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民众视野里的袁世凯(中)
二 “妥协辅之以武力”
袁世凯前线督师目的很清楚,其在致内阁电中就说:“虽成败利钝非所敢知,而效命疆场实世凯平生志愿。终期荡平逆匪,借以仰答生成。”(25)未到信阳以前,袁氏也确实对前途抱乐观态度。各督抚大员,京中一般官僚也一样乐观,认为袁“东山再起,中外仰望”,“用旧部以剿新叛,鄂不足平”(26)。“武汉逆匪猖狂,得公出为镇抚,不难立见荡平”(27)。
但为了剿灭革命,袁世凯调兵遣将,运筹帷幄,费尽心机。并根据情况运用正确战术,陆海加攻,“电嘱萨提督轮派兵船,相机游攻,糜其子弹,疲其兵力。如有长炮,可猛毁其炮垒。又嘱冯军统布定守局,后出奇兵,攻占江岸,先通海陆交通之路。如兵力不足大举,即沿江岸先复黄州。并非株守,似与旨意尚多符合”(28)。汉口很快拿下,但让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始料未及的是,革命党不仅没有气馁,反而存有愈挫愈勇的势头。再说,未至前线不知前线的真实状况,等袁真的身临其境,再加上国内外因素,袁氏不得不改变策略,由主剿改为主抚,用其告诉英使朱尔典的话说,即是“妥协辅之以武力”,且目标则为确实把握民意,而据此策定计划(29)。
袁世凯及时地改变策略,由主要运用军事手段剿灭革命,转而主要以政治方式解决南北问题,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的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夫袁氏之出也,其命意不过二端,一则欲以曾、李诸人自命,助政府以平革命军;一则欲逞此时机,愚弄政府,使兵饷之权既握于手,然后一反掌间使革命之功早就。此外决无第三义也,今忽有第三义者,谓政府欲借袁世凯与革命军讲和,袁氏亦将出而任之”(30)。有的表示不满,诸亲贵不用说,以前对袁世凯抱有很大希望的人也都唏嘘不已,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对袁说:“窃谓现时机局,不让则战,更无他策。让之一字,非臣子所忍言,且于全国前途亦极危险。是欲挽回危局,非战不可”。并警告袁世凯“若稍审慎徘徊,有三事最为可虑:乱事不定,外人干涉,一也;财政艰窘,不能支持,二也;旷日持久,各路前敌军心断难仍前稳固,三也。以上皆为势所必至,不可不及早筹维”(31)。显然,是要袁世凯当机立断,不能求和,须继续武力前进。
现在看来,袁世凯之所以调整策略,遽变为“妥协辅之以武力”,无疑是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分不开。
第一,对革命党人认识不断深化。
首先,“此次鄂变,事虽仓猝,蓄谋已久,厂、库、局、所,悉为占踞,粮足器利,人多精练,自与寻常匪徒啸聚乌合者,迥不相侔”(32)。且革命之目的,并非为了扰乱社会,而是为了政治改良。他曾对人说:“中国目下所遇之时间太苦,欧洲有意土战争,举洲人士皆注目于其中,不暇顾及东土之事,而付加强邻逼处,乘隙蹈瑕皆在意中事。鄂乱既适起于其时,因应稍失宜,大局真不堪设想。革命党在各国政治上本有此一种人物,无足怪者,惟看政府所施行之政治如何,而政治改良一分,革命党即减少一分。”(33)由此可见,在袁看来,通过政治改良的方式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其次,当袁派人与湖北军政府沟通时,黎元洪、黄兴竟有拥戴袁世凯为大总统之意,这不能不让袁心动。最后,汉口、汉阳大胜后,革命党仍然顽强抵抗,袁世凯担心贸然攻取武昌,即便战胜,难免革命党人转移他省继续活动,搞起游击战,将来局面更难收拾。
第二,兵单饷绌且前线士兵需要休整。
兵单饷绌,一直是袁世凯的心病,虽然已向清廷奏准“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34),但这远远不够用。为此,袁氏不断要求清廷增兵,其于九月十一日两电内阁,并说“昨在信阳晤荫大臣,据称前敌兵力已疲,非增兵不能进取。今至孝感接冯军统两次来电,谓汉口仍未下,相持数日,非增兵不可云”(35)。饷源同样也是袁氏颇为头疼的事情。因为清政府此时“库空如洗”。尽管北洋军是由袁世凯一手操练的,袁世凯出山也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但由于远赴湖北作战,不熟悉地形,旅途劳累,况且当时天气已渐寒冷,又经过数天战斗,前线将士都已疲惫不堪,需要作短暂休整。针对各要员督促袁世凯进攻武昌,袁不以为然,他认为“大举进攻武汉,必须筹备完善,一鼓歼除,未可猛浪从事。最可虑者,前敌稍挫,军气不振,兵心亦多不固,已详细分条嘱冯军统首先安抚兵心,激劝士气,较筹备尤为紧要。”(36)厌战情绪的出现和蔓延,使袁不得不从长计议。
