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历史研究》在华之传译（下）

　　四、学生群体之印象

　　饶有兴味的是，《历史研究》吸引了一批学生群体的注意力。一方面，汤著以宏观的视野，纵论古今中外各大文明之兴衰，这种新奇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我国史学界主流所奉行“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学风，形成鲜明对比，在学生间颇受欢迎；另一方面，中国学者的积极引介，尤其如雷海宗、王绳祖在课堂上积极推介汤氏史学，直接引导了学生对《历史研究》的兴趣。

　　现代散文学家徐迟1934年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该校开架图书馆给他印象深刻，回忆说：

　　燕京的书比较多而不太起作用，不如东吴的图书馆书虽不多然而都能起一定的作用。有许多著名的书，诸如《历史学研究》的名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金枝》的作者富莱塞（J.G.Frazer）和《智慧的七根柱子》的作者劳伦斯（T.E.Lawrence）等等，我虽还读不懂它们，但是这一类的书我都浏览过不止一次，并能欣赏他们的一些文笔，甚至从汤因比我还受有一些受用了一辈子的概念。(30)

　　金陵大学历史系王绳祖对《历史研究》曾作过积极的推介工作。1936年他通过中英“庚款”留学英国考试，进入牛津大学研究院攻读世界外交史，1938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39年秋回国后一直任教于金陵大学。1941年，王绳祖在《星期评论》发表书评，详尽评论了《历史研究》。嗣后，刘节阅读到王介绍汤著之文，作了摘录，认为“其中颇多新见解”。(31)当年金陵大学历史系学生章开沅后来回忆，“我还要感谢金大另一位已故老师王绳祖教授，是他在动荡不安的南京为我们开设汤因比史学介绍讲座，使我们对这位大师的思想体系兴味渐浓”。(32)

　　中国武侠小说家金庸对历史兴趣由来已久，青年时代读过《资治通鉴》和威尔斯《世界史纲》等；尤其是1946年在上海买到的汤因比《历史研究》节本，对他影响很大。半个多世纪之后，他在与日本池田大作对话录的“序言”（《不曾识面早相知》）回忆当时惊心动魄的感受：

　　抗战胜利后，从西南回到故乡，在上海西书店里买到一本 A.Toynbee（汤恩比）大著A Study of History（《历史研究》）的节本，废寝忘食地诵读了四分之一后，顿时犹如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见过、见到过的瑰丽世界，料想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所见所闻亦不过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见解。汤恩比根据丰富的史实而得出结论：世界上各个文明所以能存在，进而兴旺发达，都是由于遇到了重大的挑战而能成功应付。我非常信服这项规律。这本书越是读下去，心中一个念头越是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甚至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1940年代末，金庸来香港《大公报》工作，工余着手翻译《历史研究》节本。因西洋史修养不足，困难重重，后又因工作上的需要，转而翻译其他书籍，便把《历史研究》搁下了，后见到陈晓林中译本在台湾出版，年轻时开始的这份努力就此永久放弃。此后数十年，凡是汤因比的著作，只要能买得到、借得到的，金庸一定拿来细读，包括《文明受考验》、《战争与文明》、《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对死亡的关怀》等，以及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活录》英文本。(33)

　　1948年3月始，北京大学史学系这学期“西洋上古史”，由美国人 Charles West讲授。据早年毕业于北大史学系罗荣渠回忆，4月27日，史学系学生组织讨论西洋上古史，要求罗氏通述“史观”一段，因为时间仓促，准备不及，只是临时抱佛脚看了看West讲义就跑去了。“通叙由希腊人的思想谈到以色列基督教，再从近代的进步派说到马克思，最后以 Toynbee结束。因为时间太短，效果不如预期之好，临时几乎乱了枪法。”借此似可推断，West讲西洋上古史或许介绍了汤著。4月3日晚，北大史学系请雷海宗讲“总论西洋中古史”，作为“西洋中古史”第一课，也有可能论及汤著。4月13日，罗便去图书馆“借出Toynbee的书来乘此罢课时间一读”。接着他计划在暑假准备阅读之书中就有一种《历史研究》。此后留下了罗氏阅读汤著的一些片段：（8月3日）“继续念A Study of History，心浮气粗，旋读旋缀”；（8月5日）“Toynbee论‘静’的原始社会（primitive societies）与‘动’的文明社会（civilizations）很有意思”，译了《历史研究》第2卷第49页一段文字，“这段话给我一个启示，使我恍然大悟，所谓现在论中西文化之异同之一大关键在此。近代西欧文明进步之飞速，与两千年来中国文明之停滞化恰成一尖锐之对照，其原因就在别人朝前创进，而我们朝后直追。中国人的祖宗观念重，老是幻想‘炎黄世胄’、‘追怀汉唐’，其实这些‘死文明’把我们害了。别人憧憬着未来的远景，而我们却迷恋死人的骸骨；别人努力向新世界迈进，而我们却拼命地开倒车，至今而执迷不悟者多矣”!（11月26日）罗氏在北平图书馆西文新书目录中看到两本书，一是汤因比的Civilization on Trial，另一是索罗金（Sarokin）的Man and Society in Calamity，“只看书名，也令人蹙眉感慨”。(34)于此可见汤氏影响之一斑。

