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林彪：挺毛泽东但反对军队搞文革

　　9月12日中秋节，付晓晓是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度过的。第二天，就是“九一三”事件40周年的日子。

　　40年前，北京红卫兵付晓晓还在内蒙古农村下乡劳动，他感觉到形势突然紧张起来，9月底回京后，就从高干子弟朋友处听到林彪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的消息。

　　“当时非常震动，对很多事情开始重新思考，更加不盲目了。”付晓晓对南都记者说。

　　40年后，付晓晓和另外5位当年的北京红卫兵，来到温都尔汗。这一天晚上突然停电，他们在当地为数不多的几家小旅馆中，选择了稍微像样的一个住下来。天冷了，他们穿着毛衣毛裤，点着蜡烛，拿出月饼和酒……摇曳的烛光中，突然又看见几个中国人。

　　双方紧张对视了一会儿，付晓晓说出了一个人的姓氏：这不是老李嘛？！对方正是李冰天———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总参谋长、“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李作鹏之子。与李冰天一同前来者，还包括“林彪反革命集团”另外几名主犯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的后人，以及林彪女婿张清林。他们开始聊了起来。

　　如今九一三事件仍有很多未解之谜。想要完整展现脉络清晰的拼图，尚有难度。林彪出逃时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经摔成了碎片。我们所能提供的，也只是有关这一震惊国际事件的真相碎片。

　　“江青不敢动，只有动张春桥”

　　林彪与四人帮矛盾公开化，毛泽东对江青的复杂态度让这种博弈有了空间

　　所有讲述“九一三”事件的历史文献，几乎都从1970年秋于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开篇。林彪派系和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冲突，让庐山成了一个批斗大会场，并为林彪派系的全盘溃败埋下了伏笔。

　　而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吴法宪(时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等人已多次向林彪汇报，江青对林彪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没有突出“阶级斗争”甚为不满。

　　毛泽东对江青的复杂态度，让这种博弈有了空间。吴法宪之子吴新潮当年也目睹听闻不少父亲和江青、姚文元等人的冲突。他近日对南都记者说，中共九大前后，他多次看见汪东兴(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办主任)等人与父亲聚会，主要针对“四人帮”，批判得非常厉害。他印象深的是他们说上海现在是独立王国，搞八个样板戏，把剧组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十几岁女孩子戴上手铐脚镣上街游行，对上海要造大飞机、“放卫星”之类也有批评。

　　这种话听得多了，吴新潮有一次就对父亲说：江青是毛主席夫人，你们这样干行不行？吴法宪回答说：傻孩子，没有毛主席撑腰，我们怎么敢这么干？回忆这段日子，吴新潮说，现在看来吴法宪等人当时的观点完全是一种误解。这中间，作为毛泽东身边负责生活和机要的汪东兴，给大家传递的信息很重要。

　　吴法宪本人，也在回忆录中提及，在林彪支持下，他和黄永胜(时任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去毛主席处告江青的状，“可毛泽东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却若无其事，好像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可以说，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态度，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

　　林彪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关系此时已经紧张。吴新潮听说的一个消息是，毛泽东在林彪成为接班人后，曾问过他，在林彪之后，让张春桥接班行不行。林彪对张春桥不满意，毛泽东问：那你觉得谁可以？林彪说，井冈山的那帮红小鬼，意思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毛泽东认为林彪在结党营私。”

　　九届二中全会前的一件事，更加深了林彪派系对张春桥的不满。林彪研究者牛先生对南都记者说，在1970年春天，上海一些老人在座谈会上推举张春桥，简报上报到中央后，一位毛泽东身边的同志将其通过陈伯达转交叶群。叶群为此召集11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开会，准备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与张春桥摊派。“叶群说服林彪‘清君侧’：江青不敢动，动姚文元没意义，只有动张春桥。”

　　关于“三个副词”的争论

　　吴法宪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距离九届二中全会召开还有十天，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张春桥与吴法宪系就“三个副词”发生争论。张春桥称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一种讽刺”。吴新潮说，这实际上是张春桥把矛头引向林彪，因为这三个副词是林彪所说。

　　1970年8月23日，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林彪做了长篇发言。林彪研究者牛先生说，此前叶群、陈伯达等人组织起草的讲话稿中，将张春桥批得狗血喷头，但林彪没有按此讲话，甚至于连“张春桥”三字都没有提及。“他讲话中，有大量歌颂毛主席天才的段落，只有几句话不点名批评有那个司令部的人反对讲天才……80%的人没有听懂。”

