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部电影局长的一封信看《苦恋》高层争论（下）

　　到了会议的后期，人们听到了对《苦恋》要批判的传闻。因此，主持会议的人似乎有些手足无措了。罗艺军回忆说：


　　在会议的后半段，已经有传闻说要批判《苦恋》了。这样，会议的气氛就明显地不好了。按照原定会期，还有五六天才结束，我们主持会议的人，似乎不知道怎样收场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杉同志和我几次到周扬同志那儿去，汇报会议的情况，希望周扬同志能给予指导。可是，周扬同志只听汇报，并不表明态度，对《苦恋》这部片子，我记得他也没有明确的支持或反对的态度。这样，会议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会后影协内部进行总结，有人追究《太阳和人》事件责任，疾言厉我，气氛森严，颇有点又要开展一场反右运动的味道。林杉同志未在大会上发过言，总结会上却表示他要承担这个事件的全部责任。我对这位在多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老剧作家勇于承担责任的表态，肃然起敬。如果说这个事件果真是一个重大政治错误的话，别的人且不论，我至少也应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幸而时代已进入新时期，《苦恋》事件并未发展成一次反右的政治运动，我们也就蒙混过关了。


　　这样，正像陈播所言，这部片子就不单单是个送审的问题了。如何处理？陈播回忆说：


　　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和文化部就更加慎重。这时，文化部是周巍峙同志任代部长，他接手处理这件事。他认为，这部片子是有错误的，我们电影局的意见是对的。另一方面，根据王任重同志的意见，他强调，对这部片子要民主，要修改。


　　当时，我们担心白桦和彭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特意请了陈荒煤、司徒慧敏等电影专家，我们一起与彭宁谈话，谈修改意见。


　　尽管有电影专家出面，白桦和彭宁还是希望影片不要修改了。面对着一方面是一片叫好声，另一方面是文化部要求继续修改的局面，白桦想到要让中央高层领导看看这部片子。他找到了胡耀邦：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晚，我求见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后来，这部电影一直没有通过。


　　不过，尽管胡耀邦拒绝了白桦的要求，但在社会上对这部片子沸沸扬扬的时候，还是保持了一种冷静的态度。白桦在《我所见到的胡耀邦》一文中写道：


　　已故的中央党校秘书长宋振庭，在当时打电话告诉我，尽管沸沸扬扬，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抵制了那些“左”派同志，重申他的一贯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载《怀念胡耀邦》第3集，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1页）


　　文艺界领导层之间的分歧


　　在这“沸沸扬扬”的时刻，文艺界领导层之间对《苦恋》的看法也产生了分歧。


　　1981年2月14日，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领导的刘白羽致信周扬、王任重，“建议在文艺界党员学习大会上放映‘太阳和人’，联系实际，进行讨论”。（1981年2月14日，刘白羽致周扬、王任重信）


　　周扬、张光年、夏衍、陈荒煤等人，与王任重的意见一样，不枪毙影片，只能引用陈荒煤在“思想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对此次会议的介绍：


　　最近，我重新看了《大众电影》编辑部去年底、今年初召开的一次座谈会材料，很吃惊。参加座谈会的，有我们电影界的评论家，比较优秀的导演和写过很多好剧本的编剧。尽管会上对这《苦恋》有两种不同的分析，但不少同志对影片作非常肯定的支持和表扬。如，有同志说：这部影片“在思想上是振聋发聩”，“艺术上是标新立异”。有的导演讲：粉碎四人帮后，这是一部最新最完整的影片。有的编辑说：凌晨光就是影片编导者的形象。如果不是强烈的热爱祖国，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影片的编导像凌晨光，像屈原一样爱国。有的评论家说：画家的悲剧命运，牵涉到“四人帮”的罪恶，领袖的错误，群众的愚昧，人的异化等问题。有的人赞扬影片用大雁把“人”字写在天上是“诗化的主题”，就是要恢复人的尊严，艺术的尊严。一位导演说：影片的结局改变了凌晨光作为一个大问号趴在地上这一幕，很可惜。他责问：我国出现了这场大灾难，难道连划一个问号都不可以吗？一位评论家说：影片的主题是人性的召唤。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待画家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导演彭宁同志说：一般影片都出单主题，而这部影片是多主题——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歌颂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一代苦恋者，歌颂他们的向心力和凝聚性；要从这一代人的悲剧中找出历史的教训，使这些历史不再重演；歌颂人的尊严、生命、自由、价值和奋斗；反对现代个人迷信。白桦同志说：这部影片是他写电影以来和他原来的文学设想最接近的影片，是他看自己的影片第一次流泪的，有好像看到了自己生的孩子有点像自己的那种感受；影片写的是艺术家短暂的一生，而意图是概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映人和历史的关系。他还说：开始创作这个剧本时，他就想到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都是九死未悔的。他引用了《离骚》的话：“亦余心至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九死未悔”，很深刻、很形象地反映了我们的肝胆；凌晨光命运的客观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见《会议简报·陈荒煤发言记录》）


