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3日 星期六

毛泽东欲借武力反击印度缓解国内矛盾(4)




  印方主谈代表离开不久,印军高层又尝试采取了新一轮的强硬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廓尔喀士兵与我们的正面接触;另一方面印方试图以武力强行闯关——以武力打开通往加勒万主阵地的运输通道,借以试探中方的反应强度。现全文抄录本人1962910日之工作纪要,以资佐证。


  1962910


  “今天上午十一时左右,突接任务。听说八连二排阻击之敌向我主动进攻挑衅。霎时阵地显得活跃起来。领导决定派我随闫、周前往应付情况。坐吉普车(自8号阵地出发,沿着全部由我方控制的无水河床)疾驰至距前沿七公里处,因道路不通,才下车步行前往。一路上脚踏着刀山似的碎石进行了极度强行军,当时顾不得气喘肚子痛,只想尽快到达目的地。十二时十分开始与敌接触。我因对敌之愤怒,态度严肃认真,声色显得过硬。把来的少校杰格吉德·辛格搞得狼狈不堪(特别是谴责尼尔摩勒撒谎时)。从谈判的一般情况看,印方显得软弱,不似惯于外交的老手,如对我因尼尔摩勒谎言的抗议,及对开枪挑衅的抗议,表示了歉意和接受。但我怀疑此次会见的本身是否即一大阴谋?!因为明明上次我们坚决否定了让路之事。他(杰格吉德)的出现,问题是否为配合尼尔摩勒的要举行的会谈,首先创造一些对他们有利条件的措施。因此,想乘机放个探测气球看我态度也未可知。不过,从直接印象看,此少校比尼尔摩勒强些。”


  中方哨卡间的交通联系虽比印方好上许多,但也并不是如履平地那样简单。加勒万防区主阵地为八号卡,其东侧定为七号卡,西侧为九号卡。东、西两哨卡各距主卡不足十公里。原本向两侧哨卡运送给养物资可以沿着河床送达。自从入侵印军切断通往九号卡的线路后,中方向九号卡运送给养物资时,便只能沿河床北侧崎岖不平的山坡开辟出一条新的路线。运输工具为骆驼,由身穿蓝色棉衣的地方民族同胞牵着骆驼在夜色掩护下运送。可怜善于沙漠中行走的骆驼行进在高低不平、遍地如刀的山石之间,四蹄磨破血流不止。夜空中听到骆驼的惨叫声分外地渗人,着实令人心有不忍。维族同胞辛苦啦!骆驼们,战争的胜利中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


  中共高层制定战争策略时去掉“猛追”


  随着边界局势的日益紧张,战争一触即发。印方将二战中有辉煌战史的王牌军杰特联队,与加勒万军心不稳的廓尔喀联队换防。可怜的王牌印军士兵们脚跟尚未立稳,战争便爆发了,成为了廓尔喀士兵的替死鬼,尼赫鲁当局的牺牲品。


  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边界争端所进行的种种努力失败之后,针对印军频繁的军事活动,认为一场边境战争难以避免。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最后根据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决心用军事手段作为解决问题的另一种尝试。毛是党、政、军的最高统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毛的点头批准,任何人都无权作出如此重大的决策。中国军队积极投入战前准备。根据本人当时的纪录,中央军委制定的战争政策原则是:“打则只能打好,不能打坏,必须取得胜利,狠狠地打,一定要打出国威、军威来;同时要求部队贯彻‘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中之前两项,去掉第三项‘猛追’。因为如果没有节制,‘有理、有利’也将失去意义。”


  加勒万防区是中印边界西段重中之重的要害区域。接到命令后,战争机器迅速启动。山下部队源源上山加强一线部队力量,前沿工事重新扩大、加固,以符合作战要求。临战之前,我所在的加勒万阵地除常规武器外,更增加了各式武器:120加浓榴弹炮、高射机枪、75无后坐力炮、火焰喷射器、枪榴弹发射器。在中印军事对峙中,双方阵地的正面距离不过40-80米的范围内,有人咳嗽、谈话、笑声彼此均可清晰可闻。中方如此之大的军事动作,无论怎样强调谨慎、隐蔽,都不可能避过对方的眼睛。然而这些动作竟没有引起对方的任何警惕和反应。


