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毛泽东在内外交困中，在中印边界形势不断恶化情况下，最后决定：以武力反击印度。这一决策有一石三鸟的效用，一可遏制尼赫鲁的“前进政策”，保卫国土不受侵犯；二可警告那些趁人之危者，中国依然强大，不容侵犯；三是可以缓解国内因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所带来的压力。
本文系亲历中印战争老兵杨致芳供稿，系杨致芳老人战争回忆录，本文有删减，整理：杨超
杨致芳简介：1936年北京出生，1956年就读于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印地文，61年毕业后，入伍分配到总政治部联络部工作，1962年4月底被调往新疆军区联络部，6月中旬，作为军区工作组的一名成员，奔赴昆仑山中印边界前沿进行考察。主要工作在中印边界西段：空喀山口、天文点、加勒万防区。工作内容主要是战前对入侵印军宣传、两军阵前会晤的翻译工作、战场喊话；战后对战俘的教育及伤病俘的服务工作。1969年复原回北京，主要在外文局“人民画报”任印地文翻译；1988年初与本报社英文组美籍专家ANNESTEVENSON（安思蒂文森）结为夫妇；1988年底移民美国，现在北京常住。
毛泽东认为中印开战可以缓解中国内部矛盾
中印边界局势日趋紧张，并从边界冲突演变为边界战争，自有其深刻复杂的背景原因。
一、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支持。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相互对立，关系紧张尖锐，由冷战发展为具相当规模的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古巴的导弹危机，以及在中国台湾海峡的炮战都是有力的佐证。西方阵营不能坐视与其对立的另一阵营中有着重要地位的中国强大起来，自然会利用一切机会打压、遏制中国。中印间的矛盾当然会被视作为一个重要机会。西方强国无论在舆论上，还是在各种国际会议中，无不支持打着民主、中立、不结盟旗帜的天然盟友印度。
二、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破裂的因素。赫鲁晓夫执掌前苏联大权后，在围绕对斯大林评价等一系列问题上，认为毛泽东的中国不再是言听计从的仆从。中苏间的分歧以中国《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十评”为标志，把苏联定格为‘修正主义’，从而使两国、两党间矛盾的尖锐化公诸于世，分裂趋势已无可挽回，‘中苏友好同盟’沦为一纸空谈。在这种形势下，赫氏决心惩戒中国。恰逢此时，中印关系恶化。苏联重新修定国策：一方面停止对华援助，逼迫中国还债、撤回专家，另一方面从军事、经济、政治上拉拢、支持印度反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正因如此，六二年毛决心反击印度前夕，下令新疆沿中苏边境地区所有的重要设施全部内撤，并加强兵力部署，以防中印冲突中，遭到苏军的策应与牵制。可见当时中苏矛盾有多么尖锐、深刻。
三、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后，随着以苏联为楷模，在全部照搬苏联模式的过程中，毛本人也被无限神化。对内推行极左路线：文化上批判胡适、胡风，电影《武训传》；政治上反右派、反右倾，结果造成个人独裁局面的出现。一时间再也听不到与其意见相左的声音，任他一意孤行；经济上极左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农村的合作化、公社化以及城市推行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随后‘大跃进’、‘三面红旗’运动的展开，彻底摧毁了中国经济。在五九年至六一年连续三年全国范围的灾荒中，人民以挖野菜、剥树皮，甚或某类矿石来果腹充饥，浮肿、肝炎等疾病席卷全国，各种各样的恐怖讹传时有所闻。在中国自毁长城的局面下，各种仇华势力自然认为这是摧毁中共政权的最佳时机。
四、西藏达赖和印度尼赫鲁对形势评估的严重失误。中国军队最初是通过谈判和平进入西藏的。一方面既要允许保留上层的固有利益，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审慎的改革来改善普通僧俗大众的生活。改革必然触动上层集团的利益，矛盾的激化演变为对抗，加之美蒋特工的蛊惑与策动，西藏上层极右势力挟持达赖发动了武装叛乱。装备落后、军事素质低下的少数西藏武装，自然不是强大的解放军的对手，失败是必然的。最终达赖逃亡印度。成为了既是印度当局手中制约中国的一张王牌，又是点燃中印之间大火的火种。
印度略早于中国从英国殖民者手中取得独立建国。历史因素决定了印度成为一个略加靠近西方政体，大力倡导中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古代中印两国在宗教、文化方面有过密切的交往，近代又有遭受殖民主义列强凌辱的相似经历。彼此较易理解、同情、相互支持。毛在取得政权建国后，印度表现出了友善和支持，是除东方阵营外较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随后两国又共同倡导了“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热烈响应，甚至充当过中国向西方传递某些信息的管道。中国人受“知恩图报”传统理念的影响极深，何况历来对圣雄甘地相当推崇，对其接班人尼赫鲁也赞赏有加。西藏问题出现前，两国关系可以说是亲密而融洽的，周恩来与尼赫鲁的私交也甚笃。那时期“印地－秦尼帕依帕依”（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唱响两国民间的每个角落。印度当局和尼赫鲁本人认为他们有恩于中国，印度无论提出怎样的要求，或做出何等过分行为，中国都不可能和印度翻脸、动用武力，中国应该永远感激、报答他们。可悲的是他们错了。