　　五、“汤因比热”

　　汤因比在西方学术界大红大紫主要是在1940年代，在美国媒体如《生活》（Life）、《时代》（Time）等杂志的炒作之下，他居然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被誉为超越马克思的思想导师，声名大噪。正是在此光环辐射之下，中国学术界也出现了一批汤氏的追捧者，但尚未达“热”的程度。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此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国内学术界之气象与此前截然不同。194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汤因比兴趣逐渐升温的趋势，因政治鼎革，在1950～1960年代大陆和港台学术界出现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大陆学界，汤氏被视为“资产阶级历史学界里一面大白旗”，而大受批判，惨不忍睹；而在港台学界，他则春风得意，如日中天，备受追捧。这两种不同的景象几乎同时发生在海峡两岸三地，此“白”彼“红”，异常热闹。汤因比是当时大陆和港台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位人物，隐然有一股“汤因比热”，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当中国学者热烈讨论汤著之时，1950年代中后期西方学术界出现了较多对汤著的批评声音，渐显冷淡，1960年代美国学术界已对汤氏兴味索然了。(35)

　　1950～1960年代，大陆学术界为什么要批判汤因比？早年视汤著为“空前杰作”的王绳祖在一篇文字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汤氏是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界里一面大白旗，非把它拔去不可；第二，汤为英美垄断资本服务，以“大学者”身份，进行反苏反共宣传；第三，汤的反动历史观点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找到一个市场。右派分子雷海宗、林同济等贩卖汤氏的思想毒素，大肆宣传，标榜为历史形态学家。“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使这种反动学说在全国知识分子中销路不大，但是它不可能没有留下坏的影响。因之，在今天历史科学的两条道路斗争中，我们进一步挖掉右派反动思想的老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36)

　　质言之，当时之所以批判汤因比，与两个事实有关：(37)

　　（1）汤氏是反苏反共的，所以苏联学者自然不会放过他，发表了不少批判汤氏的文章。当时国内，“向苏联学习”成了全民的口号，当然在学术领域也要向苏联学习。因此，苏联学者批判汤氏的文字有的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如科斯明斯基《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史学译丛》1957年第4期）、奥格雷《阿诺尔德?汤因比的文化史观》（《学习译丛》1958年第3期），被许多中国学者所接受。如科斯明斯基说：“汤因比的作品不是历史，不是科学，而是关于地球上人类命运问题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幻想，是由不计其数的姓名、名称、年月、引文、附录、注释、离题话、未经考证的事实、毫无根据的假说、历史上的奇谈逸事、神秘的幻想、时髦的字眼等等堆砌起来的幻想；这种幻想某些地方是引人入胜的，但是从科学的观点看来是毫无结果的。”对此，有国内学者认为这是“对汤因比那卷页浩繁的《历史研究》一书所下的正确评论”。(38)曹未风、王绳祖、郭圣铭、袁英光等批判汤氏，均接受苏联学者的观点。

　　（2）1957年开始反右派斗争，雷海宗、林同济均划为右派分子，因批判雷海宗或“战国策派”而祸及汤因比。曹未风提示：“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名字一年多来已经在我国的报纸书刊上出现了好多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名字是和右派分子雷海宗、林同济等人连在一起的。汤因比是他们的一个祖师爷，我们批判右派，和右派的猖狂进攻做斗争，当然是要挖到他们的洋祖宗。于是汤因比就在我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学界获得了一点‘名声’。”(39)当时，“汤因比”名字总是与“雷海宗”联系在一块，批判汤氏少不了批几句他在中国的“徒子徒孙”，同样的，批判雷海宗也缺少不了他的“洋祖宗”。当年大陆学界发表了不少批判雷海宗的文章，(40)有人说，“在解放以前，雷海宗就是一个一贯敌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进行攻心战的人。他的反动言论有它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便是所谓‘历史形态学’。在这方面，斯本格勒和汤因比是他的老师……汤因比在其‘博大精深’的学术外衣下面，为没落的，在垂死之前力图挣扎的国际资产阶级‘制造’了一套诋毁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无怪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汤因比就成为国际资产阶级最得意的宠儿之一了……在解放以前，雷海宗是斯本格勒、汤因比的反动理论的狂热的宣传者，雷海宗自己的‘历史形态学’（又名‘文化形态史观’）实际上是斯本格勒和汤因比（主要的是汤因比）的‘历史形态学’的中国修订版”。(41)

