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吃树皮高山反应却让战士扔大桶猪肉
将印俘集中到康西瓦的同时，印地文、英文、乌尔都文的翻译们也从各单位、各部门抽调、借用而来，组成了一支十几个人的翻译队伍。我们同住在一个较大的棉帐篷内，配发了国家研发制造的半导体收音机和带式录音机。录音机虽笨重又故障多，却可藉以录制中央广播电台的外语节目，用来作对印俘宣传教育的基本材料。我个人被特殊照顾，配发了一台西德产便携式交直流两用录音机，轻便好用多了。同行们工作之余，生活丰富而又多彩，大家争着讲笑话、开玩笑，各显神通。一次，从外交部借调来的英语翻译讲了一个他和老婆间的‘荤’故事，令大家捧腹不已。此时山上供应也有所提高：每人每月可配给1.5公斤的猪肉和橘子罐头各一桶。然而，高山反应大家毫无进食香美肉食的欲望，每每大家勉强分食一桶，便扔掉三分之二。想到全国吃树皮、挖野菜的饥民全年都吃不到一口如此香美的食品，却被我们白白浪费扔掉，心里很不是滋味。居身山上，只想吃些轻淡的蔬菜，然而高寒气候，新县蔬菜无法运上山来。一次拉来一车上好的哈密瓜，我们解冻之后开吃时，已经水泄，味道大变，很不中吃了。最受欢迎的是橘子罐头。大家商定，每两天晚上开一个罐头共同分享，这样轮流着可以连续二十多天有得吃。晚上把开好的罐头摆放在桌子中间，在烛光下你一勺我一勺美美地享用。开始彼此还文明谦让，之后便狼吞虎咽，你争我抢了。一次，某位借着探身取食桔瓣之机，吹灭蜡烛，大家一片哗然，黑暗中不见了桌子中间的罐头！一下子炸开了锅，正在吵闹间，忽听到角落里有人笑得口中喷物声，重新点上蜡烛才看清，原来是上海藉的英文翻译小俞搞的恶作剧。我们就是这样地寻开心来调剂紧张而又忙碌的生活。
十一月上旬，根据军委将战俘转移山下的命令，开始下山。战俘营选址在普沙，这里距叶城不远，与设在莎车的野战医院也不过几小时的车程。转运时间定在夜间，一可防止印度空军的侦察骚扰，二又能提防印俘在转运途中对我地形地貌的观察。中央下死命令：要保证转运途中的绝对安全，不得有任何失误。将这次转运任务提高到政治、外交斗争的高度。南疆军区汽车营承担了这次任务，挑选有多次上山经验、最优秀的司机来完成。
我乘的车是由汽车连连长驾驶的头车。这位连长是位令人十分尊敬的老司机，特别是他残废了一支眼睛，凭着他极高的觉悟和责任心领受了这一艰巨任务。漆黑的夜间，车行进在漫长的下山盘山路上，他付出超常的精力，保障了转运的安全。出发前，运俘车封闭得严严实实，侧面不留小布帘窗口，车尾苫布也被捆牢，不露一丝缝隙。并向俘虏宣布纪律：不得私自掀开车篷向外观察。这次下山我第一次坐在了副驾驶坐位上，舒适暖和。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并未使我产生安全方面的顾虑。连长技术一流，更重要的是他的责任心，不容人产生任何置疑。然而，长时间的驾驶所付出的辛苦，搅动着我的心。我努力驱赶着不断袭来的睡意，尽可能地和连长搭讪着聊天，并非为安全担忧，而为的是和他一起分担这份辛苦，表示对他的敬重。
上午九、十点钟抵达山下战俘营。战俘营设在刚下山的普沙一片光秃的小高地上，地域广阔，远离居民区，高地下方有一弯小水洼，洼中浮动着不知名的水草，水清澈透底，只是不见鱼儿游动，真是“水至清则无鱼”之言一点不假。
在宽阔的小高地上一座座长方形棉帐篷排列有序：印度士兵俘虏按照本土、尼籍编成几个小队，分住在不同的帐篷内，这些帐篷在营房西侧，中间隔着一块露天小场地（开会时用），场地东侧为中方管教官员的几顶帐篷，离中方帐篷南面不远处则是印军校、尉级军官战俘的帐篷。小高地南边稍低的大片平地上开辟出一个足球场，供印俘体育活动时使用。其他如伙房、后勤乃至厕所都各有其所。每座帐篷设一名“蓬长”。由他们以前的杰木达尔（相当于班长）或自行选出的积极友好士兵俘虏担任，负责管理内务，并接受担任小、中队长的中国管教的统一领导，军官俘虏则接受中国英文干部的直接管理。平时不允许他们上下级之间再行接触、联系。因为在这里他们同为战俘，不再有任何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便于中方对他们的教育和管理。
作为联络干部，我须按照总部下发的调查提纲，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军队的政治素质，如官兵的来源及入伍动机，他们的出身、成分、年龄、民族、宗教信仰、文化程度、军龄、精神面貌及道德传统状况；该军的组建过程、历史沿革、战斗经历和指挥官的指挥风格及特点；受英美军事制度及生活方式的影响程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看法；对印度社会的等级制度及对尼赫鲁所持的态度和立场；军中职业与个人前途的关系；对中、苏、英、美的态度；对中方的宣传工作的反应；军中的常规宗教节日及其含义和庆祝方式；服役期间的待遇和津贴补助，退役后的生活补贴情况等等，等等。
