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与“文革”

一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这是一段心灵的痛史。这段黑色历史，缠绕在当今五十至六十岁一代人的心灵和梦境中，挥之不去。一晃，当年十几岁的一代中学生，历经强权耍弄，尝尽人世沧桑，现在成了老父老母、爷爷奶奶。然而回忆起来，四十年前却像是昨天。

由电视连续剧《知青》（梁晓声编剧）的种种不真实场景和情节引起的强烈社会批评和愤慨，使人们再一次看到，时隔四十四年，中国又出现漂白“文革”、漂白罪恶、淡化或美化民族的苦难的现象（编剧正是当年知青中的一位）。好在历史见证人仍在，他们有评论的权利。

《知青》剧会烟消雾散，但重要的是，知青问题启动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对罪恶的揭露、对人间道义的追寻，特别是对“文革”黑暗时代的严肃审视和批判。

二

“知识青年”这个词，在1960年代出现，大抵指高中学生。那时，高中生由于各种原因高考落榜（特别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被录取），当局给他们一顶“知识”荣冠，号召这些青年离开大城市去边疆和农村落户，要他们在那里生根开花、献身边疆〔1965年7月周恩来路经新疆石河子军垦农场与那里的上海男女青年见面，宣称“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此语泄露这些青年由于政治歧视而来此地），这消息和照片曾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上渲染为“党的关怀”、军垦战士“生活美好”，配合这一号召而制作的电影记录片《军垦战歌》（1965）宣扬“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其插曲《边疆处处赛江南》流传一时，使不少青少年被这支歌曲的婉转旋律迷惑〕。当局宣传机器还大肆报道自愿下乡落户做农民的知识青年“样板”邢燕子、侯隽。

“文革”前兴起的大城市青年“到农村到边疆”运动，其实质是对青年一代“思想改造”的方式，是“政治防范”方式，是中国社会萎缩、经济凋敝、生产停滞的反映，是中国自1949红色专制建立以来对知识分子不断迫害、对原有众多民国大学关停并转（50年代初的所谓“院校调整”）、高等教育急剧萎缩和衰败的结果。这使得高考竞争极为酷烈，因为失学即失业、失业即落入社会底层。在日益严峻的政治等级制度下，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永远背负着苦难的十字架、受政治歧视而不能得志（他们常常在文化教养、心智性格和学业成绩上是同辈中最优秀的），只能在大城市底层谋一口饭，或去边疆务农种地。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经济全面败落、走向赤贫和非知识化，社会的不公平和对人权的剥夺使壮志有为的青年一代感到沉重的心灵威压。

三

当“知识青年”这一名称再次甚嚣尘上时，中国正陷入“文革”黑暗的第三年即1968年。这年开始兴起全国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毛泽东于该年12月发表所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批示，向那些拒绝下乡的学生和家庭发话。此时，1966、67、68“老三届”中学生和高中生“上山下乡”成为全国各大城市家家涉及、到处谈论的中心话题，“知识青年”四字大为普及，遂简称“知青”，成为人们对“下乡青年”的一个代称。

这场青年学生“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政权自1949年以来祸国殃民罪恶史的一部分，是这个政权长达十年、臭名昭着的“文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个政权对那一代人的残酷摧毁，是这个政权对人民犯下的一系列严重侵犯人权罪行中的重要一部分。

透视青年一代“上山下乡运动”的实质，全面揭露“文革”罪恶以及毛泽东政权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史学者的责任。

首先，这个政权从根本上敌视知识、反对智慧、摧毁精神独立，它制造贫困、赞扬愚昧、称颂奴性和野蛮，它的政权靠的不是知识和正义而是愚昧和暴力，它敌视知识分子而赞扬大字不识一斗的“大老粗”、满手油污的“工人”、满掌老茧的“贫下中农”，它把后者视为政权的基础（所谓“工农联盟为基础”），它自称“共产党”是这类人的代表。这种对待知识的根本态度，自1949年以来多次展开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运动诸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胡适”、“批判胡风集团”、“反右”直至“文革”达到全面迫害知识分子狂潮顶峰。

