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干城：“外交秘史”再检验

本书虽然主要论述美中关系，但最令笔者难以自已的却和这部分内容无关，而是反映在历史大潮中的一些难忘时刻，即使过去多少年，仍然令人震撼，而基辛格详细记录这些时刻，显然意在更好地阐释中国。   　　《论中国》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   　　中信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648页，68.00元   　　   　　基辛格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曾即兴发挥   　　美国政界元老亨利·基辛格在中国名闻遐迩。人们知道他不是因为他开办的咨询公司在开拓与中国有关的业务如何成功，因为这种成功的概率太高 了；也不是因为他是拥有等身著作的大学者，今天普通的中国人对学者大体都持不怎么信任的态度；而是因为他可能是仍然在世的与中国四代领导人都有过不少直接 交流接触的美国政治人物，而这样的人物在今天中国的政坛上几乎没有了。基辛格的这个身份令广大中国人对他有一些好奇心，认为他的箱底里一定有诸多秘密。笔 者在有机会向基辛格博士当面提问时也不能免俗，怀有这种心态，至于他究竟有多少秘密其实已经不重要，基辛格就是关于美国与中国的一个近乎文化的现象。   　　在这种背景下，基辛格在2011年出版《论中国》，要不火也难。当然上述的是发生在中国的现象，而在美国则不然，美国读书界对该书虽然也表 示关注，却是从客观重要性的标准来评价的。像这种关于当代某一段历史的论述性著作，评价的标准通常是两点，一是有新的不为大部分世人所知的材料吗？二是作 者的观点有重大突破和新的建树吗？在这两点上，美国读书界对该书的评价并不一致，甚至还有不少负面的看法。不过这不妨碍中国读者对此书发表看法。   　　作为学识渊博学养深厚的学者，基辛格可能认为他是最有资格来“论中国”的西方人之一。给该书取这个宏大的书名是要有一点魄力的，因为事实上 该书论述的是关于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那一部分，并且主要还集中在与美国的那部分，所以该书的合适书名似乎应该是“一个美国外交家如何看中国”，比较符合实 际，尽管这不可能成为好书名。遗憾的是，该书成于2011年前，是时钓鱼岛争端尚未发酵爆发，虽然2010年詹其雄船长在钓鱼岛海域驾船与日本船只撞击并 遭日方抓捕时已有端倪，但即使智慧如基辛格可能也没有料想到今天的局面，否则他一定会有所触及。原因无他，当年美国将冲绳归还日本时做出将钓鱼岛一并交予 日本但“只限管辖不包括主权”的决定，就是基辛格为尼克松政府制定的。这在中国今天被称为“美日私相授受”，美国因而是“始作俑者”，基辛格首当其冲矣！ 考虑到这一点，他的新作对此无重大披露或解释，以及除了他当年和毛泽东周恩来的讨论也只强调了他认为合适的关于“均势”那部分地缘政治理论外别无他说，应 当算是一个重大缺憾。尽管如此，从基辛格崇奉的地缘政治理论的一般原理推断，美国当年之所以不顾全球华人的齐声抗议将钓鱼岛置于日本控制之下，其要害可能 就在于美国认定日本成为其在亚太地区对手的概率很低，而在日本与中国之间埋下不和的种子，既可防止日中联手，也可进一步确保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可谓“一石 二鸟”，因为1971年美国决定向日本归还冲绳时美中和解已箭在弦上，美国一定也已经预见到日中和解将很快跟进。尽管当年中美日领导人都认定苏联是共同敌 人，但基辛格究竟还是更老谋深算一点。笔者深信，就今天形势而言，基辛格对其当年“私相授受”的决定不会后悔。   　　读历史可以是单纯为了解过去，但大部分情况还是为了理解今天和预见未来，这个功利性目的使得编写和阐释历史很容易成为“随意打扮姑娘”的事 情。虽然如此，历史学家和人文学者对此仍孜孜不倦，企图编写和阐释“真实的历史”。基辛格显然深谙此道，他将历史事实和他的解释混在一起，目的大概是要让 读者“唏嘘不已”。   　　例如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与毛泽东长谈三小时，双方达成“进一步联合反霸”的决定。周恩来宴请时，基辛格一时兴起开始发挥他的学者 特长，大谈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认为“中国似乎基本上还是一个儒家社会，认定有一个单一、普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规范着个人行为和社会运转，共产主 义所做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那个真理”。这个说法今天来看，可能政治上有可商榷之处，但作为学人观点也没有什么大碍。令基辛格没有想到的是周恩来突然 大发雷霆，对他的说法严加驳斥。按基辛格的说法，周恩来当时表现得非常失态，且在他的记忆中是唯一的一次。基辛格在书中“检讨”道，作为美国人，他根本没 有理解中国国内政治的奥秘，当时中国已在“批林批孔”，这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是对周恩来的冲击，所以基辛格在这个时候来搅这个局是非常不妥的，周恩来必须对 基辛格的所谓“中国仍是儒家社会”说法有坚决表态，而历史事实是1974年初周恩来遭到“四人帮”攻击，政治上非常艰难。今天回过头看，其实周恩来是否对 基辛格发火表态已经无关宏旨，大局已定，基辛格对这个事件继续发挥道，“周恩来或许一开始就认为与美国的关系乃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则以为是阶段性战术…… 周恩来或许认为经历‘文革’之后千疮百孔的中国只有结束孤立，真正成为国际秩序的一员才能实现振兴”，基辛格承认这只是他个人的“臆测”，然而这个历史事 实与解释的结合却提供了关于国内政治与外交之关系的经典案例，值得后人深思。   　　朝战和越战是中美关系史上重大事件，也是本书浓笔着墨之章，并从广义上试图解释中国的外交策略。由于客观原因，写当代史的先天缺陷是史料永 远嫌不足，值得欣慰的是基辛格采用了中国学者发掘的很多史料。例如在解释斯大林对朝鲜战争的态度从不同意到开绿灯，其背后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斯大林已经预见 到中国将收回旅顺港，苏联希望在朝鲜半岛找到新的不冻港，因而希望半岛统一。