普沙战俘营生活工作步入正轨不久，便迎来了军区政治部主任朱家胜少将来战俘营进行工作视察。向印俘讲话是其主要内容之一。此时，恰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印地文播发了外交部的一篇政府声明。声明申述了中方就中印边界战争的观点、态度和立场。主任便临时决定改用这篇声明的内容作为向印俘讲话的主要依据。于是我和北大刚毕业的印地语同行洪某、钱某彻夜根据录音从印地文译成中文。这是一件辛苦的工作，因为电波经过万水千山后的衰减，信号变弱，录音效果很差，忽高忽低，燥音极大。我们三人反复地听，苦干了一夜，拂晓前终于凑出一篇中文译稿算是交了差。
是日，天气有些阴沉，九、十点种，印俘按中方的编队，集合在露天会场上，人手一个马扎，他们曾经的长官坐在第一排。会场气氛庄严肃静，因为事前已通知过他们，将有一位重要人物来作重要讲话。当一位身披军绿色呢子大衣的长者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尽管印俘早有精神准备，他们眼中依然闪出了惊异的目光。会场鸦雀无声，将军的年龄、风度和我们一般工作人员有明显的不同，他流露出的威严自然而然地震慑着会场，印俘当然感觉得到将军的分量。实际上印俘至为关心的是他们未来的命运，中国政府将对他们作如何安排。主任讲话的依据是中国的政府声明。概括起来主要是边界纠纷的由来；战争是印度尼赫鲁当局挑动起来的，当由印方承担责任；中方坚持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此外，主任还讲到中国的战俘政策，祝愿他们在中国生活得愉快等等。我作为主任的翻译，虽彻夜未眠，并没觉得过分疲劳，翻译也未遇到难点。只是不解，专司录音的人为什么当初没有录下政府声明的中文稿？
中国军人夜里为印度战俘添煤加火盖被子
做好对印俘的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原则性很强，又极为复杂、细致的事情。在普沙战俘营的工作对象是外国的异族人士，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做好在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军事制度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的印俘的工作是一新的课题。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及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便把对‘战俘工作’提高到部队‘三大军事战略’之一的高度。因此中共对战俘工作是有其历史传统的。
战场上的敌人一旦缴械投降成为俘虏，便不再是你必须消灭的敌人了，下一步就是怎样善待他们，争取化敌为友，特别是你认为进行的是一场正义战争，握有真理的时候。对战俘晓之于理，动之以情，教育他们认清双方纠纷、矛盾、战争的实质。只有他们真正明白了道理，才能成为你的朋友。切不可小视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国共国内战争期间，许多宽俘事例曾对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曾起到过重要作用。
普沙战俘营中方管教人员就两国边界纠纷的历史由来，双方所持立场，处理问题的不同态度，矛盾逐步激化的根源，尼赫鲁政府的固执与谬误等方面进行了正面教育。除此之外，生活上要尊重他们的习惯及宗教信仰，尽可能满足他们吃、住、休闲等诸方面的要求。成立伙食委员会，由中方司务长、付中队长、医生及印俘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伙委会每周开一次会，制定食谱，汇集印俘的意见和要求，例如改做馒头为‘糅蒂’（印度式薄饼），添加甜食‘禾烙佤’（一种面、油、奶、糖的制品），请有厨艺、可靠的印俘进伙房教授制作方法，甚至建立起每小队每周派两人轮值帮厨的制度。他们的参与取得了极佳的效果。‘自己事，自己做’不但丰富了生活，更使他们感受到了一种‘生活主人翁’的尊严。一改初始时大量扔弃中方特为他们制作的油饼、馒头等食品的浪费现象。中方的小队长、中队长定时在早点名时，在印俘队列前面征求意见，并作相应的改进。例如修正作息时间，冬季可适当推迟起床时间。中方小队长夜查帐篷时，为他们添煤加火，提高取暖温度，为他们盖被子，和他们一起编扫把，打扫卫生。平等亲切的关怀，密切了相互的关系，消除了他们心目中的中方管理人员该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的形象。真诚平等地对待他们，即使语言不通、交流困难，中方管教人员与印俘之间也能较快地结下友谊，交成了朋友，消除了他们隐藏在心中恐惧、猜疑的抵触情绪，有的甚至还视中方人员为父母兄弟。遣送他们回国时，那种依依不舍、泪流满面的场景令人感动，至今仍历历在目。
