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民众视野里的袁世凯（上）
内容提要：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态度因时而变，尽管应诏即起，但是在督师前线问题上，却是“不行不止，亦行亦止”，一时在社会上引起诸多猜疑，其实背后却是在运筹帷幄，积极准备；汉口、汉阳战役胜利后，袁世凯及时调整战略，实行妥协辅之以武力，力主南北和谈；但到政体选择的关键节点，又多少有些犹豫，而随着舆论的导向，局势的发展，最终赞同民主共和，顺应了时代潮流。
目前学界对辛亥革命中袁世凯的研究，有的夸大其能力，有的丑化其行为，唾骂者多，同情者少，持论并非公允。本文充分梳理当时的档案材料，转换研究视角，多以民众(这里指一般士绅和一般官员)认知为切入点，拟重新诠释袁世凯。其实，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并非如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不愿出山，相反出山的态度十分坚决，并做了相当的谋划，其中军事谋划是重中之重；出山后不是一意孤行地镇压革命党，而是随着时势的发展及时调整战略，由主战转为主和；在政治态度上，袁世凯也能顺应时代潮流，最终赞同民主共和，使辛亥革命达到一接近共赢的结局①。笔者才疏学浅，是否达到预期目的，还需方家指正。
一 “不行不止，亦行亦止”
以往关于袁世凯复出问题的研究，由于采用的多是当时的报纸舆论，原始的档案材料不多，所以离事实的真相还有一段距离，如今随着档案材料的不断公布和出版，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日渐成熟②。实际上，武昌起义后，面对清廷重新起用的诏书，袁世凯并没有推诿，而是“应诏即起”③。袁世凯在复张镇芳信中就明确指出：“此次变起仓猝，武、汉已失，承泽手书交斗瞻送彰，传述当扆语，意极恳挚，兄断不能辞。”④并对清室信誓旦旦，“制胜不敢诩操胜券，但有报国一日，断不至有北犯之虑。惟祝京师镇静，根本稳固，无论外省如何变乱，均尚可图也”⑤。袁氏之“忠心”耿耿可见一斑。
其实，北洋集团内部在袁出山一事上，确有争议，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袁克定、王锡彤、杨度等，劝袁不必应命。关于此事，曾为庆袁世凯寿滞留未走的王锡彤有深刻的印象，他说：“二十一日，闻武昌有乱事，人心皇皇然，群以为袁公必将起用。二十二日，果有督鄂消息，因力劝其不必应命。二十三日，庆王派阮斗瞻(阮中枢)来劝驾，袁公谢恩折上矣。惟余与云台(袁克定)主张不应清廷之命，因更进迭劝。杨皙子度与斗瞻同来，其主张与余与云台同。皙子言，革命初起，袁公督师，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无希望。余以为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一派为赵秉钧、张锡銮等，主张应命而起，赵并进京为袁张罗一切，特别是维持京师治安方面，更是立下汗马功劳。倪嗣冲、张一麐等却更离谱，竟劝袁乘机称帝。面对此景，袁世凯力排众议，并打出“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⑥的口号。
袁世凯的这个决定使得北洋内部变得逐渐团结，它不仅是袁氏在没有充分掌握政府与革命党之间斗争内幕情况下的当机立断，也是其本能的反应。旧时的官民关系由此也可见一斑。袁世凯此种表态，在当时的情况下，为其以后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首先，统一了内部思想，增强了内部凝聚力；其次，有利于打消清廷对其的疑忌，得到清廷的信任。因为袁世凯起用时清廷内部意见并非一致，当时载涛就有督师前线的打算，但由于其没有军事阅历，被载沣、奕劻阻止⑦。再说从武昌起义到下诏起用袁是有一段时间，如果一开始就信任袁氏的话，便没有必要往后拖的道理。最后，有利于联络各省督抚，当时各省督抚忠清的仍占多数，同时也能获得忠清官僚的好感。
当然，袁氏之所以勇于出山，并表现出与革命党势不两立的态度，是因为：第一，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在当时价值导向上，忠君仍是主流观念，再说袁世凯世代仕清，其不愿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后来形势发展得太快，相比之下，袁氏此种思想便显得落后和陈旧了，这是后话。袁世凯不能一开始就做将来的事，我们也不能苛求他，那是时代的局限，处此境地的人远未有后来论史者超脱。第二，如果袁世凯不出山，恰恰正证明了袁的小气，他也有可能落为不敢出山的笑柄，一直做事精明的袁氏此时岂能糊涂！第三，袁世凯再起，对袁世凯和其家族来说，仍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尽管三年前的旧景历历在目，或存有几多伤感，但如今价值又重新得到了体现。朝廷呼之愈急愈切，却能说明袁世凯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影响之大。
