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3日 星期六

毛泽东欲借武力反击印度缓解国内矛盾(2)




  随着中印边境地区双方武装人员相互间频繁地近距离活动,随时可能暴发武装冲突。中央军委将下达过的指示,最后整理归纳为十七条准则。现根据本人当时简要纪录,整理如下:

  一、详细查明边境地区通往印度的山口、道路情况。对印军可能入侵的地方,要先行设卡,控制战略制高点。哨位要逼近传统习惯边界线,以阻止印军向我方的推进。


  二、全部哨卡须加强工事,藏足68个月的粮食、弹药、水、柴等,保障大雪封山后的自给。如印军向我攻击被迫自卫时,要发扬顽强独立作战的精神,决不退让。


  三、坚持不打第一枪,后发制人。如印军向我进攻,我应力争冲突局部化。必要时可主动停止射击,争取谈判。若措施无效,则可坚决自卫(应教育部队战士沉着应对)。


  四、若印军向我哨所逼近,我应根据实际情况,向印之另一点,甚至两点逼近。


  五、印军若深入到我哨卡侧后方设点,切断我后路时,我应在其正面设卡顶住。同时向其深入我方的哨卡侧后再设一或二个哨卡,以阻止其继续伸延。若对方后撤,则不予阻拦,要网开一面。


  六、若印军向我包围,则我应反包围,或包围其另一点或两点,但要网开一面。若印军企图增援,则坚决阻止,但绝不先开第一枪。若其执意以武力打开通道时,则坚决自卫。


  七、我进入印军侧后设卡时,一般应距其所设卡点一公里以上。向巡逻印军逼近对峙时,一般保持与其三百米的距离。


  八、对印军少数人向我侦察或零星挑衅时,可不予置理。


  九、若印军向我展开战斗队形,尚未开枪,在其进至五十米左右时,可向其连续喊话,口头警告。不必主动开枪,若其继续前进到五十米以内,向我进攻时,可先鸣枪警告,无效后则可坚决自卫。


  十、若印军展开战斗队形,向我开枪开炮,若不还击有危险时,可以反击自卫。


  十一、印军从三、四个方面向我包围而尚未开枪,在其距我前沿一百米时,可向其喊话,挥手警告。并立即将情况上报,听候上级命令。在其抵近一百米以内时,可进行自卫反击。


  十二、我在其侧后设点,应尽快修建好工事。要有意地暴露出自己阵地,若印军向我逼近,则按八、九、十、十一条之规定处理。


  十三、我侦察、巡逻、运输部队执行任务时,应力争避免与印军遭遇。若遭遇,应尽快抢占有利地形,并通知对方,若受到攻击,可进行自卫。地形不利时,可以主动退守。


  十四、我侦察、巡逻、运输分队执行任务时,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侦察、警戒,以防受到伏击。若事先发现情况,应尽量摆脱;若受到伏击或阻击,可进行自卫。


  十五、我自卫时,应坚守阵地,不出击。但在其进攻至我前沿时,也可实施战术反击,力避少杀伤,多捉活的。其后退时,则不必追击。


  十六、印空军飞机进入我领空盘旋侦察时,可不予理睬。若对我轰炸,则尽可能将其击落在我境内。若在我哨卡控制区域内空降少数人员,可予以捕捉;人数多时,可就地监视,立即将情况上报。


  十七、对印机空投在我境内的物资应收集、登记保管之。若空投在其据点附近,可不予置理。若在双方阵地之间,可允许对方取回,空投在我方阵地内的物资应收集保管之,其中衣物、食品、燃料类,若对方要求取回时,可同意其派人留下收条后取回,但军用物资则予以扣留。对空投在我阵地内的印方一切物资均须拍照存档。


  以上文字均为本人当年私人笔记本纪录,从中可以看出中印边境局势急剧恶化后,中方高层从为应对突发事件所发出的零零星星的指示,到最后出台的十七条命令中,均反映了中方不希望与印度关系的进一步激化。但对来犯者的态度却是坚定不移的:不主动出击,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十七条的出现是战前两军危险对峙过程中,为一线部队制定的政策性极强的行动准则。相信当年在加勒万河谷阵地的印军士兵能有所体会。他们从中方领回过大米、腰果、白糖、炼乳及固体燃料、建筑材料,甚至走失的马匹等等。怎奈印方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顽固地坚持其‘前进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遵照毛泽东可能爆发战争的警示,从中央到地方,从军内到军外,各部门迅速运转起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发生一场相当规模战争的趋势,日益明显。


  反击印度前中共用诉苦大会激励士气


  除宣布全疆范围军事管制外,一线部队开展了以传统方式激励士气的‘诉苦大会’。这是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宣传鼓动方式。大会上战士会痛哭流涕地诉说旧社会在地主、官僚或外国侵略者欺压下,过着如何凄惨的生活,最后把仇恨集中在反动派身上,激扬起英勇战斗,伟大的牺牲精神。这次,昆仑山上的诉苦动员会,依然采用的是这种传统方式。只不过尼赫鲁当局代替了当年的日寇而已。我当时心中曾经暗想:这种方式有些过时和牵强。三年灾荒,百姓流离失所时,地主、反动派早被打倒多年了,苦难的根源究竟为何呢?无论如何,这是战前必须的一个步骤。总之,战备的车轮飞速地转动着。


