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医学与日本的“明治维新”

　　……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了。——《呐喊·自序》


　　鲁迅小的时候，有几年，家里厄运连连。

　　先是祖父周福清因犯“科场案”，替他人向主考官行贿而被判“斩监候”，虽然最后没有被处死，在监狱里还是被关押了九个年头。这个小康之家从此便败落下去了。于是，亲戚、本家的势利脸孔跟着也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少年鲁迅（豫才）被送往外婆家避难期间，竟被看作是“乞食者”，让他深深感到人情的淡薄和冷酷。

　　后来是父亲周伯宜的病。起初因猛烈吐血，认为是“肺痈”，也就是肺结核；后来见腿脚红肿，便被视为“臌胀病”来医治。第一个请来诊治的冯医生说话颠三倒四，来过两次之后便不再请他了。随后请来“名医”姚芝先。这位名医不但诊金特高，处方也异常特别，光是所谓的“药引”，什么冬天的芦苇，经霜三年的甘蔗等，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这样医了两年，父亲的病仍未见好，反而加重了。名医声称他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便另荐一位名医何廉臣。何廉臣的诊金也特高，用药也特别，“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还有“平地木十株”，又另加“败鼓皮丸”，即用打破的旧鼓皮做的，这是缘于中医传统的“医者，意也”之说。“医者，意也”的原意本是要求医生诊治病人时须专心致意、细加考虑，然后做出精确的诊断。有些庸医却对它作了牵强附会又带迷信色彩的解释，如认为可用黄色的植物来医治黄疸病，用红色的植物来医治血疾，用与“臌胀”谐音的皮鼓来医治臌胀病。这样的医法自然不可能有积极的疗效。名医却自有他的退路，他把自己医不了病归因于是病人本人的“命”，是他所无能为力的。何廉臣解释说：不妨“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寃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祖父的犯案和父亲的病故使鲁迅家庭“坠入困顿”的时候，也正是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社会陷入解体的时期。家境的衰落带给鲁迅的感受与时代的变迁正相吻合。这促使鲁迅迈上“走异路，逃异地”的一条叛逆士大夫阶级的道路：“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先是在1898年5月到南京投考江南水师学堂；次年2月改入江南陆师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并于1901年12或1902年1月毕业。在南京的近四年间，中国经历了触目惊心的剧变：“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掠夺财物、践踏中国主权，清政府于1901年9月跟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深重的国难激励着鲁迅的爱国心，激励他要寻求救国的真理，寻求新的知识。

　　正好这时，政府要求各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学习外国可取的学问和技术。于是，获“第一等”毕业文凭的鲁迅便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保送，于1902年4月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本来，按这位总督的设想，是让矿务铁路学堂的学生在弘文学院补习之后，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继续攻读他们在南京所学的专业。但是当时，要进像帝国大学这种著名的工科学校，竞争激烈。为防止中国留学生争占日本人的名额，日本当局对中国留学生投考重点工科大学设置了不少限制，使他们只好另找出路。有鉴于此，弘文学院的教师江口建议鲁迅改为学医，说日本的医学水准较高，与德国不相上下，比英、美、法都好。另外，日本医科学校的数量也比工科多，容易考取。江口还说：“贵国科技正在青黄不接时期，你们能早一天学成归国，正有销路。”鲁迅虽然接受江口学医的建议，但他的动机主要倒不是考虑就业的方便，而是如他和同学说的：“做医生不是为了赚钱，清政府以民脂民膏给我们出国留学，我们应报答劳苦大众。”鲁迅当时就希望将来能实现这“美满的梦”：“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维新的信仰。”终于在1904年9月进了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立志学医。

　　“维新”一词，原意是反旧倡新，通常泛指“变旧法”、行新政，特指是日本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明治天皇（1867—1912在位）时代的一次政治革命，它推翻了德川幕府（1603—1867），使大政归还天皇，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