第三,北洋内部对袁之忠告。
一开始,北洋内部对袁世凯出兵镇压革命问题,就有不同的意见。袁氏幕府一重要人物王锡彤在袁世凯赴前线时,就告诫袁“凡事留有余地”,“袁公颔之”(37)。后来汉口战役获胜后,针对主战派的进攻,其又言:“革命之气已盈海内,若再以兵力蹂之,后患方长。况为袁公计,亦殊不值得。盖专制国之大臣,立不世之奇功,结果只有两路可走,一为岳武穆身死而国危,一为曹孟德风利不得泊也。此二者,非君杀臣,则臣弑君,将何以处袁公乎?”(38)当时孙宝琦亦电告袁世凯:“战事得手,深为忭庆,初九(十月三十日),下诏罪己,朝廷实有息事宁人之意,不视革党为大敌。为公计,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似宜一面备战,一面迅遣干员,往见黎元洪,与开谈判,凡要求各件许为代陈,公负全国责任,宜相机早决,免致全国扰攘,渔人得利。仗公威望,革党必降心相从,长江息战,然后专力扫荡西路,早日肃清。拙见祈采纳。”(39)北洋集团内部意见,况且是于己的忠告,袁氏自然顺水推舟。
第四,外部因素的影响。
武昌起义爆发后,西方列强关心的是自己在华政治经济利益,它们害怕由于革命而深受影响。为此曾多次向清廷和南方革命党施压,外交团多次向南北双方发出严厉照会,特别是关于清军在汉口焚杀事件发生后。他们向清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谓“军官前在汉口焚杀商民,已为各国认为有背人道,今又有太原江宁各官军之任意屠戮平民,波及外人财产之事,请即查清答复办法,否则再有如此野蛮举动,各国即分派军队来华相机行事,以卫侨民而保权利”(40)。国内如果继续战争,外国干涉的危险无疑就会加大,这是悬在袁氏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再说,西方列强尽管表面上“严守中立”,实际则渴望南北和平解决,并多次透露愿意牵线南北的意思。袁世凯自然不能不顾及他们的建议,当袁世凯采取“妥协辅之以武力”政策时,便遭到顽固势力的强烈质疑。于是,其就把西方列强的调停当做挡箭牌,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当时,陈夔龙就不满袁氏此举,非常愤怒地急电袁氏说:“所谓调和者,两方居同等地位,使各有开议资格。现今革党皆我臣民,作乱犯上,自取屠戮之戚。我军已得汉阳,与武昌仅一江之隔,党人已闻风丧胆,汉江沿岸,船只何止千艘,顷刻即可飞渡。武昌若复,中外人心大定,沿江下游各省亦得所屏蔽,不至望风而靡。”袁世凯一时无话可说,但云:“既经英使调处,不宜径行用兵。”(41)结果,陈夔龙自然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生闷气。
第五,为了稳固京师。
尽管前线军事着着进步,可北方危机重重。陕西、山西局势日趋不稳,严重威胁京师的安全。袁世凯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后方,集中精力稳定京师。其回京后,就立即任命张锡銮为新的山西巡抚,并与革命军开始谈判;对陕西的革命党也进行了一系列布置,软化了革命党人,使动摇的北方局势一时恢复好转。袁氏认为只有巩固京师,才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南方的革命,否则将前功尽弃。因为后院起火是件不好处理的事情,吴禄贞事件的发生,尽管没有造成实际影响,但袁氏心中肯定捏了一把汗。回京筹划,也表明袁世凯急进的军事手段告一段落。应该说,袁氏此举既是南北双方斗争的需要,又为袁世凯政治解决南北问题创造了条件。有人对袁氏的做法给以很高的评价:“项城以上游未易骤平,建议先固秦、晋、齐、豫之防,以安京师根本之地,然后以次勘定南方。万一南乱难平,犹可画江而守。虚内而争外,根本一摇,大事去矣。自是老成谋国之识。”(42)
此外,清室的意向也影响着袁世凯的决策。其实,清室一直以来都主张和平解决南方的革命党,这似乎并未被人们关注。我们从当时其所发布的谕告来看,并没有不剿灭革命党誓不罢休之类的语言。汉口得手后,袁世凯之所以“令前敌暂停进,一面出示晓谕招抚,令鄂员作书,雇洋人往武昌向黎逆宣布圣德,劝解投顺”,是因为袁氏奉“初九日恩旨四件”行事(43)。
