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历史的“周期率”——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演讲（上）

　　以暴易暴和成王败寇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说是从黄炎培开始的，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他曾经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访问过延安，和毛泽东有过一番著名的“窑洞对”，提出了历史“周期率”这个话题。黄炎培当时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的这个“周期率”可能还是比较感性，不是一个理论的阐述，从大的角度来说，综观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这个“周期率”，实际上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个就是我们的历史从来都是一部以暴易暴的历史，第二个就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我们一而再地陷入以暴易暴、成王败寇这样一种恶性的历史循环之中。每一次王朝更迭，都是把前朝的历史重新复制一遍。张家王朝衰落了，起来一个李家王朝取而代之，但是李家王朝并不会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也不会有新的文化因子出现，它跟前朝照样是换汤不换药，继续先是兴、再到衰、再到亡这样一个“周期率”。

　　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陷入专制王朝循环之中的民族，要跳出旧的格局，确实非常困难。我们早就形成了两个“统”，一个叫做“政统”，一个叫“道统”。这个“政统”是什么呢？所谓“政统”其实很简单，谁当了皇帝谁就是谁说了算，这就是“政统”。刘邦当皇帝，那么就是刘邦是正统，同样如果是陈胜、吴广当了皇帝，坐了天下，照样，陈胜、吴广就是正统，所以所谓的“政统”就是谁的力气大谁就是正统。也就是吴思讲的“血酬定律”，谁用血去拼，拼出来的江山就是谁说了算，谁就是主子、救世主。那么“道统”是什么？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以儒家的那一套东西作为中国的道统，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儒家的这套东西，儒家的这一套只是用来作为表面文章的。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他写过一句诗叫做“百代都行秦政制”，“秦政制”是什么东西呢？它的核心就是一句话，外儒内法，表皮上可能有一点儒的东西，实际上讲的是法家。所谓“法”不仅是指法家那一套，它一方面是严刑峻法，另一方面这个法就是阴谋诡计，就是权术谋略。而中国人恰恰最喜欢这个东西，作为上层来说，玩政治就是玩阴谋、玩黑箱，底层社会来说，老百姓最喜欢什么，《红楼梦》前面有两句诗，好象是袁子才写的，叫做“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这两句诗就集中概括了中国底层社会的所有学问，这个学问是“人情练达”和“世事洞明”。他们要教一个人成年以后学会什么？就是学会世故，学会圆熟。所谓的世故圆熟，就是要让人把自己装在一个壳子里面，而不是用真面目去见人。实际上跟上层政治里所说的外儒内法是一样的，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诸子百家，所有的家，根本上都没有超越对现实功利和狭隘政治的集中关注。所以几千年的中国，一言以蔽之，我们整个民族，社会的重心始终是在狭隘的政治这个层面，我们的整个重心，都在帝王这里，在帝王将相这里。再扩大而言之，到了七品芝麻官，到了县一级，就是当官的人和当皇帝的人，他们掌握了整个社会的所有资源，从物质资源到精神资源，几千年都没有变过，社会的重心始终在这儿。所以我们中国要打破这个历史的“周期率”，走出一条新路子，毛泽东回答了黄炎培，“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民主”，黄炎培听了很舒服很高兴，其实黄炎培有点天真，有点书生气，为什么说他天真呢，他不知道毛泽东讲的“民主”这个概念跟他理解的概念可能不是同一回事。毛泽东讲的这个“民主”，可能不是他理解的人民自己起来作主的“民主”，而是我为你作主的“民主”，是“民之主”。所有的“民主”旗号都是谁打出来的呢？都是高高在上、掌握了天下的人（或企图夺取天下的人）打出来的一种旗号，就是我为你做主，是民之主也，而不是人民自主。黄炎培听了舒服，但是实际上这条新路还是没有开出来。这条新路开不出来，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不仅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有很多文化根底上的因素。包括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始终在观念层面上超越不了道统和政统。所以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树立起一个能够跟近代文明相吻合的新的道统。新的道统，它必须是以人为根本，以每一个个人的觉醒为根基的，类似于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所理解的人，而不是我们中国理解的人。我们理解的人是什么？我们理解的人就是顺民、臣民，是皇帝治下的一个小民、草民，所以我们把当官的人叫做什么父母官，这是和“子民”相对而言的。有时候看起来皇帝还能够对老百姓不错，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私有财产，所有老百姓正是他之所以能当皇帝的基础。他要把这些人当作他的子孙、当作他的子民，这样来看待。父母官也一样，从县一级到更高级官员，也把他自己地盘上的人当作他赖以做官、赖以捞取好处的资本，是一种做生意的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连“人的发现”都还不能说已经完成，要在这样一种土壤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现代文明制度，真是谈何容易。