这个地缘政治的理由应该是中国学者沈志华根据苏联档案材料提出的。当然我们都 知道斯大林同意这场战争并后来要求中国出兵，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何等深远。   　　而在越战方面，由于基辛格掌管美国外交政策的高潮是处理越南战争，他因此和越南谈判代表共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他个人外交生涯的巅峰；同时 根据越南后来以北越的方式实现统一的事实，也可以说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外交的一大失败。令笔者震撼的是当基辛格首访北京与周恩来会谈时，他自以为是地提出中 国支持越南是出于意识形态和战略两方面的原因，周恩来回应说都不是，而是因为中国非常同情越南的苦难历史，愿意帮助越南人民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独立，而且 周恩来还强调说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对越南是不公平的，尽管中国共产党不应负这个责任，但中国愿意帮助越南。这一史料可能是美方根据他们的记录予以公开的， 因此其真实性可能还有待中国方面证实，但就个人而言，了解到周总理有如此胸怀，仍觉得受益匪浅。但问题是越南方面是否体会中国的苦心呢？基辛格认为越南将 对独立的正当追求发展到狂热的好斗极致，这却是越南民族和文化的特性所致，是西方人万难理解的，也是美国在越南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美国一直以为越南只是 听命于莫斯科或北京，而其实越南谁也不听，美国的判断完全错误，越南的最终目标是要当中南半岛和东南亚的老大，认为只有这样越南才能更好地维护独立。这个 看法驱使越南无穷无尽地和邻国争吵，直至和中国翻脸。   　　1968年4月，周恩来和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周恩来表示中国支持越南，美国在包围中国，苏联也在包围中国，中国的周围，除了越南这部分 外，正在形成对华包围圈。范文同对中国“被包围”说似乎无动于衷，只是表示越南有决心在越南领土上打败美帝国主义。周恩来立即表示中国支持越南，但接下来 范文同讲的话就耐人寻味了，“我们胜利了将在亚洲产生积极影响，我们的胜利将带来无法预见的结果”。到底是谁无法预见结果？是越南人自己，还是越南的朋友 如中国苏联等，抑或是越南的敌人如美国和“东南亚仆从国”？现在看来范文同肯定不是指越南人自己，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确实也没有预见到越南最终在亚洲掀 起如此巨大的风浪！对此，邓小平看得最清楚，但为时已晚，中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基辛格认为这个“无法预见的结果”其实就是针对中国的，越南最终要和中国 当时最主要的敌人苏联结盟，以完成周恩来所讲的“对华包围圈”，这样越南在东南亚称霸就没有障碍了。   　　令笔者难解的是，为何像越南这样的“小国”（相对于中国）居然也会认为与中国对抗实行所谓“远交近攻”是符合其利益的呢？基辛格找到一个文 化上的原因：越南的民族特征有两股互不调和的力量，一方面它吸收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它反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优势，前者培育出一批中国式儒学精 英，后者造就强烈的独立自豪感和兵强将悍的传统，也就是好斗的由来。两者结合使越南怀有一种“区域中央王国”的心理。根据这个解释，以基辛格信奉一辈子的 “均势”理论而论，“区域中央王国”和真正的“中央王国”发生冲突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此美国以前一直没有真正搞懂。美国现在大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 略，与越南重建“友好合作”关系，是否已经真正搞懂了而实现新的“均势”政策呢？如果这是事实，笔者也觉得确实是事实，那么基辛格向我们提供的这些历史背 景，究竟应该给我们处理日益严峻的东海南海主权争端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呢？   　　本书虽然主要论述美中关系，但最令笔者难以自已的却和这部分内容无关，而是反映在历史大潮中的一些难忘的时刻。即使过去多少年，也仍然令人 震撼。而基辛格详细记录这些时刻，显然意在更好地阐释中国。他是否完成了任务，读者完全可以自我判断。1978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最激动人心的，邓小平决 定国家必须改革开放，并且身先士卒，出访了一批国家，其中有赴日本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进行国事访问，拉开中日紧密合作二十余年的序幕，也有对东南 亚以及后来对美国的里程碑式访问。在新加坡小平会见李光耀，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一段难忘的谈话。基辛格根据李光耀的自传写道，小平邀请李再次访华，李光耀说 等中国从“文革”中恢复过来就会去，小平说那要很长时间，李光耀反驳小平说：“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很贫穷，而达官显宦、 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小平对这段话没有回应，沉默不语，他在想什么我们无从揣测， 但相信每一个中国的精英看到此都会热血沸腾。基辛格照录此事，应当也是给十三亿中国人和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提供一面镜子，用以观照我们自身，也透过此正确 地看世界。李光耀讲这段话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卓越领袖也都已退出历史舞台，今天是否到了我们可以正确回答李光耀先生的时候了呢？

赵干城，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