袁氏“妥协辅之以武力”政策的最大体现即是力主南北议和。但议和并非无任何条件,无任何原则,而是以保全中国为前提与核心。其曾多次表露此意,“此次媾和须以保全国家为基础,若磋议妥善并不致破坏大局,如有为提议破坏者,则无论其旨趣如何予一律驳斥”(44)。“余以国家为前提,如有甘心破坏国家,不顾大局,无论谁,余当武力相见,决不稍容”(45)。由此可以看出,那种认为袁世凯只为权力,无视国家安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丁健,历史学博士,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注释:
(25)《钦差大臣湖广总督袁世凯致内阁请代奏电》(宣统三年九月初七日),方裕谨选编:《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26)《张人骏复袁世凯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亥发),徐艺圃选编:《两江总督张人骏辛亥电档选辑》,《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27)《恒龄、连魁、松鹤致袁世凯书》(1911年11月),杜永镇辑:《武昌起义期间各处致袁世凯的函电及探报》,《中国历史文物》1979年第1期。
(28)《湖广总督袁世凯致内阁电》(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方裕谨:《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29)《朱尔典致格雷电》,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02页。
(30)《袁世凯之前途》,《申报》,1911年10月29日,第1张第3版。
(31)《陈夔龙致袁世凯书》(1911年11月19日),杜永镇辑:《武昌起义期间各处致袁世凯的函电及探报》,《中国历史文物》1979年第1期。
(32)《袁世凯致清内阁请代奏电》(八月二十八日),《闵而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33)《袁项城洞知事变》,《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七)。
(34)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第1579~1580页。
(35)《钦差大臣湖广总督袁世凯致内阁等电》(宣统三年九月十一日),方裕谨:《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36)《湖广总督袁世凯致内阁电》(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方裕谨:《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37)(38)王锡彤:《辛亥记事》,《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18、520页。
(39)《孙宝琦致袁世凯电》(九月十二日),《闵而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40)《外交团照会之严厉》,《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初三日,(七)。
(41)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317页。
(42)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56页。
(43)《袁世凯致清内阁请代奏电》(九月十三日),《闵而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44)《袁项城之时局谈》,《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二)。
(45)《袁内阁最近之国事谈》,《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一日,(七)。
丁健,《史学月刊》201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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