或许还可找出一些发生中印边界战争的其他大背景因素，本人则认为以上四方面是最基本的。
事实上是达赖拉着尼赫鲁给毛泽东送了一份大礼。达赖逃往印度之后，大批追随者陆续从不同通道涌往印度，中国军队顺理成章地进行了阻截。中印边境局势的突变，引发了印度当局的关注。派兵守住大门，既可接应流亡藏民，又能阻止中国士兵的阻截行动。于是，边境原有的宁静，迅速地被紧张与尖锐的局面所替代。实际上，两国间的边界只在某些地图中有些相互矛盾的非正式的划分，当时两国均为建国不久的国家，各自忙于处理国内急需解决的事务。早期边界问题并不突出，仅有少量边防部队守卫在星星落落的边卡上，大部地段从未有过具体边界界桩，少数地段更是模糊不清。严格地说，这是大英帝国遗留给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西藏则是满清政府衰败后英国在该地的势力范围。在归属权方面，两者性质完全不同，英国自然偏袒利害关系与其更为紧密的印度。大英帝国撤离前，在中印边界东部划出一条偏袒印度的麦克马洪线，对此印度当然欣然接受，至于中部及西部广无人烟的荒野地区，则是双方都认可的习惯传统边界线而已。作为中印之间定时炸弹引信的达赖，五九年开始，便起到了引爆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作用。此后的三年里，周恩来抱着良好的愿望，希望以多年来和尼赫鲁建立起来的良好的私人关系来解决这一难题。然而毕竟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尼氏岂肯让步。因此从初始不公开的私人通信，到后来互致频繁的外交照会，发表外交白皮书，甚至中国欲借助锡兰（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国际会议，请周边国家出面调停的所有努力也告失败。与此同时双方加强了边境的武装活动。五九年空喀山口武装冲突中，印度边防军的十几名巡逻兵被全歼后，矛盾愈加激化。尼氏始终认为处在内外交困中的中国不可能对印度发动较大规摸的军事行动，何况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还需要印度的支持，国际舆论也完全有利于他。为取得谈判桌上的主动，尼氏命令军队全面向中印边界进行军事推进。对此，中国当然不可能坐视不理，及时采取了必要的应对措施。
从国际政治地缘学角度上分析，中国东南部美蒋虎视眈眈；东北部美、日、韩唯恐天下不乱；北部与中国接壤的苏蒙边界形势紧张异常，加之赫鲁晓夫弃中扶印的决策，致使中国深切感受到巨大的周边压力。中国外部形势如此，内部情况亦不容乐观，毛一意孤行，推行极左路线的结果，使全国经济陷入灾难性的崩溃之中。在种种困难压力下，毛泽东凭借他的历史功绩和个人的才智魅力，他最终决定用尼赫鲁这张牌来达到敲山镇虎的目的，警告那些想趁人之危者不得轻举妄动：中国依然是强大而不可侵犯！同时也可借此缓解内部矛盾。
为排除各种可能的牵制，顺利地进行对印的边界反击战，中国加强了敏感区域的军事部署：公开地在与台湾海峡相邻的福建前沿调动部队，警告美蒋勿轻举妄动；中苏、中蒙边界上加强军力，后撤工厂等重要设施。对比东南沿海，中国当局更为担心来自北方的压力。深知赫鲁晓夫是个喜怒无常的冒险家，且有装备更为先进、更为强大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地势开阔，一旦开战中国无优势可言。总之，对这两面取守势备战，尽可能地稳住局势，避免腹背受敌。
毛泽东在内外交困中，在中印边界形势不断恶化情况下，最后决定：以武力反击印度。这一决策有一石三鸟的效用，一可遏制尼赫鲁的“前进政策”，保卫国土不受侵犯；二可警告那些趁人之危者，中国依然强大，不容侵犯；三是可以缓解国内因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所带来的压力。
五年大学三年在人整人的运动中度过
1962年初，正规野战军入疆，加强仅负责守卫任务的边防部队，273野战医院也从内地进驻新疆叶城附近的莎车，自北疆到南疆叶城之间建立了若干兵站，选建山上的康西瓦为‘前线指挥部’所在地，被调集的各种干部纷纷走上各自岗位。以翻译队伍为例，大都是从全国外事单位借调来的英文干部，或者在读大学生，其中甚至还有来自莫斯科东方学院的两名学了一年半乌尔都语的中国留学生，这二位衣着十分讲究，业务能力却极低，二人根本不能张口讲话。实践证明，对印军工作，印地、尼泊尔、乌尔都三种语言比英文更具有针对性。令人遗憾的是在六二年十月之前，在边界西段我是唯一受过专业训练的印地语敌工干部，且初步地掌握了中印边界纠纷的核心实质，又对毛泽东瓦解敌军的基本理论有一定的理解，尤其具有从上级机关及时了解相关的命令、指示和边界发生的最新动态的优势，比起临时借调来的其他同行更为专业些。九月中旬，我有了一个尼泊尔语搭档小钟，他是从西藏军区支援过来，经过一年多培训的四川籍老兵，人极聪明勤奋，估计受学习条件影响，还难独挡一面。见他每天捧着印汉词典背记单词，竟能与尼籍印军廓尔喀士兵做简单的通话交流，比英语翻译作用更为有效。我能感觉到小钟对我怀有的忌羡心理。其实我对自己的外语水平也极不满意，深感“书到用时方恨少”。但这能怪我本人么？五年的大学生活，有三年多是在人整人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学点知识要偷偷摸摸，一旦被发现便被扣上“白专”（资产阶级白色专家）的帽子，必然遭到批判。现在，当国家需要我时，我却力不从心！我为此苦恼，但也只能是尽力而为了。