　　德川幕府认为外国思想的渗入和外来的军事干涉对日本稳定的政治局面是极大的威胁，因此三次颁布排外法令，迫害来日本的大部分基督教徒，将外国传教士驱逐出境。在颁布这些法令的同时，德川幕府还正式采取锁国政策，从1633年起，禁止日本国民出国旅行或从国外返回，与外国的接触仅限于少数朝鲜人与少数的中国和荷兰商人，被允许通过长崎港口有少量贸易往来。

　　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主要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为了满足现代化的需要，在“文明、开化”的旗帜下，他们在政治上废藩置县、摧毁所有的封建政权；在经济上“殖产兴业”，发展近代工业，承认土地私有；在军事上改革封建军制，成立新的常备军；在思想上大力吸收西方的文化和社会风俗习惯，特别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并仿效西方建立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这样，到了二十世纪初，明治维新的目标基本达到，日本已在现代工业国的道路上前进，并在对华（1894—1895）、对俄（1904—1905）的两次战争中赢得了胜利，第一次作为主要强国出现在国际舞台。

　　本来，也就是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和中国的处境是差不多的。两国的政治制度都衰朽不堪，统治者都长期推广闭关锁国政策，由此产生的社会停滞与落后，使两国都几乎同时遭受西方的侵略，处于挨打的地位。但是明治维新之后，两国的情形就很不同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国在对待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的态度截然不同。当时有一位叫密杰的英国人曾就他自己与两国官吏、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接触，对此做过某些对比。这位英国人在他1900年出版的《一个英国人在中国》一书中，说他看到的中国人大多“思考模糊，行动迟缓”，而日本人则“敏锐，有聪明的求知欲”。对此，当代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者实藤惠秀有较具体的说明。

　　实藤惠秀说，中国是个文化悠久的国家。当中国强盛之时，西洋人因仰慕中国文化，不远千里而来，“而中国则以抚慰朝贡国的态度来看待他们”，根本想不到可以向他们学习什么。十六、十七世纪，利玛窦、龙华民、南怀仁等来中国的那段时期，“仅属‘著名’的教士便有九十二人……他们用汉文介绍西洋知识的著作竟达二百十一种之多”。康熙皇帝在1720年颁下禁教命令以后，百余年间，教士不能再在中国活动了。直到十九世纪，基督教教士复来中国。英国的马礼逊不但用中文翻译了《圣经》，而且在1815年发行汉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但不能在中国内地出版。1877年，各教会合办的“益智会”发行教科书四百一十二部，韦廉臣为了向中国人民普及西洋知识，出版了二百五十部汉文专书和译本……实藤惠秀总结说：“总之，十六世纪以来，传教士虽然不断引进近代西方文化，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却无接受之意。传教士煞费苦心用汉文写成的东西，大多数中国人亦不加理睬。”随后，实藤惠秀在介绍了日本的情况之后，得出进一步的结论：“西洋人出版各种洋书的汉译本，目的是向中国人灌输近代文化。但是，新文化的种子在中国被埋葬了，到了日本才发芽、开花。”

　　鲁迅“从译出的历史上”看到“明治维新”对日本由弱转强所起的作用，并认为这“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从而极大地激励了他学习医学的热情。

　　当然，明治时代的学习西方，形式是多样的，他们“大量延聘外国的专家学者、派遣留学生、派遣政府官员到西方各国考察、通过社会精英对社会大众作启蒙教育等方法，全力引进西方文明”，并不仅仅限于外出学习；且学习的学科和技术，也不只是医学，除医学外，还有土木、机械、电信、建筑、化学、冶金、矿山、产业、化学、炮术、造船、航海、外语，几乎无所不包。鲁迅是因为父亲的死，又亲历姚芝先、何廉臣这类医生对父亲的误诊，切肤之痛引起他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误解，才对医学的无奈产生这一特殊的感受。事实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不论是延聘专家或派遣留学生，向西方学习医学，决心确实很大，行动也很积极。结果，西方的医学对日本医学的发展，进而影响到维新改革，作用也十分明显。