　　据吴法宪晚年回忆，他在林彪讲话后听叶群说，林彪在会前常委们休息时请示毛泽东，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全党所通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遭到张春桥的反对，他可否针对此在开幕式上讲几句。毛泽东说，“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

　　但是叶群发现没有点名，很多人没有听懂，开幕式后召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要他们继续发言，并播放林彪讲话录音。“放风点火了一天，大家都知道林彪说的是张春桥，开始要揪斗。”林彪研究者牛先生说。

　　陈伯达、吴法宪等人，还开始搜集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林彪等人关于“天才”的语录，交会议秘书处打印。吴法宪当时的一句名言，或许很能代表批判张春桥热潮时的一种认知：“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为此到毛泽东处告状。“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称，毛主席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但没提自己的意见。

　　九届二中全会破例休会了两天。毛泽东拿出《我的一点意见》，通篇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语录，称其“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在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出笼后，汪东兴也做了检讨，并很快过关。陈伯达则不得翻身，闭幕会上，中共中央宣布对他进行审查。

　　毛主席不满吹捧林立果

　　林立果被称为“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

　　吴新潮现在认为，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反对“天才地”等三个副词，或许和林立果此时在空军被吹捧为“超天才”有关。

　　九届二中全会前，被安排在空军工作的林彪之子林立果，因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做“讲用报告”，而被称为“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第四个里程碑”，甚至有了“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的说法。

　　据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二版)，“毛主席知道这些事后，非常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他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有一些细节显示出，毛泽东对林彪已有意见。

　　据汪东兴回忆，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备战状态。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

　　到了1970年，关于八一建军节社论，也引发争议。陈伯达等人不同意社论中的新提法“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认为应该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张春桥表示反对。汪东兴奉周恩来命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未置可否，要汪东兴画圈后退回。再次请示后，毛泽东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么？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

　　这句话，毛泽东此后在1970年南巡时多次重复，显示出其对该问题的在意程度。

　　但这些深隐于心的想法，不要说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就连政治局常委们，也多不曾察觉。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

　　毛泽东否决了政治局的多数意见，坚持自己不当国家主席

　　在1970年，设不设国家主席突然成了一个问题。刘少奇前一年底已经在狂风暴雨般的批斗声中病逝，他的国家主席职务也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撤销。当时代理国家主席的人是董必武，

　　据吴法宪晚年回忆，1970年3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主席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在会上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林彪是什么态度呢？按吴法宪的说法，1970年5月17日下午，吴法宪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到林彪住处汇报工作时，提起毛泽东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当即口气非常肯定地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

　　在吴法宪看来，林彪的这一番话，是出自内心，也比较合乎情理。原因之一是当时国家主席的位置是一个虚职，党和国家的权力是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手里。在九大，林彪当选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是最实际的权力。而且在党的九大章程中和宪法草案中已明确地规定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据《周恩来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8年2月版)，在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林彪仍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至于国家副主席，则可以不设，他认为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

　　但毛泽东否决了政治局的多数意见，坚持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到了1970年8月22日，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一天，中央政治局5常委在庐山开会时，“除毛泽东外，几名常委都表示”应设国家主席，周恩来甚至还提出，设立国家主席后，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

　　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很快获得多数小组的通过。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陈伯达等人的小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毛泽东曾批评关于国家主席设立的问题偏离了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但此后，在三项议程之外，就“天才”问题批判陈伯达成为全会的议程主轴。

　　林彪一直没有写检讨

　　陈伯达受到批判后，吴法宪乃至林彪夫人叶群都曾写过检讨

　　九届二中全会之前，陈伯达已经明显觉察出毛泽东对他冷感。据他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晚年回忆，陈起草的九大报告第一部分初稿，毛泽东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就原封不动打了回来。陈伯达相对注重经济发展的主张，被批为“唯生产力论”。

　　陈伯达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地位尚在康生之上。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批陈整风”开始在全国展开。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10天后又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反对陈伯达具有敲山震虎的作用。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称，“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的发表为标志，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实际上已经转化为毛泽东领导的反对林彪集团的斗争。”只是，当时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还说，“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公开发表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也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

