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3日 星期六

毛泽东欲借武力反击印度缓解国内矛盾(3)




  记者模拟摆拍中印边界对峙情景

  回到山下宿营地,炊事班在用石块支起的土灶上,用架好的军用锅正在烙制面饼,还做了一锅西北人喜爱的酸辣汤。没有燃料,用挖来的骆驼刺和扁平的苔藓充当燃料。尽管把苔藓底朝上翻转过来晒干,依然只冒烟不见火苗,可怜炊事班的战士只能伏下身来,用自制的吹火筒不停地吹,浓烟刺激下泪水流个不止。然而,饼还是不熟,粘糊糊地粘牙,酸辣汤也温吞吞地不热。这不仅是燃料问题,而且还有‘高山反应’:水的沸点为摄氏七十度,无论火烧得多么旺盛,都达不到一百度。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蒸馒头、做米饭,只能烙饼的原因了。没有人发出怨言,因为炊事班为改善大家不再吃无味的压缩饼干,喝冰水的伙食状况,已尽了最大努力,他们太辛苦了。幸好,后勤很快运来了红柳木,甚至炼钢用的焦炭,以及特大号的专用高压锅,大家才终于可以吃上了熟透的米饭及绝不松软的馒头了。

  在河滩上做饭用水极为省事方便,只须走几步到东侧崖边的小溪中提取即可。但小山上守卡战士用水就困难得多了。平时战士要用特制的“褡裢”到山下小溪中背水,这种“褡裢”为黑色橡胶质地,装上水后足有十五公斤重,架在肩膀上,胸前背后各一个水袋子,挤压着心肺五脏,喘不上气的滋味可想而知,更难的是还要沿着崎岖的小路爬上山头。我参加过一次背水,感觉到难,真难。空身上山都气喘吁吁,心跳不止,负重向上爬七十度的羊肠小道时,还须时刻注意选择脚下的落脚点。山虽不高,我仍觉吃力。这种劳务怎能不难?确实很难!所以,战士们下雪时总是尽可能多地收集积雪,以减少背水之苦。当然,高山的艰苦远不只这些,再举个我亲身经历的一段小事为例。山上不长植物,更不肖说蔬菜了,人在短时间内不吃蔬菜,不会有什么不良反应。但是,人是不能长时期短缺绿色蔬菜的。因此,总后勤部根据山上的人数,官兵一致,每人每天配发五粒多种维生素。不可小视这五粒红色小球球的作用。我六月底上山到八月中旬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作为‘临时工作组’的一名成员,来往于各防区之间,不在任何山上部队的编制内,无人为我们申报‘山上户口’。结果到八月时,我全身的皮肤搔痒难忍,满脸皱纹,嘴唇裂出深深的口子,不断向外渗血,甚至影响到吃饭和讲话。经周边人们的指点,提出申请后,情况才得到改善。感谢总后勤部对边防战士的关爱。再有,山上不能患感冒,否则肺水肿是会要人命的。


  次日上午,王记者要求我再次和他一起登山,拍摄一组我向入侵印军喊话的镜头。是时,我站在小山包的明显处变换着不同的姿态,向对面的印军空喊起口号来。对面的印军很快钻出工事,莫名其妙地望着我们,不知我们在搞什么名堂。实际上这组照片是要向世人昭示中印边界相互对峙的状况:印方的入侵,中方在克制。画面虽是经过策划、摆布后拍摄的,但本质上是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并非是虚构!


  六月二十四日,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朱家胜少将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政治报告。主要的内容是中印边界形势发展的现状,预测战争爆发的紧迫性;打,则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战争的胜利对国内外的影响和意义;要求军区司、政、后做好战争的一切准备;做好对入疆部队的支援与服务;注意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宣传和安抚工作;加强对民族部队骑三团的教育与管理。此外,还谈到如何建好战俘营,以及一旦面对外国记者的有关提问时,应遵循的回答原则。例如,中苏关系问题要强调团结;苏联卖飞机给印度是商业行为;中苏的分歧是内部矛盾,中苏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苏联的党和人民与修正主义是不同的,应区别对待等等。