　　为便于批判汤因比，大陆学术界翻译出版了《历史研究》节本，以及欧美学者批评汤著的文章。曹未风(42)等翻译索麦维尔2卷《历史研究》节本，分上册1959年出版、中册1962年出版、下册1964年出版，原为内部使用。书首附一长篇批判文字，即曹氏撰写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批判》，(43)1986年中译本重印时，此文被删。中国学者不仅接受苏联学者的观点，而且选译了一些欧美学者批评汤著的文章。(44)在批判汤氏的带动下，汤文在这个时期也经常被译刊。(45)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年政治环境之下，有关汤的书籍或论文流通似不太广，《历史研究》中译本也仅限于内部使用；“汤因比”大名虽不时出现于一些批判文章，但一般读者恐怕很难接触到汤著。据说，1952年穆旦（诗人、翻译家）从美国留学回国，随身带了一本汤因比的小册子，便被海关扣下；(46)可见那时中国政府对西方书刊管制已相当严格。

　　1950～1960年代大陆学界，对西方现代史学的了解，相对而言较贫乏，大体是从苏联间接输入。汤氏大著“有幸”被翻译出版，大概也是出于批判的需要。当年批判汤氏被赋予很高的政治意义，“在我国学术思想界更进一步地揭露他的反动实质和彻底加以批判，对于开展我国学术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历史学界插红旗，还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这也是我国历史工作者在全世界的范围以内，参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学术斗争的一个重要责任”。(47) 毋庸讳言，批判汤氏之文大多使用政治性话语，缺乏客观严谨的学术批评。不过，此类文章并非毫无学术价值，如果撇开政治的外衣，?绎出某些学术观点，仍不乏深刻性。如曹未风指出，汤著在行文取材上耍了许多花招，引用的许多材料并不可靠，思维逻辑并不严密，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尤其揭示汤氏实为“欧洲中心论”者，此论均具卓识。

　　在港台地区，这一时期主流史学界仍延续胡适、傅斯年所开创的科学史学传统，尤其涉及唯物史观这一敏感话题，学术界更加不愿多谈史观问题。然而，科学史学从1930年代末便不断受到挑战，移植到台湾已是强弩之末。万马齐喑的局面已被打破。恰逢1950～1960年代汤氏先后在美国和日本走红，影响迅速波及岛内，奉为大师，尊礼有加，写专文以介绍其史学理论与方法者，不可殚数，据说是台湾岛上50年来知名度最高的外国史家。(48)

　　汤因比在港台的影响涉及学术界和文化界。

　　受科学史学余风流韵之影响，当时港台学界较倾向于接受专而深的专题研究，当然也不排斥“异端左道”，汤氏受到主流学界的关注便是一例证。这种情形与1930年代陈受颐对汤著仅表示“终有一读的价值”，已今非昔比。1951年7月19日，台湾官方曾举办了题为“世界文化的前途”座谈会，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学界名流大多出席。朱家骅主持，张贵永作了“文化的起源——介绍陶恩培的《历史研究》”长篇主题发言，(49)谓汤氏是一“伟大史家”，《历史研究》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当时汤著才出版6卷，张氏讲演即介绍前6卷之大意，嗣后他还发表三篇推介汤氏之文。(50)1956年7月6日，张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讲演“陶恩培的政治史学经验”。(51)张贵永是1950年代台湾学界全面引介汤氏史学思想“第一人”。张对西方史学素有研究，1933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47～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之邀，赴英讲学，在伦敦大学史学研究所及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汤氏诸名家上下其议论。(52)因此，由张氏担当传介工作，十分合适，或最能准确理解汤氏。他曾批评台湾学界不太注意汤著，“断章取义，间或有之，忠实地、系统地介绍，迄今未见。这是我们学历史的人应该引为遗憾的”。(53)

