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轻易得出民主共和一定胜于君主立宪的结论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民众视野里的袁世凯（下）

　　三 “对于共和也亦若即若离忽远忽近”

　　袁氏对民主共和态度的矛盾和最终转向，是其“妥协辅之以武力”政策的继续。如果说“妥协辅之以武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南北和谈以及拖延时日，那么“对于共和也亦若即若离忽远忽近”(46)，则是为了寻求问题的彻底解决。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后者已经触及南北问题分歧的根本。其实，这一时期，也是袁氏心态极其复杂的时期，左右为难，小心谨慎，其主要关注两个目标：一个是诸亲贵，一个是西方列强的态度与举动。当时外国驻华公使都为袁世凯担心，害怕万一袁世凯被杀或累倒了，大局不堪设想，且对袁氏艰难应付时局多有述论(47)。袁氏在这一期间对政策的再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初以君主立宪为底线。

　　在袁世凯看来，相对而言，中国更适合君主立宪政体。袁氏出山后也一直奉行以君主立宪为底线。这在其对外宣言中可见一斑，他说：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人民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

　　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

　　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之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

　　余之志愿既如是宏大，必有误解余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击，事非不知之，顾余必不因稍受波折，遂更变余最高应尽之职。盖余之作为盖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计也(48)。

　　虽然此取自当时的《盛京时报》，但从袁氏出山后的举动来看，似属可信。其实这也与袁氏清末以来的思想一脉相承，袁世凯并不属于那种泥古不化，盲目守旧之流，其一直都以开明务实著称，是一渐进主义者，君主立宪制度也是其一贯支持和赞成的。

　　第二，继以君主民主可商量。

　　君主民主可商的态度，是袁世凯想充分了解舆论动向的重要体现，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袁世凯渔翁得利的重要阶段。在此，他一面利用清室压制革命党人，一面以革命党要挟清室。当然，袁氏之所以如此，是以当时的现实情势为基础的。

　　首先，自从唐绍仪默认共和事件发生后，北方越来越多的人对袁氏表示不满，有的甚至要袁世凯“召回议和唐、杨二全权，坐以通匪卖国罪，立斩西市”(49)。满族宗室也蠢蠢欲动，“自到达北京以来，袁遭到了召请他来相助的皇室的猜疑和持续不断的仇恨，据说这种仇恨甚至发展到危及他生命安全的境地。如果说一些年轻的亲王好像还顺从于他，那众多的满人却丝毫未减对他的敌意”(50)。处理不好，他们将来以勤王为旗号乘机复辟也未可知。

　　其次，北洋内部对民主共和态度不一，揣摸不透袁世凯意旨和心思的大有人在，由于受当时舆论的强势影响，倾向共和则是有一逐渐的过程。袁世凯即便有赞同之意，也不能轻易流露，因为其先前的政治主张一直是坚持君主立宪为底线的，遽然转变，至少也要有合适的理由和借口。只有慢慢来，等等看。虽说此时的袁世凯隐约认识到维持清朝已不可能，但为了顺利解决南北问题，清室仍是其拉拢的对象，因为在一些问题上，形式上的清室依然可以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比如说控制旗人的妄动，发布全国性的命令等等。

　　再次，袁氏如果固执己见，就有诸多现实的困难。一方面“言和则词说已穷”，一方面“言战则饷械两绌”(51)。他认为：“若激励将士，勉强以战，财赋省份全数沦陷，行政经费茫如捕风，讨军实饷源何出？惟鲁惟豫，满目疮痍，地方素瘠，就地筹款为势所难，常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倘大局至此，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辽东已为强邻所虎视，库伦早有背顺之萌芽，悉所币赋力一战，未尝不能收复一二行省。然而彼众若狂，醉心民主，兵力所能平定者土地，所不能平定者人心，人心涣散如决江河，已莫能御，爵禄已不足以怀，刀兵莫知所畏。”(52)处此境遇之下，如果一战，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最后，西方列强对待政体的态度也影响着袁氏之判断。起初，他们的态度并不一致，左右摇摆。日俄英认为中国适合君主立宪政体，而美法却说民主共和也不错。由于袁氏心理渴望列强对其政权的承认，自然对他们的态度不敢漠然视之。