  被围印军要中方为他们联系后方提供方便


  回顾在山上的工作历程,七月中下旬奔波于空喀、天文点之间,八月初到十月底在加勒万防区则是我主要的工作时段。工作性质、内容也较为典型,现作一简要回顾。


  七月份加勒万的天气大都晴好,日光充足。对闯入中方控制区的印军廓尔喀联队喊话内容主要是口号式的警语:‘你们已进入了中国领土’,‘退出去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你们的家人在为你们担忧,想念着你们’等等。从资料中得知,廓尔喀是尼泊尔的一个山地民族,身材不高,但体魄健硕,吃苦耐劳,英勇善战,贫困使他们多投身行伍。二战时期尼国与英国协议,以雇佣兵方式参与英军的军事活动。英国离开印度后,廓尔喀被收编为印军的一个联队。干巴巴的喊话开始并没有引起他们多大反响,只是偶见一两个士兵从工事中探出身子向我张望一下。估计是他们对中国军人怀有的警觉,或长官的禁令所致。为提高宣传效果,我须编写更为人性化的宣传内容。况且印军被箍在铁桶内没有陆路通道,仅凭空投来维持基本物资的需求,而这些物资又往往误投在中方控制区域内,如大米、炼乳、白糖、腰果,或固体燃料及建筑预制件等,因此无论是为开通其与后方联系的通道,或是向我索回空投在中方阵地上的生活物资,印军均有求于中方。种种迹象表明,印军毫无撤军之意,将在此坚守下去,作了越冬的长期准备。这种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与中方接触。最终,三三两两的廓尔喀士兵在我的召唤下,来到干涸的河床上和我开始有了试探性地接触。慢慢地我们一起谈家常、谈友谊、谈家庭、谈生活等琐碎小事,我也择机和他们谈些涉及中尼两国友谊,尼泊尔国王的相关讲话和尼报纸的评论等方面的问题。友好气氛中,他们告诉我,他们姓甚名谁、家庭成员、参军原因、军龄、军职、待遇及退役后的福利等私事。这正是我工作的内容之一,友谊、厌战的效果自然生成。我送他们当时国产较好的牡丹烟、群英烟时,都高兴地珍藏起来。我给他们唱我会的几首印度电影插曲,如《流浪者》、《两亩地》等歌曲时,更加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融洽的气氛中我们互赠过本国的钱币,甚至还将他们本人的照片送我留念。


  打开这种局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回忆第一次与入侵印军的阵前接触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到达加勒万之后不久,接上级指示:可与入侵印军正面接触,正告对方退出中国领土。六二年八月五日上午,我和闫干事及一名战士三人首次直接来到“T”字形谷底的河床中间地带,这是一块倒三角形河叉口开阔地。我向对方招手喊话,示意他们派人下来。那天虽阳光明媚,但从谷底向对方阵地望去,因其身后的大雪山遮挡住阳光之故,谷底仍旧是黑黝黝的发暗,从下面向上仰望,雪山也顿显高大了许多。印军哨位发现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两军阵前开阔地的中间地带时,立即警惕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向百米之外,45度仰角的高处望去,看到其他印军士兵全副武装纷纷迅速进入阵地。有的从战壕中露出半个身子枪口指向我们,有的趴在战壕前沿露出头部,架好机枪待命,严密地监视我们的行动。毕竟这是两军对峙以来中方第一次采取的主动行动。形势顿显十分紧张,但我内心却较为平静,并未恐惧,甚至没有携带在乌市配发给我的五四式手枪和两个基数的24发子弹。因为我知道,保卫边疆是光荣而神圣的事业,我背后有伟大的祖国支撑,况且在我身后的工事内,八连战士早已进入阵地,处在临战的戒备中,地势、兵力及武器远远优于对方。


  没过多久,从对方阵地下来三个人。从穿着长相上看,他们是一官两兵。为官者明显为印度本土人,身高一米六左右,鼻高眼眍。自报名叫莫西(未报全名),职务:军医;军衔:上尉。其他二人,一是报务员杰格底士·普拉沙德·高德姆;另一名士兵戴兹·巴哈杜尔·古龙。我们提出,这里是中国领土,他们应该退出去,退出时我们可让出通道,并保证他们安全返回。对方答称,他们是军人,只知执行上级命令,并要求我们敞开通道,允许他们与后方联系??短暂的阵前会晤双方表明各自立场后,就此无果而终。事后分析,怀疑该军官未报全名,未必是军医,可能是该部指挥官。虽然这次会晤没有什么积极成果,却开启了我之后与尼籍印军士兵较为容易地接触空间。


