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中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始末（上）

　　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①返回朝鲜加入朝鲜人民军。这一事件曾在20世纪50年代初成为各方争议的话题。“联合国军”总部指责中国容许居留中国的朝鲜人回国，声称：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将约14万经过战斗考验的部队和人员送回朝鲜，极大地提高了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为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创造了条件。中国政府则发表声明指出：由“居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组成的部队和官兵返回朝鲜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和神圣责任”，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和指责②。朝鲜战争结束后，这些部队的数量和组建过程、发展演变情况，继续成为各国历史学者关注的问题③。但是，到底为什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会出现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到底曾经有多少朝鲜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到底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有多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的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虽然在众多历史著作中也曾涉及这些内容，但始终未能给出全面、完整和准确的答案。本文试图依据相关文献和资料，对此问题作出解答。

　　一

　　中国和朝鲜山水相连，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人民交往频繁不断。18世纪初，朝鲜的贫苦百姓为生活所迫，开始渡过鸭绿江到中国谋生。19世纪中叶，朝鲜灾荒不断，大批百姓迁徙中国，在东北地区垦荒种地。1910年8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将朝鲜变为日本殖民地，不愿做亡国奴的朝鲜人纷纷外迁。到1920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居留的朝鲜人已经达到45.9万多人④，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最终成为中国的朝鲜族。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从事抗日活动的同时，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浪潮之中。

　　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广东的朝鲜革命者达800多人，东征、平定商团叛乱作战和北伐战争都有朝鲜革命者的身影。大革命失败后，在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中，朝鲜革命者与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南昌起义有朝鲜革命者参战。参加广州起义的朝鲜革命者有250多人，主要集中在起义军主力教导团，其2营5连基本由朝鲜人组成。黄埔军校特务营中也有众多朝鲜人，后来朝鲜著名的革命家和领导人崔庸健(当时称崔石泉)任特务营2连连长⑤。李瑛、金奎光、朴振、杨达光等人在战斗中机智勇敢。朝鲜革命者英勇善战，给曾与他们并肩战斗的聂荣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⑥。新中国成立后，广州人民专门建立了“中朝人民血谊亭”。叶剑英撰写碑文，赞扬参加起义的朝鲜同志“表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⑦。

　　广州起义失败后，朝鲜革命者大多回到东北地区从事革命活动，部分人员转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或辗转进入中央苏区，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杨林(即毕士悌)曾任黄埔军校学员队连长、叶挺独立团营长，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红1军团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长征中任红军干部团参谋长，后任红15军团第75师参谋长，在东征山西战斗中牺牲。武亭早年就读保定军官学校，1930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先后担任炮兵连长、营长和特科学校校长，是红军中著名的炮兵指挥员。长征中，他担任军委第1纵队第3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在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的危急时刻，他奉彭德怀命令，把密码本送到先期出发的红1军团，立了大功。长征胜利后，他曾担任八路军炮兵团团长，这是人民军队第一个炮兵团。

　　抗日战争爆发后，朝鲜革命者积极投身中国抗日战争。在东北，他们组织反日武装，或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力量。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他们前赴后继，与敌人殊死战斗。著名的“八女投江”英烈中，安顺福、李风善是朝鲜族女英雄。后来的朝鲜党和军队许多领导人曾在抗联部队中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战功卓著。金日成曾任第1路军第2军第3师(后改称第6师)师长、第2方面军指挥；崔庸健曾任第7军参谋长、代军长，第2路军参谋长；金策曾任第3军第4师政治部主任、第3军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北满省委书记；崔贤曾任第1路军第3方面军指挥；金一(朴德山)曾任第1路军第2方面军8团政委。李红光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曾任总指挥部参谋长、第1军第1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5年5月牺牲。东北抗日联军失败后，朝鲜革命者与抗联部队一起撤至苏联，组成抗联教导旅，抗联名将周保中、李兆麟和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担任领导职务。中朝官兵混合编组，整训部队，准备反攻，并不断派出小分队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展开各种军事活动。

