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中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始末（下）

　　二

　　中国革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朝鲜半岛的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和苏军以三八线为界对朝鲜南北地区分别实施占领，陷入分裂的状态。1948年5月，美军占领下的朝鲜南部地区建立了大韩民国政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9月在朝鲜北部地区成立。随着1948年底苏联占领军撤出北部地区和1949年6月美国占领军撤出南部地区，朝鲜南北双方围绕统一问题的斗争日益激烈。1949年4月，苏联方面获得情报：南朝鲜方面正在三八线一带集结部队，可能对北方采取军事行动(22)。在斯大林的直接关注下，苏联军方建议朝鲜人民军采取措施，准备回击南朝鲜可能的侵犯行动(23)。为此，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了军队建设的步伐。除了向苏联请求军事援助，大量进口苏联武器装备，设立苏联军事顾问团指导军队建设和作战准备外，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让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的要求。

　　1949年4月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派出中央委员、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金一作为全权代表前往中国，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并商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事宜。30日，金一到达沈阳，会晤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高岗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情况。金一随即到达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毛泽东主席会见了金一，就东方形势、朝鲜局势和中国援助朝鲜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三个朝鲜人师，其中两个师现在驻扎在沈阳和长春。中国党随时准备把这两个师的人员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如果朝鲜同志现在不需要这两个师，那么我们可以负责训练和保障这些部队。另一个师正在长江以南地区作战，等作战行动结束后才能调回(24)。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也分别与金一进行了会谈。

　　5月17日，毛泽东向苏联驻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科瓦廖夫通报了他与金一会谈的情况，请他向斯大林报告会谈内容。此前，5月14日，金日成也向苏联驻朝鲜大使、苏联军事总顾问史蒂科夫介绍了中朝会谈的内容，史蒂科夫于5月15日向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发出专电，汇报相关事宜。朝鲜方面决定，在平壤和新义州分别对拟回国的两个师的营长、团参谋长等进行集训，部队则继续留在沈阳和长春整训。一旦出现情况，立即开往朝鲜。

　　7月初，朝鲜方面得到情报，南朝鲜军可能在7月对北方发动进攻。朝鲜方面随即命令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并决定留在中国东北地区整训的两个朝鲜人师立即返回朝鲜，一个师部署在新义州，一个师配置在罗南。(25)7月20日，第164、第166师正式脱离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26)，先后启程前往朝鲜。两个师均齐装满员，其中：驻长春的第164师，师长王效明、政治委员宋景华调出，副师长李德山升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全师编有人员10821名，配备各种枪6500余枝，掷弹筒67个，各种火炮132门(27)。该师到达朝鲜后，整编为朝鲜人民军第5师。驻沈阳的第166师，师长刘子仪调出，政治委员方虎山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全师人员10320人，配备各种枪8000余枝，各种炮166门(28)。该师到达朝鲜后，整编为朝鲜人民军第6师。

　　到1949年8月，朝鲜人民军发展到8万余人，其中陆军5个步兵师、1个机械化旅、1个步兵旅和2个炮兵团。除从中国回国的两个师外，曾经在东北抗日联军等战斗过的干部、战士和先后从中国回国的人员，在组建和发展人民军部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底，第4野战军部队向中南地区进军的作战行动基本结束。除部分部队继续执行解放海南岛等作战任务外，其他部队转入剿匪作战或执行卫戍、警备及整训等任务。此时，驻扎中国南方的一些朝鲜人官兵，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等原因，出现了情绪波动。12月18日，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等第4野战军指挥员致电中央军委，汇报了部队中的朝鲜人官兵情况，建议：“如军委同意，我们拟组成一个师开回。(29)”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此高度重视。由于当时中朝两国尚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因而中央将林彪电报的内容通过东北人民政府驻朝鲜商业代表团首席代表文士祯告知金日成，表示：由于中国南方地区的作战行动已经结束，如朝鲜政府同意，可以让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与此同时，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也向苏联方面通报了林彪电报的内容。苏联方面电示史蒂科夫，要他了解朝鲜政府对中国政府建议的态度。

　　1950年1月9日，史蒂科夫与金日成会晤。金日成明确表示：希望让在中国的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并说将在近日内派3名代表赴华就此问题与中国方面协商。金日成还提出了朝鲜人部队回国的设想：一是按照朝鲜人民军的编制，在中国编成1个步兵师、2个步兵团，编余的官兵回国后补充机械化旅等部队；二是鉴于朝鲜境内部队驻地紧张，这些朝鲜人部队在1950年4月以前暂留中国。(30)会谈后，朝鲜劳动党中央通过文士祯将此设想转告了中共中央。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副主席接到朝鲜党中央的设想后，于1月11日起草了中共中央给金日成的电报：“同意你们即派三个人来中国准备接受朝鲜部队”，“同意朝鲜部队在中国改编并于四月间更换夏衣后开回朝鲜”(31)，并指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与其接洽。同日，刘少奇还起草并发出了中央军委给林彪等人的电报：“四野所有朝鲜部队和朝鲜干部同意派回朝鲜工作”(32)。