　　黄新潮回忆，甚至在九一三事件之前，吴法宪都没有感觉到毛泽东要把林彪搞下台。

　　陈伯达受到批判后，吴法宪乃至林彪夫人叶群都曾写过检讨。但这种检讨并不为更多人所知。吴新潮说，他当时在外地当兵，并不知道父亲检讨，“我家的秘书都不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还召见了吴法宪等人几次。

　　林彪一直没有检讨。黄新潮认为，林彪不检讨“表现出他政治上的不成熟，太个性化了”。

　　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两面性

　　“林彪当然挺毛，但他也有两面性，认为应该有个界限，文革那一套别搞到军队里来”

　　林彪研究者牛先生说，林彪平型关战役后受过严重枪伤，解放后也一直吃药止痛，身体极差，在苏州、大连等地来回养病，他患有植物神经紊乱症，怕光怕水怕风，还头痛失眠。“文革”开始将矛头指向刘少奇后，周恩来等人出面请林彪“出山”，林彪最初并不愿意“接班”。

　　林彪不愿“接班”的表态，也曾体现在公开发言中。但这是发自内心，还是故作姿态，仍有待进一步厘清。吴新潮也表示，林彪自1959年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后，就开始在部队里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了“文革”初期，造神运动更加登峰造极，“林彪当然挺毛，但他也有两面性，认为应该有个界限，文革那一套别搞到军队里来。”

　　吴新潮经常去林彪家看电影，林彪话不多，有时拉拉他的手，他感觉林彪身体没有传说中那么差。林彪夫人叶群同时担任林彪办公室主任，吴新潮认为她是一个爱出风头、爱管闲事的女人。在林家卧室内，还挂着林彪赠叶群的条幅：说话莫啰嗦，办事莫越权。

　　另外必须提及的人物，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吴新潮和他互动很多，觉得他与他的父亲一样，是个有些内向的人。在他眼中，林立果是个一天到晚搞技术的人，对无线电着迷，屋里堆满了摄影器材，林彪还给他布置任务研究可折叠自行车，以备战时之需，“这是林彪教育孩子的一种方式”。

　　吴新潮认为林立果的另一特点就是西化，看很多别人接触不到的国外文艺作品。任由社会上去破四旧，他们却可以在家欣赏梁祝的唱片。“我们这些孩子不同于一般理解的文革概念：忠于毛主席，全国山河一片红。我们不是这样。林家从来不搞早请示晚汇报。”

　　在吴新潮看来，公开的信息显示出林立果的暗杀计划“很荒唐”：“虽然我父亲说了‘两个一切’(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但事实上林立果在空军没有军权，谁也调动不了，就他们四个人(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最后搞跑了一驾飞机，还是背着首长。”

　　还有很多困惑，让吴新潮觉得九一三事件像谜一般，他希望能早日公开坠落“三叉戟”的黑匣子。

　　从“九一三”事件觉醒

　　九一三是不平凡的一天，不仅令全世界受到巨大震动，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不能遗漏的信息是，在“九一三”之前，从8月15日到9月12日，毛泽东一直南巡。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南巡期间多次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毛不断提及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与党内分裂，称有人看他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夺权。而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毛泽东似乎对林立果等人的预谋有所察觉，提前赶回了北京。他回京第二日，林彪夫妇和林立果就仓惶登上三叉戟飞机，并最终折戟温都尔汗。

　　1971年的国庆，异常得连作为惯例的大型游行都取消了，一些事先准备好的设置也被撤销。虽然林彪之死被封锁了一段时间，但坊间已经有种种传言开始流布。

　　作为高干子弟的付晓晓，9月底就听闻了消息。罗箭，罗荣桓长子，因为父亲已被打倒，自己又在四川下放劳动，所以大概直到1971年底才知道此事。“我们知道的进修已经相当晚了，比正式传达早不了几天，算是提前兴奋了几天。”罗箭对南都记者说，他在四川与北京通长途，听到很隐晦的表达，说经常出来的那个人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尤其是国庆都没有出来，让他看报。

　　此前鲜为人知的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几个受到审查的头面人物之外，受到牵连的人事实上非常多，他们更多集中于军队内部。

　　吴新潮也在今年9月13日前后，去了温都尔汗坠机现场。他认为，九一三是不平凡的一天，不仅令全世界受到巨大震动，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很多人从这天开始真正反思“文革”。对于今年九一三研讨升温却未被“扣帽子”的现象，他认为反映出时代的开明进步。

韩福东，《南方都市报》，原题为《“九一三”事件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