  这一时刻我的具体任务是:与借调来的英文大学生一起,组织连队战士骨干,普及战场喊话,口号内容由上级下达,主要内容是:“缴枪不杀”,“举起手来”,“出来”,“我们宽待俘虏”,“不要动”,“跟我走”等六句,由我们翻成印地文和英语。为使战士容易掌握和朗朗上口,翻译力求简单明了,不拘泥于语法和句子的严谨。骨干人员的组成是每连抽调四、五名有些文化、口齿伶俐、政治可靠的战士,集中在一起学习。学习班上除教会口号外,还须讲明中印边界战争的性质及优待俘虏的重要性。骨干们返回连队再向全连普及。虽然不知到了真正的战场上,激动中战士们能否喊得出来,但只要能用上一、两句,就算达到了目的。


  由于印度军方指挥部的前移,派出查模·克什米尔国民军、尼泊尔廓尔喀雇佣军及库玛翁联队的组合部队不断在中印边境西段,越过传统边界线肆意进犯,并配以空军进行空中支援及侦察,严重威胁到中国军人的安全,中国当局采取了相应措施:从内地调正规部队陆军第四师入疆驻防喀什,协助原有的地方边防部队守卫边防;273野战医院正式迁驻莎车备战;新疆军区所属民族部队骑兵第三团进驻康西瓦‘前指’附近的大红柳滩待命。双方军事对峙,火药味极浓,战争一触即发。


  中共中央军委曾明确指出:中印边界问题之重点,在印军军事活动最为频繁的西段--拉达克、阿克塞钦地区。自西向东天文点、加勒万、空喀山口到西藏阿里地区的班公洛中国一侧,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由于地处高海拔,生存环境恶劣,除少量往来游牧的西藏边民外,基本上是未开发过的荒无人烟地带,如今却成为两国兵戎相见的焦点地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我个人分析是因为此地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有重要意义,而且从政治地缘学角度分析,国际上某些大国乐见于两国矛盾激化,从而成为控制两国的一个重要契机和筹码,得渔人之利。康西瓦‘前指’由五十四军副军长何家产、野战军第四师师长郑志文、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及南疆军分区刘发秀组成,直接听命于总参作战部的命令,实施西段作战指挥。


  六二年七月初,我接到命令,出发到西段最早发生过武装冲突的空喀山口执行任务。出发时掌握的情况是印军巡逻队在该地活动频繁,我的任务是为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作翻译工作。


  到达空喀的第二天,我便和守卡战士一起参加了加固工事的劳动。搬一块十几斤重的石块,登运三、五十米的小缓坡,感觉气喘吁吁,心跳至喉,好不难过,说明我仍有高山反应。驻守边卡的战士为了招待我们,特地从远离边界二十公里之外,猎获了一头野牦牛来改善伙食。缺少调料,厨艺又一般,煮熟的野味并未引起大家的食欲,只是曾来过此处,与守卡人员相互熟悉的几位参谋,选取了牦牛的心、肝和生殖器等部位分而食之了(认为滋补,又不腻口),而这些珍贵部分还轮不到我和测绘大队的几个人分食。我们吃的只是大块、大块的肉,任你随便吃。然而,我们竟吃不动。高山反应令人只盼望能吃些根本无法得到的蔬菜、水果。奇怪的是吃过一次之后,我便对食肉产生了过敏,感觉和吃过之后的排泄物有相似的气味(不是臭味,却熏脑子!)。


  大约十点多钟,接值勤的哨位报告,有一队印军巡逻队沿河滩自东向西行进。我们几个人迅速爬出工事,站在坡顶明显处了望,见远处十几个印军成纵队向前蠕动。距那里不远处曾是野驴啃食野草的地方,野驴消失,印军却出现了。我们边呼喊边挥手,示意对方退回去。估计他们也发现了我们,虽听不清我们的喊话,却能理解我们挥手的含义。果然印军沿原路返回了。这是我第一次模糊地见到的印军。


  第三天与战士一起正在修建工事,忽闻境内东北方向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群活动。前指命令立即前往侦察。我和南疆军区联络处的闫某及一名藏语翻译一起,率十一团的几名战士出发执行任务,肉眼看去,目标只不过在一两公里之外,实际上却有三、五公里之遥,没想到人的视力也会有高山反应,产生误差。我们沿着坡度极小,向几乎是一马平川的东北方向急进。看上去十分平坦的开阔地,却一点都不平坦,穿着大头鞋急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路上,虽是行进在几乎察觉不出的下坡路上,路面依然是忽高忽低,非常难走。我感觉十分疲惫,尤其上学时留下的腹泻和肝区疼痛的老毛病一直折磨着我。体质的虚弱,外加环境的恶劣,几乎令我晕倒。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领受到的面对面交锋的任务,没有任何退缩的道理。我们侦察小分队在距目标二、三百米时,便三人一组,呈三角战斗队形向前靠近。前面的目标已清晰可见:几顶蒙古包,周围有几匹马和一些牦牛,稍远处则有几群羊,蒙古包前站着几名藏装妇女和男人惊异地望着我们。通过藏族翻译的沟通,紧张局面很快缓和下来。我们被让进帐篷内,藏胞给每人送上用黑乎乎洋瓷缸盛着的淡淡的奶茶,本人虽不习惯这种奶茶,且闪过一丝染病的担忧(据说当地藏族同胞患有肺病和性病的比例很高),但出于对主人盛情的尊重,大家都欣然接受了藏胞的款待。谈话中得知,这些藏族边民年年赶着上百只羊群驮着盐巴(每只羊可负重二十多斤)到印度换取粮食、茶叶等生活用品。一场虚惊之后,我们告别了藏胞,返回哨卡营地。


