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历史的“周期率”——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演讲（下）

　　在我们近百年的言论史上，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报刊构成的壮丽画卷，今天回过头来看，它是完全可以跟世界报业史上曾经出现的那一幕幕相媲美的。《纽约时报》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就是它敢跟这个美国的五角大楼抗衡，跟美国国防部打官司，而且最后他们独立的司法审判结果，就是报纸赢了。在中国的百年言论史上，我们也出现过很多可以跟这样的故事相媲美的事，比如说有一个叫成舍我的报人。他二十六岁，以几百元大洋的小本钱，在北京开创了著名的“世界”报系。办了三家报纸，先是《世界晚报》，然后办了《世界日报》，后来办了《世界画报》。三个“世界”之后，他在上海办过很有名的《立报》，小报大办，名声显赫。在这之前，他在南京办过《民生报》。在南京办《民生报》的时候，得罪了他的亲戚，这个人叫彭学沛，是当时行政院的行政处处长，看起来官不大，但是权很重，他们俩是亲戚，但是彭的贪污腐败的行为被他们的记者抓住了，那个记者问成老板，要不要登。他的回答是，只要你调查的事实是真的，当然登。登出去，首先就得罪了彭学沛，第二个得罪了彭学沛的上司，因为这有损于行政院的形象。那是1934年，汪精卫是行政院的院长。你想一个报人得罪了一个行政首脑，这是什么滋味，当然一开始是打官司，在民国的格局下还有一些司法独立。这个官司打下来是不了了之，叫他们庭外和解。所以彭学沛怀恨在心，汪精卫也怀恨在心。接下去就是找一个借口，一个借口是很容易找的，你在办报，你在做事，哪一天哪一条消息觉得有一点问题，都可以找你的麻烦。果然没多久麻烦就找过来了，成舍我被抓起来了，报纸被封了。成舍我关了四十天之后获释。

　　1934年9月1日，他一出狱就表示：“只要汪精卫一天在南京，《民生报》就一天不复刊。”有人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他坚决地回答：“我的见解完全与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他列举的“四大理由”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主张，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最后的结局当然已注定——“《民生报》永远停刊”，成舍我“不许再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

　　“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我们可以理解这句话的分量，虽然他的报纸被封门了，但是这句话在本质上，在精神层面上，就是说不惜牺牲一切，也要说出事实的真相。

　　夹缝中的空间

　　这样的故事在百年言论史上发生了很多，当然我们不能说北洋军阀是好人，国民党是什么好蛋，都不是。甚至连跟随孙中山出生入死、鞍前马后的那些革命党人，在民国元年的时候，象陈炯明、陈英士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好人，照样是杀气很重。民国元年首先对报人开杀戒的，就是广东省代理都督陈炯明，他杀了几个职业报人，为什么杀他们，因为他们批评我，批评我，我就要杀他。他的逻辑非常简单，就是你批评我，我就要杀你。没话说，没道理，这里头没道理，因为我掌握着刀把子，你就被我按在这个刀把子之下。这个恶例之后，连接着的是一片血光，整个民国元年到民国二年，我们中国本来出现了五百多家报纸，热闹得很，因为共和了，所以报纸就多了。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百多家，很多报纸关门了，很多人被杀头了，很多人坐牢了，很多人干不下去了。陈英士在上海也曾经跟新闻界有过很大的冲突。