　　早在十六世纪，随着1542年葡萄牙的入侵，欧洲的医学就开始缓慢地渗入日本。在此之前，日本的医生主要是以“汉方”——中医来指导他们医治疾病的。

　　耶稣会传教士、西班牙的圣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是西方第一个来日本的医生。沙勿略获当时控制九州岛最南部地区的武士岛津家属的允许，于1549年到达日本，在西部从事传教的同时，并做一些护理病人的工作。限于水平，沙勿略不能行医，只能做做护理。但是刘易斯·德·阿尔梅达（1525—1583）则不同。德·阿尔梅是葡萄牙的耶稣会牧师，曾学过医，是一名外科医生。德·阿尔梅达在1555年到达日本，在日本创建了西方式的医院，治疗麻风、梅毒，规劝日本人皈依基督教。他通常都在户外为患者治病，原因是户外光线明亮，更主要的是可以破除日本人对他的误解，因为当时都传说，西方人是要借治病之名喝日本人的血、吃日本人的肉。

　　五十多年后，日本和荷兰于1608年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从此，在江户时代或称“德川时代”（1603—1867）的二百五十多年间，在日本各商埠派驻有一百名荷兰医生，帮助日本的医生和医学生学习欧洲医学。

　　岚山甫庵（1633—1693）从二十八岁起，向对外开放的长崎港上的荷兰医生学了六年的外科医学，写出《蕃国治方类聚》六卷。山脇东洋（1705—1762）对中医的解剖学产生怀疑，就找了一部出生于德国的帕多瓦解剖学和外科学教授约翰·韦斯林（1598—1649）1641年在荷兰出版的解剖学教科书。山脇东洋不懂荷兰文，但是韦斯林的这部著作还是帮助了他，让他受到启示，去观察和研究死刑犯的尸体，并结合自己的解剖实践，在1759年出版了自己的解剖学著作《藏志》，被认为是日本实验医学的先驱。

　　在吸收西学上，德川幕府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1）功不可没。

　　德川吉宗是日本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在1716年接任将军后，他大力实行改革，裁减世袭官员，加强行政管理，制定教育计划，反对贪污腐化。将军本身好学，思想开放。他命人制作大地球仪，从荷兰进口望远镜，还让侍医抄集救急良方，刊行普救类方，劝种药用植物，并在白山（江户）设立医院。在这个时期，成批的医师、本草家前去江户造访荷兰人，努力吸取国外的新知识，取得良好的效果。幕府医官野吕元丈在四十年间写出了《荷兰本草和解》十二卷。杉田玄白年轻时一心希望吸取日本、中国、荷兰医学中的精华来发展现代的日本医学，并著有《养生七不可》和《狂医之舞》。后来，他读了荷兰约翰·库鲁莫斯1731年版的插图本解剖教科书的荷兰文译本；又认真观察了一个1771年被处死分割了的罪犯的尸体，对教科书中的准确描述感到十分惊奇。于是他和前田良泽一起，花了四年时间翻译此书，于安永三年，即1774年出版了《解体新书》一书。

　　本来，日本的外科医生只会缝合伤口、切开脓肿。是华刚青洲发展了日本的外科学。华刚二十三岁来到京都，学习日本的医学和荷兰的外科学。他虽然不懂荷兰语，但他把中国的和荷兰的医学结合起来，创造出“华刚外科”，成为当时一位著名的汉医学家。他还作乳房癌、坏疽、痔疮、脱肛的手术，并出版了一本著作，实际上是他的学生根据他教课时记录的笔记而成的。

　　在长期的行医过程中，华刚青洲发现一种叫“欧阳牛草”的草药具有麻醉作用，便据中国神医华佗的“麻沸散”，经二十年研究，开发出麻醉剂“通仙散”，其主要成分是朝鲜的西安牛华和乌头。在这二十年里，他让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做人体药物实验。可惜他母亲未及他成功就去世了，他妻子也因接受实验而不幸丧失视力。

　　华刚青洲应用麻醉的第一例乳腺癌手术是为一位六十岁的妇女作的。这妇女的几个姐妹都死于此病。她毫不犹豫地要求为她动手术。手术于1804年10月13日进行，结果让她多活了四个月，最后在1805年2月26日去世。世界上第一例麻醉手术，是美国的威廉·莫顿等1846年在马萨诸塞州全科医院应用乙醚麻醉完成的，因此华刚青洲的手术比莫顿等人早四十二年。这一发明之所以没有为世人所知晓，是因为日本的锁国政策，以及华刚青洲想要保守他发明的秘密之故。