　　朝鲜劳动党中央经过研究，确定派遣朝鲜人民军作战局局长金光侠等3人到中国。金日成于1月15日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写信：“关于您让我们去迎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部队回国的电示，我已收到了。我谨代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特向您致敬，并特感谢您始终一贯的对朝鲜人民解放革命的关心和帮助。”

　　1月20日至21日，聂荣臻与金光侠会谈。金光侠提出，除1949年7月已经从中国回到朝鲜的两个师以外，朝鲜人民军目前部队都是用苏联武器装备的，没有剩余的武器。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对回国的部队进行装备。会谈后，金光侠又专门致函聂荣臻，提出部队整编和装备的具体方案，要求将返回朝鲜的部队整编为：1个步兵师，下辖4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通信大队、1个工兵大队、1个反坦克大队、1个教导大队、1个卫生大队、1个自动炮大队和1个侦察中队、1个运输中队，并按照这一编制配齐全部装备。部队初编集中后，3月25日开始返回朝鲜，希望中国为部队整训提供驻地并保障供给(33)。

　　聂荣臻向朱德、刘少奇汇报了会谈情况，建议：关于朝鲜方面要求为回国部队提供装备，“我认为原则上是可以的。具体武器的数目，可根据四野的情况酌办”(34)。朱德、刘少奇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刘少奇批示：将朝鲜方面所要武器数目报告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批准。“部队编制大致可照他们意见施行，由林(彪)邓(子恢)酌办。部队回去时，须换好夏衣”(35)。

　　1月22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汇报聂荣臻与金光侠会谈情况，以及朝鲜方面要求提供的武器数目，请毛泽东“复示”(36)。毛泽东于25日在刘少奇的电报稿上批示：“同意。照办”(37)。刘少奇1月28日电示林彪：顷得毛主席指示，同意朝鲜回国部队带回所列各项武器。望尽可能办理(38)。

　　1月29日，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等人向第4野战军所属各兵团、各军区、各军、特种兵司令部和野战后勤部正式下达命令：第4野战军暨中南军区所属朝鲜人部队以及所有朝鲜人官兵“决定集中，编成一个师，开赴东北整训生产”。命令规定了部队编组计划：以第13兵团部、第49军的朝鲜人分队和人员，在桂林集中编组1个团；以第43、第44、第40、第41军朝鲜人分队和人员，在广州集中编组1个团；以第47军和湖南军区所属军分区朝鲜人分队和人员，在长沙集中编成1个团；以江西军区朝鲜人分队和人员，在南昌集中编成2个团；以第38、第39、第42军朝鲜人分队和人员，在信阳集中编成1个小团；以特种兵司令部所属部队中的朝鲜人分队和人员，编成1个炮兵团。各部在2月20日前完成第一步集中编组，然后进行第二步整编。凡班以上建制的分队，无论步兵或炮兵，均保持原建制、原装备。一切武器装备、运输工具、马匹原封不动。按编制不足的装备，尽量补齐；干部个人配备的枪支、马匹，准予随身携带。所有的朝鲜人官兵，“不管在我军担任任何工作，除特殊情况经报告批准后，均不得留下”(39)。

　　2月2日，第4野战军请示中央军委，建议将新编组的朝鲜人师临时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15师的番号。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建议。

　　根据第4野战军的命令，朝鲜人分队和官兵很快在各地完成集中编组。各军和省军区严格执行野战军首长的指示，不但按照规定让离队的朝鲜人官兵携带全部装备并更换了夏衣，而且增发了日用物品、纪念品，还专门为部分官兵调换了装备和马匹。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朝鲜人官兵已经和所在部队的战友结下了生死情谊。骤然分手，依依不舍之情在第4野战军部队弥漫。朝鲜人官兵较集中的第156师于2月8日召开宣读命令大会，各单位会后组织会餐。尽管部队还在执行任务，条件有限，但想方设法搞来了鸡、鱼、肉，有的单位还买到朝鲜战友爱吃的狗肉、冷面。大家互赠礼品，签字留念，相互拥抱。师里宣传队的女战士还专门绣制了一面缎料红旗，赠给朝鲜战友(40)。