　　但是那个时候的言论空间始终没有被封死。民国一开始，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就颁布了一个《报律》，舆论一片大哗，包括章太炎等在内，纷纷批评“杀人之律未定，先定报律”，什么政府，什么共和。话都说得很尖锐，连刑法都没定，杀人之律都没定，先定报律，报律不就是要约束我们的嘴巴吗？当然经过新闻界的抗争，在民国初年，起码在名义上没有否定老百姓有自行创办报纸的权利，有自己随便说话的权利。特别是当时上海等地还有租界在，租界是个悖论，一方面租界对我们这个民族尊严来说是个伤害，他在你的这个国土上搞了一个国中之国，不受你本国的法律约束，跟你这个朝廷是不一样的，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整个中国近代很多好的东西，恰恰是从这儿来的，是从租界里生长出来的，是租界保护了很多新生的事物。包括很多人办报纸，像于右任三次办报，三次都被禁掉了，但是他能够关了再开，你再关我再开，就因为他是在租界，租界这个空间提供了他说话的机会。后来著名的戴季陶，那个时候还不叫戴季陶，叫戴天仇，当时只有23岁，他在自己的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通篇都是“杀”字，总统袁世凯、总理唐绍仪、财政总长熊希龄，还有章太炎，他在这些人名字后面都带“杀”字，带感叹号，他的文章很短，一共就几十个字，这样写评论，租界当然不能不管了。管他这件事不怪，怪的是他喊“杀”的人居然为他辩护说话，最后是以罚款了事。这个事就有意思了，谁为他说话呢，当然不是袁世凯，袁世凯可能巴不得杀掉他，是唐绍仪，唐绍仪是受过西方思想影响的，接受了许多近代文明观念。他所以为戴天仇辩护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言论自由，载在约法”，约法就是当时民国的宪法。他认为我要为他说话，因为他有言论自由阿，他说我要杀，这只是写在纸上，没有用枪打我，所以唐绍仪以堂堂国务总理的身份，发电报到上海的法庭，要为一个说他可“杀”的人辩护。这里头就有让我们后人值得深思的东西，这是发生在民国初始的事情。

　　“开天窗”

　　蒋介石时代跟北洋军阀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蒋介石对言论的钳制要比北洋军阀更厉害了，他颁布了大量的法规条文、条条框框，对新闻界进行钳制，《申报》这么一张老报纸，在蒋介石来了之后，短短一年就开了九次天窗，那个时候的报纸很有意思，新闻检查通不过的新闻就开一个缺口，空在那儿，所以读者就知道今天那些新闻被查了。比如说 “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之后，有一天，北京的报纸，有一些是整个版面是空的，有一些是整个版面上大部分空的，读者一看就知道被查扣的新闻很多。《申报》九次开天窗，实际上也就是九次抗议，发生这些事，到后来是蒋介石紧张了，他传了一个命令，就是不允许开天窗，必须填上内容，这个天窗一开不是明摆着不满么。“皖南事变”发生以后，重庆《新华日报》的新闻被扣了，周恩来写了四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就是为了补天窗，因为天窗不行，天窗不能开，那就写几个字吧，但是这个字一写，比这个天窗还要有意思。蒋介石的手段肯定要比北洋军阀更加严厉，但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已经看穿蒋介石，他说了两句话，“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老蒋就这么个人。胡乔木晚年写了一本书，叫《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句话就是当年毛泽东亲口对胡乔木说的。也正是由于蒋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所以他的言论空间没有最后封死。他砍掉一家报纸，人家换一个名字又办起来，所以他怎么弄都弄不掉，怎么掐也掐不掉。他封掉一家报纸，人家会再去办一家报纸，一直处于这么一种状态。当然有一些报纸是一直生存下来了，比如《大公报》、《新民报》，这些都是老牌的报纸，都办了很长时间。

　　“署真名、负责任”