　　第一个在日本教授西方医学的欧洲人是德国的西博尔德。

　　菲利普·封·西博尔德（1796—1866）出身于维尔茨堡的一个医学世家，他的祖父、父亲和叔叔都是医学教授。菲利普最初在维尔茨堡大学学医，深受解剖学和生理学教授伊格纳兹·多林格尔的影响；多林格尔是最早把医学作为自然科学来理解和看待的教授之一。1820年，西博尔德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前往海丁斯菲尔德行医；后受一位家庭朋友之请，于1822年6月19日任荷兰的一名军医。

　　1823年6月28日，封·西博尔德受荷属东印度公司指派，作为一名高级专科医生和科学家去往日本长崎西面的出岛，于同年8月11日到达。

　　西博尔德在日本共待了六年，虽因搜集了许多日本的动植物标本，特别是严禁为外国人拥有的日本国地图，被怀疑是俄国的间谍，待了一年多监狱，最后被驱逐出日本。但还是为日本做了很多事。他给病人放血治病，接种牛痘预防天花，行白内障手术、虹膜切除术，特别是创办起一座为学生提供系统医学教育的学校，学生们在学校里学习荷兰语，学习他如何进行临床诊治。

　　西博尔德的教学，让他的门下相继出现了一些有实力的医师，如高野长英（1804—1850）在1832年出版了日本第一部生理学著作《医原枢要》，首次在日本介绍欧洲的生理学知识。西博尔德的功绩使日本的医学达到创时代的发展，因而当他于七十高龄在慕尼黑去世后，他在日本的学生和朋友们在长崎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碑，称颂他说：“是人之伟大业绩，乃吾国吾民之最高精髓，并为欧洲各国所熟谙，其英名将永垂不朽。”

　　另一个来日本教授医学的是荷兰军医波佩·范·米尔德沃德（1829—1908）。

　　米尔德沃德出身于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军官。他在荷兰中部乌德勒支的军医院学医，于1849年获得军医的身份。他先是去日本旅行，从1857年到1873年都呆在出岛，后受德川幕府的邀请，去教育和训练日本的医生。

　　米尔德沃德接受邀请后，便立即做好准备在出岛的官邸给十多个学生授课。学生中只有松本良顺一人是正规的医学生，其余都是业余爱好者。后来，随着人数的增长，日本政府接受他的建议，创办了一所医学院和日本第一家西方式的医院“长崎养生所”。这座医学院就是今日“长崎医科大学”的前身，当时，米尔德沃德在这里共教出三百五十名外科医生，发了一百三十三份医生证书。

　　米尔德沃德教学类似于现代的教学。他用法国解剖学家路易·阿左瓦（1797—1880）制作的纸型人体模型来教授学生，同时还亲自进行解剖，一边对人体的各个部位作详细说明。由于当时在日本，原则上是不容许解剖的，更不能容忍一个外国人来解剖日本人的尸体。因此，米尔德沃德是在一百五十名士兵的保护之下进行这一解剖视教的。

　　1858年，日本全国霍乱流行，仅是江户即今日的东京就死了二十六万人。米尔德沃德根据来自爪哇的消息，在长崎采取了预防措施，让政府下令不吃日本人普遍欢喜的生食和冷饮，起到一定的作用。

　　米尔德沃德在日本呆了五年后于1862年回国。1863年，幕府首次派了六人去荷兰的莱顿学习医学，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将军侍医、大日本帝国陆军军医总监的松本良顺。