“文革”中出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正是毛泽东政权反智、反文明这一黑暗政治方向的继续，是这个政权多年来形成的这种政治思维逻辑推进的一个步骤。青春年华中的青少年一代被剥夺接受更高教育和学术深造的权利、却去农村荒野接受一群无知者和落后的小生产者“教育”，这种荒谬事在那个世道成为风行一时的口号。在这种政策下出现青年学生下乡运动，毫不奇怪。这个政权剥夺了青年一代接受教育、选择职业的权利。

第二，“文革”中混乱的社会、停滞的生产、萧条的商业、近乎崩溃的经济，是这个政权对中国社会的持续破坏所达到的极点。这个政权年年月月天天“讲政治”、讲“政治挂帅”，为了个人的权力，他们会毫不迟疑地把整个民族推入苦难战火和权力厮杀中。民生、经济、生产方面的巨大损失，对于他们永远是“最小最小最小”，他们个人权力和地位永远是“最大最大最大”。在社会全面凋敝、经济全面倒退的社会背景下，青年一代必然失业，承受恶果。这个政权剥夺了青年一代就业的权利。

第三，1966年6月，毛泽东政权为开展所谓“文革”而在全国停课、停学、解散学校，中学不上课，大学不招生，全国青少年不能上学、读书、深造，只能在社会上流浪。这个政权剥夺了青年一代读书求知的权利。

第四，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这个政权采取的是带有强制性的手段，包括政治动员、频繁家访、向学生和家长施加各种压力。“文革”前的“支援边疆”“插队务农”号召，基本属于自愿（有些属于强迫和惩罚，例如宁夏农建兵团某师团）。无人心甘情愿离开大城市去边疆和农村（大城市已够萧条败落而农村则十倍地凄惨无助）。“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近乎一锅端。那种宣传声势给全社会每个家庭每个青年造成巨大的心理威压、日夜忐忑、寝食不安，不得不断然消掉户口、一走了之。这个政权剥夺了青年一代居住的权利。

毫无疑问，“文革”中兴起的全国性“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政权对全国青年、全国人民的多种人权和自由的严重侵犯。他们侵犯了青年一代受教育的权利、就业的权利、选择职业的权利、居住的权利、追求人生幸福和自由的权利。

四

“文革”中兴起的全国性“上山下乡运动”，绝不是什么“再教育”，那是欺人之谈。这场运动是社会和政治危机的产物，同时又是毛泽东政权政治阴谋的产物。

第一，全国工业停滞、农业歉收、商业凋萎、交通运输紊乱、各种物资短缺、市场供应紧张，社会和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各大城市派别林立、相互打斗，学生和工人各有组织（北京学生分成“四三”和“四四”两大派、彼此辩论和冲突），中央政权忙于内部权斗、忧虑民众中这种分崩离析局面难以控制。全国各大城市青年失学、失业、到处流浪串联，千百万青年集中在大城市，势必成为这个政权的心腹之患，毛泽东集团需要解决这个大问题，尽快处理掉这些“多余的人”。

第二，这些青年学生中有一部分人在“文革”初期曾被毛泽东政权利用、从教育界开始“造反”、冲上社会成为毛的冲锋队“红卫兵”、随后他们的“革命父母”一夜变成“走资派”、“红卫兵”转眼成了“狗崽子”，有些人开始反思和醒悟，意识到自己被毛利用而开始厌恶和反对毛泽东“中央文革”势力。毛泽东集团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处理掉这些“闹事者”。

第三，青年学生中的大多数是十余年来阶级歧视政策（所谓“有成分论”）的受害者，他们对“文革”初期体现毛泽东政权阶级歧视政策而盛行一时的那个“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持强烈憎恶和反对态度。特别是青年思想家遇罗克《出身论》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山呼海啸般强烈的社会共鸣、产生巨大的心灵震撼力和思想离心力，对毛泽东政权十余年来实行的政治歧视政策起到彻底的思想颠覆作用和理论摧毁力。此时，中国最有思想魅力和精神号召力的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北京一介素朴青年遇罗克。思想的种子已经扎根在全国青年心灵中，它们是要发芽、成长的。这代青年十多岁，毛泽东已成老朽。按照中国政治的特点，“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专制者一日不死，他的邪恶决不会罢手，尽管他的死并不意味着邪恶就会停止。在中国，似乎只有自然规律才能指望。毛泽东集团出于本能地意识到青年中这种思想批判力的巨大威胁性，他们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位年轻的思想家和亿万人的精神领袖。毛泽东要尽早下手，一方面秘密逮捕和枪杀遇罗克（1968年1月、1970年3月），另方面尽快抛弃这一代醒悟的青年，解决这个政权的巨大隐患。

