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民众视野里的袁世凯（中）
二 “妥协辅之以武力”
袁世凯前线督师目的很清楚，其在致内阁电中就说：“虽成败利钝非所敢知，而效命疆场实世凯平生志愿。终期荡平逆匪，借以仰答生成。”(25)未到信阳以前，袁氏也确实对前途抱乐观态度。各督抚大员，京中一般官僚也一样乐观，认为袁“东山再起，中外仰望”，“用旧部以剿新叛，鄂不足平”(26)。“武汉逆匪猖狂，得公出为镇抚，不难立见荡平”(27)。
但为了剿灭革命，袁世凯调兵遣将，运筹帷幄，费尽心机。并根据情况运用正确战术，陆海加攻，“电嘱萨提督轮派兵船，相机游攻，糜其子弹，疲其兵力。如有长炮，可猛毁其炮垒。又嘱冯军统布定守局，后出奇兵，攻占江岸，先通海陆交通之路。如兵力不足大举，即沿江岸先复黄州。并非株守，似与旨意尚多符合”(28)。汉口很快拿下，但让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始料未及的是，革命党不仅没有气馁，反而存有愈挫愈勇的势头。再说，未至前线不知前线的真实状况，等袁真的身临其境，再加上国内外因素，袁氏不得不改变策略，由主剿改为主抚，用其告诉英使朱尔典的话说，即是“妥协辅之以武力”，且目标则为确实把握民意，而据此策定计划(29)。
袁世凯及时地改变策略，由主要运用军事手段剿灭革命，转而主要以政治方式解决南北问题，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的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夫袁氏之出也，其命意不过二端，一则欲以曾、李诸人自命，助政府以平革命军；一则欲逞此时机，愚弄政府，使兵饷之权既握于手，然后一反掌间使革命之功早就。此外决无第三义也，今忽有第三义者，谓政府欲借袁世凯与革命军讲和，袁氏亦将出而任之”(30)。有的表示不满，诸亲贵不用说，以前对袁世凯抱有很大希望的人也都唏嘘不已，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对袁说：“窃谓现时机局，不让则战，更无他策。让之一字，非臣子所忍言，且于全国前途亦极危险。是欲挽回危局，非战不可”。并警告袁世凯“若稍审慎徘徊，有三事最为可虑：乱事不定，外人干涉，一也；财政艰窘，不能支持，二也；旷日持久，各路前敌军心断难仍前稳固，三也。以上皆为势所必至，不可不及早筹维”(31)。显然，是要袁世凯当机立断，不能求和，须继续武力前进。
现在看来，袁世凯之所以调整策略，遽变为“妥协辅之以武力”，无疑是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分不开。
第一，对革命党人认识不断深化。
首先，“此次鄂变，事虽仓猝，蓄谋已久，厂、库、局、所，悉为占踞，粮足器利，人多精练，自与寻常匪徒啸聚乌合者，迥不相侔”(32)。且革命之目的，并非为了扰乱社会，而是为了政治改良。他曾对人说：“中国目下所遇之时间太苦，欧洲有意土战争，举洲人士皆注目于其中，不暇顾及东土之事，而付加强邻逼处，乘隙蹈瑕皆在意中事。鄂乱既适起于其时，因应稍失宜，大局真不堪设想。革命党在各国政治上本有此一种人物，无足怪者，惟看政府所施行之政治如何，而政治改良一分，革命党即减少一分。”(33)由此可见，在袁看来，通过政治改良的方式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其次，当袁派人与湖北军政府沟通时，黎元洪、黄兴竟有拥戴袁世凯为大总统之意，这不能不让袁心动。最后，汉口、汉阳大胜后，革命党仍然顽强抵抗，袁世凯担心贸然攻取武昌，即便战胜，难免革命党人转移他省继续活动，搞起游击战，将来局面更难收拾。
第二，兵单饷绌且前线士兵需要休整。
兵单饷绌，一直是袁世凯的心病，虽然已向清廷奏准“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34)，但这远远不够用。为此，袁氏不断要求清廷增兵，其于九月十一日两电内阁，并说“昨在信阳晤荫大臣，据称前敌兵力已疲，非增兵不能进取。今至孝感接冯军统两次来电，谓汉口仍未下，相持数日，非增兵不可云”(35)。饷源同样也是袁氏颇为头疼的事情。因为清政府此时“库空如洗”。尽管北洋军是由袁世凯一手操练的，袁世凯出山也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但由于远赴湖北作战，不熟悉地形，旅途劳累，况且当时天气已渐寒冷，又经过数天战斗，前线将士都已疲惫不堪，需要作短暂休整。针对各要员督促袁世凯进攻武昌，袁不以为然，他认为“大举进攻武汉，必须筹备完善，一鼓歼除，未可猛浪从事。最可虑者，前敌稍挫，军气不振，兵心亦多不固，已详细分条嘱冯军统首先安抚兵心，激劝士气，较筹备尤为紧要。”(36)厌战情绪的出现和蔓延，使袁不得不从长计议。