  为改进只隔着一道山谷空喊出几句干巴巴口号的不佳效果,我于七月三十一日用印地文撰写了一篇宣传讲话稿,尽可能较系统地讲述了中印友谊,边界纠纷的由来,及中国解决矛盾的诚意等内容。现译成中文,权且充作中印边界纠纷中一个小小的历史见证吧。


  “印度朋友们,你们好。现在我想和你们聊聊天,你们一定想听听我要说些什么。首先让我谈谈中印关系的话题吧。中印两国之间自古以来就有着传统的友谊,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彼此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流。历史上我们两国始终友好相处,从未产生过任何纠纷矛盾事,是友好的邻邦。我们都是亚洲的大国,对亚洲及世界和平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在印度独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这种友谊越加紧密起来。


  一九五四年我们两国总理共同首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对维护世界和平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在那些日子里,在一系列国际事务和政治斗争中,总是相互支持。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两国都进行过奴役和残酷压迫,谁是我们两国的共同敌人?中印两国人民的心目中是清楚的,那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人民在反帝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从印度取得的成功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然而近两、三年来,一小撮印度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及帮助之下,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进行了反华仇华活动。他们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播撒下毒药,挑起中印边界问题,作为反对中国的借口,甚至为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准备动用武力。但我们很清楚,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决不会因此而停止不前。我们坚决遵守我国政府制定的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政策。但我们也绝不惧怕他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我们坚信,印度人民是不愿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而和我们一样,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


  近来,印度政府不仅拒绝了我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还派出了大量军队和飞机侵犯我国的领土和领空。依照国际法和捍卫国土的原则,我们完全有理由和力量把你们驱赶出我国。但基于中印的传统友谊,我们等待着你们的自行撤离。如果你们继续坚持一条路走到黑,决心赖在我国领土上。那么,一切严重后果当由你方自负。


  印度朋友们,你们当前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我对你们深表同情,为避免流血,你们应积极向本国政府提出撤出的请求。印度朋友们,你们已闯入了中国的领土,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前几天你们的马匹跑到我们这边来,并被我们捉到了。现在你们来去都不够方便。应你们的要求,本打算将马匹放还给你们,然而你们的长官没有提出马匹的事。我方提到放还马匹的问题时,你们的长官竟连收条都不准备写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得已,为你们再临时代养起来。但是只要你们考虑之后,提出这一要求,并履行适当的手续,我方可随时放还给你们。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光辉照耀下,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与亚、非、拉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我国和尼泊尔等国共同签订了互不侵犯友好条约。特别是我国政府还和尼泊尔、缅甸两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边界问题。这表明中国是始终一贯地遵守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尼两国和平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以及在你们的国王马亨德拉访问中国之后,中尼两国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最近,为造福于中尼两国人民,两国工人正在共同修建从拉萨到加德满都的公路。


  中印边界和中尼边界一样,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中尼两国政府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边界问题。遗憾的是印度在解决边界问题上,非但没有采取像尼泊尔那样的态度,反而制定了动武的方针政策。其结果自然是印度,而不是中国引发了边境的紧张局势。”


  战士棉衣裤磨破看似穷苦的流浪汉


  另日,我爬上“T”形山谷东侧的山坡。中印双方阵地之间仅由基本干涸的河道相隔,彼此间最窄距离仅有三、五十米的宽度,是两军阵地对峙的最窄处。平时甚至能听得到彼此的谈话、咳嗽声。河道北坡的中方阵地略高于对方,相互都可看到对方阵地上的活动。但印军阵地完全被中国军队掌控。因为印军从东部河谷入口处向西深入十几公里,其兵力约一个排左右,仅可勉强布置在河叉口中心阵地周边的几个点上,其中分出一小股印军早期进入河谷西端,切断了中方九号哨卡的补给线。正当印军洋洋得意之际,中央军委紧急派出野战军四师十团的一个加强营星夜驰援加勒万。三营八连的一个排扼守在东部河口入口处,彻底阻断印军向其河叉口中心阵地增援的陆路通道。而自入口处至其中心阵地约七、八公里长度的范围内,沿北岸的山坡修建了长长的战壕工事,全部河道由中国军队把守控制。加勒万地区的几个印军据点彻底处于被分割孤立的状态中。


