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7日 星期二
巴金的一次尴尬道歉
巴金一生,对家人,对朋友,真正诚心尽意。仅从他晚年的五册《随想录》里,就能读到多篇他对于友人和家人的动人回忆。那中间的深挚,那种常常自己不取分文地劳作,还忍受委屈,却不抱怨的情节,使人产生一种温煦的感动。
但是,在那些非常的岁月,巴金也无奈地写过违心的文字。这种文字,后来他在《随想录》中称为“遵命文学”。这样的违心文字,有的甚至还是针对自己多年的老友。
一
有这么一件事,时间也许得追溯的稍远一些。1956年时,为了宣传统战工作的成绩,由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建议,通过文化部下达任务,让上海的名作家柯灵写一个反映工商业改造的电影剧本。这个剧本,就是后来大致拍摄完成,虽未曾公映,却被在全国范围进行批判的电影《不夜城》。
电影《不夜城》里,描写了一个名叫张伯韩的民族资本家,经过出洋留学,归国后立志兴办工厂,希望通过搞实业达到救国的目的。当时他曾利用人们心理,创出了一种“爱国牌”的蓝布,还与奸商做过斗争。1949年后,他经过较为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接受了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部影片的创作,有着十分明确的政治意义,那就是,不仅在国内,还要向国外宣传,告诉人们我国对资本家的改造,是采取和平方式的,因此政策是成功的,并非如国外一些报道歪曲的那样。
在大量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柯灵完成了剧本的创作。在著名导演汤晓丹及演员们的共同努力下,虽在1957年这个特别的年份中,并几番折腾,可到底完成了拍摄。可惜,片子还没有上演,就因为写了资本家,竟一下子成了批判对象。1958年,《不夜城》还未完全拍毕,批判的大字报便先贴了出来:“《不夜城》是美化资产阶级;是复辟资本主义;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不过,这次批判并不特别严厉,毕竟影片大多数人还没有看过。剧本作者柯灵和导演汤晓丹只进行了一些自我批判了事。
事情倘若就此结束,也许就罢了。可在政治气候略略回暖的1962年,上海电影厂给电影局打了一个报告。希望《不夜城》能拿出来放映。这样可以挽回几十万元损失,也可以为群众增加有益节目。为此,事先下任务的李维汉还在中央统战部主持召开了关于《不夜城》的座谈会。虽然大家都认为上次批判有些过分,可当时的气氛下,这些看法和座谈会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不夜城》依然被封锁着。
可到了1965年,在批判了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之后,把《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等几部电影也拿来批了一通,下面轮到的,是《林家铺子》、《红日》、《聂耳》,再加上不曾公演的《不夜城》。
1965年初,文艺界重要负责人周扬,在邀请出席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的文艺界人士吃饭时,发表了一番讲话。因为牵涉到在座人,周扬轻轻点了一下:“另外还有一件事,这与柯灵同志有点关系,那就是有可能要对《不夜城》进行批评。”柯灵平素,是较为温和的,听到此却激动起来。他立即插进话头,大声回应:“《不夜城》本子,是统战部与文化部交给我的写作任务。”当场回击,这在当时是难以见到的。坐在跟前的巴金,赶紧用手将柯灵按住,他怕柯灵发作起来,招致不良后果。可是,巴金万万没想到,这写批判《不夜城》文章的任务,会落到他的头上。
二
回到上海没多久,市上文艺界领导之一的叶以群来到巴金家。他的脸上虽带着笑,可却能看出几分难言的神色。一番寒暄后,叶以群终于说出了此行的目的:“你知道的,电影的批判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先是《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等,轮到《不夜城》,可不又是一新阶段。巴金不接话,他想,看样子与《不夜城》有关吧?果然,叶以群接着说:上面把任务交了下来,看样子,上海不交出一两篇批判《不夜城》的稿子,怕是交不了差。
这话已亮明了。上海要交文章,你巴金是大作家,名字有分量,即使一两篇,巴金也推脱不了。但巴金还是迟疑地试图推脱:“我对电影是外行,请别人写不行吗?”“别人也要写,可你也要写,需要有你署名的批判文章。”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柯灵和巴金是老友,《不夜城》剧本是统战部、文化部交给柯灵的任务,巴金也知道。剧本写好后,不仅电影局领导看过,统战部、文化部领导也都看过,文化部还曾提名推荐剧本为优秀剧本创作奖的候选剧目,孰料这层层地审核,仍不能保证其不被批判的命运。而批判任务,却又交给并不多么熟悉电影,批判对象还是自己老友的巴金,想想这难度,真叫人不知如何才能措手。
巴金试着想把此事拖一阵子,看能不能拖过。过了一段时间,他打电话给叶以群,告诉说自己实在写不出来。叶以群也是接受了上面旨意,他也相当为难。在电话里,巴金甚至感觉他似乎有些害怕。他告诉巴金,这是市委宣传部交给的任务。当时的上海市宣传部长,是后来权重一时的张春桥。在上海,文化界当然得惟命是从。
万般无奈之下,巴金只好勉强写出一篇批判《不夜城》的文章。他在电话里先与叶以群说好,文章中不点出编剧人柯灵的名字。
文章交了出去,正好巴金有了出访越南的任务,他也想赶紧摆脱眼下这批判潮头,便立即束装,准备到北京集合。但是,巴金心里实在搁不下。自己违心写了批判老友影片的文章,眼下一走,到发表出来,老友也许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这真是一件叫人难堪的事。思前想后,巴金觉得还是应当上柯灵家去一趟,告诉此事。这里有先期道歉的意思。一个人实在不好张口,巴金便叫上夫人萧珊一块去,希望能起一点调节气氛的作用。
