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日 星期五

从文化部电影局长的一封信看《苦恋》高层争论(上)




  1985年,胡耀邦接见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代表时与白桦握手


  陈播的这封信的原件


  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第3期上,发表了白桦写的电影剧本《苦恋》,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彭宁据此摄制的电影改名为《太阳和人》,在1980年底完成。

  从剧本发表的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围绕这部电影持续了两年的争论,并在文坛上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现今留存下来的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播的一封信(此信为私人所藏,未曾公布),揭示了关于这部电影最初争论的一些情况。现将信转录于下,并结合当事人的回忆及相关材料,略作解释。

  陈播致贺敬之、李英敏的信

  敬之、英敏同志:

  昨接文艺局的同志来电话,询问长影拍摄的《苦恋》的情况,就我了解的向部报告如下:

  我们看的文学剧本,是一九七九年五月“长影”印的,还有十月印的分镜头剧本。我是昨天找来看的。分镜头剧本与文学本略有不同。

  作者是白桦、彭宁二同志。此片已由厂里决定开拍了。


  作者是想写一个在旧中国出身穷苦家庭的青年画家,飘流海外,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祖国,想献身祖国,受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的故事。“苦恋”在剧情中写在他的一生中恋爱生活的苦情,也含意他对祖国热爱而“苦恋”的双关语。


  我找了几个看过剧本的同志谈。认为:


  一、这个剧本想写“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剧中不仅写了对画家晨光一家的迫害,还有对诗人、教授的迫害,逼迫他们过原始人野人的生活,只能长期隐藏湖荡吃生鱼、鸟蛋为生。写了画家一生,热爱祖国、忠贞不渝、坚强不屈的性格。从这点说来,有一定意义。


  二、作者在探索“电影诗”,追求电影所表达的一种新的样式和风格,这种想法也是好的。


  三、作者想通过艺术形象隐藏着自己的倾向,而不是说出来的,这种艺术探索是可取的。


  四、对于剧本有以下几点看法:


  1.整个剧本的构思与艺术形象的表现,使人感到在影片拍成后是悲怆的情调,这个剧本没有反映出“四人帮”横行前,党对于知识分子总还是重视的,(虽然有“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归国华侨中有许多人、许多知识分子是受到重用,也发挥了他们的为祖国服务的才能。这个分镜头剧本在结尾,写了晨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雪地里爬行,寻找他的人们发现他时,他已经是在一个大问号的那一个点儿上冷却了身体,他用两手尽量向天空伸去,两眼睁着……这和文学剧本开头引了屈原的《天问》篇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相呼应的,这样表现是不好的,使人感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晨光却死去了,是为什么?没有解答,令人难以理解。


  2.这个剧本大写雁在天空写成人字,从开头贯穿到晨光的死去,最后结尾是“一枝芦苇在风中晃动着,坚强地挺立着……”这种寓意是很含蓄的,放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晨光死去了再现的,更加深了对死的渲染,这种手法也是值得深思和推敲的。


  3.整个剧本所描写的,由于采用“电影诗”的手法,对于年代、时间,虽有所表现,但是,有许多使人看不明白,如晨光到天安门前贴一张屈原《天问》的画,背景是“白花山,白花海……”只能使人联想“四·五”事件;粉碎“四人帮”前后也是分不清的,还有一些其他情节不一一说了。


  4.据说长影对这个剧本,有不同意见,导演彭宁同志曾将拍过的两本样片,请夏衍同志看,夏衍同志因看其他影片,稍看了样片,夏衍同志说,我未看过剧本,不好发表意见。(看过样片的人认为,样片的调子低沉,主人公晨光是在雪中爬行,最后死掉,脚手朝天,有人打了火把来找他)。