印俘亲身感受到，中国人的行为不是故意做给他们看的。他们亲自目睹了中国军人之间的官兵一致、平等民主的作风，身教胜于言教，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印军中的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长官权威不容置疑，甚至士兵间也存在种姓的差别，理发员、勤杂工地位低下。例如战俘营建立之初，要求大家一起修建厕所，印俘有较强的心理抵触，认为该由他们中的勤杂工来完成。中方一面下指令，一面动员，尤其中方队长们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劳动，终于完成了栽木桩、围席棚、挖沙坑的劳动，初步扭转了他们一些落后的传统观念。
一般地说成为俘虏的初期，总会有心虚、怯懦的心理反应，其后便是焦虑他们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再后则产生强烈的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问题。帮助他们闯过这道心理难关，是战俘营的一个重要课题。讲大道理的正面教育，安排好吃、睡等生活方面的问题固然重要，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不可忽视。为此成立了俱乐部，由表现好、有威信、积极热情的普乐达布任副职，接受中方正职的指导，开展文艺、体育、出墙报、搞评比等方面的活动。战俘营在五个多月的时间内开展了多种球类比赛，组织过三次运动会，举办过游艺会（打扑克、下棋、玩游戏之类），搞演出活动，由印俘们自编、自导、自演。还为他们放映过《流浪者》、《两亩地》等多部印度电影（需我为他们做画龙点睛地翻译），及经典的中国文艺片《白毛女》等，引发了他们强烈的共鸣。在他们重大传统节日时，要事先了解节日的意义、活动方式、所需物品等，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节日当天，宣布不出操、不派公差，鼓励吃好、玩好。受到他们的约请时，中方人员便和他们一起同欢共乐。新年元旦时，送贺卡、演节目，为他们办了个热热闹闹的联欢会。此外，中国红十字会还不失时机地出面给每人送一份大礼包，答应帮他们转递家信，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印俘久久渴望、埋藏在心底的宿愿。通过以上的活动安排，一般印俘怎能不受到感动？！甚至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印俘军官组的‘长官’们也耐不住寂寞，参加了某些活动，露出了少见的笑容。当然，战俘营并非是休养所，这里必须是有原则，有纪律，有要求的，而不是对出现的问题一味地姑息、迁就。通过队前点名，分队之间的竞赛评比，奖优批劣，自然树立起了良好风气。下面我根据当时与两名印俘的谈话纪录，及一名回国前的印俘留给我个人的字条的文字，翻译出来奉献给读者，以资对五十年前战俘营生活的一种怀念。
普乐达布：我很高兴在这里生活了五个月，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感谢中国政府。我们回国后永远也不能中断我们彼此间的友谊，要永远兄弟相处，任何人都破坏不了我们的友谊。希望彼此学习相互的优点，并付诸于实际。祝愿中印友谊永存。
巴登来旺：从我们被捕到现在已经五个月了。在这五个月中，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待遇是极好的，像父母一样地对待我们，为使我们生活得愉快，准备了各种球类活动。中印人民是兄弟。
普乐达布返印前夕，托人转交给我的字条（当时我在莎车野战医院工作）。
我亲爱的张国柱（我在前线时的曾用名——本人注）：
我即将返回印度了。我曾企盼和您见一面之后再走，然而，不能见到您了。也罢，没关系。我心中将永远保留对您的怀念。我留下自己的友情，带着您的友谊回去。
您亲爱的普乐达布
地址：北方邦，阿勒穆拉地区夏姆－厦摩，邮箱，厦摩，普乐达布·辛格。
我始终珍藏着这仅写有寥寥数行文字的小纸片。
普沙战俘营翻译队有足够的人手，上级决定派我去莎车野战医院做伤病俘的工作。