　　正因如此，时人曾对其有这样的评论：“袁世凯亦人耳，而我全国四万万人竟无一人能揣测其用意之所在者，此亦奇闻之事矣。将谓拥护专制耶，自停战以来似有赞助共和之意；将谓赞同南军耶，则通饬军队之电似又为抵抗北伐之备。”(53)以此来评价实行民主君主可商策略时期之袁氏，无疑是恰当的。

　　后来，我们总是嫌袁世凯赞同共和太慢，况且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不要忘了袁世凯是受当时政治思想条件制约的，他并不能脱俗，政治要讲稳妥，不是心血来潮，更不能轻易实验。因为其影响面之深之大之巨，无法估量，稍有不慎，将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现在看来，我们也不能轻易得出民主共和制度就一定胜于君主立宪制度的结论，其实一种政治制度优劣的最大衡量标准是看其政府的有效程度，而不在于其形式(54)。

　　第三，赞同民主共和。

　　应该说，袁氏之赞同民主共和，并不是由衷的(55)，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又不得不为之。

　　首先，革命党人的毫不妥协。南北和谈的过程中，袁氏叮嘱唐绍仪坚持以君主立宪政体为底线，但和谈很难进展下去，结果唐绍仪有附从共和之意。尽管袁氏撤销了其代表职权，革命党人也并未因此而软化，仍是坚持民主共和。再说，民主共和确已形成一股很强的社会潮流，是袁世凯无法改变得了的，逆之更难。

　　其次，社会上一时反清呼声很高，劝袁之声也不绝于耳。熊希龄罗列清室已失君主之资格，劝袁世凯不要固守王朝之道。他说：“连日阅报，和议相持，势将决裂，大局之危不堪设想，在公左右为难，具有苦衷，然人心所趋大势所在，万不能再有君主立宪之理。征之事实，约有三端：一是满室对祖宗发祥地东三省，危亡在即，尚不见爱，更何爱于全国；二是满室所最密切者无如满蒙各旗之人，筹划八旗生计，结果敷衍塞责，满室对于满蒙同族尚不见爱，更何爱于汉人；三是武昌起义后满室最信任的亲贵，首先提取大清银行存款，市面因而动摇，满室对于亲贵官吏尚不能得其信用，更何信用于今日之一般人民。以上三项事实征之，满室已失君主之资格，不能再临臣民之上。”(56)当时的驻外公使也都语气极其强硬劝清帝“禅让”，当时“驻美钦使张荫棠，驻英钦使刘玉麟，驻俄钦使陆征祥，驻德钦使梁城，驻日本钦使汪大燮等联衔奏请皇帝法尧舜逊位，建设共和民国，情词极切，昨日已由内阁代递，并闻电中有过一周尚无确答即全体辞职”(57)。岑春煊、张謇等也都劝袁顺应时势，赞同共和，不要与人们的期望相悖离(58)。

　　此外，非理性因素的频繁出现，使袁不得不当机立断。当时国内再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特别是南方不了解和谈内情的中下级军官，一直呼吁北伐；当然北方不了解内情的军官也作出强硬应对的响应，南北真战起来，想喊停都难。极具狭隘观念的人还喊“南北分治”，各省都督争权夺利思想严重，一个省甚至出现四五个都督。对此，当时外国人心里都捏一把汗，他们认为“分立主义倾向，和各省狭隘的地方主义几乎不可避免地将使中国四分五裂”(59)。京师暗杀活动防不胜防，特别是炸毙良弼的那次，更让袁世凯心有余悸。