有必要指出，袁世凯出山的时间，与督师前线的时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把袁世凯迟迟未赴前线督师误为不愿出山的表现。而这却是我们常常忽视的地方。
但是，从袁世凯接诏即起，到九月初九(阴历)袁世凯动身督师前线，将近二十天。这二十天里，袁氏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即是“不行不止，亦行亦止”。看似消极应对，其实背后却是积极筹划。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反映了袁世凯复杂的心态。即不得不小心从事，静观时变，等待时机。一方面要取信于清室，一方面需应对革命党，取信清室就得赶赴前线，即“行”，应对革命党就要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要“止”，但是，对二者又不能操之过急，结果便留给人们“不行不止，亦行亦止”的印象。
当时的舆论就指出：“袁项城既起用矣，应诏出山，力疾从戎，亦既许身报国矣，然终迟迟其行而不为剑，屡呈者何也？是岂以名将之裔而犹有惧敌之思与(欤)；或深悉其事不易遽平，而又有畏难之意与(欤)；或以国家急而用我，事平之后难免摈斥，故预怀鸟尽弓藏之感与(欤)；抑深见夫兵权之不划一，兵自为战，将自为谋，义不相属，终归于无成与(欤)。以上种种之心理何是何非，未敢解决，惟最后一说，差为得之。今日项城之所以不行不止，亦行亦止，於用行之时，而预定舍藏之约者，无他焉，以兵权之不划一也，兵权之不划一，则师出必至于无功，将使身败名裂，为天下笑，此项城之所以阴怀退志也。”⑧事实也正如此，深谙军事之道的袁世凯，知前线督师并非一般之举，否则将“师出必至于无功，将使身败名裂，为天下笑”。为此，必须进行一番布置筹划。
第一，等待清廷赋予前线统一之事权。
尽管袁世凯还是“忠心耿耿”，但对清廷决策其掌握前线便宜行事大权毫无把握。这种心情在他复张镇芳信中即有流露：“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并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等语。此项节略，已交斗瞻带京面呈承泽。如各事照办，兄自当力疾一行。”⑨当时，两江总督张人骏催促袁“武昌居天下上游，自古用兵所必争之地。今以勘乱属公，是朝廷为天下大局计，非为一时一省计，郭令公之平怀恩何让古贤！深盼速驾”⑩。袁世凯依然提及此一问题，他说：“鄂兵全变，各路零星援兵绝少，急切难到。部军皆有专帅，讵易会调。凯现赴鄂，无地驻足，亦无兵节制，用何剿抚？”(11)袁氏此时焦急等待的心情，亦委婉地通过各大员向朝廷传达，张镇芳、宝棻、张人骏、盛宣怀等，都为清廷赋予袁氏前线统一指挥大权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形势的日趋紧张，再加上这些大员的煽动，清廷不断对袁加官晋爵。有人认为“此时的他，不仅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人，恐怕也是有清以来权力最大的汉臣了”(12)。这一点儿不假。
第二，调集得力干将和索饷。
维系军心没有得力的将领肯定不行。袁世凯深知这一点，在这20天内，大力奏调北洋干将，为其前线取得胜利奠定条件。他曾电奏内阁：
惟事体重大，头绪纷繁，必须藉策群力，方可免丛脞贻误。查有卸署江北提督、开缺副都统王士珍，公忠纯笃，久历戎行，素为将士所钦服。现在正定府养病，业渐痊可，拟请旨饬令王士珍襄办军务，所有增募新军、布置后路各事，即移委该员经理，以便凯付托得人，早日南下。又军谘府正使、副都统冯国璋，饶有识略，详明谙练，从凯治兵甚久。拟请饬令迅速来彰，筹商一切，并同凯南下，协商布置。闻该员将编集第二军，但此时匪情尚未深悉，备援不妨先定，而调拨不必甚急，俟凯抵前敌查看情形，会商先布守堵，探明匪情，再妥筹大举进攻，奏明办理。如必须第二军往助，再令冯国璋迅回带往，或令该管统制带往战地，近处编合成军，官军人数，原不甚众，宜合一路进行，似不必分途纾道，调度为难。再有副都统衔、开缺奉天度支使张锡銮，文武兼资，吏治营务均极谙熟；已革黑龙江民政使倪嗣冲，直隶候补道段芝贵，均奋勇善战，晓畅戎机；山东军事参议官陆锦，精明勤饬，武备学优；直隶补用副将张士钰，直隶候补知府袁乃宽，久任兵备，结实可靠；拟均调偕凯驰往前敌委用差遣。俟各该员抵彰后，筹商布署，即力疾就道。闻第四镇统制吴凤岭业经销假，该员在镇最久，果敢有为，请饬下该统制迅赴前敌，以专责成(13)。
当然，这些将才仅是袁氏召集之一部分。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在战争期间，没有粮饷是万万不能的。因而他“仰恳饬下度支部速拨款四百万两，以备拨支”(14)。由于粮饷准备尚未周齐，面对诸多催促，袁氏只得自己开脱“凯待明后日饷到，准初七日力疾就道，先至信阳州，稍微布置，与荫大巨接洽后，即赴前敌”(15)。因为只有准备充分，饷源厚实，才有言胜的可能。
第三，调用熟悉外交的人才，打开外交关系。