　　此外，王德昭发表《陶恩培论文化起源与生长》、《陶恩培论文化的中衰与解体》（《大陆杂志》1951年第3卷第3期，第3卷第8、9期），胡秋原发表《历史哲学基本问题兼评东比之（历史研究）》（《大陆杂志》1951年第3卷第10、11、12期）。《历史研究》在港台地区出现汉译本和节译本。汉译本乃汤著节本，钟建闳译，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7年出版；1951年，香港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于平凡节译《文明是怎样创造的？》，是掇取汤氏《历史研究》节本，并参照原著而写成。这个“节本之节本”分五部分：怎样去研究历史，文明是怎样发生的，文明是怎样成长的，文明是怎样破落的，文明是怎样解体的。

　　在张贵永、王德昭、胡秋原等人的推动下，汤氏在台湾的名声可谓如日中天，影响了一大批学生。台湾学者王尔敏追忆业师张贵永在台湾讲述汤氏史学，“给当时学界带来新的启示，尤其是对于我们初入门之人，可说是大开眼界，获益良多”。他进一步指出，“50年代台湾史学界，已进入新的思想风气。我们当时都在这一潮流中感受、熏陶、实践，以入于治史途径，就是在史学问题上注重挑战与反应，尤其我们在南港研究近代史的全部同道同人，在论著中都表现这一理论的影响。直接传授，即出于张贵永老师的调教”。专攻中国近代史李国祁受业师张贵永等人的影响，对汤氏理论亦大加讲述介绍，为研究生所开“史学理论”，前后主讲十余年之久。因此，亲身经历过那个“汤因比热”年代的王尔敏坚信：“自50年代以来，史学界是颇受陶恩培的影响，同时亦亲自看到科学主义史学派没落。”(54)有学者认为汤因比在1960年代台湾风行于文化界，并未盛行于知识界，(55)此说似低估了汤氏在台湾学术界的影响力。

　　港台地区“汤因比热”的形成，离不开文化界人士的积极鼓吹或批评，如张君劢、于平凡、胡秋原、金庸等。文化界人士评论汤著常超出学术范围，或借题发挥，不同程度带上了意识形态色彩，这方面与此时大陆学界颇有相近之处。张君劢虽不是一位纯粹学者，但热心向国人引介汤氏史学，无出其右。他对汤著推许至极，“陶氏为书至浩瀚，征引至繁富，于文化兴衰，由显著之迹以求其隐微之故，谓为二十世纪初期第一鸿篇巨著可矣”。1950年，张氏在钟译《历史研究》序文发了一通感慨：“今共产党称霸中原，而全国人心咸知以反共为事矣!所当扪心自问者，则自信而自树立者何在，政治上之民主制度何在，宗教上培植信心者何在，社会上结合团体相待以诚者何在？此精神条件不先具备，而空言民主，空言文化，空言文化传统，我见其徒为口耳之谭，无补于民国中兴之大业耳。呜呼国人，其亦有闻陶氏文化自决力之说，矍然以起而翻然改图者乎。”于平凡节写汤著之用意在于，“当时我只想拿它来做一剂救急药方，专治那些沉迷于历史唯物论的朋友们的心病”。而且对汤著几乎达到了顶礼膜拜之程度，谓之“人类智海中一颗光芒万丈的巨星。廿世纪的英国出了这位天才，这不仅是英国的光荣，廿世纪的光荣，该是人类的幸运”。(56)台湾《自由中国》1951年第5卷第7期对于平凡节译本发表书评，谓“我们读了它，不仅可以获得一个广阔的历史概念，而且可以清醒自己底灵魂，扩大自己底襟度，我们有了这一点点历史的涵养，便会在这赤流滚滚，瘴气弥漫的当前，有勇气为未来而作长远的努力”。(57)论者似以汤著为消除唯物史观的一贴良药。然而，胡秋原则与此截然异趣，批评汤著“实则足以引起极不利于民主国家之暗示”；(58)在当时港台学术文化界，像他那样对汤著提出质疑，或为极少数者。平心而论，《历史研究》如此卷帙浩繁，哪怕索麦维尔节本也相当厚重，学者细心研读并不奇怪；可是文化界人士却也兴致勃勃讨论汤著，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在海峡两岸对峙的冷战格局之下，“简易认知了汤因比《历史研究》所提的‘挑战与反应’观念……似乎也暗合了台湾当时现实环境中，文化认同与政治动员的需求”。(59)