　　我们看一件事可以检测蒋介石时代的言论空间，1928年，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这么一帮真正的书生，纯粹的书生，受过西方教育的书生，没有政治的阳谋、阴谋，也没有政治的企图，不想当官发财。这批纯粹的教授、读书人，他们在上海办了一份自己的同仁刊物《新月》杂志。这个杂志本来是一个文艺刊物，是发表诗歌、评论、散文、小说等，跟政治是没有任何瓜葛的，但是他们也看不惯蒋介石当时的一些施政作为，看不惯他对人权的压制，从1929年5月起胡适忍不住写下了一篇文章叫《人权与约法》，向蒋介石发起了第一次挑战，从此一发不可收，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从胡适到罗隆基、梁实秋到后期的王造时，主要是他们四个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非常锋利的政论，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专横独裁，呼吁人权、以宪法治国。蒋介石是怎样对待他们呢？他照样不会有好果子给他们吃。对胡适，先是把他的中国公学校长想办法给弄掉，第一次还没把他的校长撤掉，先由蒋梦麟当部长的教育部给他来了一个训令，训斥一番，意思说你身为中国公学的校长，你怎么可以发这样的文章批评我们的政府呢。胡适的举动很有意思，他将训令装在一个信封里原件退还，说你这个东西不通，我这个校长不是你任命的，我也不用接受你的训令。后来的结果只能是把他的中国公学校长拿掉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民党方面，特别是上海市党部，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党部，都是雪片一样的电报申请，要求把这个胡适抓起来，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他后来对罗隆基就敢抓，对胡适他不敢抓，胡适的影响要比罗隆基大多了，他是轻易不会去动的。另一方面，比如说鲁迅，他的态度也很有意思。鲁迅认为你们只不过是贾府门前的焦大，你不过是说主人啊你身上的衣服不干净，你应该去洗洗啊，你骨子里还是很爱你的主人，还是愿意做奴才的。我不知道鲁迅的逻辑是怎么推出来的，怎么知道人家心里怎么想，怎么知道人家就是一条心，当时还有一些比鲁迅更左的，就是完全左翼的文学杂志，躲在胡适他们背后放冷箭，也是冷嘲热讽。

　　胡适跟鲁迅，这两个人都是以言论、思想名垂青史，都留下了很多文章、著作，但是他们俩写的文章很不一样，我不讲小说了，因为鲁迅的小说是另一说，那是文学。讲批评，他俩的批评就是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风格。鲁迅的风格是什么风格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石头下面弯曲的生长”，什么是在石头下面弯曲的生长？就是在许多时候常常是曲里拐弯，隐晦曲折，或者是含沙射影，冷嘲热讽，这是鲁迅开创的现代杂文传统。胡适的风格是什么呢？就是把话说明白，没有一丝的含糊和隐晦，不仅话要说明白，而且用要“署真名，负责任”这六个字。“署真名、负责任”，千万别小看这六字真言，它在言论史上实在是太重要了。当然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起个笔名的自由，鲁迅因为“鲁迅”的笔名字写小说出名了，再来批评社会，署名“鲁迅”也挺好，也没问题。但鲁迅经常不署名“鲁迅”，他在《申报》写了一年的文章，用了几十个笔名，有时候写一篇换一个笔名，也许他有他的理由，国民党不让他的文章见报，他们怕“鲁迅”这个名字。当时的事实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事实就是他用了很多的笔名，满天花雨般的笔名，来跟国民党展开壕沟战，而不是肉搏战，胡适的方式叫肉搏战，肉搏战就是许褚赤膊上阵。不但鲁迅，后面跟鲁迅学的人很多。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言论风格，放在百年言论史上，我们来比较那一种更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更有利于把话说明白，把事说清楚，把理讲明白，应该说基本上是清楚的。当然，鲁迅也有直截了当地写下《纪念刘和珍君》的时候。我对鲁迅依然充满敬意。

　　胡适以及赞同胡适的人，在百年言论史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是占主流的。那些跟胡适做出了同样选择的人，有很多是当年言论界非常重要的重量级人物，比如说当时几家非常重要的报纸，主持笔政的人，像《大公报》主持笔政的，张季鸾，以及第二代的王芸生，办《观察》的储安平，大部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包括傅斯年等人。当然，张季鸾他们在《大公报》的社评是不署名的，这是他们复刊时定的一条规则，《大公报》社评例不署名，为什么不署名？他们认为拿笔杆子的人，要他不好利可以做到，但要他做到不好名很难，所以他们在新记《大公报》1926年复刊的时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以后我们的社评，大家都不署名，不管你写还是我写，我们几个人都不署名，要为后辈树立一个榜样，就是说我们既不求利，也不求名。所有以社评面目出现的言论，都由报社负责。其实读者还是知道这些文章是谁写的，因为由哪些人执笔写社评不是什么秘密。