  我事后分析,杰特联队临战前夕换防至加勒万,难于察觉、对比到中方阵地前后的变化。他们在忙于越冬的各项事务的准备之中,即或向其上级报告,也未必能反映出实质性的信息,提出适当的警告或建议。或许认为,中方的全部动作也和他们一样,在为越冬做着准备之中。更为关键的是尼赫鲁当局及其军事高层始终信奉‘我向前推进我的,你能把我怎么样?’的信条。这种鸵鸟式的思维逻辑,印度当局应承担战争失败的主要责任。且看当年一些印度媒体喧嚣的报道:“前进政策的推行还没有给中国足够的压力,所以必须继续进行,直到中国承认他必须撤退时为止。”把中国对印度的‘前进’蚕食政策,所采取的克制,争取和谈的方针,错误地认为是中国单一的解决途径。“(尼赫鲁)总理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印军已“在2500平方英里的广阔战线上全面推进。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如果在中印边境地区给中国人一个冷不防,中国人可能不得不走开。”尼赫鲁本人也曾直言:“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要把中国军队“清除掉”。甚至印度国防部长更为明确地表态:要同中国军队“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


  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的中国对国内外形势认真地分析后,在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的问题上,原有的以和平谈判为主及以军事手段为辅的两手准备中,最后定下了用军事手段处理的决心。中央军委传达了毛泽东对印军反击作战的命令。总参发出第一道命令:将于十月十六日拂晓北京时间六点整,在同一时间点上,向中印边界东、西两段的入侵印军全面出击。要求以最猛烈的炮火,摧枯拉朽地拔除印军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哨所、据点,夺取彻底胜利。为达此目的,要求各种重型武器先行十五分钟的炮火准备,然后再投入作战部队全歼印军,占领印军阵地,以期取得初战大胜的结果。然而十四日午后,突接总参第二道命令:反击时间延后,就地待命。事后得知因地处西藏的中印边界东段,部队尚未全部进入指定阵地。直到十八日傍晚才又接到二十日拂晓出击的命令。


  实际上,在中央以有限战争解决边界问题的决策下达后,各军事部门便迅速进入紧张的临战状态:加强主要战区的参战兵力;负责转移战场的运兵车整齐地排列在前沿的后方待命;野战医院派出卫生队在阵地后方搭建了帐篷、简易手术台,以随时救治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我的工作是:⒈重新编写印地语战场喊话口号,如“印军官兵们,放下武器,我们不杀俘虏”;“不要为印度反动派卖命了”;“你们的父母家人在担忧你们的生命安全”;“你们已完全陷入我们的包围之中了,投降吧”;“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让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中”。这些口号是我本人为自己编写的,熟记在心,以便随时能用得上。⒉制作俘虏登记表,包括姓名、年龄、种族、所属联队、军衔、职务等等。⒊审视对伤病俘治疗帐篷及战俘收容帐篷的方位。


  战斗打响印度阵地的枪声很快哑火


  19621020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战士们已于零时之前进入阵地,趴卧在战壕中等待信号弹升起,便立即起身冲锋。没有人发出哪怕是极其轻微的声响。难以想像,战士们何以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寒夜中,能够一动不动地苦熬五、六个小时。分派给我的任务是随第二梯队参战。第一梯队攻陷敌军阵地后,继续向纵深发展,二梯队则接替一梯队的战果并歼灭尚未缴械的残敌,并适时增援第一梯队,以扩大战果,我则是向被围困之敌喊话劝降。时针滴滴答答一分一秒地向前爬,每个人兴奋而又激动,等待着那一时刻的到来。


