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一次尴尬道歉

    巴金一生，对家人，对朋友，真正诚心尽意。仅从他晚年的五册《随想录》里，就能读到多篇他对于友人和家人的动人回忆。那中间的深挚，那种常常自己不取分文地劳作，还忍受委屈，却不抱怨的情节，使人产生一种温煦的感动。

    但是，在那些非常的岁月，巴金也无奈地写过违心的文字。这种文字，后来他在《随想录》中称为“遵命文学”。这样的违心文字，有的甚至还是针对自己多年的老友。

    一

    有这么一件事，时间也许得追溯的稍远一些。1956年时，为了宣传统战工作的成绩，由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建议，通过文化部下达任务，让上海的名作家柯灵写一个反映工商业改造的电影剧本。这个剧本，就是后来大致拍摄完成，虽未曾公映，却被在全国范围进行批判的电影《不夜城》。

    电影《不夜城》里，描写了一个名叫张伯韩的民族资本家，经过出洋留学，归国后立志兴办工厂，希望通过搞实业达到救国的目的。当时他曾利用人们心理，创出了一种“爱国牌”的蓝布，还与奸商做过斗争。1949年后，他经过较为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接受了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部影片的创作，有着十分明确的政治意义，那就是，不仅在国内，还要向国外宣传，告诉人们我国对资本家的改造，是采取和平方式的，因此政策是成功的，并非如国外一些报道歪曲的那样。

    在大量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柯灵完成了剧本的创作。在著名导演汤晓丹及演员们的共同努力下，虽在1957年这个特别的年份中，并几番折腾，可到底完成了拍摄。可惜，片子还没有上演，就因为写了资本家，竟一下子成了批判对象。1958年，《不夜城》还未完全拍毕，批判的大字报便先贴了出来：“《不夜城》是美化资产阶级；是复辟资本主义；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不过，这次批判并不特别严厉，毕竟影片大多数人还没有看过。剧本作者柯灵和导演汤晓丹只进行了一些自我批判了事。

    事情倘若就此结束，也许就罢了。可在政治气候略略回暖的1962年，上海电影厂给电影局打了一个报告。希望《不夜城》能拿出来放映。这样可以挽回几十万元损失，也可以为群众增加有益节目。为此，事先下任务的李维汉还在中央统战部主持召开了关于《不夜城》的座谈会。虽然大家都认为上次批判有些过分，可当时的气氛下，这些看法和座谈会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不夜城》依然被封锁着。

    可到了1965年，在批判了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之后，把《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等几部电影也拿来批了一通，下面轮到的，是《林家铺子》、《红日》、《聂耳》，再加上不曾公演的《不夜城》。

    1965年初，文艺界重要负责人周扬，在邀请出席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的文艺界人士吃饭时，发表了一番讲话。因为牵涉到在座人，周扬轻轻点了一下：“另外还有一件事，这与柯灵同志有点关系，那就是有可能要对《不夜城》进行批评。”柯灵平素，是较为温和的，听到此却激动起来。他立即插进话头，大声回应：“《不夜城》本子，是统战部与文化部交给我的写作任务。”当场回击，这在当时是难以见到的。坐在跟前的巴金，赶紧用手将柯灵按住，他怕柯灵发作起来，招致不良后果。可是，巴金万万没想到，这写批判《不夜城》文章的任务，会落到他的头上。

    二

    回到上海没多久，市上文艺界领导之一的叶以群来到巴金家。他的脸上虽带着笑，可却能看出几分难言的神色。一番寒暄后，叶以群终于说出了此行的目的：“你知道的，电影的批判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先是《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等，轮到《不夜城》，可不又是一新阶段。巴金不接话，他想，看样子与《不夜城》有关吧？果然，叶以群接着说：上面把任务交了下来，看样子，上海不交出一两篇批判《不夜城》的稿子，怕是交不了差。

    这话已亮明了。上海要交文章，你巴金是大作家，名字有分量，即使一两篇，巴金也推脱不了。但巴金还是迟疑地试图推脱：“我对电影是外行，请别人写不行吗？”“别人也要写，可你也要写，需要有你署名的批判文章。”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柯灵和巴金是老友，《不夜城》剧本是统战部、文化部交给柯灵的任务，巴金也知道。剧本写好后，不仅电影局领导看过，统战部、文化部领导也都看过，文化部还曾提名推荐剧本为优秀剧本创作奖的候选剧目，孰料这层层地审核，仍不能保证其不被批判的命运。而批判任务，却又交给并不多么熟悉电影，批判对象还是自己老友的巴金，想想这难度，真叫人不知如何才能措手。

    巴金试着想把此事拖一阵子，看能不能拖过。过了一段时间，他打电话给叶以群，告诉说自己实在写不出来。叶以群也是接受了上面旨意，他也相当为难。在电话里，巴金甚至感觉他似乎有些害怕。他告诉巴金，这是市委宣传部交给的任务。当时的上海市宣传部长，是后来权重一时的张春桥。在上海，文化界当然得惟命是从。

    万般无奈之下，巴金只好勉强写出一篇批判《不夜城》的文章。他在电话里先与叶以群说好，文章中不点出编剧人柯灵的名字。

    文章交了出去，正好巴金有了出访越南的任务，他也想赶紧摆脱眼下这批判潮头，便立即束装，准备到北京集合。但是，巴金心里实在搁不下。自己违心写了批判老友影片的文章，眼下一走，到发表出来，老友也许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这真是一件叫人难堪的事。思前想后，巴金觉得还是应当上柯灵家去一趟，告诉此事。这里有先期道歉的意思。一个人实在不好张口，巴金便叫上夫人萧珊一块去，希望能起一点调节气氛的作用。