　　“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

　　有时候我会感慨，回顾历史，鲁迅在1936年去世之前的中国，他的言论影响并不大，真正影响大的是哪些人呢，是张季鸾他们。张季鸾，不说他1926年之前的事，那时候他已经很有影响了，1926年到1941年，他主持《大公报》的笔政15年，大家都知道《大公报》是当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是真正的民间报纸，蒋介石也要对它让三分的，蒋介石对他让三分里面没有虚伪的成分，因为蒋介石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民间报纸来了解一些社会信息。他知道这样的信息在他们国民党自己办的党报《中央日报》里是了解不到的。《中央日报》肯定要取悦于他，不会跟他说真话，就像袁世凯当皇帝，那《顺天日报》还有两个不同版本呢，他儿子专门办了一个版本，给他一个人看的，每天就印一份。这一份说什么呢，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舆论，都是支持他称帝的，直到有一天，偶然的一个机会，他发现家里的《顺天日报》和外面的不一样，同一天的报纸，他一看内容完全不一样，包括日本人都是反对他称帝的。蒋介石对《大公报》向来是当作一种参考资料来看的，所以他是每天必看，张季鸾他们的社评也是每天必读，他要从这里面了解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有哪些最新动态，各方面有些什么想法。

　　其实蒋介石跟张季鸾是有仇的，但是他不记前嫌，既然蒋表示大度、宽容，张鸾也就原谅了蒋，所以后人看来他俩似乎变成了密友。其实，当初蒋介石刚刚上台的时候，1927年，张季鸾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过非常严厉的社评，题目叫《蒋介石之人生观》，但是蒋介石后来还是跟他有了非常好的交情，把他看作国士，张季鸾身上也有中国传统知恩图报情结，所以他对蒋介石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尽管如此，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基本原则。《大公报》的基本原则一共是四条，就是四个“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我这个报纸是独立的，不隶属于某一个党派，随你什么党派。“不卖”就是说你给我，我是不要的，我不接受任何的经济资助，不管来自哪方面，政府的还是民间的都不要，我就自己私人资本注入，办得下去就办，办不成就拉倒，不要外来资金，所以叫“不卖”。“不私”就是我们不把这张报纸看作我们几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一个公众说话的天地。“不盲”就是说既不依附于权力，不媚上，也不随大众、流俗的意见而意见。就是这样一个四项基本原则。蒋介石跟张季鸾，关系归关系，张季鸾对自己的四“不”方针始终还是恪守的。所以他写的文章对国民党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放弃过对国民党的批评。

　　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民党也有过几次容忍不了《大公报》的时候，这样的事更多是发生在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执笔政的时候，比如说王芸生写了一篇特别有名的文章，叫做《看重庆，念中原》，里头就讲，中原的老百姓连树皮都没的吃了，观音土都吃光了，还要去抽苛捐杂税，看看重庆的这些肠肥脑满的大亨们，那些富得流油的权贵们，整天还溜着狗呢，他们的购买力还强得很，还要玩这个花样那个花样，消费通过驼峰航线用飞机空运过来的奢侈品。（大意）这篇文章一出，可想而知一定是洛阳纸贵，但是蒋介石勃然大怒，写下了“勒令停刊三日”这一行，这还是轻的，停刊三日，三天以后就可以再复刊。