　　在关内，1938年10月10日在武汉成立朝鲜义勇队，参加武汉保卫战，战役结束后又分散到各战区抗战。1939年，义勇队一部到达华北地区，接受武亭领导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领导，改编为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朴孝三任队长。1942年5月，侵华日军重兵扫荡太行山根据地，合围八路军总部。朝鲜义勇队与总部警卫部队拼死阻击，为掩护总部突围立下大功。1942年7月，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改称华北朝鲜独立同盟，金枓奉(当时称金白渊)任委员长。在此期间，大批朝鲜进步青年先后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集中在太行山区，其中有不少人被介绍到延安，进入朝鲜军政干校学习。在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中，也有部分朝鲜革命者，并设立了朝鲜独立同盟分支部，一些朝鲜革命者还担任了领导职务，如新四军独立第4师的团参谋长金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鲜义勇队奋战在华北抗战的前线，付出了许多牺牲。1942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政治部联合举行隆重葬礼，合葬在敌后斗争中牺牲的石正、陈光华等11位朝鲜义勇队烈士。朱德总司令在葬礼上致辞⑧，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为自由而死，生命永存》的悼文。北方局和八路军政治部颁发《纪念朝鲜义勇队烈士办法》，要求把朝鲜义勇队烈士的英勇事迹编入部队教材和学校教材，广泛宣传朝鲜义勇队的抗日事迹⑨。此前，八路军政治部专门发出训令，要求“帮助、爱护、关怀”朝鲜革命者等国际友人，“特别是在目前敌后战争更加频繁，因此更要求我们对他们加以照顾，在战斗情况下更要关心他们的安全，放在适当的地位。⑩”1944年，朝鲜独立同盟总部迁往延安，并成立朝鲜义勇军总部，司令员武亭，副司令员朴孝三、朴一禹。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位于苏联境内的抗联教导旅部队一分为二，朝鲜官兵由金日成等率领随苏联红军反攻朝鲜，中国队伍和部分朝鲜革命者由周保中等率领参加东北解放战争。

　　在此之前，金泽明(李相朝)等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42年回到东北朝鲜人居住地区，在北满地区恢复建立党的组织，秘密发动群众。(11)东北其他地区的中共党员和抗联人员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日本投降后，这些中共党组织和党员迅速行动，组成了以朝鲜人为主的武装。

　　8月11日，朱德总司令签发《延安总部命令第六号》：“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12)”武亭等人率延安朝鲜军政干部学校与朝鲜义勇军部队向东北开进，沿途不断扩大队伍，到达沈阳时，已经从出发时的几百人发展到3000多人(13)。由于驻扎朝鲜的苏联红军部队不许入境，朝鲜义勇军部队留在中国东北，武亭等率部分干部于12月进入朝鲜。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朝鲜义勇军整编为7个支队，分别开赴中国东北各地的朝鲜人聚居区开展工作，参加对国民党军的作战。其中，第1支队开赴南满，第3支队开赴北满，第5支队开赴东满，第7支队进入吉林。

　　所有这些部队迅速融入居留中国的朝鲜同胞之中，影响与带动群众投入东北解放战争。以他们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部队在东北战场和第4野战军中威名赫赫。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整编后的野战部队中包括三个朝鲜人师：以第1支队为基础组成的李红光支队(14)改编为独立第4师；以吉南军分区第72团(原第7支队)、松江军区独立第8团(原第3支队)和牡丹江军区独立第3团合编为独立第11师；以吉敦军分区独立第3、第6团和吉南军分区第71团合编为独立第6师(15)。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整编为第4野战军。独立第4师整编为第166师，下辖第496、第497、第498团，由东北军区直辖；独立第11师整编为第164师，下辖第490、第491、第492团，由东北军区直辖；独立第6师改编为第43军第156师，下辖第466、第467、第468团。当时，第4野战军各军几乎都有朝鲜人官兵，除上述3个师外，第43军、第47军中的朝鲜人官兵最多，特种兵纵队、铁道纵队、后勤部门中也有一些朝鲜人分队或官兵。

　　在地方部队中，由朝鲜人组成或以他们为主组成的分队更多。1947年3月，东北各地大批组建独立团，其中东满组建的9个独立团，人员大部分为朝鲜人，其他独立团中也有一些朝鲜人。这些部队和官兵不仅承担了剿匪、警备和维护地方治安等任务，而且不断向野战部队输送兵员，成为正规兵团的力量补充。