第四，毛泽东很清楚，他手上的血债太多，他的政权十九年来不停顿地开展疾风暴雨般的各种镇压、清洗、批判、流放运动，被他“关、管、杀”的人多达数百万、上千万，仅三年大饥馑死难者就高达三四千万人。对于这些受难者家庭，这个政权的暴行无异于杀父杀母、杀兄杀姊之血海深仇。这些受害者连带的亲属，则需至少以十倍计算，那将是一个挥手即可轻轻颠覆政权的四五亿人口。毛泽东十九年来不断作恶、又时时忧虑作恶招致个人复仇和政权倾覆。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断制定愈来愈严格的“阶级路线”即政治歧视政策（无论招生招工还是参军）、规定家属中有“关、管、杀”者不可使用；这就是为什么他深居宫中却惶恐忐忑、连女人的脚步声都吓得一惊。他要处理这些具有潜在威胁力的青年一代。

第五，紧张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与苏共政权的冲突，使毛氏心怀忧惧。苏军陈兵西北、蒙古、东北边境，苏军坦克部队随时可以挥师长驱直入中国疆土，轰炸机随时可以摧毁中国西北核武基地和内地要害设施。按照毛泽东老掉牙的所谓“人民战争思想”和所谓“要准备打仗”这种吹风动员式宣传，他需要大批青年到西北边疆、内蒙草原、东北边疆去充当战时炮灰、为他豁命“卫国”（1969年3月中苏在东北边境珍宝岛爆发一场局部战争），同时又可借苏军之手处理掉这些青年（朝鲜战争中他已玩过这一手，即借美军飞机大炮解决了他手中无法安置的几十万为他打天下的中国农民军，送他们一个“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称号）。

上述问题必是毛泽东日夜算计、亟需解决的大事。他决定采取对全国各大城市青年集体劳改、集体流放到边疆四陲和外省农村、让军队（军垦农场即军事管制）、农村基干民兵把这些城市青年轻而易举地消化掉，让枪杆子、锄把子、泥腿子把他们看管起来，就像对待“四类分子”那样把他们迁出都市、交给农民监管。这就是毛泽东的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治实质。

五

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最初以老三届学生“毕业分配”为名。这种毕业分配本身，也贯彻着政治歧视政策。以北京的毕业分配为例，当时最好的工作是留在北京的某个小厂小店，还有参军、三线工厂（例如陕西山沟里的汽车制造厂），但是名额极少，这类工作给了那些“出身好、表现好”“政治可靠”的团干部之类。剩下的学生全部上山下乡，即到边疆和农村去当农民，没有工资、没有劳保、没有社会福利。这些青年，大都是家庭出身不那么红的，诸如职员、业主或父母虽是所谓革命干部或高干但却成了“走资派”、历史有问题或靠边站失了宠的（诸如习仲勋等人的子女）。这种“毕业分配”显然是出身歧视、政治歧视。

把这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及其子弟驱逐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本是毛泽东集团大讲阶级斗争、阶级专政以来一直深怀在心的谋略之一。他的“好学生”柯庆施主管上海时从五十年代后期就积极采取这项政治驱逐和城市净化政策，名义上说是“支援边疆建设”、实际上是驱逐政治“异己分子”及其子女，号召他们去青海、新疆等边疆地区，使上海成为“五无”城市（无“地富反坏右”）。1966年“文革”中，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打家劫舍、大规模押解“五类分子”离开北京回原籍落户，意在消除肘腋之患。

在驱逐北京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毛泽东集团运用了某些手腕，使青年学生及其家庭人心惶惶，产生很大心理压力。比如下乡地点和省份，从地理位置看，一个比一个远，从生活条件看，一个比一个差。第一批是东北中苏边境兴凯湖附近的军垦农场，第二批是内蒙插队，第三批是山西插队，第四批是陕西插队，第五批是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等等。在那个愁云惨雾日日笼罩、政治压力无所不在的年代，家家父母忧虑子女的未来，每个青年都陷于心灵惆怅之中，无人不谈论上山下乡，无人不愤怒世道邪恶。