袁世凯纵横驰骋清末十几年，深知外交之重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最困难之问题为外交。近年中国政府外交上无一定之方针，故外人对于中国之信用及感情上颇为薄弱”(16)。为此，一方面，直接上奏调集外交人才。他在致内阁电中就指出，“汉口商务最盛，华洋杂处，各国官商兵船麇集于此，现以该埠作为战地，必须处处留意，与外人随时接洽，以免横生枝节。查有海军参领蔡廷干、降调奉天劝业道黄开文，饶有胆略，才具宏通。拟请调往随营差遣，以资得力”(17)。另一方面，利用中央大员向清政府提议。他在致盛宣怀信中就抱怨：“各国中立，是以我之逆匪作为友邦，安有此理？汉口洋人惧祸及，或可以自保计，他处断不能一律，惜崧生(梁敦彦，时为外务部大臣，称病不出)不回，少川(唐绍仪)未必肯出，外交无大手笔，嗣后枝节必甚多，如设法使少川出山，各国事当可顺手，但不易耳。公意如何？”(18)袁世凯此时向盛宣怀致电，这看似不动声色的询问、抱怨、商量，其实，目的很明确：尽快帮忙重新起用唐绍仪，以打开外交局面。结果唐绍仪顺利复出。
第四，积极赈灾，安抚民众，理顺与各督抚之间的关系。
辛亥年是多事之年。年初，革命党起义全国轰动，不久四川路事件出现；连日阴雨使长江流域遭灾，饥民遍野，“江苏、浙江、安徽、湖南凡有水灾凶荒等处，闹饥荒抢米，书不胜书”(19)。如果处理不当，他们就会倒向革命党一方。为了应对长江流域的灾情，袁世凯不但主动向中央请示赈灾，还派员到地方宣抚，并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以安抚民心。不仅如此，为了前线军事进展顺利，还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与地方督抚的联系，或获得及时情报，或要求采购军用物资(20)，或要求派兵协助(21)，或要求支援武器(22)。各省督抚对袁世凯的要求也尽量给以满足。袁世凯在致内阁电中就曾提及“受命以来，凡各省督抚有来以军务询商者，无不悉心赞画。遇有所见，亦分别抒达，听其采择。现值军情万紧，各督抚均有地方之责，必须优予事权，以专责成。世凯只可遇事赞佐，断不敢轻掣其肘，但期诸疆吏和衷共济，相勉忠贞，或可挽救危局”(23)。由此可见，袁世凯之所以能短时间内布置得法，显然与各省督抚的协调帮助分不开。
此外，袁世凯还积极收集各地的情报，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多次“密令心腹分途至京沪密告两面军情”(24)。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
总之，事无巨细，有关前线的一切都需要袁世凯布置和筹划，清政府又不得不倚靠他，所以军事指挥大权全部畀袁。我们以往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总习惯地认为，是袁世凯步步紧逼，向清政府施压要权，处此危机之下，清政府自然不得不顺从其意。如今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发现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袁世凯权力的日增并非是袁世凯故意向清廷施加压力的表现，而是清廷为了挽救危机且对袁世凯不断信任的结果。但正是袁世凯这种“不行不止，亦行亦止”的行为，增加了人们对其的猜疑。但研史者不能把这种社会上的猜疑和传闻，作为论史的依据。（未完待续）
注释：
①有不少较为客观的评价，其主要著作有：季云飞：《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廖一中：《袁世凯被推举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原因》，《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侯宜杰：《如何评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向季云飞先生请教》，《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姜新：《重评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郭剑林：《关于袁世凯评价的几个问题》，《河北学刊》1994年第6期；马勇：《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学术界》2004年第2期；刘路生：《袁世凯辛亥复出条件考》，《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谢俊美：《袁世凯成败简论》，《历史教学》2004年第10期；张华腾：《对立中的统一：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北洋集团关系述论》，《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夏斯云：《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拥袁反清策略新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丁健：《辛亥袁世凯再起述论》，《历史档案》2010年第2期；丁健、马丽：《辛亥南北议和中袁世凯处境的两难》，《井冈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等。
②刘路生先生已对袁世凯复出条件进行过详细的考释，且对传统的“六条件说”提出质疑，以大量事实为据提出八条件说。令人信服。请参见前揭文。