  北京时间六点正,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飞上这里依然是漆黑的上空(时差的关系新疆比北京晚几个小时)。这意味着在这一时间点上,中印边界全线,向闯入中方控制区域内的所有印军据点发起了全面反击。霎那间,全部火力,包括120加浓榴弹炮、75无后坐力炮,轻、重机枪等武器山呼海啸般地齐齐射向加勒万印军阵地。凭借着炮火准备十五分钟的时间,我冷眼观察着这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中方的火力轰鸣地拖着长长的火焰飞向印军阵地,炮弹撞击到山石后折返的一缕缕泄光清晰可见,这不是晚会的焰火,也不是电影中虚拟的战争场面,我的心情绝不轻松,而是异常沉重。片刻之后,就能见到血肉模糊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散落在掩体内外。战争是残酷的,死伤者只能是在劫难逃!战斗打响之初,听到来自对方阵地一阵短暂的轻机枪之声,但很快便被打哑,估计他们的机枪手抵挡不住强大的中方炮火的袭击,早已阵亡了。十五分钟的炮火准备实际上用了不足十分钟便停了下来。冲锋号声响起,第一梯队的战士们潮涌般冲向印军阵地,杀声震天,慑人心魄。紧随着第二梯队冲锋令的发出,我就地甩掉身上的羊皮大衣,顺着山坡向下奔去。突然,左脚一软,似乎踩到石头崴了一下。哪里顾得上痛与不痛,继续向前飞奔。为最大限度地接近地堡,进入对方阵地,必须跨越河谷这道两军阵地之间的临时分界线。沿着一梯队战士的足迹和路径,下到谷底河床之前,需先跳下十来米高的崖壁,然后才可抵达河床边缘。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与其说坐土滑梯滑下,不如说我是连滑带跳“飞”下崖壁的,穿过河床,浑然未觉出脚痛!印象中一、二梯队之间没有时间的间隔,只不过是一先一后浪涌般地冲向印军阵地。一梯队占领敌方前沿阵地后,继续向前推进伸延时,我也紧跟着抵达到对方的前沿阵地。喷火连的火焰喷射器令几十米以外的印军阵地,瞬间变成一片火海。从未经受过军事训练的我,本能地猫身在一截半身高的掩体后面,这里距印军地堡约有二十米之遥,借着火焰喷射器的火光,看见地堡附近的地面上躺着一名印军士兵尚在翻滚蠕动,不知他伤得有多重。我把话筒凑到嘴边,全神贯注地喊起话来。突然,就在我身后,紧挨着耳边“砰”的一声,响了一下震耳的枪声,我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身子,反应够快!原来在我身后,不知何时上来了一名战士同样在掩体后面,枪口对着地堡,见我的喊话没得到反应便开了枪。战后听到传闻,说这位不知名的战士把我的这一下意识动作视为怯弱,向上级作了反映。我听后觉得既可气,又可笑。事实上,冲锋中他比我还晚一步到达我身后的位置的。只不过我太过专注于喊话,才有了那个下意识的动作反应。我对此没有作过多的解释,没必要!该挨批评的应该是他,敌人已经哑火,龟缩在地堡内,全无还手之力,正是发挥我本职工作职能的时机,他却贸然开了一枪,纯属多此一举。几分钟后,果真从地堡里钻出两个举着双手投降的印军士兵。战后向上级报告了这一战绩。据说已存入我的档案,不知确否。把两个印俘交给随后上来,专司押解收容俘虏的战士后,我继续前进探索。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这一战役基本上没遇到什么抵抗便结束了。听战士们报告,一些印兵逃向了大雪山,冰天雪地躲藏在那里,无异于死亡。我对着大雪山向上面高喊,呼吁他们下来。见无人应答,便迅速返回设在后边的战俘临时收容站。


  被俘印军肌肉被冻得没有弹性能敲出声


  帐篷内约有三十名印俘,衣着十分单薄,有的甚至还穿着薄呢料睡衣、睡裤,零零散散,或蹲或坐地躲靠在帐篷的边边角角,眼里流露出无限的惊恐,沉默无语。在帐篷的东南角站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穿着冬装,甚至还戴着毛线织的“老头乐”(其他俘虏没带帽子),在我到达之前招呼着他的下属。看上去他已定下神来,显不出惊慌失措的样子,反而眼中流露出不服气的神情,以及一种不太明显,却难以描述的莫名目光,口中咬牙切齿地咕噜着“刹把仕,刹把仕”(印地语,“好,可以,”“真棒,妙极了!”或“漂亮,够意思!”之意)。

  枪声刚停下来,我便立刻投入到管俘的工作之中,为印俘登记造册,做舒缓他们紧张情绪的工作,解决他们遇到的实际困难,分送保暖衣物及解决吃、喝、拉、撒等具体问题,配合军医救治伤俘等等。一次,忘记具体为了什么事,但可以肯定,是为解决俘虏的什么困难与当值军官争论时,我的命令口气和坚决态度,被几个印俘看到,他们竟认为我是高级别的军官。仅是短短一天的相处,我便成为了他们眼中的救星,能给他们以帮助,是个可依靠的人了。