  当天下午,刚刚返回哨卡,便接到前指发来的急电,命我次日返回康西瓦领受新任务。原来天文点哨卡(约海拔六千七百米高,可谓世界第一高的边防哨卡)遭遇新入侵印军的严重威胁。


  天文点军情刚刚基本稳定,又接报加勒万地区情况急变:印军沿加勒万河谷向前挺进,增兵设卡切断了中方向九号哨卡的运输补给线,严重威胁到中国军人的生命安全。前指命令我第二天拂晓出发,直接赶往加勒万河谷做好发生任何情况的应急准备。边界形势瞬息万变,随时可能点燃爆发战争的引信。从两国军队调度难易程度的角度上分析,印度无疑更具优势,列城、斯里那加或首都新德里距边界之近,使他们便于指挥、调动部队;中国的喀什、乌鲁木齐或首都北京则距边界远之又远,调动部队远比对方难度大得多。特别在边界线漫长、地形地貌复杂艰难的情况下,各重要防区的分布呈‘W’形,加之受山上可接纳人数的制约,野战部队势必只能根据突发情况的轻重缓急,以排、连、营为基本单位,驰骋于各防区之间。这的确是对指挥员调配、指挥能力的一种考验。中国的高级将领大都经受过战争的洗礼,对前沿部队的指挥明确而又具体,所以前方官兵心中有底,能顺利贯彻执行上级各项指令。就是营、团级指挥员也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经验丰富的长官。我到过空喀、天文点、加勒万三大防区,亲身感受到中国军人所选设的卡、点的地形、位置远远优于对方。


  在中印边界西段,我是唯一略知联络工作的印地语干部,来往于各防区更是我责无旁贷的职责。这样仅经几个小时的休整之后,第二天凌晨,未及观察一下周边的地形地貌便与王记者等人匆匆赶往加勒万河谷。


  中国军人执行上级指示相当出色


  次日凌晨,我们几个人登上西北部的小山包,察看所处位置的地形地貌,及双方阵地的对峙状态。我个人观察到的情况是:南面是东西走向、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根本不具备设卡驻守的生存条件;加勒万河是由雪水融化的小溪汇聚而成,流经至我们的宿营地处便依山势走向,成‘T’形分叉而流,主河道沿着大雪山山脚继续向西流淌,另一股分叉折向北方,纵向流入中国腹地,河叉的东、西两侧,与南面大雪山相对,是绵延不断而低矮的小山(附件4)。印军自河谷的入口处沿着河谷自东向西逐步蚕食,向前推进,已切断中方向西端九号哨卡运送物资的运输线,严重威胁到九号卡的安全。中国军队坚决贯彻了军委‘你逼近我,我逼近你;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的指示,闻风而动,力争有利地形,抢占制高点,构筑了工事。客观地讲,中国军人对上级指示执行得相当出色,以加勒万防区为例,发现印军以大雪山为依托,沿河谷向西深入十几公里后,中方立即派出十团三营日夜兼程火速增援。沿河谷北岸挖战壕、修工事,严密控制整段河谷,将印军阻止于河谷东端之入口处以外,使处在‘T’形顶端之印军主阵地与其东、西两翼哨卡之间的陆路通道被彻底切断,陷入孤立无援的窘境,所有补给只能靠空投维持。其西边七、八公里处的哨卡,同样也受到八连一个加强班的控制,中国自东向西将本方的三个哨卡依次以七、八、九号代之。从八号卡观察,工事前沿有一纵深约二十米陡峭的‘台阶’,再向前便是距河床北岸有一片约五、六十米宽向下的小缓坡,岸边离干涸的河床床底约二米深,河床南岸便是由印方临时控制的阵地,大雪山山脚距河床底部是笔直而又陡峭的岩壁,上下高度约四十米左右。印军在岩壁上方,山脚平坦处建有掩蔽所,当是其指挥部所在地。这段河床相当宽阔,靠近河床南岸,其指挥部下方有一个三十米高的低矮平台,可当作直升机降落场。对方阵地及直升机起降台完全在中方八号主阵地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其指挥部两侧修有地堡和战壕由尼泊尔雇佣兵廓尔喀联队守卫。中方在选址、设卡、建点的数量、兵员配置等方面均优于印方。(未完待续)

  杨致芳,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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