  太阳高照,战士们仍穿着常规棉装忙碌着构筑工事,我看到每个战士棉军装的袖口、下摆和臀部均露出白花花的棉花,有的棉花磨掉后,能直接看到棉裤一层薄薄的白色衬里!每个人看上去好似内地穷苦的流浪汉。我们的战士有极强的自尊心,他们侧着身子走,尽可能掩饰住这种狼狈相,为的是不使对面看到自己开了花的臀部。我到这里的目的自然是宣传。两名战士为我摇动直流发电机,这种发电机固定在长凳的中间,长凳两端相对着各坐一人不停地摇动着手把柄,接上喊话喇叭,我便可不必声嘶力竭地喊话了。我尝试了一下手摇发电机的滋味,长时间地摇动并不轻松。在我喊话之前,战士们早已进入阵地负责警戒,这在对峙之初是必有的戒备措施。


  宣讲完毕,下山时选了一条捷径。这是融化的雪水下泻时所留下的一段干沟,宽不足一米,坡度却有七十多度,从上到下高度三十米左右。下来须以蹲坐姿式用四肢撑着山坡慢慢地滑下,这样臀部自然免不了要与山坡接触摩擦。这使我一下子颖悟到战士们穿着开了花的破军装的原因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善,总后装备部发来了全新的越冬服装。帽子是里外双层厚羊绒缝制的皮帽,两个护耳之间有一块可拆装、活动的“护鼻”,平时竖挂在一侧,需要时可横在鼻梁上,保护鼻子不致冻伤。新帽硕大得好似北美野牛的大头,尺寸大小远超过原来棉质、兔皮的帽子。着装方面加发一件轻而暖的丝绵坎肩,可套在绒衣之外,暖和了许多。下身新增一块可拆卸的三角形皮‘护裆’,保障‘传家宝’不被冻坏。新手套是高至肘部,拇指、食指可分开活动,内毛外棉的新产品,丝毫不影响对武器的操作。脚下除原有的大头毛皮鞋外,新添一双高至膝盖的毡筒靴,及与之配套的两片薄软的毡子,用来填充腿部空隙,还有两双厚厚的毛袜。冬装的质地,内里依旧是棉絮,外层则不再是棉布,而是由加厚耐磨的混纺料子缝制而成。这套装备虽显得有些厚重、笨拙,却能抵御摄氏零下四十度以上的严寒。最外层依然是原来的羊皮大衣。此外,每人还配发了一床高档鸭绒睡袋,睡觉时上面压上皮大衣,暖和之极,真是一种享受,唯一的遗憾是袋内存储着自身制作的‘废气’,闻之令人头晕,自作自受吧。感谢总后勤部的专家们,是他们的科研成果减少了战争中大量的非战斗减员。与中国士兵相比,印军的装备则相差甚远。他们头上戴的是毛线织的‘老头乐’,贴身穿的是单薄的呢质内衣,中层套穿毛衣,外套是夹克装,脚下踩的是内贴一层薄呢、半高腰的胶鞋。奇怪这套装束怎能抵御得住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难道他们都练就了“瑜加”御寒神功,有了一种特殊体质?我认为他们的服装中看而不中用!


  通过多次接触,谈友谊,聊家常,发还误投在我控制区域内的生活物资等行动,缓解了廓尔喀士兵对我方的紧张、戒备情绪。再次邀请,每每都可得到回应。有时两三名印兵还会跨过河床到靠近我方一侧来会晤,并回答一些问题。


