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的改革时代

　　我所谓之晚清的“改革时代”，大致涵盖了我所提出的“慈禧时代”和“载沣时代”两个部分。

　　慈禧时代（1860~1908）的显著特点是稳健、权衡、平衡以及在任何开拓、进取上的谨慎的魄力。这个时代存在着明显的改革特点，我们大可按照国际通行的近代改革史时序划分法，对慈溪时代的改革进行严格的厘定。这个时代包含严格意义上的循序渐进的经改时代，同时也包括以李鸿章治下的天津开始辐射向全国的旨在深化体制改革的社会转型期，进而包括戊戌后期在多方压力下不得不提前启动的政改时期。慈溪时代的改革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性与紧迫性，在很大程度上，由慈禧所领导的时代改革延缓了帝国衰亡的速度。

　　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慈禧时代的各个改革时期，都存在着明确的并且不断完善的改革纲领；同时，这个时代在每个时期的改革纲领，都基于深入而踏实的社会实践。慈禧时代是改革官僚风行大江南北的“黄金时代”，比康熙朝而言，玄烨本人虽然酷爱洋务，然而圣祖这样的爱好显然没有在政治层面上成为整个帝国的意识风尚。而在以慈禧为帝国领导核心的政府构架中，一大批具有洋务、改革甚至近代宪政思想的干臣循吏进入了晚清帝国的政治核心，同时他们也执掌着各省督府的各种职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改革官僚集团。他们以自己的能力推动着帝国政治的革新，以古老的官场规则维持着帝国的改革进程不至于走向某种偏执的边缘；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断的接受着西方世界的新思想、新文化，并且利用自己的权力，促使这些新的东西有条不紊的灌输进整个帝国的血脉。慈禧的时代是大清帝国改革时代的稳健时期，因为这个时代有着一批审时度势并具备某种可贵魄力的官员，更有着一个坚固而强势的权力核心。

　　对于慈禧时代，最值得我们提及的，便是1907年便已开始的权力交接。这场交接没有任何的宫斗，更没有胆战心惊的变故，所有的步骤都在老佛爷的脑中早已定局；然而即便如此，在这个关键时刻所发生的交接流程，同样具有浓重的戏剧色彩。首先是载沣入主军机，而后是制宪过程中醇亲王形同监国，再后即为废掉“大阿哥”溥儁；到最后的几天，光绪按部就班的龙驭上宾，从而将戊戌积累的仇恨连同肉身一道带入黄泉，而后便是溥仪荣登大宝，改元宣统，在后即为载沣加衔摄政王，连多尔衮时所赘于其后的“大臣”二字都懒得书写。这意味着摄政王载沣已经不再是“大臣”或说“奴才”，而是整个帝国的“摄政王”，是帝国政治圈中的“正牌儿主子”。

　　自此之后，晚清帝国迎来了改革时代中的载沣时代，这个时代自1908年12月始，至1910年11月（准确的说是1911年1月）止，为期24或26个月，时间跨度为三年左右。然而在这三年中，晚清帝国的改革呈现的是对于慈禧既定方针的盲目承袭，以及在改革创新过程中的明显混乱。这个时期对于慈溪既定方针的承袭，主要表现在对于慈禧后期改革方法的表面继承。首先是载沣意图模仿慈禧股肱守疆的人才惯例，认为以枢要臣僚总督各省的方法能够确保对于慈禧改革“遗产”的深化与发展。然而不巧的是，载沣的所派选的各省总督，其实都并非完全听话。毕竟摄政王一直被笼罩在慈禧的光环之下，故而没有培植起自己足够的政治力量，因此在任用各省长官时，很多表面向载沣表示效忠的官员其实并不拥护这个新的领导核心的政治威权。他们到地方上虽然做出了与帝国中央相配合的良好姿态，然而他们很快便发现了可钻的空子。