第三，北洋内部对袁之忠告。
一开始，北洋内部对袁世凯出兵镇压革命问题，就有不同的意见。袁氏幕府一重要人物王锡彤在袁世凯赴前线时，就告诫袁“凡事留有余地”，“袁公颔之”(37)。后来汉口战役获胜后，针对主战派的进攻，其又言：“革命之气已盈海内，若再以兵力蹂之，后患方长。况为袁公计，亦殊不值得。盖专制国之大臣，立不世之奇功，结果只有两路可走，一为岳武穆身死而国危，一为曹孟德风利不得泊也。此二者，非君杀臣，则臣弑君，将何以处袁公乎？”(38)当时孙宝琦亦电告袁世凯：“战事得手，深为忭庆，初九(十月三十日)，下诏罪己，朝廷实有息事宁人之意，不视革党为大敌。为公计，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似宜一面备战，一面迅遣干员，往见黎元洪，与开谈判，凡要求各件许为代陈，公负全国责任，宜相机早决，免致全国扰攘，渔人得利。仗公威望，革党必降心相从，长江息战，然后专力扫荡西路，早日肃清。拙见祈采纳。”(39)北洋集团内部意见，况且是于己的忠告，袁氏自然顺水推舟。
第四，外部因素的影响。
武昌起义爆发后，西方列强关心的是自己在华政治经济利益，它们害怕由于革命而深受影响。为此曾多次向清廷和南方革命党施压，外交团多次向南北双方发出严厉照会，特别是关于清军在汉口焚杀事件发生后。他们向清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谓“军官前在汉口焚杀商民，已为各国认为有背人道，今又有太原江宁各官军之任意屠戮平民，波及外人财产之事，请即查清答复办法，否则再有如此野蛮举动，各国即分派军队来华相机行事，以卫侨民而保权利”(40)。国内如果继续战争，外国干涉的危险无疑就会加大，这是悬在袁氏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再说，西方列强尽管表面上“严守中立”，实际则渴望南北和平解决，并多次透露愿意牵线南北的意思。袁世凯自然不能不顾及他们的建议，当袁世凯采取“妥协辅之以武力”政策时，便遭到顽固势力的强烈质疑。于是，其就把西方列强的调停当做挡箭牌，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当时，陈夔龙就不满袁氏此举，非常愤怒地急电袁氏说：“所谓调和者，两方居同等地位，使各有开议资格。现今革党皆我臣民，作乱犯上，自取屠戮之戚。我军已得汉阳，与武昌仅一江之隔，党人已闻风丧胆，汉江沿岸，船只何止千艘，顷刻即可飞渡。武昌若复，中外人心大定，沿江下游各省亦得所屏蔽，不至望风而靡。”袁世凯一时无话可说，但云：“既经英使调处，不宜径行用兵。”(41)结果，陈夔龙自然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生闷气。
第五，为了稳固京师。
尽管前线军事着着进步，可北方危机重重。陕西、山西局势日趋不稳，严重威胁京师的安全。袁世凯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后方，集中精力稳定京师。其回京后，就立即任命张锡銮为新的山西巡抚，并与革命军开始谈判；对陕西的革命党也进行了一系列布置，软化了革命党人，使动摇的北方局势一时恢复好转。袁氏认为只有巩固京师，才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南方的革命，否则将前功尽弃。因为后院起火是件不好处理的事情，吴禄贞事件的发生，尽管没有造成实际影响，但袁氏心中肯定捏了一把汗。回京筹划，也表明袁世凯急进的军事手段告一段落。应该说，袁氏此举既是南北双方斗争的需要，又为袁世凯政治解决南北问题创造了条件。有人对袁氏的做法给以很高的评价：“项城以上游未易骤平，建议先固秦、晋、齐、豫之防，以安京师根本之地，然后以次勘定南方。万一南乱难平，犹可画江而守。虚内而争外，根本一摇，大事去矣。自是老成谋国之识。”(42)
此外，清室的意向也影响着袁世凯的决策。其实，清室一直以来都主张和平解决南方的革命党，这似乎并未被人们关注。我们从当时其所发布的谕告来看，并没有不剿灭革命党誓不罢休之类的语言。汉口得手后，袁世凯之所以“令前敌暂停进，一面出示晓谕招抚，令鄂员作书，雇洋人往武昌向黎逆宣布圣德，劝解投顺”，是因为袁氏奉“初九日恩旨四件”行事(43)。