　　从1926年新记《大公报》复刊到1949年，这二十多年间，上至蒋介石、下至华北的最高长官宋哲元之类，《大公报》跟权势的较量始终没有断过，一直就是不断的较量。《季鸾文存》虽然是一部传世的经典，但张季鸾他们写的那些文章我们现在已经不太容易看到。当年他每天在这个报纸上写文章，评论国内外的大事，包括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之所以发生戏剧性的转折，这里头有很多原因，包括斯大林要求共产党释放蒋介石，包括宋美龄他们去作工作，包括张学良对蒋介石还是有割舍不断的感情，这些因素都存在，另外还有一个并非可有可无的因素，就是张季鸾的一篇文章《致西安军界的一封信》，这封信就是《大公报》的一篇社评，宋美龄大喜之下，请他们加印十万，用飞机到西安的上空去散发，遥想当年十万份《大公报》飘落的情景，那是一个怎样的场面。据说这封公开信在东北军将士当中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对于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张季鸾还有一篇文章叫《最低调的和战论》，这篇文章是在南京即将被日本人攻陷，他在武汉《大公报》写的一篇社评，在这篇社评当中，他提出“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当时德国驻南京的大使出面斡旋中日争端，要逼蒋介石和日本人在南京签订城下之盟，也就是签定一个屈辱的条约，允许日本军队进来，然后国民党政府做傀儡，国民党上层的军政要人中有犹豫、有动摇，至于普通的老百姓，在这些事上面并没有发言权，态度也是非常分化的，有些人这样想，有些人那样想，总之是无所适从。张季鸾的文章里头就把利弊讲得特别清楚，他用裹脚布一样的白话文，他使用的虽然是白话文，但还是裹过小脚的，在当时那样的民族危机关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很骄傲。

　　张季鸾有两个最心爱的传人，一个是王芸生，另一个是徐铸成。他曾经对徐铸成说过一句话，“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对他的这句话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可以证明。“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华民族到了存亡危急之秋，《大公报》不过是一家小小的地方报纸，当时它只有一个天津版。第二天，他们《大公报》的几个巨头，胡政之、张季鸾就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郑重其事的召集了全报馆的编辑记者来开会，这在《大公报》是很少有的，他们一般不开会的。他们在会上庄严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了国难阶段，我们《大公报》要有所作为，什么作为呢？做两件事，一，设立一个新的栏目，这个栏目叫《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因为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发生关系，到“九一八”为止，正好是六十年，这中间发生很多事情，包括甲午战争，包括中日朝鲜的争端，包括“二十一条”，一直到“九一八”，但是真正把这六十年的历史，恩恩怨怨，非常仔细的清理一遍，这件事没有人做过。政府没有这么做，历史学界没有这么做，一家小小的报纸要主动去承担这么一个重大的课题，这是一个举措。这个举措他安排了两个人：高松年，王芸生。这时候王芸生刚刚出道，还没名气，一个小青年，只有二十九岁，高松年很快就觉得自己吃不消，他觉得干不了，这是很辛苦的工作，要整天跑北京，跑故宫，查很多的档案，要去调查很多的史学家，当事人，外交官。所以他就说，王芸生你一个人干吧。王芸生就一个人干了。没想到，一干就成了，两年时间就写了二百万字的著述，把这段历史基本上清理出来了，当然他没有理到1931年，他只是理到1919年，1919年后最终都没有完成。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成了一个日本问题专家，不出两年，连蒋介石都觉得王芸生了不起，成了中日问题的权威了，请他到庐山去讲“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第二个重大举措是什么呢？就是创办一个新的周刊，每星期一期的《军事周刊》，这个《军事周刊》，就是教育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包括军事知识，包括救护知识，怎么样躲避飞机轰炸，怎么样拿枪干等等，一家报纸要承担起这样重大的使命。请什么人来主持呢，当时请的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他在留学日本的时候，曾和蔡锷一起被誉为中国的“士官三杰”之一。

　　“我愿抱独身主义”