　　两个阳光人物

　　但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志士仁人，确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试图在政治层面之外，开出许多社会的独立道路。比如说在科学领域来说，1915年，一批最优秀的留学美国的留学生，包括胡明复、胡刚复兄弟，包括任鸿隽、秉志、杨杏佛，还有竺可桢后来也参与了，他们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创办了《科学》杂志，一直到1949年都是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团体，是一个绝对民间的、没有官方背景的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产生的影响是我们今天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有很多后来开创了各个学科的人都来自于这个社团。在一个祖祖辈辈都把权力、把皇权看得重于一切的中国社会，他们这些人的选择，在我看来，就是开出了一条新路，这是在科学方面。比如说在出版领域，以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等人为代表的近代出版人，他们创立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包括后来叶圣陶他们办的开明书店，完全独立的民间出版机构，那都是完全可以跟世界上第一流的出版机构相媲美的一些近代出版机构。再比如说在新闻领域，从1872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开始到1848年12月24日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在上海被蒋介石下令查封为止，这个七十几年时间，在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上千种独立的民间报刊，这些民间报刊就有可能把中国社会带入一个近代文明的新时代。但是他们的使命没有完成。这里头有非常复杂的国际、国内的因素，但是我们这个文化当中存在着一些杀伤性很强的、很难接受异质文明因子的排斥性基因，也起了一些破坏性的作用。

　　当然，仅仅就政治层面来说，我们中国近代也产生过两个阳光一般的人物。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一个政治人物，往往是一团漆黑的，一个心不狠、手不黑的人是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成功的，因为旧式的传统政治讲的就是阴谋，就是权术。我们把权术看得高于一切，不会耍权谋，连小官都当不了，不用说当大官，更遑论成帝王之业。但是在近代中国，由于中间出现了一次社会转型，中国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包括出现了孙中山这样的人物，尽管孙中山有自身的局限性，他身上也有东方的一些落伍的东西，还不能说是一个完全近代化的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孙中山的同时代人当中，诞生了两个阳光般的青年人，一个是宋教仁，另一个是蔡锷，他们都只活了30多岁，这也是老天爷对中华民族特别不公。宋教仁几乎是同盟会当中唯一一个真正懂得西方民主、懂得宪政这一套运作程序，对西方的法律、西方的制度了如指掌的一个人。他留学日本期间，当其他人都忙于造炸弹、去从事暗杀，包括汪精卫也要去炸摄政王，他们都是要通过暴力手段去改天换地的人，走的还是传统的以暴易暴的老路。但宋教仁就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非常自觉，他认为如果我们大家都去忙于造炸弹，都去搞暗杀，等到中华民国建起来了，谁来搞建设，怎么样搞中华民国？所以他很早就注意到了制度建设。

　　到了武昌城头一声枪响，一场纸糊一样的革命，就把大清王朝267年的江山给颠覆了。这个结果是谁也没有预料的，历史永远有其偶然性。曾经席卷大江南北十四年的“太平天国”都颠覆不了的清王朝，被武昌新军工程营的几个小青年就颠覆了。遥想当年，洪秀全从金田村杀上来的时候，到了南京已拥有几十万大军，但是洪秀全走的照样是传统的老路，也是要取而代之也，他如果取得天下，也许还不如满清。跟阿Q在土谷祠里想的一样，要的是美女、金钱，还有秀才娘子那张宁式床，洪秀全最喜欢的就是这些，当然其他人也不例外，李自成进了城也是如此。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共性，不是人性来决定的。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种子，要改变这个状态必须引入新的异质的文明，到了宋教仁身上，就隐约看到了希望。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以为大功告成，要去搞铁路去了，他要建二十万公里的铁路。这在当时是一种空想主义。那么宋教仁怎么想呢？他说，以前是革命时代，我们的党是革命党，那就要拿出铁血的精神跟满清去拚，现在共和告成，我们这个党就应该转变成一个民主时代的政党，要拿出政见跟政敌去较量，让民众来比较，我的纲领好，还是你的纲领好，所以他对他的政敌始终没有敌人意识，他对袁世凯至死都抱有幻想，抱有谅解和宽容。从今天来看，你也可以说是他很幼稚、很傻，其实就是在他的这个幼稚和傻里面，恰恰包含了一种新的文明心态，他不是把袁世凯看作一个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是把袁看作一个对手，政治上的对手，是可以展开竞争的，在宪政和选举的框架下，袁世凯可以做总统，我可以做总理，在政治上是可以竞争、较量、制衡的。所以他的这个幼稚里面恰恰是有新东西在里头，他就是这样一个阳光一样的人物，他的所有东西都是透明的，他的想法是透明的，他的手段是透明的，所以很容易在中国这个黑箱的政治当中被阴谋手段给戕杀，现在有人考据说不是袁世凯下令，可能是别的人自己擅自作主张，这些其实都是次要的，反正宋教仁被杀了，中国再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独一无二的优秀的人往往只出现一次，不能复制。