　　在陈荒煤讲话的8月21日，已是对《太阳和人》口诛笔伐的时候，陈荒煤对这次座谈会的介绍，当然是作为对这部影片批评的材料依据来看。


　　《太阳和人》为更多的人所观看，是在1981年1月由《电影艺术》、《大众电影》两家杂志联合召开的“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上。这次会议是在1月5日召开的，地点在北京体育学院的留学生楼。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的罗艺军谈及了有关情况：


　　这次会议邀请电影界编剧、导演、评论工作者为主的一百多人参加，会期两周。之所以选择新年伊始为会期，基于两个因素：一、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观摩1980年的部分较好的新片，从评论具体作品再归纳出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头年底正是影片杀青之际，年初开会正逢其时。二、在生产第一线的导演艺术家，往往在年初处于旧作完成，新作尚未上马之际，正好有一段空闲能够与会。


　　会议的前半截气氛开朗而活跃。许多多年来未能谋面的朋友，互诉衷肠。对影片的讨论，是自由论坛，求同存异。会议主旨标明“民主、争鸣、团结”，由于大家刚刚从“文革”及其后的两个“凡是”的阴影走过来，因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左”倾向。谢晋带来他的新作《天云山传奇》，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兴趣。谢晋介绍，影片正在送审，前途未卜。因为有一种意见认为影片“美化右派，丑化党的领导”。在这个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谢晋，认为《天云山传奇》是一部佳作。


　　参加会议的白桦和彭宁带来了电影《太阳和人》。在会上放映后，马上成为会议的焦点，并引起重大分歧。多数人对《太阳和人》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有的给予很高赞扬，认为影片深刻地批判了现代个人迷信，并真实地概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当时任《电影艺术》副主编，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也作了一个基本肯定性的发言，认为影片在美学上有突破。当然这纯属个人意见。


　　这次会议虽由两个杂志出面，实际上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主持的。代理影协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林杉及另外的几个书记处成员，一直坐镇并起决策作用。这次会议也受到上级领导的关注，林杉同志和我每隔两三天都要赴周扬同志寓所，向他汇报会议的动向。


　　在这次座谈会“一直坐镇并起决策作用”的代理影协第一书记的林杉（影协第一书记袁文殊因病住院），曾有一个肯定该片的发言。在“思想问题座谈会”上，8月24日，他在检讨中谈到发言的内容：


　　我在发言中曾肯定该片，认为它是80年的好影片之一。发言时，我虽声明不代表影协，但仍造成影协支持该片的印象。这一点我应检讨。事实上，影协领导核心未讨论过该片，也未取得一致认识，有些主要领导同志对它也持否定态度。我的发言实际上给了这部影片支持，我承担责任。至于有的同志说这个座谈会为了掩护《太阳和人》，有意推出另一些影片加以批评，这个情况不存在。


　　我当时之所以肯定该片，首先是从艺术上引起的。最初的印象，是影片有点精雕细刻，与一些粗制滥造的不同，又错误地认为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作品，不能用现实主义手法去规范它；还认为它是一部意念电影，固然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创作方法，但可有一席之地。在影片的内容上，又错误地认为它是反映现实的，只是反映得不够准确。因此，没有很好地去考虑影片的社会效果如何。（见《会议简报.林杉发言记录》）


　　在这次检讨发言中，林杉还透露，影协“党的领导小组五位成员中，三位对《太阳和人》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同罗艺军的印象一样，林杉也认为，“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上，多数同志肯定该片，有的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会出现一边倒现象”，“经做工作，才有一位珠影的同志发言，基本否定该片”。


　　为什么在“一边倒”的情况下，还要“经做工作”让人说出不同意见呢？罗艺军告诉我：


　　会议上确有一些对影片持批判态度的人，可一发表意见就被赞扬派的人打断，形成一边倒的趋向。这里的原因有会议的气氛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白桦和彭宁的态度。白桦和彭宁对这部片子是下了功夫的，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珍惜。他们也都属于狂放的人。在片子放映后，有人也说出过不同意见，但是，在白桦和彭宁看来，这就像说他们的孩子不好一样，他们不大能接受。换句话说，给影片提出意见的同志是少数，往往会受到白桦和彭宁以及与会者的反驳。我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觉得这和会议的主旨“民主、争鸣、团结”不合。为此，我们还去说服动员持批判态度的人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可无人愿意再充当这种角色。