　　3月中旬，在各地完成初步集中编组的朝鲜人官兵陆续到达郑州地区，进一步整训。共集中人员22191人。其中：以原第156师部队为基础，编为1个师，全宇任师长，下辖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工兵大队、1个通讯中队，1个侦察中队、1个反坦克大队、1个运输大队。另编1个补充团。全师合计编有15800人。编余干部：排以上干部497人，编为1个干部大队；班级干部409人，编为1个教导队；其他人员3204人，编为1个后方工作队。

　　整编后的部队政治和军事素质很高，官兵中有11811名正式党员，3587名候补党员，占部队总人数的69％以上。有师职干部1人，团职干部13人，营职干部93人，连职干部88人，排职干部1857人。官兵中的战斗功臣达14342人。(41)

　　3月中旬，第4野战军在郑州隆重举行独立第15师成立大会。第4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邓子恢在会上讲话，高度评价朝鲜人官兵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所建立的功勋：“你们在3年半的解放战争中，是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模范，是拥政爱民的模范，是遵守三大和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42)”部队整训期间，第4野战军首长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向全体官兵发出了慰问信，向第15师部队赠送了锦旗，并向每位官兵发放了纪念册和纪念章。政治部副主任陶铸专程到部队慰问，郑州地区政府和各界群众也组织进行了热情的慰问活动。

　　1950年4月8日起，独立第15师等部队和官兵从河南郑州分批乘火车开赴朝鲜。

　　独立第15师到达朝鲜，部队进行了分编。师主力编为朝鲜人民军第7师，后改称第12师。一个团整编为第18团，编入人民军第4师。另有部分分队编入人民军组建中的械化步兵团。(43)

　　此后，还有部分朝鲜人分队和人员陆续返回朝鲜，加入朝鲜人民军。

　　6月10日，根据军委的命令，军委铁道兵团所属各师中的朝鲜人分队和官兵3200余人在石家庄集中，暂编为独立团，进行整训。6月22日启程前往朝鲜。(44)

　　8月1日，东北军区部队中的3100余名朝鲜人官兵，由金光一等人率领回到朝鲜。朝鲜人民军以这些官兵和其他从中国零散回国的官兵为骨干，编组第10师。

　　三

　　从1949年7月到1950年8月，根据中朝两党达成的协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的朝鲜人部队和其他官兵，共有近5万人返回朝鲜，加入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军的众多高级指挥员，具有在中国东北进行游击战争和在中国解放战争与国民党军作战的经历。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些经历过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解放战争考验的指挥员与部队，在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洛东江战役中，担负正面突击任务的第12师，以原第4野战军第156师部队为主编成。在金光侠的指挥下，冒着美军的空中轰炸，翻山越岭，突破了南朝鲜军第8师和首都师的阻击，以正面突击结合侧后迂回，攻占安东。随即率先强渡洛东江，突破美军部队的阻击，沿庆州走廊南下，占领浦项，一度在美军苦心经营的“釜山防御圈”阵地撕开缺口。第12师被授予“安东师”的称号。

　　也是在洛东江战役中，另一支由从中国返回的朝鲜人部队建立了殊荣。在方虎山的指挥下，由第4野战军第166师部队改编的朝鲜人民军第6师担负了战略迂回任务，于7月中旬渡过锦江，沿朝鲜半岛西海岸以每天30公里～35公里的速度南下，横扫朝鲜半岛西南部地区。当美军意识到危险的时候，第6师已经突然出现在美军战线侧后的顺天。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大惊失色，急调美军第24师部队在锦州地区布防，堵截人民军第6师。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的作战中，第6师以极其灵活的战术和勇猛顽强的突击，首战河东，伏击并全歼美军1个营；再战晋州，击溃美军和南朝鲜军守军，夺取城市。随后兵锋直指马山，震撼了美军在朝鲜战场的整个部署。

　　马山是釜山的门户。如果马山不保，美军在朝鲜半岛最后一块滩头阵地——釜山将岌岌可危。沃克被迫将集团军惟一一支预备队美第27步兵团调至马山正面布防，以稳住阵脚，然后以第25步兵师主力和刚刚到达朝鲜的第5步兵团级战斗队及数个坦克营编成特遣部队，发起反击。马山的危机也震撼了“联合国军”总部，麦克阿瑟被迫同意将原定用于在人民军侧后登陆作战的海军陆战队暂编第1旅投入马山前线，屏护釜山。

　　人民军第6师在晋州—马山地区的作战行动，被美国陆军战史称作朝鲜人民军部队南下作战中“计划最完美、实施最坚决”的作战行动。尽管由于优势美军的反击以及后续部队增援不力、部队供给困难等原因，第6师没能最终达成攻占釜山的作战目的，但它一度使“把美军从朝鲜半岛驱逐出去的胜利成为了可能。美军被迫以牺牲中部战线为代价来加强西南战线，重新在洛东江后面的一个狭小地域内部署‘联合国军’部队。这直接导致了釜山防御圈阵地的形成”(45)。