  通过宣传和面对面的交流,大多数尼籍印军士兵明白:边界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事情,尼泊尔和中国是相互友好的邻国,中国军人对他们非常友善。他们出来当兵只为的是挣钱养家糊口,表示无心为他人卖命。或许正因如此,印度军方高层查觉到廓尔喀兵对中国军人过分暧昧,不堪信赖。不久之后,便以其二战期间有过辉煌战史的本土王牌军——杰特联队,与驻守在加勒万的廓尔喀联队换防。严律士兵,不得随意和中国军人交往。英国作家内维尔·马科思韦尔在其出版的有关中印边界战争的专著中曾经这样写道:“中国译员通过扩音器试图煽动廓尔喀人的民族感情;中国人宣称他们比起印度来是尼泊尔的更好的朋友;廓尔喀人为印度扩张主义野心服务是愚蠢的。廓尔喀人卧倒在地,紧扣扳机,而没有竖起耳朵。印度政府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危险的对峙局势。就要中国大使到外交部去,警告说,如果中国军队进一步逼近加勒万哨所,印军就将开火。”(引自该书中文译本)。我很欣慰自己的工作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既然说廓尔喀人没有竖起耳朵听我的宣传,那就怪了,印度高层是怎么知道那么多宣传内容的呢?又为什么要召见中国大使到其外交部进行警告?并派嫡系王牌军换防廓尔喀联队,在该书的第283页中(中译本)马科思韦尔还写有“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将军说:“应该通过某种政治的解决,把围困在加勒万河谷的守军撤回来。”他还指出,中国已明白表示,非但不会干涉印军从哨所撤回来,他们还会欢迎印军这样。”

  实事求是地说,我撰写的印地文宣传稿广播后,究竟有没有效果,当时自己心里并没底,因为没有任何消息来源及反馈的渠道。我只是像头牛,拉着车向前走就是了。战争结束后,读到马氏书中的描述,得知了宣传的效果,一种豪迈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同时欲为中印友谊作贡献,当年坚定地选修印地文,及冒着被扣上“白专”帽子的风险,顽强地“偷学”而沾沾自喜。


  1962819日,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牵头组成联合工作组,自北京出发到康西瓦“前指”和对峙形势最为紧张的加勒万防区,进行视察并指导工作。联络部的马北强是工作组的主要成员。马,上海人,高二时被借调赴朝鲜担任英语翻译,战后被留在总部工作。此人极为精明强干,是有名的活字典,部里开会时,常能及时答出部长需要的各种数据资料,准确无误。这在强手如林的部里,无疑是出类拔萃的;更为可贵的是待人谨慎宽厚,对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新人常给予耐心的帮助。马,是我尊敬、学习的榜样。这次和他在昆仑前线的邂逅,将是我难得的学习机会。无巧不巧,恰此时对面印军主动提出欲与我方举行阵前会晤。我们慨然同意。


  当日午后两点左右,印军从其阵地下来三个人,身材不高的是我曾经见过,自称为“军医”的那位,另一名则是从未谋面的新人,身高不足一米八,长条脸,皮肤稍黑,鹰勾鼻上架一副墨镜,上衣是一袭人造短绒连着帽子的外套(有别于其他人的装束),自报是校级军官。从其言谈举止和略带傲气的表情上看,他不应是一般的部队指挥官,该是印军总部派来的谈判代表。其第三人一看便知是个警卫。这次会晤地点选在靠近我方河谷顶端的入口处。双方在河床上席地而坐,他们坐南面北,我方则与之相对。对方首席和我方人员围坐成圆圈形,对方的两名随从坐其身后。中方人员总部的马北强为主谈代表,另一位是总政宣传处的处长,此外,三营营长,南疆军区联络处处长和闫干事,新华社的王记者参与了这次的阵前会晤,我则承担翻译任务。坐在前排的有处长,营长,马和我,其他人员在后排静坐。谈判中双方各持己见,我方明确提出:此地是中国领土,印军深入到我领土内是非法的。他们应退回去。为维护中印间的传统友谊,退出时,我方可让出通道,保障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对方则避谈领土的归属问题,坚称他们是军人,服从上级命令是军人的天职。领土之争是两国政府及外交部门解决的问题。提出要我们让出通道,以保障其加勒万驻军的生存条件。通道问题成为了双方争论的焦点。我方岂能让出通道,允许他们自由来去?设若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岂不是印方在我境内所建全部哨卡、据点便合法化了么?!中方反复提出,希望他们从维护两国传统友谊的大局出发,尽快向上级反映,提出返回的请求。届时中方将让出通道,并保证印军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方则滴水不漏,用词虽不尖刻,却坚决要求中方让出通道。一小时又四十分钟的争论,这次的阵前会晤自然也是无果而终。我作为双方的现场翻译,精力高度集中在工作上,没有什么特殊感觉。然而当晚因疲劳过度,很久不能入睡,满脑子尽是印地文的单词和句子,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担当如此繁重而又重要的任务啊!(未完待续)

  杨致芳,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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