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国的逻辑》，陈映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第一版，49.80元
不止一次电视台谈话节目请我做嘉宾，讨论城乡户籍问题。每次我都建议：要争取请到正反双方，言论节目一边倒是没意思的；最好能请到公安局等部门的管理者，他们是反对方，他们有学者不知道的信息和判断；大家在一起有争头。遗憾的是，这些管理者千呼万唤不出来。我对户籍问题的看法很简单。我常常借用邓拓《燕山夜话》某篇中的段子：一个人被蒙住了眼睛，双手吊在单杠上，双脚离地很近，但心里恐惧杠子太高，任凭别人劝告，就是不敢松手。你若问我的主张，我必须直言：立即取缔城乡户籍壁垒，天下不会大乱。话说的硬，其实我知道，自己认知上有局限。所以特别愿意听到有信息、有分量的第二种观点。管理部门的言论最终也没听到，倒是看到了同仁陈映芳教授在《城市中国的逻辑》一书中的观点。其实她也没能请出高层管理者，但多年来她就此问题直接、间接地采访了各色人等，且有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一个深入的解释。我很获益，愿与大家分享。
她论说的支点是利益。太好了，那就不会是空说。她说，当初的户籍制就是建立在利益的考量之上的。“首先是因为政府的需求……自上世纪50年代起，通过户籍制度，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不仅得以限制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控制城镇的人口规模（特别是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而且得以对社会成员实施属地化管理。”（《城市中国的逻辑》第47页，以下页码均见该书）
今天拒不取缔户籍制，当然有“已经形成的依赖”，但那是小逻辑，从根本上说依旧是利益所致。
她从多方面分析“利益”。先说高层。“现行户籍制成为国家财政的保护屏障……户籍制的城乡一体化意味着国家必须支付巨大的国民待遇成本，为农村人口追加城市居民已经享受到的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待遇。”（第48页）高层畏惧和不愿担当这么大的成本，遂“将落实农民工义务教育及社会保障等的义务、责任（财政负担）下移到了地方及城市”。这样公民权的问题就变成了市民权的问题。（第51页）
可以自行处理的城市管理者鬼聪明，他们“根据自利自保的需要，制定相应的吸纳/排斥外来人员的政策”。（第52页）政策上没有开放户籍，似乎给人的印象是政府怕城市人口膨胀。但实际发生的是上海、北京人口三十年来的暴涨。上海人口平均每年递增10%。（第65页）究竟是户籍制没有挡住人口的涌入，还是管理者其实就没想挡住，管理者不自道心曲，别人很难说清。
如此政策之下，城乡二元在极大程度上变成了今日中国的城内二元。如果没有制度变革，城内二元有世袭下去的趋势。（第57、59页）
正是这种势态，造就了中国农民的“不表达、不申诉的态度”。（第56页）国外移民社会通常发生的冲突这里几乎没有。（第65页）因为这里没给他们权利，这里不培育权利意识。这里发生的是政策排斥，现实容纳的诡异现状。（第66页）
政策的排斥，给了很多人好处。比如说企业家。“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平等就业权不受政府保护，这实际上降低了企业侵害外来务工人员权益行为的法律成本，企业较容易将工资压到最低，或免去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并可以依照企业的生产需要和本人的表现随时解雇工人。同时由于外来务工人员不享有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待遇，企业还可以免去为他们支付养老、医疗、失业、住房等保险费用。”（第67页）“由于就业权受到限制……外来务工人员对企业主更形成了某种依赖，‘有得做就不错了’的心态减少了他们对权益侵害的抵制动力。”（第68页）几乎可以说，是企业家和农民工合谋造就了心甘情愿的二等公民。
利益获得者竟也包括普通市民。外来人口似乎抢了城市人的岗位，但另一方面他们租了城市人的房子。一些城市人成了吃瓦片的房东（第81页）
顽固保留城乡户籍制的政策下，一个极其复杂的利益链已经形成，它们成为户籍制的保护圈。
一个学术工作者无时不要自问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以为，可不可放开户籍，可以是公民的质问，也可以是一种政策研究，但不是学术。我常常告诉学生，不要提政策建议，那非你所长，你信息不齐备，且社会生活是极其复杂的博弈。阿城《棋王》里那呆子魔怔着问捡破烂的老人天下大势，老者说：棋子儿没摆齐怎么说啊。今日政策下社会是如何运转的，才是学术研究。你深入调查和思考后，事实及道理上都必有所发现，虽调查到的必然只是某些局部，但不调查，大家并不清楚。这些调查来的信息会帮助大家重新思考，包括愿意改革的官员们。
陈映芳的著作对户籍政策下社会的运转发现和提出了一些非常可贵的东西。她告诉我们：不给权利的“收获”，即一个利益链，这是显在的。其代价呢？“外来务工人员基本上是由自己承担迁移成本，包括交通成本、居住成本、生产投入成本、教育成本、管理成本等等。”（第82页）对不起，说错了，这其实还是城市的“收获”，或曰他们节省了成本。清华大学硕士生徐晓锋的论文揭示出，农民工被盘剥得甚至再生产出下一代农民工的力量都没有，要将他们的孩子交给老家的爷爷奶奶来抚养。那么城市的代价究竟是什么？这本是异常清晰的事情，因为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但时下居然是个极其模糊的问题，因为户籍制度让城市人心安理得地剥夺，或直接或间接。
代价是什么？有一天我们会明白的，只怕那时候我们偿还不起。
郑也夫，《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21日，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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