  最近文化部即将举行优秀影片授奖大会,我们想将各厂来的领导同志留几天,专门将这一类剧本讨论一下。看作如何处理为好。


  陈播


  4月24日


  中宣部意见:修改不好电影剧本,就不要拍


  根据《苦恋》改编的电影《太阳和人》,是中国人耳熟能详却没有看过的电影,介绍这部片子,还得根据文学剧本《苦恋》。


  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在旧中国,少年凌晨光虽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生活上也处处得到人的照顾。青年时,被国民党抓壮丁,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著名的画家,享受着有别墅、汽车、画室的豪华生活;绿娘也来到美洲,有情人终成眷属。祖国解放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祖国领海看到五星红旗之时,他们的女儿降生了,并取名为“星星”。回到祖国享受了短暂的快乐时光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如同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堕入谷底:全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成为一个靠生鱼、老鼠粮生活的荒原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早在电影剧本发表后,就引起了文艺界的争论,也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听到这些争论后,给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王阑西副部长和陈播写了信,要求他们关注这部影片的情况。陈播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王任重先是听到有人向他反映情况,等看过样片后,他给王阑西同志和我写了一封信,说到正在拍摄的这个片子的问题,要我们关注。我把样片调来看了,果然像王任重所说的一样,我们就很重视。(2002年7月10日采访陈播记录。以下所引陈播的回忆均源于这次采访,不再注明。)


  陈播的这封信,是就王任重的询问,给当时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的贺敬之和副局长李英敏的答复。


  4月28日,贺敬之将陈播的信转给王任重:


  任重同志:关于影片《苦恋》的情况,文化部电影局的陈播同志写了这个情况和他们处理的意见。我建议你、周扬同志和我们一起调看一下这部影片的样片。可否?请批示。


  当天,王任重批示说:


  敬之转周扬同志,这部片子我看不要演,如看也可以看一下,请夏衍同志也看看。


  5月17日,周扬让秘书露菲转告贺敬之的秘书张作光:调《苦恋》看一次,看时要把夏衍请上。


  周扬等人什么时候看的样片,没有材料。5月21日,王任重与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一起看了样片,“大家都反对拍这部电影”,但是,显然也有人提出了修改后拍摄的意见。所以,王任重告诉王阑西和陈播,“修改不好电影剧本,就不要拍。”(1981年8月25日王任重致周巍峙的信)


  修改过程中的争论


  根据这样的意见,文化部电影局便开始组织修改这部影片。陈播回忆说:


  我们专门研究了剧本和分镜头剧本,帮助导演分析剧本中所存在的问题,说服他进行改动。导演彭宁思想不通,但口头答应改。为了能修改好电影,我们让丁峤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去,把我们的意见转达给长影,让长影修改,并要求他们拿出书面的修改意见,报文化部。长影接受我们的意见,写出了修改意见给我们。我看到他们的修改意见后,又报中宣部。中宣部同意按照修改意见拍摄。


  可是影片完成送来审查时,我们发现,基本没有按照修改意见修改,只是将结尾凌晨光趴在大问号上改掉了。我第一次看这部片子时,白桦、彭宁也在。他们让我马上表态。我说:现在我不好表态,因为你们没有按照修改意见修改。我还要报告中宣部,报告王任重同志。


  王任重同志接到我们的报告后,很慎重。他提议,请中央党校和军队的同志们来看看,王任重同志的意思是,让这两部分观众来说服白桦,对影片进行修改。


  在此期间,白桦和彭宁又找到电影家协会,借了放映间放映该片,寻求支持,看影片的有七百多人,还有外国人。看过的人都说好,感觉是在替知识分子说话。


  影协的林杉同志对这部片子很看好,他召集了一个座谈会,大概是在1981年1月份,要我去参加。我当然不便参加。中宣部文艺处的一位女同志去了。她回来后向中宣部作了汇报,也向我讲述了座谈会的情况。座谈会上都说好,这就造成了一种声势。这样,这部片子就不但是送审的问题,而且变成了文艺界关注的问题了。


  陈播所讲的白桦和彭宁找电影家协会的事,林杉在1981年8月召开“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小平、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战线问题重要指示的座谈会”——为叙述简便,简称“思想问题座谈会”——的发言中也谈到,可与陈播的讲述相印证:


  电影剧本《苦恋》在刊物上发表后,未引起影协一些同志的重视。影片《太阳和人》的样片,电影局审检后,按惯例为中国电影家协会放映了一场。后来按白桦、彭宁的要求,又加映了一场。这一次白、彭还邀请了一些外国人来看,事先我不知道。放映后,《大众电影》编辑部应白、彭的要求,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开会那一天,编辑部通知我去主持。会议中途,我有事退席了。后来得知,会上除了一两位同志委婉地从政治上指出影片的问题外,其他发言大多是肯定这部影片的;又听说白桦即席赋诗并朗诵,对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谢。我了解这些情况后,当时并未引起注意,而是认为对一部影片可自由讨论,各抒己见,看不到一片叫好声是当前社会思潮的反映,因而没有采取补救措施。后来才知道,白桦、彭宁利用这个座谈会对影片的支持,到处宣扬,并向电影局施加压力。(见《会议简报·林杉发言记录》)


  参加过这次座谈会的原《电影艺术》的副主编罗艺军,对陈播所提到的中宣部有人参加会议也有印象。他告诉我:


  我记得中宣部文艺局参加会议的是两个同志,一男一女。女的我记不清是谁了,男的是梁光第。我在会上有一个支持这部片子的发言。散会时,梁光第还跟我打了个招呼,谈及我的发言,还是表示支持的态度。(2003年1月26日采访罗艺军记录。以下所引罗艺军的回忆,均源于此次采访记录,不再注明)


  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情况,我曾想方设法想找到会议记录,但是没有成功。这里,只能引用陈荒煤在“思想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对此次会议的介绍:


  最近,我重新看了《大众电影》编辑部去年底、今年初召开的一次座谈会材料,很吃惊。参加座谈会的,有我们电影界的评论家,比较优秀的导演和写过很多好剧本的编剧。尽管会上对这《苦恋》有两种不同的分析,但不少同志对影片作非常肯定的支持和表扬。如,有同志说:这部影片“在思想上是振聋发聩”,“艺术上是标新立异”。有的导演讲:粉碎四人帮后,这是一部最新最完整的影片。有的编辑说:凌晨光就是影片编导者的形象。如果不是强烈的热爱祖国,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影片的编导像凌晨光,像屈原一样爱国。有的评论家说:画家的悲剧命运,牵涉到“四人帮”的罪恶,领袖的错误,群众的愚昧,人的异化等问题。有的人赞扬影片用大雁把“人”字写在天上是“诗化的主题”,就是要恢复人的尊严,艺术的尊严。一位导演说:影片的结局改变了凌晨光作为一个大问号趴在地上这一幕,很可惜。他责问:我国出现了这场大灾难,难道连划一个问号都不可以吗?一位评论家说:影片的主题是人性的召唤。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待画家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导演彭宁同志说:一般影片都出单主题,而这部影片是多主题——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歌颂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一代苦恋者,歌颂他们的向心力和凝聚性;要从这一代人的悲剧中找出历史的教训,使这些历史不再重演;歌颂人的尊严、生命、自由、价值和奋斗;反对现代个人迷信。白桦同志说:这部影片是他写电影以来和他原来的文学设想最接近的影片,是他看自己的影片第一次流泪的,有好像看到了自己生的孩子有点像自己的那种感受;影片写的是艺术家短暂的一生,而意图是概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映人和历史的关系。他还说:开始创作这个剧本时,他就想到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都是九死未悔的。他引用了《离骚》的话:“亦余心至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九死未悔”,很深刻、很形象地反映了我们的肝胆;凌晨光命运的客观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见《会议简报·陈荒煤发言记录》)


  在陈荒煤讲话的8月21日,已是对《太阳和人》口诛笔伐的时候,陈荒煤对这次座谈会的介绍,当然是作为对这部影片批评的材料依据来看。


  《太阳和人》为更多的人所观看,是在1981年1月由《电影艺术》、《大众电影》两家杂志联合召开的“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上。这次会议是在1月5日召开的,地点在北京体育学院的留学生楼。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的罗艺军谈及了有关情况:


  这次会议邀请电影界编剧、导演、评论工作者为主的一百多人参加,会期两周。之所以选择新年伊始为会期,基于两个因素:一、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观摩1980年的部分较好的新片,从评论具体作品再归纳出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头年底正是影片杀青之际,年初开会正逢其时。二、在生产第一线的导演艺术家,往往在年初处于旧作完成,新作尚未上马之际,正好有一段空闲能够与会。


  会议的前半截气氛开朗而活跃。许多多年来未能谋面的朋友,互诉衷肠。对影片的讨论,是自由论坛,求同存异。会议主旨标明“民主、争鸣、团结”,由于大家刚刚从“文革”及其后的两个“凡是”的阴影走过来,因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左”倾向。谢晋带来他的新作《天云山传奇》,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兴趣。谢晋介绍,影片正在送审,前途未卜。因为有一种意见认为影片“美化右派,丑化党的领导”。在这个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谢晋,认为《天云山传奇》是一部佳作。

  参加会议的白桦和彭宁带来了电影《太阳和人》。在会上放映后,马上成为会议的焦点,并引起重大分歧。多数人对《太阳和人》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有的给予很高赞扬,认为影片深刻地批判了现代个人迷信,并真实地概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当时任《电影艺术》副主编,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也作了一个基本肯定性的发言,认为影片在美学上有突破。当然这纯属个人意见。


  这次会议虽由两个杂志出面,实际上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主持的。代理影协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林杉及另外的几个书记处成员,一直坐镇并起决策作用。这次会议也受到上级领导的关注,林杉同志和我每隔两三天都要赴周扬同志寓所,向他汇报会议的动向。


  在这次座谈会“一直坐镇并起决策作用”的代理影协第一书记的林杉(影协第一书记袁文殊因病住院),曾有一个肯定该片的发言。在“思想问题座谈会”上,8月24日,他在检讨中谈到发言的内容:


  我在发言中曾肯定该片,认为它是80年的好影片之一。发言时,我虽声明不代表影协,但仍造成影协支持该片的印象。这一点我应检讨。事实上,影协领导核心未讨论过该片,也未取得一致认识,有些主要领导同志对它也持否定态度。我的发言实际上给了这部影片支持,我承担责任。至于有的同志说这个座谈会为了掩护《太阳和人》,有意推出另一些影片加以批评,这个情况不存在。


  我当时之所以肯定该片,首先是从艺术上引起的。最初的印象,是影片有点精雕细刻,与一些粗制滥造的不同,又错误地认为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作品,不能用现实主义手法去规范它;还认为它是一部意念电影,固然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创作方法,但可有一席之地。在影片的内容上,又错误地认为它是反映现实的,只是反映得不够准确。因此,没有很好地去考虑影片的社会效果如何。(见《会议简报.林杉发言记录》)


  在这次检讨发言中,林杉还透露,影协“党的领导小组五位成员中,三位对《太阳和人》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同罗艺军的印象一样,林杉也认为,“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上,多数同志肯定该片,有的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会出现一边倒现象”,“经做工作,才有一位珠影的同志发言,基本否定该片”。


  为什么在“一边倒”的情况下,还要“经做工作”让人说出不同意见呢?罗艺军告诉我:


  会议上确有一些对影片持批判态度的人,可一发表意见就被赞扬派的人打断,形成一边倒的趋向。这里的原因有会议的气氛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白桦和彭宁的态度。白桦和彭宁对这部片子是下了功夫的,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珍惜。他们也都属于狂放的人。在片子放映后,有人也说出过不同意见,但是,在白桦和彭宁看来,这就像说他们的孩子不好一样,他们不大能接受。换句话说,给影片提出意见的同志是少数,往往会受到白桦和彭宁以及与会者的反驳。我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觉得这和会议的主旨“民主、争鸣、团结”不合。为此,我们还去说服动员持批判态度的人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可无人愿意再充当这种角色。(未完待续)

徐庆全,炎黄春秋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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