③《盛宣怀致载泽电》，陈旭麓等著《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5～217页。
④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第1579～1580页。
⑤《致内阁电宣统三年九月初五日》，《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26～327页。
⑥王锡彤：《辛亥记事》，《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17页。
⑦“要闻一”，《申报》，1911年10月24日，第1张第5版。
⑧《论鄂中之兵权不一》，《申报》，1911年10月30日，第1张第2版。
⑨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第1579～1580页。
⑩《张人骏致宝棻送袁世凯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午发)，徐艺圃选编《两江总督张人骏辛亥电档选辑》，《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11)《袁世凯致张人骏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徐艺圃选编《两江总督张人骏辛亥电档选辑》，《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12)颜惠庆：《颜惠庆自传——一个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3页。
(13)《袁世凯致清内阁请代奏电八月二十九日(10月20日)》，卞孝萱辑《闵而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14)《袁世凯致清内阁请代奏电八月二十八日(10月19日)》，卞孝萱辑《闵而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15)《湖广总督袁世凯致内阁请代奏电》，方裕谨选编：《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16)《袁内阁平乱之政策》，《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初六日，(七)。
(17)《湖广总督袁世凯致内阁请代奏电》(宣统三年九月初一日)，方裕谨选编《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18)陈旭麓等著：《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8页。
(19)《论今日乱机之多》，《申报》，1911年9月24日，第1张第3版。
(20)袁世凯为解决驻鄂师舰及鄂兵船缺米、煤等军用物资，曾要求清廷“饬由两江、江西委员筹办”。清廷毫不含糊，立即应允“著张人骏、冯汝骙饬令上海、九江两道迅速筹办接济，勿稍贻误。”此外，袁世凯还要求河南巡抚宝棻、山东巡抚孙宝琦采购麦面。见《宣统政纪》卷62，《清实录》第60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29、1134、1158页。
(21)袁世凯曾多次要求第二军南下，第二军组成包括陆军第五镇暨混成第五协、混成第三十九协。主要牵涉山东、奉天、直隶等省，其时山东巡抚孙宝琦、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直隶总督陈夔龙应允拔队开往前线，但由于后来形势有变，第二军实未形成。见《宣统政纪》卷62，《清实录》第60册，第1101页。
(22)《宣统政纪》卷62，《清实录》第60册，第1129、1138页。当时袁世凯曾多次电奏清廷要求各地协助枪炮，先是向张人骏要江宁新军管退炮三十六尊及全数子弹，又要东三省、直隶协拨快枪及子弹：“现召募军队，需用枪炮甚多，东三省协拨快枪五千杆，直隶省协拨快枪三千杆，实不敷用。现闻奉省尚存有八十八年式枪四万杆，请饬该督迅速借拨一万杆，每杆子弹一千粒，直隶总督仍借拨快枪三千杆，每杆子弹一千粒，并请饬直东两省协拨快炮五十四尊，以备应用。”清廷立即准许袁之要求：“著赵尔巽、陈夔龙按照所奏迅速如数协拨。”
(23)《总理大臣袁世凯致内阁电(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方裕谨选编《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24)野史氏编辑：《袁世凯轶事续录》卷1，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第34～35页。
作者简介：丁健，历史学博士，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丁健，《史学月刊》201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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