　　载沣时代的最大特点是代议制在帝国的横行，并且这种过激、过快的民主制度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帝国的政治进程产生着足够的负面影响。资政院虽然慑于中央的压力，没有或说不敢凌驾于帝国的政权核心之上，然而各省谘议局却在这种表面健全的高度民主之间找到了制约地方督抚的强力依据。根据《谘议局章程》规定，地方督抚的政令须经谘议局核准，方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各省谘议局便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按照心情办事的现象。他们评判的依据大多取决于她们是否觉得这个长官看着顺眼，更准确的说是这个长官“懂事”的程度；故而帝国的各级谘议局便在短时间内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贿选、“买票”（买表决票）的现象。在这种相互的妥协中，帝国各级地方官员在必须通过适当的利益促使之与谘议局沆瀣一气的同时，也以同样的方式收买谘议局，就地方上所需要的某项政策向中央施压，而这种政策往往包括各省武装的“省管”。

　　在循吏守疆的人才方略逐渐演变为地方自治的恐怖局面时，载沣又将目光投向了中央官制的改革领域，这个时代在官制领域的改革则更令人唏嘘。最为简单的前提是，继慈禧之后，朝中几乎所有的“能人”除铁良之外，几乎已经全数为袁世凯马首是瞻。庆王奕劻是慰亭的坚固同盟，而载振贝子则干脆就是袁宫保的“四哥”；徐世昌、段祺瑞、杨度等一大批帝国才子，无不为宫保所用，甚至远在两广的张之洞，也基于对慈禧改革方针的赞同，而于袁世凯保持着必要的政治共同。这个改革时期往往被后世史家戏称为“载沣替袁世凯管家”，而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官制改革，也直接对中央权力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最明显的例子是，载沣将度支部并入民政部，并授其以“全权”，这便直接瓜分了中央的财权，而将这项权力收归至政府的一个部门，致使该部门恃权坐大，至袁世凯接掌帅印之时，势已尾大不掉。

　　这个时期更加荒唐的改革措施即为在军事上的几番动作，这几项调整无疑为晚清帝国开掘了葬身的墓穴。载沣因希望亲手掌握新军，故将北洋系独立出陆军部建制，从而使得北洋新军由单纯的军事力量完成了其向军政势力的最终转变。表面上，北洋新军的统治权收归载沣、载洵以及载涛所有，实际上这种客观造成的建制独立所带来的优越感直接促使北洋新军在内部完成了自身体制的统一。进而也完成了新军领袖袁世凯在这个独立王国中统帅地位的最终确认。故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袁世凯“赶走”载沣成为众望所归，在政治和军事层面，这都是载沣自酿苦果使然。与此截然相反的是载沣政府对于南方军队的放纵，这种放纵为南方军队的最终哗变提供了足够的实质资本。南洋新军随着各省地方自治程度的不断加深，其与省府的契合程度早已超过对于国家的忠诚度。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我们便看到了这种默契的神奇效应。武昌乃至整个湖北的起义成功，无异于一场军、政及谘议局的政治联欢，各方在默契的配合中完成了湖北的独立；更加露骨的是云南蔡锷，作为李鸿章一手提拔的云贵总督，蔡锷在湖北事变之时竟然兼掌军政大权，并且通过不断的利益沟通，促使云贵谘议局成为蔡锷囊中之物，因此我们便看到了那场如同儿戏般的“云南独立”。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军事改革充满着荒诞与失败，也充满着太多怪诞的味道。

　　载沣时代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中国后来各种执政观念的最初“试验场”。这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理论层面的争论如火如荼，各种政治派系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竞相陈述着自己的政治观念；而实践层面，每个地方自治政府发展到后来都有着自己的一套政治模式，特别是在各省独立之后，更是出现了“军政府”、“督军府”或者“国民政府”等多种政治职能体系。摄政王载沣所领导的晚清改革虽然弊端丛生，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中华民族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政治探索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纵观晚清的改革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孜孜不倦的上下求索，锐意进取的诸般改良，以及因为可能的惊恐而产生的改革“急行军”。对于晚清改革时代的这种划分，是一个珍贵的时代命题，这个命题不仅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或政治史领域，更能够成为我们每个生活在当代的，对于历史有所感恩的人们反思的依据。

　　宋儒孝南，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