　　在东北战场上，朝鲜人官兵以英勇善战而著称。四保临江作战中，李红光支队与三纵、四纵密切协同，为保卫南满根据地做出了贡献。在辽沈战役的黑山阻击战中，坚守“101高地”的第84团2营官兵大多为朝鲜人。在高地被炮弹、炸弹削低两米的情况下，这个营与国民党军1个旅激战数日，仅剩20余人，却没有后退一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司令廖耀湘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屡经血战，完全被这支队伍的战斗精神所折服，在日记中写道：“他们攻击前进时，一律持枪上刺刀，前赴后继，非常英勇”(16)。东北解放后，第4野战军中的部分朝鲜人官兵随队入关，踏上了解放全中国的征程。第47军中的朝鲜人分队和官兵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重庆城下，然后回师湘西剿灭匪患。第40军炮兵营的朝鲜人官兵则参加解放海南岛作战，一直打到天涯海角。

　　据统计，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东北共有62942名朝鲜人参加人民解放军，3550多名官兵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捐躯(17)，有400多人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10余人荣获毛泽东奖章和朱德奖章，数千人荣立战功，并涌现出金学范“战斗模范连”等一大批英雄连队和战斗集体(18)。1950年9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过去数年中，确曾有居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事实。不仅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如此，即在中国革命的前三个阶段——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时期，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抗日战争时期，都曾有居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参加这些革命战争的事实。朝鲜人民牺牲他们的生命，流了他们的鲜血，站在中国人民一起，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而斗争，中国人民对他们这种侠义行为，永远感念不忘。”(19)

　　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也曾给予中国共产党和军队以极大的支持。早在1946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就确定了争取以朝鲜北部作为南满作战后方的方针，并于7月在平壤设立了办事处，朝鲜党和政府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合作。金日成说：“中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在东北解放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国民党军占领长春、四平，民主联军主力退守北满，与南满根据地交通中断。朝鲜党和政府除接受和安置由南满地区撤至朝鲜的1.8万多名伤员与后方人员，2万多吨战略物资外，并支援东北民主联军2000多车皮作战物资，代购大批紧缺军用品，还在朝鲜北部为民主联军开辟了四条交通线：一条由中国丹东经朝鲜新义州、南阳到中国图们；一条从中国通化至辑安，经朝鲜满浦到中国图们，这两条沟通南满和北满的交通线，对坚持南满作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两条为海上交通线，分别由大连到朝鲜南浦港和罗津港，然后转运物资人员到南满或北满。(20)1950年7月，中国在朝鲜平壤开设大使馆时，周恩来专门就此要政务参赞柴军武向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表示感谢，说：“对于朝鲜同志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所给予的帮助，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21)”（未完待续）

注釋：

　　①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23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美军官方战史中，称这些部队和人员为“中共军队中的朝鲜老兵”，见Roy?E?Appleman: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罗伊?阿普尔曼：《南至洛东江，北到鸭绿江》)，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Washington D. C, 1992, P. 247。

　　②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

　　③中国官方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首次正式记述了1949年7月到1950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返回朝鲜加入朝鲜人民军的情况，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23页。

　　④《朝鲜族简史》编写组编：《朝鲜族简史》，2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⑤金雨雁等：《广州起义中的朝鲜同志》，载《羊城晚报》，1982年12月8日。

　　⑥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409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

　　⑦杨昭全等编：《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上册)，144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

　　⑧载《解放日报》，1942年9月20日。

　　⑨载《解放日报》，1942年7月31日。

　　⑩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六册，844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11)赵南起、文正一：《英雄的民族，壮丽的史诗》，载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编：《辽沈决战》(续集)，3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2)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245页。

　　(13)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编：《辽沈决战》(续集)，386页。

　　(14)1946年1月，朝鲜义勇军第1支队在通化与东边道先遣支队合编为南满第1支队，辖3个营。随后以抗联英雄朝鲜革命者李红光的名字，命名为李红光支队，司令员金雄，政治委员方虎山。

　　(15)这3个师并非全部由朝鲜人官兵组成，而是以朝鲜人官兵为主体组建的部队。其中独立第4师基本为朝鲜人官兵。

　　(16)姚作起主编：《硝烟万里——解放战争时期的朝鲜族人民》，74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

　　(17)《朝鲜族简史》编写组编：《朝鲜族简史》，182页、185页。

　　(18)崔厚泽：《英明的政策，辉煌的历程》，396页，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7。

　　(19)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25日。

　　(20)参见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1)柴成文：《板门店谈判》，40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曲爱国，《军事历史》2012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