医院设在东、西走向街道的南侧，大门坐南朝北，有三进院落的深宅大院内，向南最里面的院子是中国伤员的病房，中间院落是手术室、药房及仓库、伙房，侧面的跨院是医院员工的宿舍区，靠北的第一层院落是院部、医务室等机关单位，第一道和第二道院落之间，由一排高大房屋相隔，其中一间宽大的房屋则是印俘伤员的病房。病房约二、三十平米，向阳面是宽大的玻璃窗，阳光射入，病房温暖又明亮。靠北墙是用床头柜相隔、竖排着的病床。印象中墙壁是褚红而非白色。院内生长着许多花草树木。
病床上躺卧着印军伤俘。我下意识地寻找在加勒万战役中，从大雪山下来的那个冻得身体僵硬的印俘，未见到他的身影。估计他早已在山上的某处安息了。我只能默默地为他和他的家人表示惋惜。病房内虽有二十来个重症伤俘，却显得较为安静，没有大哭大叫的喧闹声，体现了医生、病员之间的相互体谅，融洽的关系。印俘伤员由衷地感谢中国军医为挽救他们生命做的所有付出。他们出身于劳苦大众，有印度人民纯厚、朴实、重情谊的优良品德。一名叫高普兰的伤员执意要把自己仅有的一支钢笔送给中方工作人员，双方推来让去，直到伤员眼里噙着泪水不断地坚持，中方人员不忍进一步伤害对方，经过请示，方才作为纪念品收下。更有的伤员自己没有可以表示感谢的物品可送，便执意要把中国红十字会送给他们的慰问礼包拿出相送。当然被婉言谢绝，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他们逗留中国期间最为珍贵的纪念品。我收到过他们共同凑齐的一套印度卢比硬币，后来被我转送给医院医务处的白主任了，借此与后方人员共享胜利的喜悦。
这里大都是重伤员，枪伤后经过酷冻，机体组织多已坏死，必须尽快做截肢手术，一旦发展成炭疽病，后果将更为不堪设想。一位尼泊尔籍伤俘做了双腿齐根部的切除术。只留下一截上半身。看得出这位黄种人长相的伤员原来是个健硕、敦实的小伙子。如今战争使他变成了“半截人”。想到痊愈后，没有支撑点，怎能坐稳？残废，彻底的残废！他将如何面对家人，面对生活，面对未来。然而，他没有眼泪，没有哀怨，面部表情是麻木的，超脱了机体和精神的所有痛苦，似乎只听凭命运的安排。
一天，有个印度本土出生的伤俘突然死亡。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晚饭后半个多小时，那名伤俘突感胸口不适，未及抢救便告不治。为解除大家的疑虑，做了尸检，结果是血栓栓塞心脏所致。原来死者双腿自足底向上三十公分处的组织彻底坏死，医生为最大程度地减轻他未来的生活压力，决定边消炎边等待坏死组织的临界线清晰后再行手术，尽可能多地保留尚存有生机的部分。正当坏死肌体临界处炎症基本得到控制，其双足外观看上去极像穿着一双黑色干瘪的高筒靴，可以进行手术之际，不料脱落的残渣形成血栓，通过血液循环栓塞了心脏，导致突然死亡。伤俘听我解释后，大家非常理解，没有产生任何波动。一次，多数伤俘反映他们发现在自己的尿液中伴有白色物质一起流出，误认为流出的是精液，引起了一阵恐慌。军医说那是服药后的正常现象，根本无须紧张，从而消除了他们的恐惧心理。
1963年5月9日印俘启程返印回国。他们日夜企盼回家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而那些葬身于昆仑的印军士兵家属只能在梦中与亲人的灵魂相会了。
廓尔喀弯刀比印度武器更有收藏价值
1962年10月短暂的中印边界战争即将迎来它的50周年忌日了。这场战争以印军的全面溃败而告终。但仍留下一些问题值得人们深思。现提出一点个人看法，以期为亚洲两个相邻巨人的和睦相处，略尽绵薄之力。两国的和睦相处，对世界的和平稳定有着深重的意义。
一、就边界争端问题，中印两国政府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尼赫鲁政府当局自恃为‘不结盟’国家的倡导者，是两大阵营竞相争取的对象。秉承英国殖民者留下的一笔‘财富’，在与中国的争执中，得到以英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支持，自在情理之中。自认为印度是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国际事务中支持过中国，中国理应知恩图报，与印度之间该不会发生武装冲突，何况西藏的达赖又及时地送来一手与中国讨价还价的好牌。中苏关系的破裂，可借用苏联的力量来牵制中国。中国连年灾害，国力衰弱，加之台海局势紧张，无暇他顾，不可能以武力应对印度的‘前进政策’。在这种片面认识下，尼赫鲁政府当局在边界问题上制定了对中国进攻性的‘强硬’政策（可查阅当年官方和民间的大量报道）。客观地说，印度当局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忽略了当下中国人骨子里积蓄的是对近百年来屈辱历史的雪耻、自强的精神本质。毛泽东建国后，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对百多年来腐败的满清政府屈辱的历史深恶痛绝。