　　另一个人蔡锷，他跟宋教仁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军人，但是在近代的职业军人当中，只有蔡锷是最富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假如蔡锷活着，那么民国军阀混战的格局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所具有的那种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全国性的声望，他手里所掌握的基本部队，都足以让他在民国的纷争格局当中发生重大影响。但是他只活了三十多岁就病死了，所以天不假人，没有办法。我之所以说蔡锷是一个阳光一样的人物，是因为他跟袁世凯有很深的交情。他能够到日本留学是袁世凯资助他去的，他年轻时候跟袁世凯有过这样一层关系，至死他对袁世凯都怀有感恩之心，但是他还是毅然地站起来，拿起枪反对袁世凯称帝，为什么这么做？不是为了要取而代之，更不是为了打败袁世凯之后，我蔡锷要分更多的地盘，要做更大的官，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是不值一提，他说过一句话，“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这句话的分量在近代史上非常重，应该进入思想史，但是到目前为止，研究思想史的人似乎还没有重视这句话。当然这句话也要进入言论史，这其中所包含的新的文明因子足以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自古以来当兵的带兵的，打仗厮杀都是为自己获取更大的利益，或者为自己的某一个效忠对象卖命，而没有人说我这样做是“为国民争人格”，而争下人格之后干什么呢，他说得很清楚，他跟他的老师梁启超事先有一个约定，如果事成那么我们一起隐退，如果事败一死了之，一不逃入租界，二不逃到外国，让人看不起、看笑话。结果袁世凯的洪宪王朝被他打倒了，事成了，事成之后，他实现自己的承诺，宣布辞职，然后去日本治病，结果就死在日本。

　　蔡锷和宋教仁，这真是两个阳光一样的人物，他们都是湖南籍的，如果按照他们的思路，按照他们当时的观念来改造中国，或许近代的中国会有很多的转机，可惜历史没有假设，历史就是历史，它是发生过的事，不是我们可以去假设的，所以说地上不能造天国，乌托邦永远是乌托邦，因为历史不是在小房子里虚构出来的，无论多么伟大的人，托马斯·莫尔也好，康帕内拉也好，你的《太阳城》、你的什么《乌托邦》，还有更伟大的人构想出更伟大的社会，那都是一种虚构，哈耶克不相信这些东西，波普尔也不相信这些东西，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近代以来，包括胡适到后来的顾准、李慎之在内，也最终都不相信这些东西，因为这是书斋里构想出来的东西，它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只有从地上长出来的东西才是可靠的，你虚构一套想法，再按这个模式到地上去建，这毕竟不像造房子，社会还是有它自身的规律。中国要跳出历史“周期率”，一方面是要寻找跟人性相吻合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新的思想，另一方面就是必须把社会从国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自从近代以来，喊过很多的口号，比如说个性解放，思想解放，这些口号本身都很好，都没有错，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喊过社会解放的口号。最近有一本书在民间流行，是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会》，崔卫平教授她们翻译过来的，在这本书翻译完成以后，崔卫平经常跟人讲一句话，我们中国过去有个性解放、思想解放，而没有社会解放，米奇尼克的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或者说核心的东西就是倡导社会解放，社会的自我解放。我前面讲，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一个重心，社会的重心始终在皇权这里，在官家这里，整个社会是臣服于权力之下的，只是一个附属品，没有独立的空间，如果说我们要跳出历史的“周期率”，社会必须有自身的空间，自主的空间，只有这样，社会解放才有可能起步。在这个社会解放的过程当中，新闻自由是一切自由当中先行的自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前提，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一切都免谈。