六

这一代人，是最不幸的一代。他们的父母，出生在民国20年代，享受过个人自由和现代文明，他们的下一代出生在80年代，也多了一点物质和自由。惟独他们这一代，被毛泽东的吹鼓手们说成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最幸福的一代”，殊不知这是最大的不幸。他们会明白这一点：生在什么时代，都不要生在毛泽东时代；长在什么旗帜下，都不要长在共产党的红旗下——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活着遭人践踏、死了还受凌辱的畜生不如的时代。

这代青年人，出生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10岁左右少年时代长身体时却遇到毛泽东集团人为造成的三年大饥荒，这代少年整天在饥饿中；在智力成长时期，却遭遇禁书禁言、封闭头脑、反对刻苦读书、反对白专道路，遭遇阶级斗争、阶级专政、做红色接班人的洗脑灌输，最终陷入十年“文革”、学校停课、学生被赶到无书可读的农村去接受农民的“教育”，一个大流氓误了整个民族及其两代至三代人。这一代青年的人权完全被剥夺，他们在“文革”中集体失学、集体失业后，又被这个政权抛到边疆荒野、穷山恶水、集体流放、集体劳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他们却既没家又没业、无法自立、双手空空、一脸无奈。人生如浮萍，万事无根底，毛泽东政权为这代人铸就一生悲剧，苦难“文革”使他们几乎彻底毁灭。

至于在边疆军垦、农村插队发生的各种悲剧、出现的各种惨事，青年绝望、抗争、伤残、自杀、被杀、残杀、女青年伤身受辱、无奈嫁人以及各种爱情悲剧、婚姻悲剧、家庭悲剧，几乎每一个有插队青年的村落都必有这类事件发生、必有一言难尽的苦难故事。青年相逢，无须相识，天南地北，一身落拓，无不开口骂他娘，闭口骂他祖宗，插队青年就是弟兄，苦难就是共同语言，愤怒就是共同情感。

1978年，全国下乡青年发起声势浩大的社会抗议运动。他们罢工、罢农、横卧铁轨、拦截火车、长途跋涉、挺进城市，向共产党政权发出愤怒的抗议之声、伸张自己的神圣人权，要求回城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居住的权利，要求还我青春、还我尊严。从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数百万下乡青年怒潮涌起、狂飙突进，迫使共产党政权不得不退让。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作家邓贤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国知青梦》、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作家梁晓声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都曾对这一重大事件做过描述。

回到城里，他们发现自己成了被城市社会遗忘了的一代人，他们找不到生活的位置，他们无处居住，没有工作，到处遭白眼。他们成了社会的贱民，成了“多余的人”。他们一事无成，除了手上老茧厚厚，脸上皱纹浮起，话语也带上农村地方口音或口头语，举止不拘小节，说话骂骂咧咧，活脱一个老农。女的谈婚论嫁，也已一把年纪，在农村早已是两个娃的娘了。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青春。

七

“知识青年”问题、“上山下乡运动”以及这代人的悲剧命运，应当是“文革”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四十年来，我们看到太多的文字是宫廷式内斗、高官的失意、公子哥儿的落魄，却没有对“知青”的悲剧和平民的苦难做的真切揭露和研究。中国一向看客多，不知自己就是台上的主人，却矮子观场似地成了台下的看客和谈客。    

“文革”中的一代青年的悲剧命运，是一部伟大文学作品的绝好素材。可惜，中国文人缺少思想和骨气、真诚和血质，惟独不缺急功近利、政治俗气，这是他们难以成就文化大气的重要原因。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悲剧意识、人道情怀，怎能把握这样的“知青”题材？严肃的文学作品，担负着民族的苦难和心灵的创痛，担负着人类的道义和良知的责任。

面对“文革”，面对1949年以来的政治黑暗和社会悲剧，中国民族需要集体反思这段民族痛史和心灵痛史。当年知青如今已年届六旬，人人有责任写出自己所历所知的人生痛史，为那个黑暗时期留下历史记录。

 2012年9月20日于多伦多

孙乃修，《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