袁氏“妥协辅之以武力”政策的最大体现即是力主南北议和。但议和并非无任何条件，无任何原则，而是以保全中国为前提与核心。其曾多次表露此意，“此次媾和须以保全国家为基础，若磋议妥善并不致破坏大局，如有为提议破坏者，则无论其旨趣如何予一律驳斥”(44)。“余以国家为前提，如有甘心破坏国家，不顾大局，无论谁，余当武力相见，决不稍容”(45)。由此可以看出，那种认为袁世凯只为权力，无视国家安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丁健，历史学博士，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注释：
(25)《钦差大臣湖广总督袁世凯致内阁请代奏电》(宣统三年九月初七日)，方裕谨选编：《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26)《张人骏复袁世凯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亥发)，徐艺圃选编：《两江总督张人骏辛亥电档选辑》，《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27)《恒龄、连魁、松鹤致袁世凯书》(1911年11月)，杜永镇辑：《武昌起义期间各处致袁世凯的函电及探报》，《中国历史文物》1979年第1期。
(28)《湖广总督袁世凯致内阁电》(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方裕谨：《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29)《朱尔典致格雷电》，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02页。
(30)《袁世凯之前途》，《申报》，1911年10月29日，第1张第3版。
(31)《陈夔龙致袁世凯书》(1911年11月19日)，杜永镇辑：《武昌起义期间各处致袁世凯的函电及探报》，《中国历史文物》1979年第1期。
(32)《袁世凯致清内阁请代奏电》(八月二十八日)，《闵而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33)《袁项城洞知事变》，《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七)。
(34)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第1579～1580页。
(35)《钦差大臣湖广总督袁世凯致内阁等电》(宣统三年九月十一日)，方裕谨：《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36)《湖广总督袁世凯致内阁电》(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方裕谨：《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37)(38)王锡彤：《辛亥记事》，《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18、520页。
(39)《孙宝琦致袁世凯电》(九月十二日)，《闵而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40)《外交团照会之严厉》，《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初三日，(七)。
(41)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317页。
(42)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56页。
(43)《袁世凯致清内阁请代奏电》(九月十三日)，《闵而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44)《袁项城之时局谈》，《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二)。
(45)《袁内阁最近之国事谈》，《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一日，(七)。
丁健，《史学月刊》201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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