　　米尔德沃德回国后，荷兰政府派乌德勒支军医大学的教授安东尼·博杜安（1822—1885）来接替他的位置十五年。同时，英国也派来威廉·威利斯（1837—1894）帮助明治政府。这样，从接受西方医学的整个过程看来，“很清楚，西方的医学，尤其是外科，在日本是要优越于传统中国汉医的。新政府在选择威利斯的英国医学和博杜安的荷兰医学时曾有过犹豫。最后，政府接受了荷兰大使圭多·弗贝克的意见，于1869年决定采用德国医学。从那时起，日本的医学主要都受德国医学的影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段时间里，在欧洲医学家的帮助下，日本也产生了几位世界第一流的医学家，如曾在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的实验室从事研究的北里柴三郎（1852—1931），他和法国的亚历山大·耶尔森同时发现鼠疫杆菌，并开拓了血清学这一新的领域；曾与德国化学家保罗·埃尔利希合作，发明了锥虫病化学疗法的志贺洁（1883—1971）因发现痢疾杆菌而获以他的姓氏“志贺氏菌”命名的荣誉。还有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洛克菲勒从事研究工作的野口英世（1876—1928），成功培养出了梅毒螺旋体，等。

　　西方的医学在日本的传播，尽管不时遭到困难和阻碍，甚至有些人为了学习和应用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愈接近封建时代的末期，日本封建制度的奄奄待毙和西方列强加诸于日本的压力，更促进日本的广大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渴望祖国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实现社会进步和国家独立、富强。立志向西方学习，在当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如上海广智书店1902年出版的《日本维新三十年史》中所记述的：“试取当时报章而读之，满纸都是西人有言，泰西如是而已矣。于是流风广播，天下靡然，举国上下，若饮狂泉，欲将一切文物，尽变于西风而后已……”于是，“随着兰学（指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引者）的这样发展，”日本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永田广志写道：

　　新的部门也逐渐移植过来。宇田川榕庵以《菩多尼謌经》一书介绍了（瑞典植物分类学家）林奈的植物学，以《舍密开宗》一书介绍了化学；在物理学领域出现了清地林宗的《气海观澜》，帆足万里的《穷理通》等。

　　特别是和外国的接触日趋频繁，国防问题成了燃眉之急的课题之后，军事学开始被活跃地移植过来，则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天宝年间出现了高岛秋帆这样的洋式战术家。天宝十四年，因自造雷汞爆炸而死去的尾张的吉雄常三写有《粉炮考》一书。紧接天宝之后的弘化年间，转入逃亡生活的高野长英的译作，特别是他的《三兵答古知儿》在关心军事学的士人中间受到重视；嘉永年间，佐久间象山作为军事学家崭露头角。他就学于曾接受高岛秋帆传授的江川坦庵，后来又利用荷兰军事书籍反复钻研，主要以炮术闻名。西博尔德的门下，和佐久间象山同样就学于江川坦庵的大塚同庵对炮术造诣很深，译了《远西炮术略》一书。可是不能忽视的是，不论高野长英或佐久间象山，他们都不单单是军事学家，对“物产学”方面也非常关心，从这种观点出发，学习了有实用价值的各种自然科学。

　　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医学和其他科学的传播，像“一滴油滴入广大池水而布满全池”，其重要性就在于永田广志所指出的，这种“以医学、本草学、天文学等的发展为先导而培养起来的科学精神……通过吸收西方的自然科学，开始成长壮大起来了”。“明治的新文化是上述那些洋学家的活动的继续和进一步活跃的产物”。

　　中国的情况也类似。先进的中国人都相信，“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鲁迅正是看到西方的医学和其他科学和日本的社会改革之间的良性循环，并对中日两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进行具体的比较和分析之后，才决心进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立志学医的。但是在细菌学课上麻木的国人“鉴赏示众”的镜头，彻底打破了他医学救国的梦想：“从那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所以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后来，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题赠冯蕙熹》和《且介庭杂文·拿破仑和隋那》中都批评了这种幼稚的想法，沉痛地提出，“杀人者在毁灭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但是像英国的医生爱德华·詹纳（1749—1822），虽然他发明的牛痘“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结果，长大后还不是“给英雄做炮灰”？所以鲁迅觉得：“杀人有将，救人为医。杀了大半，救其孑遗。小补之哉，呜呼噫嘻！”可叹，可叹！

　　余凤高，《书屋》 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