六二年五、六月间，新疆自治区政府宣告全区进入军事管制状态。全区地方政府及所属企事业单位均须服从军事调动，全力支援部队所求。一时间，各种不同品牌的地方车辆由各民族司机运送着急需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开往昆仑山前线。物资之丰，令人不敢相信中国刚刚经历过特大灾害。
昆仑山历年自当年九月至第二年的四月为大雪封山期。山上所需常规物资包括战士家信、报纸等均须在封山前送到。六二年形势的巨变，非常时期改变了大雪封山的规定。整个冬季上山的运输车辆从未间断。
战前中共高层不希望中印关进一步系激化
中印边界问题是大英帝国安放的一棵定时炸弹，达赖作为引信引爆了这棵炸弹的同时，震醒了印度尼赫鲁当局，原来在这片广袤荒无人烟的区域内，本无士兵巡逻和守卫的，但在军事、经济上却存有巨大的潜在利益。尼氏急急忙忙推出‘前进政策’，派兵巡逻，增兵设卡，力图控制大片实地，以求未来在谈判桌上的主动地位。尼赫鲁为本国、本民族争取利益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同样，对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当局而言，当然也不可能再次轻言放弃祖宗留下的这片土地。中国人认为列强瓜分大片国土，划分各自势力范围的屈辱的历史时代，已一去不再复返，中国人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国土。毛泽东认识到了边界纠纷发展下去的最终结果，将可能是演变成一场相当规模的边界战争。我本人认为，毛可能意识到，与其被动接受战争，不如积极主动地面对战争的到来。尽管中共建国初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处理其众多的内部问题。于是下令：做好通过和平谈判与战争手段来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的两种准备。
现将本人当年对中央领导人的有关讲话，及相关部门下达的命令与指示所做的记录，整理出来，以享读者。
毛泽东对加勒万河谷入侵印军应对措施的表态：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现在要克制，不能急于打，同印度斗争是复杂的国际问题，美帝国主义、苏联等都在支持印度，指示“决不退让，避免流血。”
周恩来总理强调：几千年来我们（中印-作者注）一直和平共处，休养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印之间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战争。我们这一代即使遇到再大的问题，也应坐下来和平协商，谈判解决。切不可对上辜负了列祖列宗的遗德，对下贻害后世子孙。指示加勒万边防部队每两小时向他汇报一次最新情况，命令部队坚守阵地，原地不动。如入侵印军回撤，可不予理睬，网开一面。印军向我逼近开枪挑衅时，可向其鸣枪警告，示意其停止前进。当受其再三挑衅后，可实行自卫。要少杀，多捉活的。对其增援部队应先警告，可朝天鸣枪。如其原路退回，不必阻拦，让出退路，使其退出。总之，要退避三舍，争取政治、外交上的主动。
总参谋长罗瑞卿：武装共处，犬牙交错。
总参谋部二十字方针：“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存。”
总理、外交部和军委各总部陆续下达的有关指示：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不主动打（出击）。对印军的进攻，再三警告无效后，方可自卫；对其的包围要网开一面，准其逃跑，不阻拦（不打、不阻、不追）；不封锁印度直升机空投场，空投在两军阵地间我侧的粮食等生活用品，可让其领回。
加强对阿克塞钦传统边界线中方一侧的巡逻、设点。不主动惹事，避免发生武装冲突。
对印军的进逼要“顶、逼、围、堵。”
你不打，我不打；你逼近，我逼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
不先开第一枪，保持距离，留有余地，网开一面。
对印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针锋相对，坚决回击；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及外交斗争。
随着中印边境地区双方武装人员相互间频繁地近距离活动，随时可能暴发武装冲突。中央军委将下达过的指示，最后整理归纳为十七条准则。现根据本人当时简要纪录，整理如下：（未完待续）
杨致芳，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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