  从早到晚一直忙于工作,无暇管理自己的事。二十日当晚返回已被拆走帐篷的宿地时,已近午夜,除早先捆好的行李外,大衣、毡筒和我珍贵的军用挎包均已不见(包内有在天文点发现的鱼化石和一些文字材料)。被清理战场的战士“扫走”,他们完成任务后,当天上午便直接乘车转往百多公里外的“西大沟”战场。十分遗憾,我再未能联系到他们,取回我的挎包。战争爆发前加勒万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骤然平静了下来,因为部队仅留下极少数人员驻守阵地。我因需处理印俘事务仍留在加勒万。


  医疗队最重的工作是为印俘中的重伤员做紧急手术,中方伤病员则多为二、三度冻伤的非战斗减员。据军医讲,在高山缺氧的环境下,对人体威胁最大的两种疾病是由感冒引发的肺气肿,死亡率极高;另一种是身体一旦遭受到出血性创伤,伤口极易被一种称作“厌氧”细菌的侵入,该细菌以极快的速度向人体的中心部位发展,处置稍迟,便无可救药。所以只能尽早、尽快地高位截肢,医学上称之为“炭疽病”。我一方面配合军医,安排负伤的印俘按轻重缓急进行手术,一方面根据上级指示,联系车辆把全部印俘转送到后方康西瓦较为安全的区域。因为这里距边界过近,印空军飞机不断在上空盘旋侦察,对印俘的安全没有保障,向后方转移是必要的预防性措施。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我正在印俘帐篷忙碌着,接到执勤警卫报告:一个印兵在附近出现。我急忙迎出去,见来人中等偏瘦身材,穿着暗绿色单薄的呢料睡衣、睡裤,光着双脚,侧着身子用双手扶着东侧崖壁极缓慢地移动过来。毫无疑问,他是昨晨逃往雪山的印军士兵。我命令两名战士帮扶他进到帐篷里,给他棉被、大衣先行保暖,然后送些温水给他喝,以暖肠胃。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的痛苦表情,只可从其眼中能看出他一息尚存的求生欲望。军医作检查时发现,他赤裸的双足脚下的厚皮已经脱落,露出鲜红色的肌肉组织业已硬结,毫无弹性,轻轻敲击能发出清脆之音!惨不忍睹。从军医的态度上可看出,他存活的可能性不大。我想他活下来的欲望只不过为了家人而已。


  十月二十一日傍晚,接到命令要我紧急赶赴西大沟战场。加勒万战俘的工作已大致安排就绪,心中只存疑那名冻僵的印俘能否活到我安排好的车辆去条件稍好的后方。二十二日晨出发,下午抵达西大沟时,那里的战事早已结束。接近十一点才抵达被我攻克的印军哨所。


  那里除一个站岗放哨的士兵外,全班战士都集中在地堡内。地堡内在一盏马灯昏暗灯光的闪动中,全班战士等待着我们的到来,空气相当沉闷,没有战争胜利的喜悦与兴奋,大家显出一脸的疲惫。在黑夜的寂静中,能嗅出些许和我有着同样的某种不安的感觉,他们毕竟是接替野战军的边防军战士,与正规军的素质有所差异是可以理解的。


  二十三日天气晴好,大部队早已出发赶往西藏阿里作战。我原准备随指挥员车队奔赴阿里,早晨的太阳照得暖煦煦的,行李已搬上卡车,我正要爬上车时,突被阻止留下。接到新指令,命我改去康西瓦前指报到。因为大部分印俘已转往那里,需要翻译去工作。给我派了一辆专用军卡,同车还将押运两名西大沟战役中俘获的印俘,及战斗中牺牲的一名我军战士。该战士已被换上一套崭新冬季军装,停放在军卡后面车斗的中央,从头到脚覆盖着白色布单,两个俘虏并排坐在车斗右前侧,我和他们中间隔着牺牲的战士面对面相坐。尽管驾驶室只有司机一人,还有空位可坐,我却只能坐在车斗内,再次接受一路颠簸之苦。十来个小时的行程中我没合过眼,始终监视着那两个活人,一旦他们跳车逃跑,责任就大了。车顶盖着苫布,车斗内黑瞿瞿的,我手握短枪,不时地瞟着对面。(未完待续)

  杨致芳,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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