绝不容许各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况再度重演，彻底宣告丧权辱国的时代一去不再复返，中国人绝不容许国家、民族的尊严再次受到玷污。这不是本人谬夸的花样文章，而是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国家人民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怎样的血液。不错，中国的确是处在极大的困难之中，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和一个安定的环境来恢复国力。中国的周恩来确实是念及印度尼赫鲁的友善和支持，愿与印度保持友好关系。但是，他有自己原则的底线，那就是不以国耻来交换和平及友谊。遗憾的是尼赫鲁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二、中印两国军队的比较。受尼赫鲁当局前进政策的误导，印军高层一味盲目地执行前进政策，派军深入中方控制区，尽可能地向前增兵设卡，甚至截断中方运送物资的交通供给线，毫不顾忌双方军队近距离接触，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性，没有对中国军方一旦有所反应时，制定出全面细致的后续计划。令人费解的是印军高层竟把可能发生的危险局面当作儿戏。特别在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前线军队动作之大，后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战争的动员及政府行为，目标指向已基本无秘密可言，竟没有引起印方战争临近的警觉，麻木不仁到难以令人置信的程度！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尼赫鲁打了保票：你们只管前进，中国人绝无可能动用武力反击。然而，印军的指挥机关能就此脱开干系么？不计后果，无应急预案，没有任何后续计划。像只鸵鸟，只顾把头埋进沙子里一个劲地往前拱。难道印度人民就是要请你们这样的一群白痴来当官做老爷的么？与此相反，毛泽东一声令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军内到军外立即动员起来，在经济极端困难中，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前线的需要，小到晶体管收音机、笨重的录音机，大至党、政、军各部克尽职守，兢兢业业地投入到同一个目标中去。军内司、政、后工作效率之高令人咂舌，作战部拟定了详尽的作战计划，政治部在部队中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及各项政治工作，后勤部则供给高山一切特需装备，全国上下像一部精密仪器，迅速有序地运转着。两国军事人员素质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中方高级将领多经过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的考验，营、团级指挥官也多受到过朝鲜战争的锤炼，训练有素的士兵则在北方贫寒地区长大，较容易适应高山环境的生活。两军的武器装备相比，差距更大，仅从士兵手中的武器看，战后我搜集到一发印军使用过的有半个手掌长的子弹，那是一粒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造单击长枪使用的子弹。中国军队使用的是统一型号的子弹，通用于自动、半自动步枪和轻机枪。相比之下，廓尔喀兵的弯刀反而更具有收藏价值。
三、从战争学角度分析，战争的重要原则是知己知彼，不打无准备之仗。一方是准备不足，不计后果，盲目的军事行动；另一方是运筹帷幄，有备而来，战争的胜负，其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1962年10月20日凌晨，中印边界全线在同一时间点上战争爆发，起爆者自然是中方。两国之间有一个或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一只以老虎师傅自居的小猫，在一头昏昏欲睡的老虎的表兄狮子面前跃跃欲试，跳来蹦去，定要和狮子比武，胜者为王。而狮子只想求得片刻休息，恢复精神和体力，猫咪却不依不饶，登上狮子头顶抓鼻挠眼，坚持要比出高低，甚至用两只后爪塞进狮子的鼻孔，以求一战。狮子为了呼吸，不得不用前爪将小猫驱走？？。