伴随着深刻的威胁。苏联人的被驱逐以及与转入地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决裂，消除了国民党左右两派争论的主题，并因此而削弱了他的地位。4月份发动的镇压行动震惊了许多党员，他们现在把蒋看做重新统一的障碍。“离开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口号又随处可以听到，桂系也与武汉的领导人举行了秘密的会谈。而在军队陷入军阀孙传芳的圈套后，这位南京司令的军事地位也成了问题。尽管另一位将军因此而受到谴责并被处决，但蒋还是无法逃避责任，因为他始终在负全责并且曾经发誓要取得胜利。

　　8月中旬，一项建议被提交到军事委员会，该建议称他应该被调任到东部军队司令这个不太重要的职位上。蒋随即提出了辞呈。“数分钟之内，会场一片寂静，无人出来说话。”记者乔治·索科尔斯基记载道。然后委员会的一位不太重要的成员站起身来，谈论与武汉联盟的重要性。蒋随即起身离开了房间，并乘一辆特别列车离开南京。在与上海的助手们进行了会商后，他回到了家乡的村庄。他的主要的政治盟友们也纷纷请辞，而青帮的首领也通过停止给政府提供资金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在溪口，这位将军住进了村后山坡上一个寺庙中的寓所。夜晚降临时，萤火虫在高高的杂草与竹林的枝干间熠熠闪光。在此采访他的《纽约时报》记者米塞尔维茨清晨5点即被钟声惊醒，给他端上来的早餐有加利福尼亚橘子、热牛奶、蛋糕、面包以及巧克力威化饼。蒋身穿一件纽扣一直扣到脖子上的丝绸外衣，坐在一个宽大的阳台上会见了他的访客。“他看上去很沉着，完全没有我上次见到他时的那种紧张与疲倦。”这位记者写道。他们喝着绿茶，嚼着坚果与糖块儿，蒋告诉这位记者，他已经是革命的一部分，而革命也是他的一部分，他已无法完全退休。

　　蒋离开10天后，3万名孙传芳的军队越过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已经组成了一个新政府的广西领导者们在为期6天的战斗中将他们赶了回去。武汉的军队也试图对新政府进行抵抗，但被击溃，他们的司令唐生智则乘船去了日本。广西的军队还击退了北方军阀的一次新的进攻。但是尽管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这个派系在政治上却是十分孤立的，并且资金严重不足。蒋通过其支持者在南京的一次游行示威展示了他的政治力量，而在这次游行期间，保安部队打死了3人，打伤了75人。他还与同样被广西集团排斥在外的汪精卫取得了联系，在敌人的敌人即是朋友的原则之下，汪与蒋会面上海共商对策。后来随着共产党人于12月11日在广州的起义，事情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而广州起义则是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进行的。

　　“反动的”军官和商人立即被枪决。警察局遭到了攻击，主要的建筑被洗劫一空。一个承诺给工人以食物、衣服、住房以及每天8小时工作制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了起来。粤军的反攻异常惨烈，《北华捷报》称广州为“死亡之城”，官方最初的死亡统计数为5700人。头戴皮帽，脚穿齐膝长靴的刽子手们将被捆绑起来的嫌疑犯处以斩首，儿童的尸体被堆积在路旁。《南华早报》则报道，年轻的女孩与妇女——“绝大多数都是那种剪短头发的类型”——被当街枪杀。教育家厄尔·斯威舍尔看到有七船战俘正在被推到江中，然后开枪射杀。

　　被用来策划起义的苏联领事馆遭到了袭击，5名外交官被处决，他们的尸体就被扔在草坪上。南京下令在其统辖区域内关闭所有的苏联外交使团，并且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至于广州的暴力，在江边仍有一些激烈的冲突，有报道称反叛者的心脏被吃掉，砍掉的头颅被浸泡在盐水中。在武汉，共产党嫌疑犯也经常在街道上被处决，而且苏联的领事馆也被洗劫。领事报告看到了一个士兵戴着他的丝绸大礼帽，而其他人则在偷窃妇女的服装。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将这一年镇压中的死亡人数确定为非常精确的37981人。

　　起义之前汪精卫一直住在广州，这也深深刺痛了他：不管他是否知道某些事件将要发生，抑或他没有意识到一个计划中的政变即将到来，结果都是同样的糟糕。考虑到汪地位的虚弱以及广州起义的打击，蒋不必再担心来自左派的挑战了。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四分五裂也意味着那个唯一可以给国家统一提供更为广阔希望之人的重返时机已经到来。但是首先，他必须通过一种个人的巨大背叛而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庭建立联盟。

　　摘自《蒋介石传》，[英国]乔纳森·芬比（JONATHANFENBY）著，陈一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