因为《不夜城》的缘故,柯灵家当时已是门可罗雀了。人们怕触“电”,绝迹不敢上门,巴金夫妇地到来,柯灵真是十分高兴。当时的情形,后来巴金在《随想录》一篇文章里有简单描述:“上飞机的前夕我还和萧珊同去柯灵家,向他说明:我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未提编剧人的名字。此外,我什么也没有讲,因为我相当狼狈,讲不出道歉的话,可是心里却有歉意。”这种情景,真叫人难以名状。柯灵当时当然也满怀委屈,他又能说什么?可是,后来柯灵在文章中也披露了自己当时的心态:“我当时没有向他(巴金)披沥我隐秘的心情,我是多么希望宅心敦厚而又了解我的朋友来参加口诛笔伐。因为他们决不会对我无中生有,入人于罪。”
三
巴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7月5日的上海《文汇报》上,通篇看去,给人一种十分明显的勉强感觉。文章字数不算少,有3500字左右。可总体不平顺,看去别扭。此文的题目:《谎话一定要给戳穿》,初看几乎不通。文中大量复述电影故事情节,显得拖沓、无力,那种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的情态一望可知。读着一点也不像一个在文坛上驰骋几十年的老将的文笔。不过,其中的一些文字还是值得略加节录,使人们见到当时的世风和文风:
“看《不夜城》,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一开头你就感觉到别人在向你撒谎,而且强迫你听那无穷无尽、无边无底的大谎话。影片不惜工本用了那么多‘美丽’的画面和‘漂亮’的颜色来使你眼花缭乱,来为影片中的‘英雄人物’涂脂抹粉。可是那些庸俗的画面只能使你作呕,那些虚假的情节只能使你愤怒。我看下去,我受不了那些颠倒黑白的花言巧语,我受不了那种剥削阶级耀武扬威的‘英雄’气概。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中国,会出现这样一部美化剥削阶级、歌颂资本家的影片,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和愤怒。”
这是整篇文章的开头。这些文字你大约只见到一种态度,一种不得不为的批判情绪。预设前提,不顾逻辑,看似理直气壮,其实空洞无物。即使大作家如巴金,这种“遵命文字”也不能写出“彩”来。
具体到影片内容,巴金这样进行了批评:“然而电影《不夜城》却反映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对张伯韩(按:电影中主人公,被改造好的资本家)全家父子、兄弟、夫妇、父女,它都毫无例外地一律美化,连那个表兄兼妹夫的凌大年,那个为了美金不惜坑自己亲戚,逃到香港当‘白华’,落得家破人亡、只好跑回来靠亲戚的凌大年也大言不惭地谈起‘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居然在庆功会上通宵狂欢。这真是毫无原则、取消革命的一团和气了。”
对于《不夜城》作者,巴金虽然没有点名,可因为预设在前,也不得不用了一段文字进行告诫:“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地改造自己、你不遵守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不能同工农兵打成一片,不能取得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就不能为工农兵服务。你不为工农兵服务,就要为资产阶级服务;你不宣传无产阶级思想,就会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管是有意或无意,你会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替剥削者讲话。《不夜城》是这样,《林家铺子》也是这样。”
这样的文字,即使经过那个时代的人,现在也已很陌生了。可是那种思维习惯,那种无凭无端的“强烈义愤”,那种预先设计,不经也不许探讨、自以为是的批判“前提”,现在的一些文字中也还时有流露。
三个多月后,巴金从越南回来,知道自己的文章早已发表,《不夜城》已经定为“大毒草”,但是,他仍然对柯灵感到歉意。后来他也不愿将那篇文章找出来再看一下,以至连文章的题目也说不清楚了。再之后他知道事先布置写批判文章的另一位朋友交了“白卷”,他更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实。
四
从事情的发展看,巴金的文章实在算不了什么。因为“文革”到来后,柯灵及其《不夜城》的导演、演员等,受到了精神和肉体的严重摧残。柯灵被抓进监狱,家里人竟毫不知情。到1967年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批斗大会时,柯灵夫人才偷偷来到台下,远远望一下自己“失踪”已久的丈夫。在这次严酷的批斗会上,内心超然的柯灵竟默默口占出一首七言绝句:
此真人间不夜城,广场电炬烛天明。
卅年一觉银坛梦,赢得千秋唾骂名!
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无限感慨。写出批判文字的巴金,在“文革”中更是被口诛笔伐,成了全国著名的“黑作家”。他言不由衷写出的批判《不夜城》的文章,又给自己添了一条“假批判真包庇”的罪名。给巴金布置写文章的叶以群,“文革”中遭到严重迫害,含恨跳楼自尽。粉碎“四人帮”后,在补开的追悼会上,巴金宣读了悼词,算是他奉上了对这位朋友的深挚悼念。
柯灵与巴金,是相互信任和敬重的朋友,正因为此,他们之间,并没有因为巴金写批判文章而受到影响。巴金写在《随想录》里的文字,柯灵读到了,他后来在文章中,也表示了由衷的理解。之后,柯灵还写出了《巴金〈随想录〉的随想》,《巴金和我们在一起》,《他交出了自己的心——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开幕词》等多篇赞颂巴金的文章。他们的心,是接通的,并未因一些外在的因素而改变。这次巴金写批判文章,满怀歉意登门说明的“狼狈”情形,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他们心底的相互理解。这样的情景,我们一方面希望它永不再发生,同时希望能成为交友的恒定标准,予人以启示。这或许是巴金这段故事值得记录下来的一个理由吧!
杨建民 《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21日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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