　　显然，袁氏最终赞同民主共和政体，是遵从舆论，顺应历史潮流的重要体现。可是袁世凯本人究竟是如何认识这段历史的，却很值得我们思考。他在《致各督抚电》中说得很清楚：

　　世凯卧病三年，无志问世，朝旨敦促，迭辞弗获，自督师洎入朝，抱定君主立宪宗旨。乃大势推迁，内外牵逼，东南区域既皆瓦解，西北各省时复响应，资政院及各谘议局并商学各界均主不以兵力平乱；又库储奇绌，借款为难，械不能购，兵不能增，以致汉口复而海军继变，汉阳克而南京旋失；江海之权亡，财赋之源绝，虽设法激励将士，取消山东独立，规复山西省垣，力保陕洛，收抚大同一带，免为支撑，北方赖以粗安。而潮流剧烈，到处灌输，民党散布京津，时谋举动，土匪又所在蜂起，分兵布置，防不胜防。重以六国调停，以尊重人道，息战和商为请，不得已始有代表讨论之行，继有公决国体之诏，磋商多日，迄无成议，迁延愈久，险象环生，外人以商务赔款，时有责言，会匪土匪焚掠淫杀，均以大局未定，难於剿办。近则库伦、伊犁、呼伦各处纷告独立，西藏变动屡现，内多糜烂之患，外动干戈之机。民军时复分道北攻，齐豫则警报频来，徐颍又援师莫继，兵饷多方凑发，异常竭蹶，年内非有百万不克度岁，而军心摇动，政见变迁，若再相持，转瞬春融冰泮，民军北来，欲战不能，欲和不及，非但生灵涂炭，必至京师震惊。何以安宫廷而保陵庙？何以全皇族而活旗民？世凯遭此困难，祈死不得，求去不允，与惟德等私忧窃叹，辄至相向泣下。近者各国驻使，各埠商团，各处议会，各路军队，各省督抚纷纷来电，咸谓人心趋向共和，断难逆遏，事机危迫，呼吸存亡，与其为城下盟，后祸不堪设想，何如恩出自上，早日宣布共和，俾君上不失尊荣，国民乐为酬报，并责以不应以两宫及北方生命财产为孤注，侥幸一战，不虑万全。慈宫亲贵鉴观大势，默察舆情，迭次召集会议，均主万无可战之理。世凯等复屡荷慈谕谆谆以保全宗庙、寝陵及安全，两宫相训勉并谓万不可激成种族之惨祸。闻命惴栗惧莫能副，心力既竭计无复之，只得以国家为前提，以安上全下为目的，以多数舆论为从违。当奉懿旨与民军先商优礼皇室，暨待遇满蒙回藏等条件，此实朝廷两害取轻，万不得已之苦衷，果能双方同意和平解决，皇室既可永享尊荣为前代所未有，而满蒙回藏世爵各旗俸饷均可照旧，不致停废，以视决裂之后受祸不测者，其安危苦乐殆不可同年而语，磋商数四，朝廷比较厉害斟酌定议，遂有今日之局。(60)

　　由此可见，袁世凯所论远不同于我们当下主流史学观念的认知，而论史者与历史的亲历者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何以有如此大之差异，这也许正是历史研究的深奥之处。袁世凯时代早已过去，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审视这段历史，并非就意味着为袁世凯翻案，为专制招魂。袁世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能以坊间流行的观念为真，要以充分的翔实的史料为据。有必要指出，尽管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期间曾赞同过民主共和，促进了辛亥和局的出现，但遗憾的是，他不能善始善终，后来却走向了民主共和的反面，搞起帝制自为，所以终为人民所唾弃。但我们不能因为袁世凯后来的帝制自为，便否定其在辛亥革命期间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总之，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之袁世凯还远未能盖棺论定，拙文从民众认知的角度立论，由于视野所囿，还难以准确地触摸到历史的真相。客观、历史地还原袁世凯，仍需我们做进一步努力。

　　注释：

　　(46)《清谈》，《申报》，1912年1月28日，第3版。

　　(47)在此不再赘述，相关内容请参见：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等。

　　(48)《袁内阁之政见》，《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一)。

　　(49)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67页。

　　(50)法国陆军部档案，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5页。

　　(51)赵增越选编《宣统三年清皇室退位档案》，《历史档案》2011年第3期，第33页。

　　(52)《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申报》，1912年1月30日，第3版。

　　(53)《清谈》，《申报》，1912年2月11日，第3版。

　　(54)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页。

　　(55)马勇先生曾指出，袁世凯是一“有限的共和主义者”，理解之相当深刻。相关论述请参见前揭文。

　　(56)《熊希龄等致袁内阁电》，《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三日，(一)。

　　(57)《驻外公使电请共和》，《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七)。

　　(58)赵增越选编《宣统三年清皇室退位档案》，《历史档案》2011年第3期，第34～35页。

　　(59)法国外交部档案，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第249页。

　　(60)《致各督抚电》，《临时公报》，通告，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作者简介：丁健，历史学博士，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丁健，《史学月刊》201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