　　余论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湾学界都发生了一些新变化。1980年代大陆出现了“文化热”，相隔十多年之后，汤著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饱受“文革”乏味口号摧残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在汤著里发现新的价值，发表了不少研究论著，《历史研究》中译本又再版，汤氏其他著作也相继出版。据“读秀”（www.duxiu.com）搜索，1980年代以来，研究汤因比的硕士论文有5篇、博士学位1篇，其他相关论著更是数不胜数。有论者认为“多数研究者虽然欣赏和推崇汤因比的理论，但并没有像自己的研究对象一样，对研究有一种总体的把握，或进行一番对比研究；而是管窥蠡测，囿于一己之见，对汤因比的思想进行了过度阐释，并得出了一些迥异于西方学者的结论”。(60)窃以为，这是对国内学界研究汤因比现状坦率而又中肯的批评。如此众多的研究论著，真正有学术价值者并不多，大多或闭门造车，或炒冷饭，或盲目颂扬，于学术推进毫无贡献。在台湾，1976年出版《汤恩比与历史》，收录21篇论文；陈晓林重译《历史研究》，台北桂冠出版社1978年出版。然而，汤氏在台湾如日中天的时代则早已不在。总体而言，进入21世纪的今天，虽然还有少数学者钟情于汤氏，但这位喜好预言的史学家已失去往昔光环，逐渐淡出历史学界；不论在大陆还是在港台，一般历史学者很少再阅读《历史研究》。就历史学本身而言，《历史研究》很少能经得起事实的经验，其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也不会太高，(61)汤因比的贡献主要是在思想层面而不是历史学。

注释：

　　(30)徐迟：《我的文学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第95页。

　　(31)刘显曾整理《刘节日记》（上册），大象出版社，2009，第232页。

　　(32)章开沅：《我与辛亥革命研究》，《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12页。

　　(3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8页。

　　(34)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第286、279、338、341、405页。

　　(35)参汪荣祖《史学九章》，第39、40页。

　　(36)王绳祖：《批判汤因比的历史观点》，《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

　　(37)参于沛《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见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10页。

　　(38)郭圣铭：《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年第1期。

　　(39)曹未风：《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批判之一》，《学术月刊》1958年第9期。

　　(40)胡钟达：《揭露和批判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观》，《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3辑，科学出版社，1958；梁萍：《雷海宗的反动“历史形态学”观点批判》，《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第2期；袁英光：《“战国策派”反动史学观点批判——法西斯史学思想批判》，《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2期；郭圣铭：《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观点批判》，《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4期。

　　(41)胡钟达：《揭露和批判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观》，1957年9月12日《光明日报》；又见《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3辑，科学出版社，1958，第133～134页。

　　(42)曹未风（1911～1963），翻译家，原名曹崇德。浙江嘉兴人。20世纪30年代曾任上海培成女中教务长、大夏大学教授兼外文系主任，并在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执教。抗日时期来到贵阳，任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教授，被文通书局聘为编审委员，同时致力于莎士比亚剧本的翻译工作。日本投降后回上海，曾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1949年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高教处副处长、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副局长、上海市外国文学协会副会长。

　　(43)发表于《学术月刊》1958年第9、10期，1959年第1期。

　　(44)索罗金：《论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1年第3期）、希尔（Christopher Hill）评论《历史研究》第12卷（《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1年第8期）。

　　(45)如《我的历史观》（《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1年第3期）、《种族战争能把世界变成废墟吗？》（《外国史学动态》1964年第1期）、《文化概念和定义述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5年第4期）、《英国和阿拉伯人的关系需要从新开始》（《亚非译丛》1965年第3期）等。

　　(46)鲲西：《推窗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8页。

　　(47)曹未风：《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批判之一》，《学术月刊》1958年第9期。

　　(48)汪荣祖：《史学九章》，第39页。

　　(49)后发表于《大陆杂志》第3卷第2期。

　　(50)评介《历史研究》第7～10卷，刊登于台湾《中央日报》“学人”专栏；《史家的灵感——兼论陶恩培的治学经验》发表于《自由中国》1956年第15卷第11期；《陶恩培〈历史研究〉的第十二本》发表于《新时代》1961年第1卷第9期。

　　(51)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21页。

　　(52)张其昀：《代序——敬悼张贵永教授》，《张致远文集》，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

　　(53)《张致远文集》，第376页。

　　(54)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第119、120、178页。

　　(55)林正珍：《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1950～2000》，《汉学研究通讯》2001年第20卷第4期。

　　(56)于平凡节译《文明是怎样创造的？?改写的话》，台北大林出版社，1988。

　　(57)于平凡节译《文明是怎样创造的？》附录，第102页。

　　(58)胡秋原：《历史哲学基本问题兼评东比之〈历史研究〉?作者附志》，《大陆杂志》1951年第3卷第10期。

　　(59)林正珍：《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1950～2000》。

　　(60)杨晓敏：《近二十年国内对汤因比及其著作之研究评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61)汪荣祖：《史学九章》，第59页。

　　作者简介：李孝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李孝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第9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