　　所以一家小小的报纸，在国家危难时刻，它是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一个新闻记者的作用，有时候往往在一个政治家之上，政治家是一时、一地的，如果是民选的，那还有任期的限制，而新闻记者是可以干一辈子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包括我没有讲到的，像林白水、邵飘萍，他们被杀害了，这些人都是非常有才华的新闻记者、报人，他们的一生当中，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升官发财。当官从来都是中国最好的出路，在中国这个传统社会格局当中，因为这个重心始终在权力这个层面，权力代表一切，主宰一切，一个普通人选择社会出路的时候，他往往选择做官，做官比做报人、做学问轻松多了，学问是很苦的，要皓首穷经，熬断青丝，做报人要熬夜，要跑腿，而且有风险，做官是不费吹灰之力，每天坐在哪儿，跳跳舞，陪陪客，喝喝酒，主要是应酬，做官在中国是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的，因为中国的政治从来不是责任政治，他没有责任，只有好处，当然那要在权力舞台上确保不能失败，要永远是赢家，赢家通吃，一旦失败了就什么都不是，而且可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那他就完了，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这么一种状态。

　　许多报人本身都是很有才华的人，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出路，中年时候因为出了名，也有很多出路，就是说当官的机会是大大的，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机会。你比如说陈布雷，那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报人，当年，他年轻轻就在上海《天铎报》执笔论政，呼唤辛亥革命，一举成名，后来在上海主持《商报》笔政，呼唤北伐战争，那时蒋介石都对他的文名闻名已久，所以蒋才会请他到南昌去见面，同是浙江人，就以老乡的情分，以礼贤下士的虔诚，再三的恳求陈布雷帮他做事，陈经不起这种恳求，居然答应了。所以中国报业史上少了一个叫“畏垒”的报人，中国幕僚史上就多了一个悲剧，他最终的结局是吃安眠药自杀，他的死也同时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性事件之一。

　　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经常想拉一些很优秀的报人，像徐铸成，也有意让他们走他这样的路，徐铸成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他对陈布雷说：“我愿抱独身主义”。他认为自己做报人就是抱定一个独身主义，叫他加入国民党那就是失身，所以他不愿意干。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报人要保持自己的无党无偏之身，保持独立人格。没有这样的独立人格，他要去批评别人，要批评这个社会，那恐怕他是没有这个底气的，他也没有这个资格。

　　正因为我们曾有过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事，就构成了我们在20世纪前半叶一个相对微弱的舆论空间，在这个舆论空间当中，一个脆弱的民间社会本来是可以形成的，一个独立于朝廷之外的，在皇帝的餐桌之外过自己日子的，按老百姓自己的意愿去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从这条路走下来，我们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进程会大大加快，我们在唯一的权力重心之外，另建一个新的社会重心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换言之，社会跟国家分离，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将永远走不出以暴易暴的循环，走不出成王败寇的旧框框。看一部中国史，我们从来都看不到用和平的手段实现制度转型，看不到用和平的手段实现朝代更迭，没有看到过。辛亥革命是唯一的一次，用一种新的制度去取代旧的王朝的一次变动，但它也是用暴力完成的，虽然这个暴力不大，但是这个暴力不大，后遗症很大，后面接着就是军阀混战了。正因为它前面折腾得不够，后面的症状就更可怕了。假如说他前面是血流成河的，是死了千千万万人造成的。那么辛亥革命以后可能是一个太平天下，因为他建起来的世道是他一家说了算的，完全能够掌控的，但辛亥革命不是这样，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党人毕竟追求创立一个新的民国，他们虽然使用了暴力，但自身没有那么强大的暴力，所以很快就被更有暴力的人给取代了，最终还是要进入血的轮回。北伐战争，蒋介石用黄埔缔造的军队夺取了天下，跟袁世凯用小站练的兵夺取天下道理是一样的。每读中国史，我们总是看不到社会的进步，能够用流血之外的办法加以解决，历史的“周期率”还是没有跳出来，黄炎培的高兴还是早了一点。谢谢大家。

2004年10月30日

傅国涌，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