尼赫鲁和毛泽东的哲学信仰、政治理念不同，决定了两国在国际环境中持有各自立场。尼赫鲁秉承圣雄甘地的光环，在独立后的印度人民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和人气。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为本民族谋利益本无可厚非，但是他所承袭的是大英帝国从中国版图掠走的‘殖民成果’，其立足点从开始便值得探究。更何况他未能真正承袭圣雄甘地‘阿恨飒（非暴力）’的真谛，一味利用东西方冷战对立的局势，以民主、中立、不结盟的身份自居，陶醉于两大阵营均为争取中间地带向其示好的昏昏然之中，忘乎所以，为所欲为。最终不是给本民族谋来利益，而是带来了灾祸。最后，再说一遍，印度的情资部门形同虚设，他们根本不明白‘知己知彼’的法则，也是导致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毛泽东的中国打这场战争的宗旨和目的是明确的：打准、打恨，遏制印度的前进政策，最终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上来；通过战争的胜利，大震军威、国威，使国内外的反华势力不至再采取冒险的轻举妄动行为，以使国家获得喘息、恢复国力的时间。正因如此，中国军队在战事发展顺利的局面下，果断地停止了继续追击、扩大战果的军事行动，主动把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二十公里之后，礼仪地遣返印俘，归还战场上缴获的印军各种武器。在战略、战术上尼赫鲁与毛泽东相比，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总之，1962年发生的这场有限的边界战争，真实地反映了中印两国的不同态度和立场。明眼人可以看出这次战争是由印度引发，其结果当是印度咎由自取。
在中印边界战争即将迎来它的五十周年之际，印度人民及国际上一些学者依然在关注着这场战争的始末，探讨引发战争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印中两国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人们关心着解决边界问题的前景，及两国未来关系的走向。据2010年4月20日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国大党议员马尼士o特瓦里要求政府公布有关这次战争的“亨德森o布鲁克斯报告”。2010年4月19日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答称，这份报告是最高机密文件，“内容极其敏感”，拒绝公开。印度《电讯报》在其“1962年仍被遮掩令人惋惜”的文章中报道。曾为英国记者的内维尔o马克斯韦尔称：印度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是挑起与中国边界冲突的主要原因，应该为此负责。马氏的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因为他已获知了该‘报告’的内容。是时候了，印度应该对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进行一次全面、仔细、诚实的总结，给印度人民一个负责的交代！
在战争发生至今相隔近五十年的今天，令人欣喜地看到，印度政府现任领导人多次作出了愿与中国增进友好关系的表态。印度当局应该认识到，随着西藏地区的日益繁荣、发展，尽管达赖和他的少数追随者仍在国际上相当活跃，但是，有句古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达赖老矣，中国的强大，西藏的繁荣，流亡国外的他们，已是‘强弩之末’，其前途，未来之路只能是越走越窄。不回归祖国，最终也只能流落异国他乡，沦为少数族群而销声匿迹。印度应早日认清‘达赖’不是一手好牌，而是一具‘病入膏肓’的包袱。甩掉包袱，与中国携手共同努力，双方以大局为重，真诚合理地解决边界纠纷，两国之间重现出光明的未来，使两国自古以来的友谊得以继承和发展下去，这才是印度应有的国策。
愿‘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号世代相传，两个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杨致芳，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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