　　正是由于朝鲜人民军中这些从中国返回的部队作战英勇，在战局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这些部队高度重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第四号作战报告》中(46)，设有专门一节叙述“外国对北朝鲜的援助”，写道：虽然没有发现有中共军直接或公开参加朝鲜战争的证据，但中共把“大批原籍朝鲜的久经战斗的军队”送到了北朝鲜，“提供了实质性的军事援助”。大约有14万北朝鲜军人曾经在中共军队受过训练或打过仗，具有实战经验。1948年秋中共军队占领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后，朝鲜人部队开始返回北朝鲜。到朝鲜战争爆发时，共有4万～6万在中共军的朝鲜人部队加入了朝鲜人民军(47)。

　　1950年9月18日，这份《作战报告》被正式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主席、英国代表杰伯不顾苏联代表的强烈反对，主持以表决的形式通过将宣读此报告临时列入会议议程。苏联代表马立克随即发表长篇发言，对报告内容予以严厉驳斥，阐明苏联政府立场。(48)

　　9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阐明中国政府立场：“现在中国胜利了，这些居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回去保卫自己的祖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和神圣责任，任何国家都找不到借口可以妄加干涉。而中国人民对于他们参加保卫祖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英勇斗争，只有同情，只有拥护。(49)”

　　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支持朝鲜人民的爱国主义”的社论，称：“居留中国的朝鲜人民之回到祖国，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就是表明整个朝鲜人民爱国主义的高涨，就是表明整个朝鲜人民决心反抗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美国自己派兵侵略朝鲜，却指责中国允许居留中国的朝鲜人回国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这是在制造一种“我反对你有理，你反对我有罪”；“我帮助卖国残民的反动派有理，你帮助保卫祖国的人民有罪”的奇怪政治逻辑。(50)

　　综合上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是中朝两党和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长期斗争中共同奋斗、亲密合作关系的结晶。朝鲜战争爆发前夕，这些部队返回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是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冷战对峙局面形成特殊背景下的产物，同时也是中朝两党两军在中国革命战争期间所形成的特殊关系的延续。中国党和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在当时讲理直气壮，今天看来依旧是无可指摘的。

　　注释：

　　(22)参见苏联政府致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电，1949年4月17日。

　　(23)参见华西列夫斯基、什捷缅科关于朝鲜三八线形势向斯大林呈送的报告，1949年4月20日。

　　(24)毛泽东与金一的会谈情况，见科瓦廖夫致菲利波夫(斯大林)电，1949年5月18日；史蒂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

　　(25)朝鲜人民军对局势的判断和对策，参见史蒂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7月13日。

　　(26)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10月，13页。

　　(27)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76页。

　　(28)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77页。

　　(29)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等致军委电，1949年12月18日。

　　(30)参见史蒂科夫关于朝鲜接收解放军中朝鲜人部队回国致莫斯科电，1950年1月11日。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319～32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319页。

　　(33)金光侠致聂荣臻函，1950年1月22日。

　　(34)聂荣臻致朱德、刘少奇的报告，1950年1月21日。

　　(35)刘少奇在聂荣臻报告上的批示，1950年1月22日。

　　(36)《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320页。

　　(37)《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321页。

　　(3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320页。

　　(39)参见林彪等给各兵团、各军区、各军、特司、野后的命令，1949年12月18日。

　　(40)姚作起主编：《硝烟万里——解放战争中的朝鲜族人民》，364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

　　(41)邓子恢、谭政、赵尔陆、陶铸给军委、总政治部并林彪的报告，1950年5月11日。

　　(42)转引自崔厚泽：《光明的政策，辉煌的历程》，397页。

　　(43)参见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朝鲜问题新探》，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44)铁道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编：《铁道兵简史》，309页。

　　(45)Roy?E?Appleman: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罗伊?阿普尔曼：《南至洛东江，北到鸭绿江》)，P247。

　　(46)《联合国军作战报告》，是“联合国军”总司令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确定组成“联合国军”，要求“联合国军”总司令定期向安理会提交关于朝鲜战局进展的报告。美国政府对报告的完成程序作出规定：“联合国军”总司令负责起草报告，完成后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审查通过，然后由国务院送交联合国安理会。因此，这一报告名为《联合国军作战报告》，实际上则为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官方文件。自“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后，美国政府每半个月提交一份《作战报告》。《第四号作战报告》，叙述1950年8月16日至31日朝鲜战场的作战情况。

　　(47)《联合国军作战报告第4号》，1950年9月18日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48)联合国安理会辩论的过程，参见《人民日报》，1950年9月20日。

　　(49)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

　　(50)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25日。

 　 作者简介：曲爱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曲爱国，《军事历史》2012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