　　到了会议的后期，人们听到了对《苦恋》要批判的传闻。因此，主持会议的人似乎有些手足无措了。罗艺军回忆说：


　　在会议的后半段，已经有传闻说要批判《苦恋》了。这样，会议的气氛就明显地不好了。按照原定会期，还有五六天才结束，我们主持会议的人，似乎不知道怎样收场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杉同志和我几次到周扬同志那儿去，汇报会议的情况，希望周扬同志能给予指导。可是，周扬同志只听汇报，并不表明态度，对《苦恋》这部片子，我记得他也没有明确的支持或反对的态度。这样，会议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会后影协内部进行总结，有人追究《太阳和人》事件责任，疾言厉我，气氛森严，颇有点又要开展一场反右运动的味道。林杉同志未在大会上发过言，总结会上却表示他要承担这个事件的全部责任。我对这位在多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老剧作家勇于承担责任的表态，肃然起敬。如果说这个事件果真是一个重大政治错误的话，别的人且不论，我至少也应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幸而时代已进入新时期，《苦恋》事件并未发展成一次反右的政治运动，我们也就蒙混过关了。

　　这样，正像陈播所言，这部片子就不单单是个送审的问题了。如何处理？陈播回忆说：


　　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和文化部就更加慎重。这时，文化部是周巍峙同志任代部长，他接手处理这件事。他认为，这部片子是有错误的，我们电影局的意见是对的。另一方面，根据王任重同志的意见，他强调，对这部片子要民主，要修改。


　　当时，我们担心白桦和彭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特意请了陈荒煤、司徒慧敏等电影专家，我们一起与彭宁谈话，谈修改意见。


　　尽管有电影专家出面，白桦和彭宁还是希望影片不要修改了。面对着一方面是一片叫好声，另一方面是文化部要求继续修改的局面，白桦想到要让中央高层领导看看这部片子。他找到了胡耀邦：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晚，我求见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后来，这部电影一直没有通过。


　　不过，尽管胡耀邦拒绝了白桦的要求，但在社会上对这部片子沸沸扬扬的时候，还是保持了一种冷静的态度。白桦在《我所见到的胡耀邦》一文中写道：


　　已故的中央党校秘书长宋振庭，在当时打电话告诉我，尽管沸沸扬扬，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抵制了那些“左”派同志，重申他的一贯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载《怀念胡耀邦》第3集，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1页）


　　文艺界领导层之间的分歧


　　在这“沸沸扬扬”的时刻，文艺界领导层之间对《苦恋》的看法也产生了分歧。


　　1981年2月14日，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领导的刘白羽致信周扬、王任重，“建议在文艺界党员学习大会上放映‘太阳和人’，联系实际，进行讨论”。（1981年2月14日，刘白羽致周扬、王任重信）


　　周扬、张光年、夏衍、陈荒煤等人，与王任重的意见一样，不枪毙影片，促使作者修改。林默涵和刘白羽虽同意这样的意见，但仍有自己的看法——张光年有生动的记载：


　　（1981年）2月23日，上午到周扬家开碰头会，着重谈了白桦的电影《太阳和人》修改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白羽、默涵咄咄逼人，碰得夏衍老头气恼不置。（张光年：《文坛回春实录》（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从这则日记可看出，在当时，最起码是意识形态领导部门中的部分领导，对于处理“《苦恋》问题”是相当慎重的，而且，对于《苦恋》的“修改”（即“挽救”）已经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从张光年笔下刘白羽、林默涵两同志“咄咄逼人”的表现来看，刘、林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或者说不愿就此罢休。刘白羽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领导，这也是稍后的“《苦恋》风波”最先起于《解放军报》的重要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苦恋》的作者白桦是部队作家——武汉军区，这也使得《解放军报》对于他的批评“师出有名”。


　　在此前后，主持编辑《时代的报告》的黄钢等人，将《太阳和人》产生的过程写成报告，送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中纪委介入。中纪委接到报告后，在中纪委第三次会议上曾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在“思想问题座谈会”上，苏一平讲话中提到此事：


　　中纪委对此片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有个同志说：现在电影、小说就是两个题材，一是爱情，一是反右派和“文革”问题，看了以后悲悲惨惨，不能鼓舞和激发人的积极性。这是自己人和自己人对着干，自己拆自己的台，哪天垮台了，宣传部门有责任。他们认为《太阳和人》是否定三十年，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是一部很坏的影片，不应公映，必须进行批判。（见《会议简报·苏一平发言记录》）


　　中纪委讨论后，对此事的处理也是很慎重的。中纪委打电话给中宣部，询问是否要中纪委出面来处理。王任重征求周扬的意见。周扬则召集一个小会讨论。张光年记载说：


　　3月2日，上午到周扬处参加核心组例会，……黄钢借《太阳和人》电影事件向中纪委写报告，要求调查出笼经过，追查支持者。周扬在会上征求意见，默涵支持黄钢，贺赞成调查，陈荒煤和我表示反对，夏衍、赵寻、陆石等也不赞成作为违纪事件处理。我第一次同默涵公开争执。（张光年：《文坛回春实录》（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尽管有林默涵同志对黄钢举动的赞成，但会议还是认为，中纪委不应介入此事。随后，王任重根据周扬等人的意见回复中纪委：电影正在修改，还是由文艺工作的领导部门来处理，不然会使文艺界更紧张了。


　　但是，到了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却发表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对这部电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此后，关于这部电影的争论也推向社会，并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徐庆全，炎黄春秋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