　　新闻纸的出现

　　近代中国之所以跟古代有了一些区别，有了一些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也是跟我们有了新闻纸有关。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说什么东西都是古已有之，所以当连英国人李约瑟搞一本《中国科技史》，洋洋几大卷，里头讲什么东西中国古代都发明了，中国人就特别开心，觉得这东西很过瘾，满足了我们的一种民族虚荣心、民族自大狂，中国的学者在研究学问的时候更是如此，什么东西都要说我们古代就有了，你西方什么时候有了，我比你更早，你比如说报纸、新闻纸，报纸在西方可能就叫新闻纸，那么我们的学者就要皓首穷经，去考据、去寻找，要找出我们在唐代就有了报纸，在敦煌的卷子里面发现了，我们的报纸比人家西方要早了好几百年。所以我们的新闻史往往要从古代写起，我们有“中国古代新闻史”，这不是荒唐吗？中国古代哪有什么新闻史，你所谓的新闻，你的这个报纸是真正的西方意义上说的新闻纸吗，其实那可能是传单，可能是文件，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我们往往惯于这样类推。现在有一个专门做新闻史的山东学者叫陈玉申，他写了一本《晚清报业史》，第一章开宗明义就否定了这个观点，他说新闻纸就是舶来品，就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通过传教士过来的，我们的第一份中文杂志是在马六甲诞生的，那是传教的产物，人家是传播基督教的，那当然不是新闻意义上的，但是这种形式就是从这里开始。要说真正是中国人创办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第一张成功的就是《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办的。在本土的有上海的《申报》，那不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是外国人办的，但是他聘用的全是中国人，主笔都是具有秀才头衔的人，而且它也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来编排的，它办了七十八年，一直到1949年才停刊，这个报纸的影响远远在王韬的《循环日报》之上。由于《申报》只是外国人在中国租界办的一个报纸，所以王韬办的那个报纸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正是在这个报纸上，王韬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轮全新的跋涉，这个跋涉的意义超越了中国几千年读书人功名科举的考量。本来王韬也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也有过秀才的头衔，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本来无意当中化名给太平天国的李秀成上了一个折子，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够被太平天国采纳，因为他的家乡跟这个地方比较近，他当时又在上海工作，结果这件事被清朝给破获了，所以他只能化名潜逃，然后在香港定居，开始他新的生涯。他办报的意义在我看来就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人生模式，因为按旧的习惯，在中国的传统格局下，一个读书人不通过科举功名的办法，考上举人、进士，那是不可能获得社会地位的，唯一向上的通道只能是学而优则仕的路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路，“学成文武艺”，要“卖于帝王家”，否则就是一分钱不值，除非是极个别的，象陶渊明、严子陵，去做隐士，但这些隐士往往都是因为有特殊的身份，已经在社会上有了声望，然后再去隐居，后世的人才知道他，要不然老早就被淹没了。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王韬在无意识当中的一个选择，就开始了一种近代的转型。我觉得知识分子的名号如果说在中国出现，最初的第一个人，不是魏源，也不是龚自珍，或者徐继畬，当然更不是林则徐，这些人基本上是幕僚或官僚，而应该是王韬，王韬的社会身份非常单纯，就是个职业报人，终其一生没有做过官。从王韬开始，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可以不走科举仕途，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关怀社会，批评社会，通过报纸刊物的新型载体登上历史的舞台。

　　“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

　　本来沿着这条路走下来，我觉得我们的路应该是很顺的，应该是可以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之外，形成社会的自主空间，形成社会自身的独立解放力量的，最终朝廷是朝廷，社会是社会，朝廷只是我们社会纳税给他来为我们服务的机构，用通俗的话来讲，也可以说是一个物业公司，政府就是一个物业管理公司，我们都是业主，我们业主出钱，雇他们来给我们办事，因为我们有别的事要忙，不可能事事都自己去做。当然，这只是在拥有健全的舆论空间前提下才有可能。这个舆论空间，在近代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靠报刊，王韬开创的这条道路，在他之后，我们知道出现了梁启超、邵飘萍、林白水、张季鸾、胡政之，一直包括胡适在内，包括“五四”时代的陈独秀在内，一直到后面的傅斯年、储安平、王造时、罗隆基这些人都是在这条路上，他们最起码在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曾经是以言论报国的、以文章报国的。《大公报》的总编辑王芸生讲过一句话，他生平所怀的志愿是什么呢，就是“文章报国之志”。所以叫他当官，他说我不当。几次三番蒋介石派人来也好，陈诚派人来也好，送这个聘书啊，送钱啊。他说的一句话，就是司马迁的话，叫“戴盆何能望天”。意思说他头上戴了一个盆，这个盆是什么盆，就是新闻记者的盆，我戴了这个盆，天看不见了，所以我就不要别的了，官就免了，不当了。保持这个独立的身份，我可以批评政府，也可以批评革命党。所以他对国、共两党可以左右开弓，都可以批评。当然两方面都不舒服，国民党说你王芸生批评我们，那么你肯定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共产党说你批评我，你王芸生是国民党的走狗，你对国民党的批评也不过是“小骂大帮忙”。（未完待续）

傅国涌，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