    因为《不夜城》的缘故，柯灵家当时已是门可罗雀了。人们怕触“电”，绝迹不敢上门，巴金夫妇地到来，柯灵真是十分高兴。当时的情形，后来巴金在《随想录》一篇文章里有简单描述：“上飞机的前夕我还和萧珊同去柯灵家，向他说明：我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未提编剧人的名字。此外，我什么也没有讲，因为我相当狼狈，讲不出道歉的话，可是心里却有歉意。”这种情景，真叫人难以名状。柯灵当时当然也满怀委屈，他又能说什么？可是，后来柯灵在文章中也披露了自己当时的心态：“我当时没有向他（巴金）披沥我隐秘的心情，我是多么希望宅心敦厚而又了解我的朋友来参加口诛笔伐。因为他们决不会对我无中生有，入人于罪。”

    三

    巴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7月5日的上海《文汇报》上，通篇看去，给人一种十分明显的勉强感觉。文章字数不算少，有3500字左右。可总体不平顺，看去别扭。此文的题目：《谎话一定要给戳穿》，初看几乎不通。文中大量复述电影故事情节，显得拖沓、无力，那种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的情态一望可知。读着一点也不像一个在文坛上驰骋几十年的老将的文笔。不过，其中的一些文字还是值得略加节录，使人们见到当时的世风和文风：

    “看《不夜城》，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一开头你就感觉到别人在向你撒谎，而且强迫你听那无穷无尽、无边无底的大谎话。影片不惜工本用了那么多‘美丽’的画面和‘漂亮’的颜色来使你眼花缭乱，来为影片中的‘英雄人物’涂脂抹粉。可是那些庸俗的画面只能使你作呕，那些虚假的情节只能使你愤怒。我看下去，我受不了那些颠倒黑白的花言巧语，我受不了那种剥削阶级耀武扬威的‘英雄’气概。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中国，会出现这样一部美化剥削阶级、歌颂资本家的影片，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和愤怒。”

    这是整篇文章的开头。这些文字你大约只见到一种态度，一种不得不为的批判情绪。预设前提，不顾逻辑，看似理直气壮，其实空洞无物。即使大作家如巴金，这种“遵命文字”也不能写出“彩”来。

    具体到影片内容，巴金这样进行了批评：“然而电影《不夜城》却反映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对张伯韩（按：电影中主人公，被改造好的资本家）全家父子、兄弟、夫妇、父女，它都毫无例外地一律美化，连那个表兄兼妹夫的凌大年，那个为了美金不惜坑自己亲戚，逃到香港当‘白华’，落得家破人亡、只好跑回来靠亲戚的凌大年也大言不惭地谈起‘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居然在庆功会上通宵狂欢。这真是毫无原则、取消革命的一团和气了。”

    对于《不夜城》作者，巴金虽然没有点名，可因为预设在前，也不得不用了一段文字进行告诫：“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地改造自己、你不遵守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不能同工农兵打成一片，不能取得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就不能为工农兵服务。你不为工农兵服务，就要为资产阶级服务；你不宣传无产阶级思想，就会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管是有意或无意，你会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替剥削者讲话。《不夜城》是这样，《林家铺子》也是这样。”

    这样的文字，即使经过那个时代的人，现在也已很陌生了。可是那种思维习惯，那种无凭无端的“强烈义愤”，那种预先设计，不经也不许探讨、自以为是的批判“前提”，现在的一些文字中也还时有流露。

    三个多月后，巴金从越南回来，知道自己的文章早已发表，《不夜城》已经定为“大毒草”，但是，他仍然对柯灵感到歉意。后来他也不愿将那篇文章找出来再看一下，以至连文章的题目也说不清楚了。再之后他知道事先布置写批判文章的另一位朋友交了“白卷”，他更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实。

    四

    从事情的发展看，巴金的文章实在算不了什么。因为“文革”到来后，柯灵及其《不夜城》的导演、演员等，受到了精神和肉体的严重摧残。柯灵被抓进监狱，家里人竟毫不知情。到1967年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批斗大会时，柯灵夫人才偷偷来到台下，远远望一下自己“失踪”已久的丈夫。在这次严酷的批斗会上，内心超然的柯灵竟默默口占出一首七言绝句：

    此真人间不夜城，广场电炬烛天明。
    卅年一觉银坛梦，赢得千秋唾骂名！

    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无限感慨。写出批判文字的巴金，在“文革”中更是被口诛笔伐，成了全国著名的“黑作家”。他言不由衷写出的批判《不夜城》的文章，又给自己添了一条“假批判真包庇”的罪名。给巴金布置写文章的叶以群，“文革”中遭到严重迫害，含恨跳楼自尽。粉碎“四人帮”后，在补开的追悼会上，巴金宣读了悼词，算是他奉上了对这位朋友的深挚悼念。

    柯灵与巴金，是相互信任和敬重的朋友，正因为此，他们之间，并没有因为巴金写批判文章而受到影响。巴金写在《随想录》里的文字，柯灵读到了，他后来在文章中，也表示了由衷的理解。之后，柯灵还写出了《巴金〈随想录〉的随想》，《巴金和我们在一起》，《他交出了自己的心——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开幕词》等多篇赞颂巴金的文章。他们的心，是接通的，并未因一些外在的因素而改变。这次巴金写批判文章，满怀歉意登门说明的“狼狈”情形，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他们心底的相互理解。这样的情景，我们一方面希望它永不再发生，同时希望能成为交友的恒定标准，予人以启示。这或许是巴金这段故事值得记录下来的一个理由吧！

杨建民 《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21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